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Ted White，美第25步兵??第24步兵?F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我和一群朋友决定到募兵处去志愿入伍，时间是1950年9月，我刚满19岁。韩战才打了两三个月，我们决定要替国家做点事，反正我们当时也是无所事事。

我不知道北纬38度线是什么东西，也不晓得韩国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甚至不敢确定知道韩国在哪里，我只知道那里在打仗。

我在南卡罗来纳州杰克森堡接受基础训练和步兵训练，然后我就被派到韩国，感觉上来去匆匆。

第24步兵团当时在汉江以北不远，我报到那天，我的部队被自己人的飞机扫射并投掷汽油弹。我和其他补充兵一起到达，我被指定的连队（E连）从山上派人带我们上去，到了山顶马上叫我们挖散兵坑。当我们准备好要开挖时，来了六架飞机对我们扫射，并且投掷汽油弹。我没有散兵坑，所以躲在附近一块大石头后面，而且试着要爬到它底下。我不晓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是我第一次上火线。凝结汽油弹烧伤了一些人，相当严重，一个死了，他躺在地上就像一段烧焦的木材。后来终于有个军官用无线电联络上飞机叫他们停止。

当我们刚挖好散兵坑后，部队就离开了那个山头，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我们会前进攻占一个山岭或小丘，挖个散兵坑过夜，然后在早上又离开前进；有时候甚至连散兵坑都还没挖完就又前进了。

有一天我们连攻了四道山岭，一个接一个。流传的谣言是中国人很快会发动大攻势，所以这之后我们前进就比较小心一点。我们每天仍然都向前推进，但是步调比较慢一点，也有较多的时间吃东西和睡觉。

我们吃的是C口粮，我不记得吃过任何热食，都是从冷冷的罐头里挖出来吞下去，包括了热狗豆子、牛肉马铃薯泥、通心粉、火腿扁豆。大家都彼此交换口味。火腿扁豆大概是最不受欢迎的口味，我有一次给了个中国战俘一罐，连他也吃不下去。不过，每个人都想弄到水果罐头，如果是桃子罐头或什锦水果，那天就走运了。

我不记得我们是在哪个山丘，我们刚刚把它夺下，就忙着在其周遭布置防御。我们布置了铁刺网，埋下了一些地雷和绊索照明焰火，并且在铁刺网前放了几个55加仑汽油桶装的凝结汽油，桶外面绑了TNT炸药或迫击炮弹，把雷索牵到阵地内以便遥控引爆。汽油桶爆炸后会变成一道三、四十码宽的火墙。

看来我们已经知道敌人会来，因为我们通常都不会这么积极准备，一般都是挖一个散兵坑，如果能弄到的话就加一道铁刺网，仅此而已。

我当时对中国人也参加韩战所知不多。我是在1951年4月报到的，中国人的大攻势发生在11月、12月和1月，我其他许多同伴也都是新兵，所以没有人告诉我会发生什么事。

当他们开始攻击我们时，却是整个韩战中最大的战役。我现在知道，当时有30万中国部队沿整个前线进攻，当然了，我当时除了自己面对的阵地前沿外根本不会想到还有其他前线。我们可以听到他们前进，因为他们吹喇叭、号角、哨子，尝试影响你的心理。接着一发炮兵发射的照明弹照亮夜空，发出非常亮的白光，我就看到他们了。有几千个人，跑过我们山下的田壤冲上山麓。我还记得自己对自己说；“一定要活下去，西奥多，一定要活下去，你一定得想办法活下去。”

我们在那山丘上待了两晚，因为害怕我们的飞机，中国人白天不敢攻击，但是在晚上我们的炮兵也会痛击他们，那是我们能挡得住他们的原因。我不过是个拿着M1 步枪的步兵，开枪只为保命，真正痛宰那些中国人的是炮兵。那是很恐怖的景象，人的躯体和残肢碎肉飞散到半空中。当他们冲锋时，彼此之间靠得这么近，你开枪绝对不会打不中。

但是他们人多得不得了。白天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山麓躺着数百具的尸体，然后你会想：他们怎么可能受得了这样的损失？不过，到了晚上，他们又会再来一次。

