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和自由---反儒派和马家帮批判

余东海

反儒家反自由是人世间最大的两种反常和反动。

马家帮就是最大的双反派，既反儒家又反自由。

故马家为师必然误人子弟，为政必然殃民祸国。

只要马族当道，必然地狱现前。

---东海律

一

在政治上，儒家和自由主义都倡导有序自由，民本和人本两个原则又具有一致性，故存在相互借鉴吸收的基础。儒家道德雄厚，有助于自由政治的品质提升；自由主义制度良好，可为儒家制度建设提供参考。

自由是西方发达国家最大的共同点，也是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的根本因。人本哲学、自由政治和民主制度都有一定的道德基础，百姓日用而不知耳。没有道德基础就没有秩序和自由，马家就是最好的证明。因为没有这个基础，故秩序自由双缺，学是邪学，政是暴政，制是恶制，特权阶级腐恶空前。

儒家和自由主义相遇，可以形成两种政治模式：一种以儒为主，吸收民主自由的优点，形成儒家宪政和新礼制；一种以自由主义为主，儒家为辅，为民主制度提供道德营养。

儒家和自由主义的自由各有边界。不能尊重保障自由的制度和价值是反动反常的，没有边界的自由是假冒伪劣的。西方自由也有双重边界，一重是民主法治宪政的制度边界，一重是人本人权平等的价值边界；王道自由有双重边界，一重是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边界，一重是礼乐刑政的制度边界。

仁义是儒家的最高原则，仁义和自由，相辅相成。仁义为自由之基础，自由为仁义之保障。仁义没有自由，难以弘扬彰明。例如东海，虽有仁义之道，但无自由之权，故无法广泛传道授业解惑，只能独善其身，守死善道。

自由没有仁义，要么无法无天，礼法双缺，如民粹主义的自由；要么假冒伪劣，自欺欺人，如社会主义的自由。注意，自由主义的仁义度不够高，但远远高于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反仁义就反掉了自由的希望，反自由就反掉了仁义的精神。反儒反自由是自绝于人道的两种最高效方式。反儒的自由派，必然反常，败事有余；反自由的儒家，必非仁者，成事不足。

仁者必然爱好自由，关心社会和公共事务。厓山群友言：“不是公知，不配为儒。”大赞。公知者，公共知识分子也，热衷于公共话题讨论和政治制度批判的知识分子。东海也曾是其中一员，某年还曾以东海一枭之名进入国内外百名公知名单。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词语被恶意地污名化了。

不能因为儒群中有伪君子就抹黑儒家，也不能因为公知群体有非善类就抹黑公知。故吾曾言，先为豪杰，后为圣贤；先为公知，后为仁者。理解自由真义，尊重他人自由，认同法治自由，追求德治自由，是当代儒家的本分，仁者份所当为。

人而不仁，不知其可也。没有仁义比没有自由更可怕。没有人权自由，人还可以是人，可以有人性人格；反掉仁义道德，人就非人化了，没有了人性人格。

非人化的人，物化的人，不配追求、无力追求人权自由，也不配享受人权自由。反孔反儒的社会，极权主义想不成功都不可能；反孔反儒的人民，最适合极权暴政。稍好一点的政府都稳不住。

强调仁义挂帅，是因为仁义是人道的根本，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原则性和决定性。人道六度：仁义度、文明度、自由度、和谐度、强盛度、幸福度。仁义度对于其它五度具有决定性影响。这条定律既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家国天下。

仁义道德的高低优劣，终极性地决定着家国天下的命运。《韩星：吴宓与清华国学研究院》一文引用吴宓的话说：“不但一人一家，即一国一族之盛衰灭亡，世界文化之进退，都是以道德水准的高低、大多数人的人格水平为枢机的。”

仁义统帅一切，高于一切。仁义落实于个人，是仁言义行，仁宅义路；仁义落实于政治，是仁政义刑，王道礼制；仁义压倒一切，意味着以圣德为最高人格追求，以大同为最高社会理想。圣德意味着道德自由，大同起始于王道自由。

《二程粹言》：“子曰：公者仁之理，恕者仁之施，爱者仁之用。子厚曰：诚一物也。”东海曰，和者仁之果。和谓和谐。儒家追求的和谐有四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个体身心的和谐。四种和谐都是践行仁义之道的结果。

二

反孔反儒就是反仁义，是最大的文化颠倒和逆淘汰，必然导致思想、道德、社会、政治、制度一切逆淘汰，天翻地覆。反孔反儒的社会，成功的必然是最坏的人物和势力，建立的必然是最坏的政府和制度。反孔反儒的民族，迎来的必然是最悲惨的命运。弑父之子必下地狱，反儒之国必地狱化。

