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实现美国梦之后，我为什么回国？

《多维月刊》第13期记者杨呜镝／倪剑：是不是我留在美国为儿子牺牲掉这种我对中国生活和工作方式的热爱，在中国可能发展的事业，我儿子将来会感激我？我儿子将来会觉得我做得对吗？我牺牲的价值是多少？那我不去做这种牺牲，做我所喜欢做的事情，是不是会为他带来更多的快乐？我仔细想过以后觉得，我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实现我自己的梦想，可能会带给他更多快乐

倪剑，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国际新闻专业，在校时被选为“复旦十大文化名人”，为唯一女生。

1990年赴美国陪读。餐馆打工一年，1993年在曼哈顿独资买下西式超市，一年收回投资，实现美国梦，1996年在曼哈顿上城买下第二家超市，1998年－01年边做生意边读书，获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硕士 (MIA)，新泽西Ramapo College MBA。

2001年在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任上海办事处政府和公共事务经理。

2002年任上海市广播电视报业集团总经理。

2003年投资创办申尼邦德咨询公司、申尼邦德公关公司、申尼邦德广告公司，均已盈利；主要业务：政府公关，媒体公关，危机公关，公共关系咨询和服务；客户包括微软，美国运通，强生，TNT，OTIS电梯，日本凸版，味之素，德国汉高，Pricewaterhouse Cooper等。

2005年11月15日，倪剑在纽约长岛接受了多维电视记者杨呜镝的专访，以下为访谈内容摘要： 谁也不要替谁牺牲 多维：中国留学生通常在美国，读完书以后就是找工作，找到工作，工作了几年以后，又面临着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回国还是留下来。那么，回去的这个决定甚至比留下来的这个决定还要难。那你当初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倪剑：我可能跟大部份的留学生情况不一样，因为我当初就不是很想出国。我学的是新闻，复旦大学新闻系，在国内也蛮优越的，工作环境啊，待遇啊，能够介入的一些事件都比较意思。但是，因为８９学运，这之后有一段时间感觉做新闻的，在未来一大段时间，理想不容易实现。所以，在当时那个特殊历史环境下，就选择先出国留学。出来的以后，内心其实是很留恋中国的生活。而我就属于那种一踏上美利坚的国土，就日夜想着回去的那种人，可能和很多这边选择＂单程机票＂的留学生情况不是很一样。

倪剑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现居于上海。图摄于87年大学时期。(多维社)

再有一点，我从小生活在上海，条件不错，生活和心理上有＂中产＂的舒适感，因为没有插队落户和正式工作过，所以没有感受过中国的贫穷和政治上的不方便，加上以前是学生，从学生到学生，不是很了解年长者所谓的中国很多很多的困难。所以，来美国后尤其是在打工时内心老是记着中国美好的一面。那别人会和你说，不要回啦，中国怎么怎么不好啊，但内心一直还是很想回去。

1990年来美国，1997年拿到绿卡第一次回上海探亲访友，回去之后，我就很兴奋很兴奋。就觉得那是个我喜欢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回美国之后，我就开始想着回去和怎么回去了。因为我来美国以后，就是打工做生意，没有读书。在美国，做作生意挣钱也不觉得学位对我将来的事业有多么重要。但是，1997年我回了国以后，我开始想，我将来是要回国的，没有学位会很不方便，于是我就开始准备读书。我花了4年时间来把两个硕士学位读完，把生意结束掉，把工作找好，然后回去，其实过程还是蛮长的。

多维：当初，你为什么做生意，而不读书呢？

93年创业开店。(多维社)

倪剑：一个是因为自己没想要出国所以英语在大学里几乎放弃了，自己没有很好地准备考试，一个是想读书时碰到有做生意的机会，也就没有时间去读书了。我先生已经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了，我们俩不可能同时去读书，我要照顾生意。