最后他们终于占了上风，他们人太多了。我们开始撤退，一个连会担任后卫，掩护团里其他部队撤到下一个防御位置，然后另一个连会担任后卫，让其他部队撤到更下一个防御位置。

有时候我们会据守一个位置久一点，直到快要失陷，不过在最后关头我们总是会接到命令撤退。现在看起来，那正是李奇微将军的策略，他想要尽最大可能造成中国方面伤亡，所以如果一支部队能据守一处越久，其后的炮兵单位就能待得更久，把中国部队轰个一塌糊涂。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的炮轰规模，当我们撤退时，可以看到炮兵的旧阵地里一堆又一堆成千个山积的空药筒。

有一次当我们连担任后卫时，我们才拉到山上，还没挖散兵坑就被攻击了。我们从山上撤下到一个小山谷里，中国军就在我们脚后跟大约100码远，有一大群，冲锋枪和步枪在手上边射击边前进。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有戴钢盔，他们通常都是戴有帽沿的软帽，有点像有衬垫的棒球帽。他们身穿褐色制服，距离是这么近，可以看到他们跑步时子弹带在胸膛上下撞击。

我当时心里能想到的只有，老天爷，请保佑我能平安跑掉。

在山谷里有五、六辆坦克，我们跑向坦克并且爬到底下，从那里开火抵抗了一会儿。但是他们还是突破了坦克炮火，我们只好也继续撤退。坦克的乘员也从坦克里爬出来跟我们一起跑。中国人俘获坦克，占领了山谷，掳获所有留下的东西。我们逃掉了，但队伍凌乱。

我们前后撤退了约35英里，到达汉城北边不远的“林肯防线”，那是我们最后据守的位置。但当我们到达该处时，发现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战壕已经挖好，铁刺网、绊索照明焰火、凝结汽油桶也都已经布置好。我现在知道，所有都是事先计画好的，包括撤退在内。他们知道中国军队将要进攻，所以他们策划了这整个撤退到“林肯防线”的撤退作战，以便沿路尽可能杀死中国部队，越多越好。

我们有自信可以守住“林肯防线”，工兵单位已经投下许多心力，他们挖了许多互相连接的战壕，还有用厚重木头为顶的沙包掩体，布有五、六道铁刺网，阵地前还有许多地雷、各种诡雷，以及成桶的凝结汽油桶，甚至还有几盏探照灯。炮兵则在我们正后方近处布阵。

中国军对这条防线攻击了两次，但是都不在我的地区。在其中一次战斗中，第35团杀死了超过1，000名中国和北韩士兵。我们听说他们的铁刺网前有整整一百码看不到土地，满满都是躺在地上的尸体。

然后整个就平静下来，当我们派出巡逻队时，看不到任何人。他们开始派出装步联合巡逻队到防线前四、五英里处。

中国军已经撤退了，在大约一个星期后，我们开出“林肯防线”，开始进攻。在这次进攻中间，中国部队又展开一次攻势，我的团并没有牵扯在内，那次攻势发生在“无名防线”，在我们东边，主要是第二师和陆战队，甚至比第一次还快就把那次攻势挡回去了。

那是五月的事。到了六月，我们又再度前进，夺下一个个山头。我所经历过最惨烈的战斗之一就发生在这期间。

他们把我们一个班派到主防线前方约200码处的一座山头上，我们有大约20人，在山顶上挖了散兵坑，两人共用一个，每个散兵坑有一挺机枪。

我们只有20人，但却有10挺机枪。

我当时想，老天，他们到底想要我们在那里干什么？

每一个散兵坑里有一挺机枪，还有步枪、点四五手枪、许多手榴弹。另外，他们也对我们的山头做了炮兵归零。他们告诉我们：“你们留在那里，如果看到有中国人就开火，你们要守住这座山头。”

那时我们才恍然大悟，有人计画要痛宰中国军，而我们就是那个诱饵。我后来听说原来是另一个连被命令去守那个山头，但是他们拒绝服从命令，后来被以抗命罪论处。

不过，我们还是去了。入夜后不久──我不记得确切时间──我看到中国士兵靠近，我可以看到他们在脊线上的身影。从他们昂首阔步的样子，我知道他们不晓得我们在那里，他们在看着我们主防线所在、更往后200码的岭脊，完全没有注意到我们。

我把跟我同一个散兵坑的人弄醒，当第一名中国士兵走到离我们约50码时，我的机枪就开火了。
战斗就这样开始了。我们打了整整一夜，我们不敢离开散兵坑，因为炮兵轰击着我们周遭。而且即使我们撤离此处，而且摸得回己方防线，也可能会被自己人误杀。