吾尝言，西方没有儒家，既是不幸，又是幸运。没有儒家就没有王道，大不幸；没有儒家就不会犯下反孔反儒的大罪，又很幸运。就像孤儿无父，但也不至于犯下弑父之罪一样。孤儿不幸，终将逐渐成长；弑父之子则非下地狱走一遭不可。

孤儿和弑父之喻为吾十几年前发明，颇为得意，不辞呱噪而屡屡言之。熊十力先生好以海沤喻体用关系，东海好以弑父喻反儒运动，异曲同工。

或谓西方也有父，宗教就是西方之父。没错，但西方之父的品质远逊于中国之父。西方之父是神本主义，给西方带去的是政教合一的教主制和漫长的中世纪黑暗；中国之父是仁本主义，给中国带来的是政道合一的礼乐制度和数千年文明辉煌。

不疏远神本主义，西方就长不大；不遵循仁本主义，中国就会去中华化。至于反对仁本主义，更加不可收拾，必堕地狱无疑。百年浩劫就是最好的证明。

有反儒派言：“强调道德易滋生伪善”云。大错。伪善恰是无道缺德的表现。不能因为伪善就不强调道德，不能因为有伪君子就反对君子。强调道德易滋生伪善，反掉道德，滋生的就不是伪善了，而是光天化日之下赤裸裸的、血盆大口的罪恶，欲在领导阶级、精英群体中寻找一个两个伪君子，亦不可得矣。

孔子说:“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吾曾多次将这句话用在王莽身上，后来发现这句话用在五四派身上，也很合适。不同在于，王莽反古之道是复周之礼，五四派反古之道是反对仁义之道。

就制度而言，古今有别，不可袭用；就道德而言，仁义之道作为最高人道原则，既是古之道，也是今之道，适用于古今中西一切人类。反孔反儒反仁义，即使正人，亦愚不可及；即使正人，难免滑向邪道，给家国天下招来灾殃。

三

反儒并非五四派的发明，而是有深远的历史渊源。老庄都有强烈的反儒倾向，竹林七贤更是反儒的历史典型。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两句话都是嵇康所说，成了竹林七贤的共同特色和盛行一时的思想风尚，为反儒派津津乐道。

东海曰：非汤武即诬文武反圣王，薄周孔即轻圣人蔑仁义，都有道德之罪。越名教即反礼法，那样的任自然，必然非礼无法，从心所欲必逾矩。那样的观念泛滥社会，深入政治，必然毁性害伦，败坏道德和秩序。

这两句话，前一句出自嵇康著名的《与山巨源絶交书》，是其自称；后一句出自于《释私论》，摘其开头一段：“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

这是典型的道家观念，错误显而易见。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是非非，春秋宗旨，文化责任。心无措乎是非，违道远矣，怎配为君子！君子必不反儒，正人不能反儒。正人而反儒，思想的正确性和道德的正义性都会严重受损。竹林七贤的贤字宜改为闲，竹林七闲。

或谓魏晋统治者利用儒家，故竹林七贤反儒具有正确性。大谬不然。无论什么人什么势力怎样恶意利用儒家，都不足以成为反儒的理由。对于利用儒家者，正确的应对是以儒家义理纠其偏、批其谬、导其向善或揭其非儒。

例如，日寇以建设大东亚王道乐土的名义侵华，我们就应该彰明王道大义，揭发其有名无实的虚伪和违反春秋大义的凶恶。同样道理，魏晋统治者以孝治天下，正人君子就应该弘扬忠孝之正义，导之以真正的王道。

对于中道和圣贤，心口俱服最佳，心服口不服次之，口服心不服又次之，心口俱不服最差。非汤武而薄周孔，就是心口俱不服的表现。非汤武而薄周孔者，恰恰暴露了其人观念有误而德性薄弱，非正常。

佛道两家对儒家既有异议也有认同，不能完全视为反儒派。不过，即使反儒也无妨，佛道两家作为出世法，拥有反儒的特权。它们另有非人道的彼岸追求，不认同儒家理所当然；不涉政，对儒家的批判止于思想范畴，恶果有限。不过，历史上佛道更多的是附儒，一方面于儒家政治有所依附和依赖，一方面于儒家义理有所迎合和吸收。佛教的儒家化现象又更为鲜明，禅宗就是儒家化的成果。

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问题，包括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孔子辟隐士，孟子辟杨墨，宋儒辟佛道，都对历史之机。现在依然将批判的矛头重点指向杨墨佛道，就不对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马列，这是内政外交一切问题的根源。能言距马列者，圣人之徒也。比较而言，杨墨佛道不乏正义，可引以为儒家之辅统和盟友。