多维：那你们俩轮流读书，是典型地留学生家庭的生活。

倪剑：有些留学生家庭是同时拿到奖学金，同时来读书，而我是来陪读的，我丈夫是交学费来读书的，不久有生了孩子，那我就必须挣钱养家啦。

多维：我记得你们吃了不少苦，在这儿开了个超市，是不是？

倪剑：回过头来看，应该是很辛苦很辛苦，我的所有的老朋友都不相信我这么能吃苦。但我们当初出国的时候，因为只带了几百美金在身边，然后就去为每分钱而挣扎。在餐馆打过工，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今天买电视了，明天买电脑了，下个月买名车买房子了。所以，做生意的时候，别人都觉得我们很苦，但我们身在其中，每天有收获有希望，当时还真不觉得什么苦。

多维：那你们其实已经熬到了一个中产阶级的水平，美国梦可以说是已经实现了，有车，有房，孩子也有了。而对小孩来讲的话，有了小孩以后，就更难回去了。在美国，我们都知道，真是儿童的天堂。可以说，教育啊，环境啊都非常不错。我不知道你当初是怎么安排孩子的？

倪剑：我觉得有两个因素。我们俩本身就是中国人，而作为我们的孩子，他的优势在于他具备中国和美国两重背景，从语言到文化和其他。再者，我父亲从小就和我讲，他在为我做这个牺牲，做那个牺牲，要怎么怎么样。但我从小就觉得，你应该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别因为你的牺牲就要求我[倍努力或偿还，为什么你要替我牺牲？你的成功变成物质和精神财富留给我，让我踩在＂巨人＂的肩膀上不是更好吗？

等我有了儿子我就回想起自己童年的想法，是不是我留在美国为儿子牺牲掉这种我对中国生活和工作方式的热爱，在中国可能发展的事业，我儿子将来会感激我？我儿子将来会觉得我做得对吗？我牺牲的价值是多少？那我不去做这种牺牲，做我所喜欢做的事情，是不是会为他带来更多的快乐？我仔细想过以后觉得，我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实现我自己的梦想，可能会带给他更多快乐。 想让孩子成为中国人 多维：当时他不大，是吧？

倪剑：他当时是小学两年级，但他跳了一级，所以，他的语言关基本是过了。而且，当时，我送他回去，我就想着要送他进国际学校，或者美国学校，目的是不让他的英语和美国文化的东西流失掉。

多维：我听很多朋友说，首先回去的选择，孩子非常主要，而且孩子的上学也非常重要，是送孩子去公立的学校上学，还是送孩子去一个国际学校。按照你所说的，国际学校能够接触美国的文化，特别是英文，公立的学校不一定有这个环境。可是，公立的学校又给他提供了一个正常的社会圈子，真正的一个中国人的圈子。所以，我不知道你是如何想的？如何做的这个选择？

倪剑：我想大部份人回去，都想把孩子送到最好的学校。目前在中国，我们认为最好的学校，应该是国际学校，他们用最好的中国老师和外国的老师，各方面的物质条件也很好，学生的来源，学生的家庭背景通常相对比较好。留学生大多是受过比较好的教育的，孩子的先天智商和后天家庭教育环境都不错。所以大家都愿意把孩子送到这样的好学校。

美国学校或国际学校每年的学费是１万到2万多美元，还不包括车费和其他旅游的开销。他们经常会组织去外地或国外比赛和考查，去旅游。而国内的学校很多都是免费的，或者收很少的费用，这是很多家长因为经济的原因而选择公立学校。另外一点，很多人会认为中国式的教育，数学会比较好，或者语文比较扎实。我觉得我们这样的孩子，他生下来就拿着一本美国护照，他本身的认同就是很特别，他本来的优势就在国际化上。如果又把他弄成100％的中国人，也是不负责任的，我觉得，经济条件允许，还是要送到国际学校去读书。

多维：你刚提到，他有优越感，又有孤独感，这种感觉是什么样的呢？你可不可以描述下？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在里头？