所以我们只能待在那里，我没有信心一定能守得住，不过我们“必须”守住，因为我们无路可走。

事实上我当时太害怕了，根本没想到失陷的后果。他们一波波地一直上来，我就一直射击。其他人也在射击，炮弹在我们四周爆炸。炮兵干得不错，把敌军挡在我们阵地之外。

整个晚上我一直在想，这些家伙一定是疯了，他们大批大批地阵亡，却还一直上来。

但是，当晚我们没有损失任何人，天亮后他们撤退不再进攻时，我们才看到我们的战果。整片战场上都是死掉的中国士兵，好几百个躺在那里，而这些还是他们在夜里没能拖回去而留下的一部份而已。

在那个山头上的人通通被推荐颁发铜星勋章，我一直都没有拿到，不过我知道推荐书的确有呈上去。

【第一次战斗】

口述：Richard Peters， 第5团战斗群A连一等兵

大约是在1953年3月下旬的什么时候，我们接到命令要重新回到拳击球地区(punchball area) 的某处小山布防。我一月份才来的韩国，当时在第5团战斗群A连3排4班。虽然在这之前我也到过前线，可是我并没有真的打过什么仗，也从来没见过中国士兵。

费了老大的劲爬上了山顶之后， 我们的班长Boucher下士指派了我们的阵地。我的位置在最右边，紧靠着友军的阵地。真倒霉，跟韩军做邻居。当时我可想不到这一点。可我们的排长Riewe 军士长肯定是这么想的。他在上山之前就知道我们的阵地位置，而且也预料到这次我们要有好瞧的了。

总的来说，我不怎么喜欢军士们，不过Riewe 军士长可是个不寻常的角色。他管着整个排，完全可以象别的军士那样冲你大吼大叫，可他从不这么做。因为即使他轻言慢语也有足够的威严。他既受下级的敬畏，也得上级器重。

本来，作为一个大兵，我没多少机会跟Riewe 军士长这样的排长一级的人打交道。 可是我们刚刚休整了六个月，其间做些给营地挖排水沟之类大兵们常干的破事， 这段时间Riewe 军士长碰巧跟4班一块住， 我们的行军床正好紧挨着。 他这人爱聊天，我们就常常睡觉前侃上一阵。 他常提起他在大战中和在朝鲜的经历，也聊其他各种杂事。 他比其他军士书读的多，爱谈些历史之类的话题。 这可对我的胃口， 因为我在学校里就是个书虫。 我可完全不是块当兵的料， 也没那个想法。 我想Riewe 军士长一定是把我当成是个挑战: 如果他能训好我， 他就能训好所有人。

Riewe 军士长从各方面来说都是军人典范。 他又高又壮， 一点肥肉都没有。 他对轻武器非常熟悉，别的部队都常常借他去做演示。 他本来是个伞兵， 参加了二战的很多战役，包括Bastogne。 他得过各式各样的奖章，只除了荣誉勋章没得过了， 甚至还有一枚是外国政府颁发的。 其实他是德国人， 不过很幸运，二战时他站对了边。 我们总是说，如果他当时要是站到德国人那边去， 我们很可能就会打输了。

Riewe 军士长把当兵看作是一项非常光荣， 需要勇气和敢于承担义务的职业。 那些缺乏这类素质， 或者是利用职权追求个人享受的军官或士官，总是被他看不起。 士兵是用来打仗的，而不是躲在后方干些轻松的活计。 我有时候猜想Riewe 军士长也许真的是那种爱打仗的嗜血动物，不过，也许我想的太多了。 他对军官的要求也很高，如果他们要是达不到他的要求，他也会很不满。 有天晚上他告诉我他曾经上完了候补军官学校的课程，而且在班上名列前茅， 可他在毕业那天告诉他的上级他决定继续当士官。 这故事听上去很疯狂， 可是倒挺适合发生在Riewe 军士长身上的。

除了这些，我发现Riewe 军士长真正的问题在于他很难适应这场“有限”的战争。他渴望为胜利而战，就象在大战中那样。可是到了1953年，朝鲜战场已经成了一场僵局，得完全按照华盛顿定的规矩来作战。他也很反感轮换制度，其效果就是那些士兵刚刚从菜鸟变成熟手，就可以回家了。有时候他会把韩战中的军队跟大战中的比一比，结果总是不那么乐观。

