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伟伦是不是犹太人

　　我相信，金伟伦是如今长期生活在成都的惟一一个犹太裔人。

　　金伟伦个子很高，皮肤白里透红，鼻子丰满挺直，眼睛有些凹陷，笑起来有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他喜欢戴一顶乳白色的草编礼帽，帽沿上有一圈白底黑字的英文字母，帽顶呈凹形，一派美国西部牛仔的感觉。

　　这是夏日难得凉爽的一天，我和金伟伦如约来到大慈寺茶园。在屋檐下我们摆放了一张木桌，再沏上两碗热气腾腾的花茶。金伟伦递给我一本很旧的杂志后说：“杂志上有一篇我妹妹金效静的题为《我是中国犹太人》的文章。就目前来说，这篇文章是惟一能够证明我们这个家族是犹太人的依据。”

　　这是一本被翻得很是破旧的《百科知识》杂志，期刊为1981年第4期。翻开目录，我找到金效静那篇题为《我是中国犹太人》的文章，文章的页码在第35页。但当我翻到第35页时，这篇文章却被人撕了……

　　于是，我问金伟伦：“你还记不记得这篇文章上面的内容？”“时间久了，不记得了……”“那你去图书馆查找过这篇文章没有？”“去过，但没有查到。”“你原来知不知道你是犹太人？”“不知道。”“是不是你妹妹金效静在《百科知识》上发表了那篇《我是中国犹太人》的文章后才知道自己是犹太人的？”

　　“是的……”几天后，我在四川大学图书馆终于查阅到《百科知识》杂志（1981年第4期）。从金效静《我是中国犹太人》的文章里，我了解到有关金伟伦家族的一些线索：金效静毕业于西南民族学院，曾任藏语翻译，后被调到北京国家民委，在《团结》杂志社任主编。她曾出席过1980年6月23日的全国首届世界民族学术讨论会。会上，代表们围绕着民族感情问题争先恐后地发表自己的看法与感受，当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兆钧发言后，金效静与他有一段令全场为之惊愕的谈话：

　　杨兆钧：“在中国的回族里，也并不单是穆斯林，有一些犹太人，特别是河南开封的回族里就有不少是犹太人。开封有一条街（教经胡同），那里的许多居民长相和别处的回民不同。我原来认识两个姓金的教授是亲兄弟，就是犹太人。”

　　金效静：“我的家族原来在河南开封，也姓金。您刚才说的那两位教授叫什么名字？”

　　杨兆钧：“金干庭和金荣庭。”金效静：“啊，那是我的二伯和六叔……”杨兆钧：“哦，这下子找到犹太人了！”同年8月，金效静又在全国首届民族理论科学讨论会上与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副主任霍流有一段令在场的专家学者为之关心的谈话：

　　霍流：“回族里面有犹太人，过去我认识的一位金教授就是犹太人。”

　　金效静：“他叫什么名字？”霍流：“他叫金干庭。”金效静：“你什么时候认识他的？”霍流：“50年代，我作为朝圣代表团成员去麦加，当时他在那里讲学。你问这些做啥？”

　　金效静：“我是他的侄女。”霍流：“是亲侄女吗？”金效静：“是的。”金效静早在成都华美中学上学时，就曾有两个教师问过她：“你是犹太人吗？你们家族肯定是犹太人……”后来在金效静上大学时，由于她肤白发黄，又在回民灶吃饭，所以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都以为她是新疆来的少数民族。金效静百思不得其解，便回家问父亲：“我们到底是不是犹太人？”父亲对她说：“我们的祖先是从阿拉伯来的，但我们的民族成分却一直填写的是回族……”

　　对金家的纵深解读

　　历史上曾有不少犹太人来到中国。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在《关于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中说：从西亚巴勒斯坦迁入中国的犹太人，大部分是在明朝弘治二年（1489年）到达开封的。当地有石碑记载，他们把自己的教门称作“一赐乐业”，这是现存在中国称为“以色列”（ｌｓｒｅｌ）译音的记载。

　　在战火纷飞的20世纪上半叶，众多犹太人为躲避战乱来到中国。美国犹太作家马文·托卡耶写过一本《河豚鱼计划》的书，在这本书的扉页上他这样写道：“当犹太人寻求栖身之地而每一扇大门都对他们关闭时，只有中国的门户仍对犹太人开放。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在中国找到了自己的避难所。犹太人民永远感激在自己历史最黑暗时期善意接待他们的人们。”
　　金伟伦的曾祖父金世德从阿拉伯经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开封后，成为了“中国犹太人”。从曾祖父算起，金伟伦已是第四代“中国犹太人”。金伟伦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娶了中国女人做妻子，因此他们这个家族的血统一半是犹太血统，一半是中国血统。金伟伦的父亲金元桢娶了一名叫丁佩贤的中国女人做妻子，生养了6个孩子：长子金仲伦，次子金正伦，三子金扶伦，四子金伟伦，五妹金效静，六弟金持伦。金家于解放战争时期迁至成都。在兄妹中，金正伦毕业于西北大学，金扶伦毕业于哈尔滨外国语学院，金伟伦毕业于四川大学，金效静毕业于西南民族学院。如今，6个子女除了金伟伦与金持伦外，均已去世。金伟伦排行老四，今年68岁，终身未娶。

