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東晉司馬氏宗室還有一定力量。對他們，劉裕在代晉之前雖不斷翦除，如公元415年打敗荊州刺史司馬休之等，但由於當時南北對峙，不少宗室逃亡北方，甚至降附北方政權，這就不能不對劉裕構成一定威脅。如司馬休之敗後與司馬文思、道賜等逃亡後秦。姚興任用休之等回過頭來“侵擾襄陽”。後秦滅，休之等又投奔北魏。其中司馬文思直到宋文帝時還在被北魏用來對抗南朝[25]。另一宗室司馬楚之因躲避劉裕屠殺，“亡於汝潁之間。……規欲報復，收眾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劉裕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害楚之(未成)”。楚之後亦降北魏，並且同樣被用來構成對劉宋威脅。所以崔浩曾說，宋帝最怕北魏發兵南下，“存立司馬，誅除劉族”[26]。再如《資治通鑑》卷一一八元熙元年條：“時宗室多逃亡在河南。有司馬文榮者帥乞活千餘戶屯金墉城南。又有司馬道恭自東垣帥三千人屯城西；司馬順明帥五千人屯陵雲台”。所有這些，就不能不使劉裕顧慮，如果一旦這些宗室在北朝支持下打回來，晉恭帝只要活着，馬上會被重新擁戴，復辟晉室，在長期的司馬氏為正統的觀念支配下，自己的宋朝就很被動了。
　　　　
　　　　 　　但劉裕顧慮晉恭帝可能復辟的更重要的原因，恐怕還在於高級士族對他缺乏真誠的擁戴。固然，東晉末年之高級士族已日益無能和軟弱，在現實政治生活中起的作用越來越和他們占據的要職不相稱[27]，但他們畢竟文化水平高，並且積累了一定的管理國家的經驗。劉裕很明白，自己手下軍事人才濟濟，但自劉毅、諸葛長民變為敵對勢力被消滅，何無忌、孟昶、劉穆之又先後死去，政治人才卻十分缺乏，不拉攏高級士族，統治就很難鞏固；特別是他們社會基礎深厚，思想影響廣泛，政治上的向背，對新朝的長治久安關係更大。然而由於以下原因，高級士族真心誠意合作者不多：
　　　　
　　　　 　　第一，東晉初年以來，和魏文、晉武之時有所不同，門閥制度進一步發展的結果是，不僅士族、寒門界限森嚴，而且士族之間鴻溝也不淺。高級士族壟斷軍政大權，凌忽低級士族，把他們壓抑在官吏下層，已成為一代之不成文法和風尚[28]。劉裕本人就有親身經歷。史稱他早年家道中落，“僅識文字，以賣履為業，好樗蒲，為鄉閭所賤”；“名微位薄，輕狡無行，盛流皆不與相知。……裕嘗與刁逵(高門)樗蒲，不時輸直，逵縛之馬枊”[29]。一直到劉裕消滅桓玄，位居太尉後，由於“素不學”，“朝士有清望者”仍寧願靠攏雖然地位低於劉裕劉裕而氣質和他們接近一些的劉毅[30]。謝混與郗僧施便是最露骨的兩個。謝混是謝安的孫子，郗僧施是郗鑒的曾孫，均出身第一流高門。《建康實錄》卷十：劉裕拜太尉，謝混晚到，“衣冠傾縱，有傲慢之容。裕不平。乃謂曰：謝僕射(時混為尚書僕射)今日可謂傍若無人”。雖然謝混巧於言詞，搪塞了過去，但輕視劉裕的態度十分明顯。這和後來他被指控黨附劉毅，“扇動內外，連謀萬里”[31]，是完全一致的。至於郗僧施，他情願放棄京都的三品要職丹陽尹不當，而外出給鎮守江陵的劉毅當助手——四品的南蠻校尉[32]，無疑也是一種反對劉裕的姿態。
　　　　