当然，我们上了山之后，就甭想聊天了。头一晚一切都还平安，我倒是印象深刻，因为我站了九个小时的岗，这可是破天荒头一遭。不过，很快我们就发现了一个问题，Riewe 军士长认为很成问题的问题。 3排右翼的韩军总是毫无目的地在他们自己和我们的战壕之间晃来晃去。这对Riewe 军士长来说是决不允许的。他用铁丝网把我们的和韩军的阵地隔开了。这倒是挺有效，韩军在自己的地盘老实待着了。

随后的十天，战壕里的日子一切寻常。我们偶尔去搬一搬发来的迫击炮弹，没什么重活。不过4班的掩体建在了战壕里，这可是个灾难。帐篷漏的象个筛子，吊床太短伸展不开，站也站不直腰，而且还闹老鼠。Riewe 军士长立马宣布这个掩体不合格，马上得重建一个。这还得4班来干。倒霉的是，周围的树要么被砍走了，要么被炮火炸得精光，我们只好从老远的公路上往回搬木头。我们是需要一个新掩体，可是晚上站岗，白天干活，实在是很受罪。

老鼠的问题可就没那么好办了。老鼠是被掩体的温暖和食物吸引来的，又多又大，在掩体肆无忌惮的跑来跑去，好像这地盘是它们的一样。每次看见老鼠，我们总是抓起刺刀想扎住它们，可其实根本就没用，只会伤着我们自己。只有Junitz，一个过去在芝加哥爬脚手架的，有一回扎住了一只，就吵吵嚷嚷的弄得整个营里都知道。我就记得干掉过这么一只老鼠，Junitz 也因此有了点小名气。

由于中国军队总是夜里行动，我们白天的岗就很轻松，瞪着一片没有人烟的光秃秃的旷野发呆，巴不得早点离开这鬼地方。有时候，空军的喷气机来做个漂亮的表演，在中国军队阵地上扔下凝固汽油弹。偶尔我从口袋里拿出一本书来读，不过这样的机会很少。 Riewe军士长可不喜欢这种事。

在前线待了两个星期，我们仍然没有象Riewe军士长预计的那样受到攻击， 可是也没清静。 我们的大炮没日没夜的炮击，韩军的机枪总是毫无目标的胡乱开火， 山谷里的中国人彻夜吹他们的喇叭， 不过倒没有进攻。 4班甚至还不用去巡逻，连里其他几个班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就这样， 在4月早一些的某一天夜里3点， 中国军队进攻了。

我当时正在自己那个紧挨着韩军的位置警戒。 我觉得我看见什么东西在动， 就在我的正前方， 可是我吃不准，所以没声张。 已经有很多起虚假警报了，我可不想去试验Riewe军士长的耐心。 而且，左边的 Junitz 和右边的韩军都没有动静，我可能真的是看错了。

可是， 又张望了几分钟之后， 我看到了更多东西在动， 大概在我前方40码的地方。 很走运， 那晚的月亮很好， 这次我可是清清楚楚的看见了，四五个穿着白色伪装服的人正慢慢地往山上爬呢。 他们爬行一阵， 就停下来一阵， 然后接着爬。 他们直冲着我的位置过来， 我紧张极了。

按照规定， 我给排部打去电话， 报告了Riewe军士长。 开始他还不信， 问我是不是肯定。 当我使他确信之后，他非常平静清楚地告诉我该怎么办。 甚至当我提出要扔手雷时， 他还提醒我别忘记用之前压一下撞针， 以免不发火。 这时候，我看见越来越多的人在移动， 我告诉Riewe军士长我不能再说了。 他说他保证马上就过来。

这时候， 中国人离我们的阵地已经很近了， 离我的位置不到25码。 我想这足够近了，而且周围人好象都毫无觉察，我扔出了一颗高爆手雷。手雷正中目标，爆炸了，中国人都卧倒在地。接下来的几分钟里，他们没有移动，至少我没看见。我以为这枚手雷一定惊动了Junitz ， 他就在我左边15码的地方，也应该惊动右边的韩军。可是他们还是没反应。我想起来平时跟 Junitz 说话声音小了他就听不见（他有听力问题，可能是以前爬脚手架落下的毛病）。而那帮韩国人，平时胡乱开火的，现在却安静的象是教堂里的老鼠（卡通角色--译注）。我觉得孤立无援。

于是，我决定“点亮”整个区域来吸引别人的注意。我本来可以扔一发照明弹的，可我却扔了一颗白磷手雷。那时我一个中国人也看不见，所以就朝着刚才第一颗手雷的方向扔了出去。几秒钟后， 白磷弹发火了， 照亮了整个地面。

