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中国最悲惨的人？这个问题一经提出，我的脑海里立即出现了各种各样贫困悲苦的面容：这里面有不能按时领到救济，城市里失业下岗的工人，有脸朝黄土背朝天辛苦劳作，一年下来却依然缴纳不齐各种苛捐杂税的农民，有流落于城市街头的乞丐，有为了全家的生活，拚着性命在小煤窑以及其他没有安全保障的小矿井里出卖体力的民工……这些生活在主流社会边缘、被称为弱势群体的一大批人，确实是够悲惨的。然而，与他们相比较，作为当今中国最悲惨的人，还有一个被人忽略的群体，那就是生活在广大贫困农村的少女们。

大家都清楚，受几千年封建专制的影响，以及特有的农耕生产方式，“重男轻女”几乎成了中国的传统，除了少数城市发达地区外，这一传统在广大贫困落后的农村几乎至今也没有什么改变，从各种传媒报道中我们即可得知，在农村，由于牵涉到日常繁重的农活和以后的土地再分配，每个农民家庭都希望自己的家里能有一个男孩，所以，在城市里执行得很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却遭遇到了农民的顽强抵抗，根本执行不下去，最后政府部门只能以罚款的方式默许农民超生。而且，越是贫困的地区，“重男轻女”的现象就越严重，由此，一大批属于超生范围的女童就出现了，由于农村的父母都把希望寄托在男孩身上，再加上贫困缺钱，贫困农村中能上学的基本是男孩，失学的往往是女童，所以，希望工程救助的对象，也基本上是以女童为主。

在这种背景下，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就产生出了一大批缺乏文化，对农村而言是剩余劳动力的农村少女，为了谋生，她们大量地进入了城市和城市周边地区的乡镇企业，成为了各类企业最廉价的劳动力，忍受着私营业主和外资企业业主的残酷剥削，过着几乎与三十年代夏衍先生笔下《包身工》相同的生活。可以说，正因为农村少女这样一大批廉价劳动力的存在，为在中国的广大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私营企业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后备军，才使得沿海地区的加工业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最近，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播放了几个农村少女，在河北省白沟地区的私营企业做皮箱，因缺乏起码的劳动保护，苯中毒引发了白血病，从而导致非正常死亡的消息。据“焦点访谈”报道，少女们进入了工厂后，即被私人老板严加看管，不干完一年工资就一分钱不发，逼着这些少女在厂里超负荷地工作，有了病都无法去看，由此导致了由七八名少女因苯中毒死亡。从镜头上，我们看到了这些花季少女身前照片上清秀的面容，以及她们的家人悲痛欲绝、欲哭无泪的惨状。其实，这种像奴隶一样的雇佣劳动关系，在中国广大的乡镇企业中都普遍存在，只不过白沟这一次因为死了人而引起了中央高层的特别关注而已。

这些农村少女如果忍受不了这些私营业主的残酷压榨，而又想在城市里挣钱的话，那么，她们面前还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沦落风尘，成为城市派生出来的歌舞厅、夜总会的三陪小姐，走上卖笑卖身的不归路。据《生存与体验——对一个地下“红灯区”的追踪考察》一书的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先生在广东珠海一带的调查，这里的妓女，大部分都是从北方贫困农村地区流过来的外来妹，她们的文化水平低，大部分小学都未毕业，所以，她们对于卖淫，对于性病，完全缺乏预防保护意识，大量的性病在她们之中蔓延。而且她们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一位“小姐”要从事这一行业，就必须有男朋友，鸡头、老板等关系，既要接受他们的保护，也要接受他们的剥削压迫。至于在政府部门、以及一些“正人君子”的眼中，她们似乎更是不屑一顾的社会渣滓，平时无人注意她们，而一旦 “扫黄打非”运动展开，执法部门则会借“执法”的机会，对她们大敲竹杠，获取非法的灰色收入。因此，她们很有点像任人宰割的羔羊，被人赶到东，赶到西，如果哪个地方扫黄展开了，抓得特别紧，她们就会四散逃到别处谋生，连基本的人生安全都得不到保障。

马克思曾经说过：“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中国广大贫困农村地区的少女，无疑是当今中国最边缘、最弱势、最需要关心的阶层，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关心当今中国这一最悲惨的群体，如果你是年轻人，那么，她们的苦难，就是你们姐妹的苦难；如果你是年长者，那么，她们的苦难就如同你的孩子所受的苦难；所以，为她们的命运呼吁，并为能改变她们的命运作一些切实可行的工作，应该是每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