　　　　 　　除開謝、郗，還必須提到謝方明與蔡廓。《南史·謝方明傳》：“丹陽尹劉穆之權重當時，朝野輻湊，其不至者唯(謝)混、方明、郗僧施、蔡廓四人而已。穆之甚恨。及混等誅後，方明、廓來往造穆之，穆之大悅。”這決非偶然。謝方明與謝混是堂兄弟，蔡廓出身濟陽蔡氏，乃著名高門，而且與郗僧施可能是親戚[33]，彼此之間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劉穆之為劉裕心腹(見下)，由於“權重”，輻湊於其門者固然有種種動機，並不意味真心支持劉裕[34]。然方明、廓和混、僧施一樣拒絕造訪，卻只能理解為用另一種方式表示不合作[35]。二人沒有公開投靠劉毅，所以在混等誅後能夠見風使舵，轉變態度，然究其動機，很可能出於害怕被視為混、僧施同夥而遭禍，不得不放下架子，勉強捧場，究竟其中有多少誠意，劉裕心裡是不會不打上問號的。而這正是當時高門一般所採取的態度。《宋書·褚叔度傳》：出身高門陽翟褚氏而忠心劉裕，“高祖以其名家，而能竭盡心力，甚嘉之”，下詔封爵食邑。這條材料就從另一角度證明，高門一般是采敷衍態度，不肯“竭盡心力”事奉劉裕的。
　　　　
　　　　 　　第二，如在曹魏之時，在“贅閹遺丑”與名門大族之間還有一個縮小差距，消弭界限的辦法，這就是用高官厚祿收買。如曹氏對鍾繇、陳群等，就是以三公、錄尚書事等為釣餌，使之委誠效忠的。當時門閥制度尚在形成過程中，“馮藉世資，用相陵駕”的風氣還不嚴重[36]，名門大族如果得不到象曹操這樣的當權者之大力提拔，爬上高位也並非易事。然而東晉的高門卻不同了，他們憑門第即可“平流進取，坐至公卿”。《晉書·庾冰傳》：出身高門潁川庾氏，自稱“因循家寵，冠冕當世(得為宰相)”。《晉書·劉毅傳》：謝安之孫謝混是“憑藉世資，超蒙殊遇(得為尚書僕射)”。這樣，得到高官厚祿在他們心目中是理所當然的，毋須感激什麼人。所以，劉裕掌大權以至代晉後，儘管對高級士族化了一番心血，極力拉攏，某種程度上也縮小了彼此差距，但除少數人外，仍換不來他們真心誠意的擁戴。再以陳郡謝氏的代表人物謝混為例，他在義熙六年(410)孟昶自殺，盧循兵逼建康時繼昶為尚書左僕射[37]，無疑是劉裕表示對他的信任。後來謝景仁遷吏部尚書，“時從兄混為左僕射，依制不得相臨。高祖(劉裕)啟依……(琅邪王氏)前例，不解職”[38]。這又是對陳郡謝氏的特殊優待。《宋書·范泰傳》：轉度支尚書，“時僕射陳郡謝混後進知名，高祖嘗從容問混：泰名輩可以比誰；對曰：王元太一流人也。……徙為太常”。由此可以推測，關於人事任命，劉裕常徵求他的意見。《南史·謝晦傳》：嘗與謝混同見劉裕，劉裕誇讚曰：“一時頓有兩玉人耳。”然而對這些提拔、優待、信任、誇獎，謝混並不以為意，還是帶着對劉裕的“傲慢之容”倒向劉毅一邊去了。再如袁湛，據《宋書》本傳，出身高門陳郡袁氏，劉裕先後任以吏部尚書、中書令、尚書右僕射、兼太尉等高官要職，可是義熙十二年北伐後秦時，他奉旨與兼司空范泰拜授劉裕九錫，隨軍至洛陽，“泰議受使未畢，不拜晉帝陵，湛獨至五陵致敬，時人美之”。范泰主不拜晉陵，不能證明忠心劉裕，而袁湛致敬，又恰在授九錫之時，只能表示於晉室未能忘情，對劉裕想通過北伐為代晉造輿論是不利的。
　　　　
　　　　 　　大概由於以上分析的緣故吧，劉毅垮台之後，高級士族明白，在軍事、政治上已不宜再公開對抗了，於是便轉向文化素養方面打擊劉裕。《南史·鄭鮮之傳》：劉裕少事戎旅，不經涉學，及為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談論，人皆依違不敢難。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寬假。與帝言，要須帝理屈，然後置之。帝有時慚恧變色……”。鄭鮮之出身滎陽鄭氏，雖然過江的這一支位望不太高，不能和留在北方的相比，但畢竟還得算高級士族[39]，他對劉裕附庸風雅毫不容情地揭露，正典型地反映了高級士族對劉裕“不學”之蔑視。只不過一般高門“依違不敢難”，而鄭鮮之雖為劉毅之舅，卻早年“盡心高祖”，有政治資本而已。就鄭鮮之說，或許並非想以此從政治上打擊劉裕，而是出於具有文化素養的高級士族對不學者附庸風雅的一種本能。然而在劉裕心目中，卻不能不把這看作是代表一股勢力對自己正在樹立的代晉威望之打擊。他對人說：“我本無術學，言義尤淺。比時言論，諸賢多見寬容，唯鄭不爾，獨能盡人之意，甚以此感之。”