我大吃一惊， 根本不是象我刚才报告的有四五个中国兵， 而是有20~25 个中国兵跳了起来。 他们冲着我右边韩军的阵地冲了上来。 这一回可不是偷偷摸摸了， 现在所有人都看见了， 于是整个阵地都开了锅。 Junitz 和韩国人的机枪都开始扫射了。

我凭着本能想扔更多的手雷， 可是我把事情弄糟了。 我忘了按照Riewe军士长刚才说的， 用之前先压一下撞针，结果撞针拔不出来了。 我只好扔开它， 抓起我的M-1步枪， 打光了两个弹夹，直到他们逃出了我的视野。 激烈的交火只持续了一两分钟就结束了。 这时候Riewe来了，他立刻呼叫了炮火轰击正在向山谷退去的中国人。 后来我听说他很沮丧， 因为居然没有人引爆他安设在阵地前的凝固汽油桶。

那天晚上后来一切平静， 可我们还是很紧张， 唯恐再有事情发生。 等到天亮， 换岗了，仍然没有人来跟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随后我也只来得及了解一个大概， 因为我们的班长， Boucher下士， 通知我去后方营地轮休，而且必须马上就去。 这我可没想到， 因为本来应该班里另一个家伙去。 总之， 我在前线后方几英里的地方美美的消磨了一天， 洗了澡，口袋里装满了糖果和饼干。 战争忽然间变成很遥远的事情了。

回阵地的路上，我们碰上了暴风雪，卡车开的象爬一样。 大约晚上10点我才回到班里。 这时我才知道昨天晚上真正发生了什么。 我们总共发现了三具中国士兵的尸体。 我本来预计会更多， 不过他们可能运走了一些， 特别是第一枚手雷爆炸之后。 Boucher从尸体上搜出一份地图， 上面显示他们的目标是我们右翼的韩军阵地，看来他们实际上偏了几码。 不过， 他们清楚地知道那是韩军和美军的结合部， 他们就是冲着这个来的。

接下来的事让我大吃一惊。中国人实际上已经渗透韩军的战壕，并且杀死了一名韩军机枪手。 更可怕的是，一个中国士兵当时已经在剪我身边的铁丝网了，就是Riewe军士长为了把韩军和我们的战壕隔开而安装的那条。虽然这条铁丝网离我只有15英尺，却有一条坎挡住我的视线使我不能直接看见。而且我当时正盯着前方的中国人。敌人完全有可能也摸到我的战壕里来。幸好一个韩国士兵开枪打死了那个正在剪铁丝网的中国兵。要是没有那道铁丝网，那个中国兵一定能很快爬进我的战壕，从后面给我个好看的。突然间，我觉得自己非常感激韩军，因为他们干掉了那个中国兵；也非常感激Riewe军士长，因为他的先见之明才安了那条铁丝网。Riewe军士长可能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遭了。

虽然我一直在朝鲜待到停战以后，我却再也没有向敌人开过枪了。这次战斗不久，很意外的，我被调到了一营营部连（可能是因为我会打字吧），我作为一个排头兵的生活也就此结束了。刚调动的时候我很高兴，可是一个礼拜之后，我不自觉得感到很愧疚，因为自己离开了一线连队，到了后方的营部干轻松的活。我觉得这都是 Riewe军士长造成的，他灌输给我的那套军人典范还在我耳朵里回响，他认为所有的军人都应该待在战壕里。当然了，我并没有愧疚到志愿重返一线的地步，虽然我也常常有这个冲动。就在几个星期之后的6月12日，A连在Harry前哨阵地的那一晚战斗中遭受了60%的伤亡。

【沈阳任务】

口述：A。 J。 Walter 中尉，第335战斗拦截机中队，水原基地

那原本不是到沈阳的任务，不过如果你边听我的故事边看朝鲜地图，我想你会了解那是怎么发生的。先提一下当时的背景，那个时候越过鸭绿江以北是被严格禁止的，和谈才刚刚在开城揭开序幕（后来移到阪门店），越过鸭绿江可能会严重影响和谈进度。从一名小中尉的观点来看，那的确有点可笑，因为俄国人和他的同伙却可以越过鸭绿江到南边来。不过，不管怎么说，我们不会故意过江就是了。

