一、不合格的领导人

看了悼念胡耀邦的官方悼词及海内外互联网追悼的各种文章，获知官方推祟他的其中三项功绩是：平反冤案错案、提倡思想解放及不遗余力的进行改革。对这三项功绩，民间的解读是：他给为许多老干部平了反，解放出来工作，却成为赶他下台的主力；他提倡解放思想太卖力，过了头，被轰作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最终成为被赶下台的口实；被用做改革的急先锋，却天真的以为自己真的就是“总书记”，竟想请老板下台；其憨罕见。

悼念胡耀邦的人们，举了很多例子，说他的作风如何民主，思想如何开放，怎样保护了自由知识分子，平反了多少冤案，待人如何真诚不设防，义不顾后，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等等，人们尽可能多的使用了各种褒溢之词，为他戴上了五颜六色的桂冠，却显得彼此矛盾、不和协，杂乱无章。

从诸多的故事中，人们得到概念是：胡先生可能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但绝对不是一个成熟政治家，合格的国家领导人。他不具备一个政治家的智慧、素质，政治家的敏锐嗅觉，魄力、魅力，甚至不具备起码的政治技俩。引用原科技日报副总编辑孙长江和原社科院研究员张显扬两位的评价：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看法是过于纯真了。事实是，邓小平选择了他，扶上马的“总书记”，得来全不费功夫，政治家的水平无从谈起。

从那一时期过来的人们，都依稀记得胡耀邦在诸多的场合言论的大胆超前，讲话中矛盾错漏，随机、任意，这些反映出其思想上混乱，与社会情势的不和协，理论的匮乏。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胡耀邦宣称，共产主义的真理，就象站在泰山中天门就知道玉皇顶一定在上面一样，确凿无疑。这等牵强的论证和荒谬的逻辑，显示出其理论水平的低下和宣传鼓动能力的拙劣。胡耀邦的种种“表演”，甚至为人们所轻蔑。记得当时，一幅形象不甚正面的胡高举双手的漫画，公然登载于某画报上，并为各家报纸广为转载。权威电台宣称，这是人民群众对所喜爱的国家领导人的形象的一种前所未有的灰谐的表达方式，引人侧目！关于胡的种种口误、笑话更频频地广泛流传于民间。胡耀邦自己也说：“我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一大把。”总书记的位置危如累卵，下台只是迟早的事；没有人把他当做一回事；或者，他自己也没有把“总书记”当做一回事。

他也没有完整治国理念、章程、目标，不过是以朴素情感、平等、民主、自由，二十几年未见的人性化观念、正直和道德观处理党、国家的事务，未上升到理性阶段，更未形成治国目标，当然也就谈不上为此“牺牲”。与此对应的是，紫阳先生坚持理念，勇于牺牲的精神；同样是柔性抗争，没有目标方向的，结果只能是习惯性的“服从”。一段众所周知的故事是，在几次非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会，几个老朽顾问当面斥责他后，他不作任何努力和辨解，竟考虑辞职，连一点政治斗争的意识都没有，如此懦弱；而会后，竟情绪化地坐在台阶上放声大哭，如丧考妣。一个政治家的理念何在？信念何在？风度、形象又何在？这竟然是中国的头号领导者？

毋须赘言，人民不认同！任凭现在的各类人们怎么去悼，也无法否认胡不合格这个事实。
一个培养接班人的共青团的领导者，自己竟然不是一个合格的接班人？莫大的讽刺！
不是伯乐、能选出千里马么？

二、胡耀邦打开了腐败大门

二十世纪的中国，对毛泽东领导之下的二十六年，尽管有种种的异议，但无疑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三千多年历史中，吏治最为廉洁的时期之一。而这一时期的终结，正是由胡耀邦执政的年代开始的。从此中国进入政坛、官场、社会腐败堕落的阶段，并迅速晋升于全球最腐败的国家行列！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并有国际社会的公正结论。2004年世界各国“贪腐印象指数”调查，中国排名的第71名；2005年全球的“贪腐印象指数”，中国排在第78名。是胡耀邦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放出了腐败这个魔鬼。

奇怪的是，至今仍鲜有人深入探讨腐败的大门是如何打开的问题。当时，面对洪水泛滥一般的腐败现象，人们仅以“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贪污腐败就难以避免”来搪塞（赵紫阳语）。这是一种托辞，（这掩盖了做为总书记胡没有敏锐地抓住方向性的大事，而沉湎于助人施善的平反冤案中）事实上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与贪污腐败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新加坡的社会经济发展就是例证，它的经济发展成就举世注目，它亦成为亚洲乃至世界首屈一指的廉洁国家。