[40]很明顯，這是認為“諸賢”內心瞧不起自己，鄭鮮之則公開說出了他們的心裡話。“甚以此感之”無疑說得很勉強，而對鄭鮮之十分不滿卻溢於言表。《南史·鄭鮮之傳》：劉裕代晉，“時傅亮、謝晦位遇日隆，范泰嘗眾中讓誚鮮之曰：卿與傅、謝俱從聖主有功關洛，卿乃居僚首，今日答颯，去人遼遠，何不肖之甚。鮮之熟視不對”。傅亮、謝晦因處處關心劉裕，維護其威望而得到信任、拔擢(見下)，而鄭鮮之的答颯不振，我想，最根本原因就在他面折劉裕。劉裕雖心胸並不十分狹窄，但也並非如《宋書》所說的那樣豁達大度，特別代晉前面對高門，在文化上正自慚形穢，想勉力文飾不學之時，碰到迫使他不得不痛苦地承認“本無術學”這種難堪場面，怎能不把此事與政治上的忠誠、支持聯繫起來，即便沒發現其他不軌行為，也要把鄭鮮之歸入不可大用之人的行列呢?
　　　　
　　　　 　　劉裕之所以會對鄭鮮之採取這種態度和認為高級士族擁戴自己出於真心者不多，通過他和劉穆之的關係可以進一步看清。
　　　　
　　　　 　　劉穆之出身東莞劉氏，祖、父兩代情況均不明，但從其叔父(或伯父)劉爽為尚書都官郎，從兄劉仲道投奔劉裕為參軍，本人早年“家本貧賤，贍生多闕”，起家建武府主簿看，大體上應是低級士族[41]。劉裕在推翻桓玄之後，義熙十三年(417)以前，真正信得過、倚為心腹的只有這個劉穆之。道理有二，一條是劉穆之有卓越統治才幹，更重要一條是他對劉裕忠盡耿耿，為鞏固其統治，樹立其威望效盡犬馬之勞，在劉裕心目中和那些虛情假意或冷嘲熱諷的高級士族大不相同。這種不同的看法和態度特別鮮明地表現在劉裕幾次離建康出征之時。義熙十一年(415)劉裕西伐司馬休之，以弟劉道憐“知留任”。道憐忠誠有餘，然“素無才能”，因而“事無大小，一決穆之”。第二年北伐後秦，劉裕以劉穆之為尚書左僕射等職“總攝內外”。及至義熙十三年劉穆之病死，劉裕在長安“聞問驚慟。……本欲頓駕關中，經略趙魏。穆之既卒，京邑任虛，乃馳還彭城(《通鑑》作“以根本無托，乃決意東還)”[42]。當時建康百官何止萬數，穆之一死就認為“京邑任虛”或“根本無托”，對他們不信任的態度十分鮮明。後來劉裕雖以徐羨之“代管留任”，然“朝廷大事常決穆之者，並悉北諮(劉裕)”。可證到義熙十三年為止，他對徐羨之也還不十分放心，由此也可看到在盤根錯節的高級士族勢力面前，劉裕感到何等的孤立了。王夫之說：“當時在廷之士，無有為裕心腹者，孤恃一機巧汰縱之劉穆之，而又死矣。”[43]這是有一定道理的。
　　　　
　　　　 　　劉裕這種感到孤立的心理，還有一條材料可以證明。《南史·劉穆之傳》：“及帝受禪，每嘆憶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理天下。可謂人之雲亡，邦國殄瘁。光祿大夫范泰對曰：聖主在上，英彥滿朝，穆之雖功著艱難，未容便關興毀。帝笑曰：卿不聞驥騄乎，貴日致千里耳。帝后復曰：穆之死，人輕易我。”可見，劉裕對劉穆之評價極高，懷念極深。范泰出身順陽范氏，雖非第一流高門，也是東晉望族[44]。他的“英彥滿朝”無疑主要指的甲族高門；而劉裕之回答實際上是對他看法的否定，至少意為這些人均非“驥騄”，不能與穆之相提並論。至於“人輕易我”，沒有具體指明何事，很可能還是就文化素養而言。《宋書·劉穆之傳》：“高祖舉止施為，穆之皆下節度。”可證劉裕一舉一動原來一定很粗浴，難登大雅之堂，為高門竊笑，所以劉穆之要把着手教。其中一例是“高祖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彼四遠，願公小復留意”。但劉裕“既不能厝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仍曰：但縱筆為大字，一字徑尺無嫌。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勢亦美。