那是1951年夏天里的某一天，第335战斗机中队（呼号：布篷）派出16架军刀机到鸭绿江南边进行战斗巡逻，希望敌人会上来挑战。中队长宾．耶莫特中校（布篷A队领队）亲自带队，计画中第335中队会在那里巡逻直到油料差不多接近“宾果”（必须返航的安全油量）时，第336中队（呼号：长尾凫）会来接班。那时已经有迹象显示那次任务会很有意思，不过当然没有人会料到。

耶莫特中校是名受人敬爱的中队长，他是二次大战的王牌飞行员，在空战中非常积极有企图心，不过也很照顾他率领的手下。我一直觉得编入他的分队一起飞是件相当有面子的事，我想其他人也这样觉得。他很少会犯错，不过他终究是个凡人！当我们飞离水原基地开始向北（精确地说是330度方向）爬升，我们估量和平常一样大概飞25分钟就可以到达“米格走廊”（虽然当时那个名字还没有出现）。你现在可以看看你的朝鲜地图，会发现在这个航路上沿着朝鲜西海岸有三个主要河川的入海口，这让导航起来非常容易。第一个入海口在平壤附近（译按，大同江），再往北一点的入海口在安州─新安州附近（译按，清川江），第三个入海口的北边是安东，南边是新义州，那个河流也就是著名的鸭绿江。我带的地图没有多少安东以北的资料，因为我从来没想到要去那里。

一边爬升一边巡航，我们发现底下有一层云层，但是在我们“布篷”各分队飞航的高度天空却非常漂亮。过了一会儿，我们看到前面远远云层突然中断，更北边的能见度可说是一望无际。就在云层断处的边缘，一条河流的入海口清晰可见，我们越过它，所有16架飞机开始散开成战斗队形。在下一条河流的南边，我们开始来回地巡逻飞行。那天的天空很漂亮，我估量我们往北飞的这段航程大概是顶风飞行，因为我们花了将近30分钟的时间才到达定位。

在那同时，我也观赏着底下异常清晰的地面景物，只不过地形看来有点不太一样。我们高高飞在会产生凝结尾云的高度，耶莫特中校在简报时已经告诉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好让我们能看到飞上来迎战的米格-15，因为它们一样也会拖着凝结尾云。很快地（似乎要比平常快得多），有人报称已经“宾果”，所以布篷A队领队就带着我们16架军刀机转向150度角方向，开始往水原飞回去。完全没有接战！就在那个时候，由于我们同时也在听来接班的长尾凫中队间的通话，突然间我们就听到有人说，“长尾凫A队领队──这是四号，我看到一群拖有凝结尾的不明机群越江南飞！”长尾凫A队领队回答，“收到，我看到了。看来是16架，它们一定是在“米兹”（Mizu，译按，日文，“水”的意思，当时美军飞行员切口，指鸭绿江）以北就编好队的。”

这时布篷A队领队发话了，“长尾凫，它们在哪里？我们正在向南飞，什么都没看到。”你现在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吧？我想直到那时候，我们这32名飞行员才都恍然大悟，无线电上突然间沈默了好一阵子。当“布篷”机群飞过去时，我们领队只说了一句“打猎愉快”，之后一直到降落为止都没有人说话，后来在任务检讨时也没什么人提到这件事，被当成不过是一次敌人没有飞上来挑战的寻常对付米格机之空中战斗巡逻而已。

当然??，实际状况是布篷A队领队搞错了，把第三个出海口误以为是第二个。我们巡逻的那条河流其实是从沈阳附近的河流（译按，辽河），深入中国东北境内（也就是第四个出海口）。耶莫特中校在领航上犯了个无心之失。不过就我所知，还好的是不论是我方或敌方对这个事件都没有什么发出什么噪音。或许，那些看着他们的雷达萤幕并且监听我们间无线电通话的“坏蛋”正在那里偷笑着，谁知道？

【冻结的长津】

口述：Robert Scully，美第1陆战师第7团第2营F连

我记得我们是在长津湖南边的一个叫做下碣隅里的小村落里吃感恩节晚餐的，我相信他们在那天给了所有在朝鲜的部队一顿热食。我们团里其他部队和第5团一起从下碣隅里出发，又前进了15英里到达柳潭里，我们留在后面保护道路。