今天的中国，虽然改革开放小有成绩，但是贪污腐败更是突飞猛进，中国已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腐败“大国”，腐败分子更己渗入国家领导层中。而我们的贪污腐败的理论研究却毫无进展，这是令人遗憾的事。因此追根溯源，探讨胡耀邦是怎样打开腐败大门的，无疑有深刻社会意义。

（一）胡是太子党文化的奠基人
毛泽东先生有一句至理名言：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句话浅显易懂，但却意义深刻。这是毛领导共产党几十年经验的总结。曾经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对此当然应该有深刻地理解。这是今天研究中国腐败问题的钥匙。

胡耀邦的干部路线是怎样的呢？
干部路线、干部队伍建设、干部选拔在中国从来就是讳莫如深的不可探究的领域，但是人们依然可以从官方的公开宣传上中找到其在某一时期干部路线的主导因素。
80年代初，胡耀邦上台后，全国刮起了一股选拔、培养领导干部第三梯队的风潮。一批文革后复出的老干部们年事已高，领导层面临交接班问题。就在这个时候，胡耀邦抛出一段“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讲话，公开在全国的电台报刊发表，反复宣传，人人皆知。胡引用的记载，晋平公让大夫祁黄羊荐人，祁黄羊先举荐了仇人，再举荐了自己的儿子，平公问，难道你就不怕别人说闲话吗？……孔子听了这事感慨道：“祁黄羊推荐人才，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真是大公无私啊！”

在这个时间讲这段话，表明在改革开放的方针下，共产党的干部组织路线的新特点：所谓老一辈无产队阶级革命家、高级干部、党组织的领导者可以优先推荐自己的子女或亲属进入未来的领导后备队伍——各级的第三梯队。或者，原先可能确有一整套“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内部计划存在，但是，胡耀邦的讲话则表明已经有了新的计划，开始公开的、堂而皇之地蹬场了，大规模的实施了。高层传言，开国元老的子女，在仕的基本可以升至副部省级以上。后来的事实证明此言不虚。

胡的这段话，人们记的很清楚，一是因为毛泽东去逝后，高层领导无人再公开引古说今，胡是第一人；二是因为他的观点与过往报章、影音、“雄文四卷”所宣传的毛泽东的干部路线、标准简直是南轩北辙。毛的标准是，如果你是高干子弟，你应该比别人吃更多的苦，受更多的考验：二仕晋一，你要让，别人上。

胡的胡言，一下子就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了这是毛的叛逆者的形象。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点上讲这个？经文革锻练过的中国人民心里明白得很！“外举不避仇”是幌子、是虚。邓大人仇必报、疾必除：当时因农村改革而获赵紫阳提拔的国家农委副主任翁某，30来岁，薄熙成举报他写过批邓文章，马上发配到凤阳县，从此消失；老干部、二机部付部长袁成隆，同样原因，被批示“此人不可重用”。“内举不避亲”才是实、是重点，胡耀邦借古说今，是要为新的干部路线鸣锣开道。果然，大批文革中受到冲击或没有受到冲击的高干子弟纷纷涌上台面，成为各级组织的重点培养对象，报纸电台电视的宣传对象，舆论的关注对象。

这种公开的造势，加上干部组织部门一向执行的黑箱式提拔、选拔，官场里高干子弟的简历在八十年代初有了一个跳跃式突变，开始大批冒升：或是火箭式，由普通干部一跃为厅局级；或是直升机型，由基层作起，数月、半年至多一年一个台阶，几乎屁股还没有坐热，又升了；也有所谓政绩型的……林林总总；特点是总有人罩着，东方不亮，西方亮，保升不降。在今天的互联网上随时都可查到这些痕迹。
举例：
刘源简历 1982年后任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副主任、副县长、县长。1985年任郑州市副市长。1988年任河南省副省长。（真顺！）
陈昊苏简历 １９７３年任军事科学院研究员。１９８１年起，历任团中央书记、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等职。（跳高能手！）
邓楠简历 197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物理专业。历任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国家科委政策局副局长，国家科委社会发展司司长。1991年11月，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实习员一跃为副局长！）
胡德平简历 1971年在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工作，1972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任保管副主任、管负责人，1984年在中央整党办公室地方组工作，1986年任中央统战部秘书长、五局局长。（没有证据显示是他爸爸胡耀邦内举的！）
安黎 胡德平妻子，八四年由北京师大普通助教调任厦门市副市长。（跳蚤型）
……
太多了，不胜枚举，军队里就更不用提了，都是胡执政时崛起的。