佛道不重五伦，不尊五常，不明政治，有违人道。但是，两家有得于道，自有其道，可以从另一个侧面为人生提供安心立命之所，从另一个角度探索生命的奥秘，成就天性的伟大，让人类的生活追求更加丰富多彩。故非常适合某些人研究修行。只要道统在上，就可以最大程度地抑制其弊，发扬其利。

四

古代政治上的反儒派都是反派，暴秦和洪杨帮就是两大典型。非政治人物和势力反儒，也有非正常性，很容易被历史淘汰。杨墨两家反儒，昙花一现而已。原因很简单，儒家五常道是人生、社会之常道，代表着人道之常。反对五常道，就是自绝于人道。除非另有出路，否则必然迅速衰灭。

五四以后天翻地覆，正派反派、正人邪人、善人恶人、英雄狗熊普遍反儒。反儒的正派必然愚昧，昏天黑地；反儒的反派特别反常，天翻地覆。反儒的正派，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干啥坏啥，什么正事善事都干不成；反儒的反派，邪无止境，恶无限量，什么人间恶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不受够反儒的罪，不知道儒家的好。不知道儒家的好，就不知道尊重、珍惜、信奉、践行、弘扬之。个体如是，政党如是，国家如是。不知道儒家的好，不知道尊重信奉践行弘扬，那就继续受罪，直到铭心刻骨地知道，直到把对反儒的恐惧和对儒家的尊爱，深深地刻进中华民族的潜意识。

无儒犹自可，反儒必成灾，马家就是反掉儒家才趁虚而入的。马家是人世间最大的人性污染源和人道灾难源，也是现中国一切问题和危机的根源。

马家三本：哲学上物本位，政治上党本位，经济上社会本位。物本位意味着物质主义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人为物奴；党本位意味着党主制，人为党奴；社会本位意味着公有制（实为按权分配之权有制），人为社会之奴和权力之奴。党奴社奴权奴，无论贫富贵贱，本质上无非物奴。马家思想政治框架中，社会高于个体，党高于社会，党和社会又围绕着物质做文章，毫无人和仁义的容身之地。

注意，以有产无产划分阶级和敌我，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共产主义为理想，无非绕物而转。马学导出来的马制，不仅是奴隶制，而且是最不人道、最反人道的奴隶制。在马家社会，人格人命最被轻贱，人们也最自轻自贱，官民普遍不把别人、也不把自己当人看。

或说马帮“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看朱成碧、看猫成虎了。导政齐刑民免，自由主义都勉强，岂是极权主义所能。极权主义是导之以诈力，齐之以恶法，民无耻亦不免。马家之民，既没有了羞耻之心，又不免于罪恶和刑罚。民德败坏，罪在官府；万方有罪，罪在政治。政治无道，人民不免于贫困，不免于恐惧，不免于无底线的堕落。

百年来中国最根本的问题是主义问题，最根本的错误是主义错误。若不能彻底纠正主义的错误，无论改良革命，无非治标之术。要纠正主义的错误，就必须彻底去马，或者归儒，归于王道礼制；或者归西，归于自由民主。换言之，无论儒化西化，都必须以彻底去马为前提。

民众不行有官员，官员不行有制度，制度不行有文化，文化不行则一切不行。坏文化导不出好制度，教不出好官员。文化、制度和官员群体不好，民德民智不可能好起来。这就是文化决定论。欲改革制度，改进官德，改良社会，都必须从文化入手。

文化和制度的革旧图新，又需要一个正人君子团队，文化有共识，政治能同心，否则独木难支，孤掌难鸣。至少队伍不能太坏。如国民党，蒋经国欲自由化，并未遇到太大阻力。遗憾蒋家父子文化不足，未能儒家化，将台湾打造成中道文化的领航者和王道文明的示范区----那才是最佳选择。

百年来对儒家的态度可分为三派：一是高度尊儒派，新儒家派；二是坚决反对派，完全否定，以儒为敌；三是一分为二派，和稀泥派，所谓取其精华，纯属空话。朝野衮衮大多属于后两派。第一派人数稀少，屈指可数，势力微弱，貌似微不足道，但后劲雄厚，充满希望，代表了中国的未来和历史发展最正确的方向。

注意，儒家文化没问题，并非儒家政治没问题，更非儒家人物没问题。抵达圣贤境界之前，任何儒生都有问题，儒家群体更有问题。历代儒群各有各的问题。元明清儒群的品质就呈下降趋势，民国儒群更低。进入马邦之后，儒家久已不能成群。而今来复不久，何可苛责，何忍苛责。再假以十年之期，必豪杰君子辈出。

2022-2-24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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