我们连长巴伯上尉坐了一辆吉普车出去侦察，选了一座后来以“狐丘”（Fox Hill，译按，美军军语为避免通讯错误，F通常??成Fox，此处代表F连）而知名的山头作为防御点。“狐丘”俯瞰着德洞山口，山口位置在下碣隅里和柳潭里中间一半的地方，任何人要沿着公路上下都要经过这个山口。如果在柳潭里的第5团和第7团要撤退的话，他们必得要通过山口。假使敌人控制了山口，那两个陆战队团就会失陷在靠长津湖那里。我们从海岸过来时和中国部队打过一场大仗，不过他们后来就消失在山地间，没有人能确定他们是真的撤走了或者是还留在那里。

我们在黑暗中到达“狐丘”的位置，我步下卡车，把我手下火箭筒班的人员集合起来，对连长喊道：“你想我们在哪？”

他说：“你们负责封锁道路。”

所以，我把阵地设在下面路旁，横过道路对面南边山坡的底部，在这同时，三个步兵排在路这边北面山坡上挖了散兵坑，面对北面。他们位置不过在100码开外，但事情发生时很可能会像是在100英里外般地遥远。在黑暗中我看不到他们，不晓得他们的确切位置，而我也没有无线电机。

凌晨约1时30分左右，枪炮的声音把我吵醒了。我们睡在路旁的两三栋泥屋里，我把头探出门口，看到许多敌军从我位置旁边跑过去，用冲锋枪对附近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扫。我不懂他们为什么没有对我们正面攻击，如果他们这么做的话，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活着脱身。他们有许多人，而我们只有16个人──我的火箭筒班有 11个人，另外一起的炮兵前进观测组有5个人。

在枪声开始缓下来后，我把头又探出门外，对山上的巴伯上尉大喊：“你现在想要我们去哪？”我们所在位置是在他的主阵地的南边，又是在对面的山脚，我想在敌军这次攻击后他应该会要调整防御周边位置。不过我不知道他的防御周边在哪，也不知道他手下各排是否相互连接，更不知道敌人的主攻此时正从北边猛攻他的位置。

他回喊：“你自己找个地方散开布阵。”

所以我把所有的人带到屋后一条小径上，差不多比路面高个20英尺的地方。

皆下来发生的是，他们开始要求我们投降。一个有东方口音，但是英语相当不错的声音喊道：“我们要求你们投降，我们会遵守日内瓦公约，我们只想要你们的装备，我们会根据日内瓦公约善待你们。”

我又对山上高喊：“连仔，这里有个家伙要我们投降。”

巴伯上尉走下山来，他们又把投降要求喊了一遍。然后我听到一挺伯朗宁自动步枪上膛的声音，连长的传令开枪打了一梭子火。

那就是我们的回覆。

我后来发现当时有整整两团敌军在不到500码开外。

那天夜里后来没有再发生什么太多事情，连北边也是寂静的，虽然他们已经打了一场苦仗。敌军一波波地向他们进攻，变成了圆锹、刺刀、枪托、以及拳头横飞的肉搏战，其中一个家伙，赫克特．卡佛拉塔，后来获得国会荣誉勋章。他们死了20个，伤的有差不多50个，不过总算是守住了山头。

到了早上，我们发现尸体横七竖八到处都是。在北边他们统计到有500具左右中国士兵的尸体，但是整个白天都很平静，只有一些冷枪。迫炮班和连部的帐棚在靠近路边的地方，我们把它们移到山上高处，在一堆橡树中间，变成我们的医护站。

第二天晚上，我的班没有被攻击，我听到在山丘另一头的枪炮声，但是我没有办法和连里通话。一直到凌晨约3点钟左右，连士官长走下来跟我说话，我才知道他们受到什么样子的猛攻。他问我还有谁在这里，我告诉他，然后他说，“好吧，我要你们都到上面去。”

我们开始走上山去，他说：“我们现在的防御周边缩到差不多50码大小，天亮的时候我们要反击夺回阵地，我需要一些还有战力的生力军。”

当时的情况是，敌人已经占领了我们原有的散兵坑。他们和第一夜一样地猛攻我们山上的部队，不过这次他们成功地把我们的防线逼退到山丘中间一半的地方。

我们把所有三个排的幸存者集合起来，包括所有那些还能行动的伤兵，天刚破晓时我们就往山上冲锋，边狂叫着，边跑着，边射击，攻陷他们的阵地，射杀了许多在散兵坑里的敌军。整个过程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当我们重新夺回阵地后，我又回到我的火箭筒班的位置。