高祖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連批答文件的書法這種小事，劉穆之都想到如何維護劉裕威望，這怎能不使他懷念不已呢?同時通過以上材料，我們可以看到：在門閥制度高度發展，經學、玄學為高門壟斷並藉以驕人的東晉社會裡，劉裕出身“寒微”、“僅識文字”，本來在文化素上很自卑，一度附庸風雅，又面招折辱；平時舉止粗野，全靠劉穆之節度，方能免遭譏刺。由於北伐南燕、後秦，建立大功，加之手中握有軍權，因而得以代晉，然而出身、“不學”已無法改變，劉穆之死後，舉止無人節度，一定經常招來輕視的目光，“穆之死，人輕易我”，恐怕便是反映這一背景的。當然，這些只是文化素養問題，但如前所述，高門甲族大多數政治上往往也陰陽怪氣，若即若離，劉裕不能不把它和他們內心深處是否不屑於北面事奉自己聯繫起來，而感到心虛、孤立；不能不擔心有朝一日風吹草動，高門甲族會如響斯應，立即把篡立的帽子戴在自己頭上，重新把晉恭帝捧回皇帝寶座。
　　　　
　　　　 　　以上說明，由於東晉末年劉裕面臨的客觀形勢與魏文、晉武之時已大不相同，所以儘管劉裕也苦心經營了十幾年，到代晉時其統治鞏固程度也就遠不能和二人相比[45]。在此條件下，劉裕出自地主階級狠毒心理，為免夜長夢多，代晉後匆匆忙忙害死晉恭帝，也就可以理解，毫不奇怪的了。當然，王夫之所說劉裕年歲已大，諸子年幼，或許也起了點作用，但決非主要因素[46]。因為如果整個統治比較鞏固，僅僅怕諸子年幼控制不了局面，那完全可以通過任命一些忠誠、得力的顧命大臣來解決矛盾，而沒有必要代晉不久就冒“弒君”之惡名，貽人以口實。劉裕是個極有心計的人。《宋書·傅亮傳》：元熙二年(420)劉裕鎮壽陽，“有受禪意，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指宋國諸臣)宴飲，從容言曰：‘……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群臣唯盛稱功德，莫曉此意。日晚坐散，亮還外，乃悟旨，而宮門已閉，亮於是叩扉請見，高祖即開門見之。亮入便曰：‘臣暫宜還都。’高祖達解此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須數十人便足。’於是即便奉辭。亮既出，已夜，見長星竟天。亮拊髀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這是一段絕妙文字。把劉裕欲代晉而閃爍其詞，以退為進的奸雄本色，以及傅亮善於揣摩、迎合主子意圖的戲劇場面，描繪得淋漓盡致。然而通過這個材料也可看出以下問題：第一，劉裕從404年推翻桓玄起，到這時已掌大權十幾年，而且北伐燕、秦，建立大功，然而連他宋國諸臣，對擁他為帝也還不很主動，需要劉裕親自出馬，暗示意圖。這就再一次說明在東晉的門閥制度下，人們心目中劉裕的門第、聲望和代晉為帝之間的差距是何等之大!這和魏文、晉武禪代前諸心腹積極籌劃張羅[47]，是大不相同的；第二，劉裕十幾年來清除異己，一步步為自己代晉鋪平道路，但卻始終未向周圍的人包括親信透露內心奧秘[48]，這除了證明劉裕胸有城府之外，恐怕主要原因仍在門第低、文化素養差，不到代晉條件成熟，絕不留把柄於人[49]。然而就是這樣一個遇事不露聲色的人，現在迫不及待地要殺晉恭帝，為此不僅甘冒惡名，而且不惜貽人以把柄。如交毒酒給張偉，使酖零陵王，誰知張偉不干，拿到毒酒後竟自飲而卒；於是又命褚秀之兄弟設法先殺零陵王新生男，然後害死零陵王[50]。在這裡，劉裕撕下面具，毫不掩飾地親自出馬布置“弒君”
　　轉個翻案資料，緬懷英雄！一生低首服寄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