　　那么，作为生活在开封的犹太人，金家后来为什么又变成了回族呢？

　　关于这个问题，金效静在《我是中国犹太人》一文中写道：“我们这个家族为什么后来变成了回族，无外乎有两个原因：其一，中国定居的犹太人为数不多，而且居住分散，很难保持自己的语言、文化、宗教和风俗习惯，即便在明朝期间犹太人来华最多的时期，在他们立的碑中却把夏娃称为女娲，把亚伯拉罕称为阿老罗汉，并认为犹太教和儒教‘虽大同小异，然其立教规也不过是敬天道，尊祖宗，重君臣，孝父母，和妻子，序尊卑，交朋友，而不外五伦矣。’可见当时已倾向于‘汉化’，再加上与汉族通婚，就更加加速了整个犹太人在中国的‘汉化’过程。这种情况与大量迁居西欧、东欧和阿拉伯等国的犹太人不同。其二，犹太教同伊斯兰教的信仰和风俗习惯差不多相同（编者注：这是金效静的个人观点），所以基本上都改宗了回教（今伊斯兰教），基本上是教族一体，所以改宗伊斯兰教的犹太人自然也就成了回族人。因此我们这个家族的民族成分实际上应是犹太人……”

　　金效静的这篇文章在《百科知识》刊登后，被不少海外报刊杂志刊载出来。一个生活在美国的犹太老人看到后与金效静取得了联系，提出希望全力资助金效静的女儿到美国留学。在这位犹太老人的帮助下，金效静的女儿去了美国专攻希伯来语，后作为犹太后裔留在美国犹太机构工作。

　　金伟伦的父亲金元桢新中国成立前任陕西省视察员，他们一家曾两次到过成都。第一次到成都是在抗战初期，第二次是在解放战争期间。

　　据金伟伦回忆，到成都后，他父亲每月薪水为385块大洋，而成都市民当时的生活水准大约是每月3块大洋。金伟伦那时还小，父亲常给他一些零花钱，于是他开始偷偷摸摸地学着大人抽烟。那时候香烟是可以开零的，有几个零花钱就可买上一支上等香烟来抽。如今，金伟伦一般抽两元左右一包的香烟，毕竟他每月的退休生活费只有三百多元钱。

　　金伟伦父亲那一辈有6弟兄，金伟伦已记不起大伯叫什么名字了；二伯金干庭教授原是西北大学外文系主任，曾在埃及艾兹哈尔大学用英文讲授中国古典文学，战争爆发后回到国内；父亲金元桢排行老三；五叔金宝桢是留美博士，回国后任南京工学院院长；六叔金荣庭是西北工学院外文系教授。

　　老金过着清淡闲适的生活

　　第二次来到成都后，金伟伦一家就再没有离开过，金伟伦也开始到国民党空军幼校读书。成都解放后，他考入四川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重庆煤矿基本建设局工作。

　　1958年干部下放时，金伟伦到了四川与贵州交界的南桐矿区，被指派到山上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天天与当地农民一起开山放炮筑路修桥。大炼钢铁那阵子，金伟伦又被弄到山上去找矿炼钢，每天要背一百多斤的铁矿石到几十里外去冶炼。沉重与饥饿每天都在折磨着金伟伦，一次，他实在太累了，便背着矿石倒在山涧的路上睡着了，一直到天上下起了雨，冰凉的雨水顺着脸颊淋湿了身子才苏醒过来，醒来后背筐和铁矿却不见了……

　　1960年，金伟伦被调回重庆煤矿基本建设局，没过多久又在“支援钢铁，元帅升帐”的口号下被调到重庆钢铁公司。1962年夏天，单位又要调他去渡口支援钢铁建设。这一次他没去，而是呈上一纸辞职报告，领了几百元辞职费回到了成都。回到成都后，他开始四处做零工，担泥巴、做木工、当泥瓦匠什么都干。后来成都市工业设备安装公司招工，金伟伦因为会木工去当了一名模型工。如今，他早已退休在家。

　　金伟伦一生只经历过一次恋爱。他年轻时有过一个漂亮而善良的女友，当他把她带回家的时候，却遭到了家人的反对。后来，为了遵从父母的意愿，金伟伦只好忍痛割爱，并从此终身未娶。他对我说：“那个时候年轻，好像这些对我都无所谓。过了就算了，男娃娃，总有点儿大而化之……”

　　金伟伦现在住在一幢楼房的二楼上。两室一厅，收拾得干干净净，床头以及书桌上有许多书，大都是伊斯兰教、犹太人历史、文化、宗教、风俗方面的书籍。房子是母亲给金伟伦留下的。金伟伦把洗衣机、电冰箱捐给了养老院。家里除了一台电视机之外再无其它值钱的东西。但这些对于金伟伦这个犹太老人来说已经足够了，他每月买一次牛肉，一次牛肉有七八斤，买回来后做成臊子，每顿吃面或者做菜就舀上那么一点。

　　金伟伦一直过着一种清淡闲适的生活，他最快乐的时光，就是每天去茶园与茶友们聊天。高兴的时候，他还会用英语或者俄语或者阿拉伯语说上那么一阵，只是对犹太人的母语希伯来语他知之甚少。

　　不久前，金伟伦喝了二三十年茶的茶园由于重新添置了桌椅，种了些花木，将原来两元一碗的茶在一夜之间提升为3元。于是，金伟伦和一些要好的老茶客便转移到了一个离家很远的茶园去喝茶。他对我说：“3元钱一碗的茶，两毛钱上一趟厕所，如果再加上抽一包两块钱的烟，就相当于你每天喝了一斤把清油，而那边临近鸟市的茶园每碗茶只卖一元钱，自带茶杯搀白开水只需5毛钱……”

　　看得出来，金伟伦注重的不是钱，而是自己的生活，作为一个犹太人的后裔，他对自己的民族充满着感情，同时，他的血脉早已和生活多年的成都融为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