接着的白天相当安静，最糟糕的是我们没有任何吃的。我们6个人总共只有一罐口粮，我记得那几天我每天只吃到一匙东西。后来巴伯连长听到南边我们这些人没东西吃时十分惊讶，因为他们那里相当充裕。我那时每天差不多吸4包烟，我把一个子弹带里装满了香菸，一根接一根的抽，想像自己正在吃烤热的土司。我们多少煮了一点咖啡。那就是我们所有的食物：咖啡、香菸、每天一匙罐头口粮。

我的手和脚都冻伤了，许多其他人也都一样。医护兵在我身上挂了个牌子，上面写着“四肢冻伤”，然后我一样继续做我该做的事。

第三晚，敌人直接对我的班进攻。我们在下方稍低处的雪地里布置了一挺点五０机枪，位置在山脚下，有180度的开阔射界，而且到此时为止都未曾射击过，所以敌人根本不知道它在那里。当他们越过道路向我的班进攻时，机枪突然开始射击，在几分钟里一切就结束了，那挺机枪就把整个攻击打垮。白天的时候我们到下面看了一下，发现敌人的步枪枪托几乎都被打成碎木片，你应该可以想见那些尸体会是什么模样。底下那里是整整一堆交叠的尸体。

不过，我想，攻击我的班的大约不超过一个连，而且，当他们对我们发动进攻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同时攻击山上其他地方，我认为那是他们最大的错误。如果他们能够在不同方向上对我们同时发动攻击，他们应该可以成功攻下山丘，因为他们人真的太多了，应该有几千人，而我们只有约200名左右。不过，他们看起来组织协调并不好。

接下来两天相当安静，连长派出一些巡逻队，想要找出敌军在哪里，不过我们只被打了一些冷枪。我大部分时间在医疗营帐帮忙，那么多伤患把营帐挤得爆满。我帮忙注射所余不多的吗啡，只有真正严重的伤患才能打上一针。有个家伙的两只手都被炸断，另一个人的眼睛中了一弹，我不晓得他怎么还会活着，事实上，我们当时也都无能为力，帮不了什么忙。

我们在山上已经待了差不多五天了，四周完全被包围，跟师里其他单位都孤立了。不过我不记得自己曾经忧虑要怎样逃出生天，我也不记得曾想过救援什么时候才会到来。当时大家的态度都是，嘿，陆战队会照顾自己人，当时机来临的时候，我们会无恙离开的。

第五天早上的时候，我看到一辆坦克穿过山口向我们开来。我想，糟糕，现在他们派坦克来对付我们了。在坦克后面载有一堆人，当我用望远镜仔细观察时，我逐渐地认出盖在钢盔上的防寒衣头罩，以及底下的钢盔形状。

毫无疑问地，他们是陆战队。

我看到巴伯上尉走到路边并且与率领救援部队的雷．戴维斯握手（译按，此处史库利回忆有误，戴维斯的第7团1营是翻山越岭在12月2日中午到达F连位置，由一辆坦克前导从路上过来的是第7团和第5团撤退的部队，在12月3日[第6天]下午1点才抵达山口，F连在12月3日下午离开阵地），然后巴伯走回来，说：“史库利中士，把这个地方整理一下，我们要离开了。”

我们排成行军纵队，走了六、七哩路到达陆战队在下碣隅里的位置。我们冻僵了、浑身脏兮兮、又饿又累。不过在我们快接近下碣隅里阵地的时候，连里一名军官皮特生中尉转头对我们说：“你们这些家伙，打起精神来，我们要像个陆战队一样走进去。”

每个人真的照他的话做。我们把钢盔和装备调正，肩膀挺直，有人开始答数，我们就像个陆战队员该有的一样走了进去。

德洞山口的防御战斗后来被描述为整场战争里最为戏剧性的作战行动，F连在这里整整守了五天五夜，让两个陆战队团有机会逃出包围。当我们后来知道我们的贡献后当然感到十分地骄傲，不过在当时我根本没有那种感觉，我们不过是据守住某个地方，他们叫我们守住那个山口，我们就守住那个山口，仅此而已。

译按：F连为一加强连，除原本编制外，另外临时配属了一个重机枪班和一个81毫米迫炮班，因此有点五０机枪可用。该连从11月27日晚防守德洞山口至12 月2日中午1营来援，240人中伤亡近半（26人阵亡、3人失踪、89人负伤，计118人），七名军官中仅有一名没有负伤。包围攻击的志愿军部队应为20 军59师177团以及175团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