“内举不避亲” 的成果是非常显著的，三年之后，中国政坛就冒出了一个新的门派----太子党，这是己经位居省部级以上的高干子弟的谓称！社会上开始流传所谓太子党们的消息，国外舆论亦开始关注太子党们的动向。更有以“太子党”为名的专著出版，畅销一时。人们对太子党成员及其仕迹耳熟能详。

这些所谓太子党大多是的扶不起的烂泥，名声臭，人们深恶痛绝。只要是差额选举，或落选或排在榜尾。历次中共中央委员会成员差额选举、省市官员差额选举莫不如是，最后只能在军队或国家各级机关里做“任命官”。而这又加深了他们对干部特权制度的依赖，形成恶性循环。太子党们也深知自己民意太差，极力回避公开投票差额选举，依靠父辈的荫庇，调来调去的任命实现迂回升官。87底北京市中共党第六届代表会，55名市委委员候选人中，陈元成了五名落选者之一。而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陈昊苏和担任北京市旅游局局长的薄熙成，知趣地主动表示不愿出现在差额选举的候选人名单上。

事实上，以这样一条干部组织路线培养出来的太子党，缺乏群众基础，更由于太子党自身的成长中的特权、封建裙带等一系列特性，他们决不可能成为改革开放事业的推动力量，而必然成为社会新的腐败势力。

今天，经过十几年的培养造就，太子党们早己成熟了。数数看，从中央到地方，有多少太子党占据了省部级以上的位置！太子党已成为领导层文化的一部份，毫不夸张地讲，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势力。这就是胡精心培养的结果！他就是太子党文化的奠基人。
今天互联网上流传的种种太子党名单，虽然其中个别有误，但大多数还是可信的。上行下效，各省内，县处一级职位更由省级官员子女姻亲占据了多少！政坛灰潮涌动，这帮人何德何能？国家部委里中轻年干部心里压抑得很。多少年轻有为的干部为了太子党们的升迁做了垫脚石、铺路让路。任人唯亲，还理直气壮，混称“拨乱反正”。多么荒唐！

（二）经济生活中的腐败
在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下，这样一条纵容“裙带关系”的封建腐败的干部路线，迅速贯彻到官商一体化的各级经济机构组织中，出现了权力金钱的交互运动。一个权威性的手说法，为此提供了依据：允许一部分人率先富裕起来。国家权力机构、经济领导机关、国家企业的各级领导，利用权力为亲属、子女谋取职位、商业利益、开方便之门成为普遍现象；“官倒”现象成为商业主流，物资调配权、进出口指标、铁路车皮计划、飞机军舰军车军队特权，一切可以赚钱的权力莫不被利用起来。以高干子弟为代表“官倒”成为社会经济的毒瘤，社会舆论的焦点。当时最出名的当数康华公司，谁人不知？何人不晓！赵大军更是了不得，横行深圳，呼风唤雨。八三年，深圳xx公司的一个业务员掺合进赵的生意里，莫名其妙的倒在了深圳新华宾馆的房间里，枪击而亡，警方查都不敢查。那死者的儿子现在也有二十多岁了，不知他妈怎么向他说事？

另一个典型的事例是：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利用授予的特权办起了中信公司，十几年间，他的儿子荣智健在中信旗下创建成长起来（用“孵化”这个词更恰当）的中信泰富已名扬全国，荣智健本人更成为全国首富。这里边，谁又能说不是上阵“父子兵”呢？这绝对符合“内举不避亲”！虽然胡耀邦是看不到了，但更证明他的这项政策的影响是多么深远。商场就这么乱起来了。

（三）埋下动乱之源
以往民间走个后门，占点便宜还都是遮遮掩掩的；而今风气一变，这都是名正言顺的了。“善良”的耀邦们，也给百姓们留下了“特权之路”：全国各行各业兴起了子女顶替父母接班上岗运动，这是怎样一条路呵！各种各样的“举x不避”亲也登上台来，商店可以卖货不避亲，后门卖紧俏产品；企业招工不避亲，把老婆孩子，七大姑八大姨招进本单位；就连卖肉的也可以举刀不避亲，切好肉瘦肉给亲戚朋友；拉关系走后门成为经营生态。世风愈下，乱民哪！

这种乱况愈演愈烈，胡下了台，也没改变。官场商场都是高干子弟的天下，乌烟瘴气，特权、官倒现象比比皆是。知识分子心中压抑，老百姓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大学生们前途茫然；社会激忿蕴量，种下了后来的“动乱”之源。学生运动的最初矛头正是指向这种自上而下的大面积的公开的腐败现象，获得社会各界广泛附合支持。学生们公开谴责康华、赵大军现象。

三、胡耀邦当诛！

事实表明，胡耀邦的干部路线，实质上是一条任人唯亲的路线，是封建裙带关系的翻版，用“内部”见不得光却又堂而皇之理由是，以革命的血缘宗亲关系为纽带，培养革命接班人，以保证红色政权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胡耀邦公开宣传“内举不避亲”是一种宣誓，向世人表明：国家的领导权可以通过领导者的“内举”转移到下一代，这个特权不容非议。它表明了腐败封建裙带关系已经光明正大地在社会上层建筑、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复活，这必然影响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引发一系列的、大面积的社会腐败现象的产生。

当然，中国之腐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多种因素之中必有一个主导因素，这就是毛泽东所言“干部是决定性的因素”。在高度集中统一的社会体制下，错误腐朽的干部路线，必然秧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许许多多领导层犯罪的现象以及他们走向堕落的成长过程正说明了这一点。从国家领导层的更新方式的“异数”，到广泛发生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贪腐败现象，人们很容易得出腐败从干部队伍建设开始这个结论。这就是当代中国社会走向腐败堕落的根本之源。作为总书记，胡耀邦是要对此负总责的。

不能否认胡耀邦为改革开放做了一点呼吁鼓动宣传，亦不否认他的个人的廉洁、公正，或者人品高尚、古今道德典范，某些人更对他的大恩大德感怀至深；但是，无可辨驳的事实是：胡耀邦正是腐败的干部组织路线的倡导者、执行人，正是他打开了腐败的潘多拉盒子，放出妖魔横行中国。历史可以做证！

人们似乎很难将这两者融和入胡耀邦的历史遗产中，但如前所述，作为一个“不合格接班人”，这一切也就不难解释了：以其惛惛令人昭昭，正是事情的真实写照。不是说三七开、四六开么，做为政治家，胡的评价：“功四过六”亦不为妄。新中国腐败的启导者这一身份，足以让胡所有的功绩在历史面前暗然失色！
胡耀邦乱政 乱商 乱民当诛！
政治清廉，太子党文化就必须彻底铲除。

四、关于改革

最近，干部制度有了一些改革，有了公开的政绩指标。但是，从各级干部隐瞒诸灾真相，撒谎成风，争创政绩导致的宏观经济失控，矿难不止，民乱弹压，日肇数十，愈演愈烈的情况看，这种改革仍未切中要害，反而造成新的弊端。所谓血染红顶子。此外，所谓太子党培养计划是否废止了仍是疑问，现实中，人们看到某些领导子女，飞扬跋扈，不畏人言破格提升，左调右跳的举动，这表明在领导层中仍有市场，干部路线制度的改革远远不够。人们质疑：在太子党文化背景下，进行的改革的是否能彻底根除腐败的裙带关系，完成人们期待的目标。

有人标新立异地提出应该在政绩的衡量指标中，加入绿色指标，统计部门与环保部门正在争执不休。这些都是顾弄玄虚、愚腐不堪。是烂泥擦屁股，屎还在，泥更多。
其实，根本的改革方略，大多数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很清楚，那就是在政绩考核指标中加入公开的民意调查，为何迟迟不做？人们质疑：有关部门是否出于某种背景某些意图甚至部门利益、阶层利益，在以某种见不得光的借口，有意回避这个问题。新三民主义在干部组织部门如何能真正落实？

正确的方向是，在政绩考察指标中，逐渐加入公开的民意调查成分，并渐次提高所占分量，公开透明，实现政绩与民情的统一。这是在现有体制下彻底解决的领导干部贪污腐败的根本之道，可以遏制不顾民意的行政强制、滥用职权行为；实现国穷民安，和协稳定的社会。
民不愚，何以愚愚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