倪剑：我们努力想让他成为中国人，他是一个很平常的孩子，因为我们也是很平常的人。但是周围的人看到他就会议论说，这个孩子会说英语，这个孩子有美国护照，中国人对拥有美国护照和会说英语的人，有一种莫名尊敬、赞誉和欣赏的心态。那这么小的孩子，8岁回国，一直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他自然而然就知道＂装成美国人＂更有优越感。加上他刚回去的时候，中文不好，英文非常流利，所以他就不大敢说中文。越人多紧张的时候，就越说英语。越说英语，大家就越用羡慕和赞誉的眼神去看他。周围的人在给他这个优越感。

其实我们家庭在努力打消这种优越感。几个月前，他和他父亲发生了很大的一次冲突，他有个口头禅“Stupid Chinese”，他和他的同学说这话已经养成习惯。而当他慢慢长大以后，我们想让他明白他只是有美国护照的中国人，有双重文化背景的人。我们狠狠地教育了他一下。我想，在这边长大的ABC到一定的年龄，也必须认清楚这件事情。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还是拥有美国国籍有中国血统和文化背景的中国人，必须把这个认得很清楚才会在学业事业的选择发展上有好的定位，我们是一直在努力让他尽早认清楚这一点。

谈到孤独感，我觉得是中国大城市的居住环境不太好。在公寓里，邻居和邻居之间不来往，也不鼓励孩子来往。我们是鼓励让孩子去认识生活周围的人，但是别人家都相互保持一种距离。所以说，他跟周边的孩子来往的比较少，来往的比较多还都是美国回去的，有相同背景的孩子，或者是他校车上的同学。所以这个圈子还是相对窄的。但是，这个圈子，人很少信息量却很大，这些孩子的父母都是经常在国际上旅行的，他们有业务在中美之间，或者欧洲，或者台湾，带给孩子的信息量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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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月刊》专访：实现美国梦之后，我为什么回国？

DWNEWS.COM-- 2006年4月15日21:30:36(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

《多维月刊》记者杨呜镝／倪剑：我的优势是在于，我在美国有些朋友和资源，这些是在中国没出过国的人所缺少的，会多发展这方面的优势，而且我对美国的文化，美国的商业，会比他们更了解点，能够更好地沟通

多维：所以，对你来说，在中国做这么一个公关公司是不是对你非常合适？

倪剑：对，因为在美国我不可能开这么一个公关公司，打造这么一个强大的网络。

多维：做公关公司，你和政府打交道一定比较多了。有没有比较不适应的地方？比如说，条条框框太多了？

倪剑：我碰到很多人，就单个个人而言，还是很好打交道的，如果有比较好的能力和他们沟通并成为朋友的话，其实，大部分公务员是会和我说真话的。那我就可以了解他背后很多的牵制因素，比如说体制的因素，文化的因素啊，同事之间的政治文化啊。

大的方面来讲，其实国营企业和政府一样，决策的方式和美国不一样。他们不太有效率，他们只看最后一个结果，在整个过程中，是相当无效率的，而在最后一个时间点的时候，效率会突然非常高。刚开始会觉得失望，觉得很慢，觉得事情一定做不成了，但其实最后总能做成的。所以，一开始，要有很好的耐心。

倪剑96年全家合照。(多维社)

举例来说，合作一个项目，他们应该用3个月的时间完成，那我从3个月的第一天就开始和他沟通，想办法解决，但他都不理我，他们开这个会，那个会，都不和我见面；或者见了面也是务虚空谈，一直到最后剩下5天，他们一下子出来和你合作把这件事做成了。

这是一种中国很特殊的环境。我现在会非常了解。我现在碰到的最主要的困难是，我要去和我美国的顾客去沟通，＂对不起，我们的中国人是这样的，不是我们公司没有效率，是因为我们的政治文化是这样的，政治制度是这样的，商业运作是这样的，但外国人会觉得很奇怪。而且他最终做成这个事的时候，表面是做成了，但是中间过程中一些没有处理好的细节他们就不管了。但是，这个问题不是我个人的力量能够改变的。

多维：就你的经历而言，你都是在中国，在美国来回在跑，好像是起到了一个桥梁的作用？

倪剑：我的优势是在于，我在美国有些朋友和资源，这些是在中国没出过国的人所缺少的，会多发展这方面的优势，而且我对美国的文化，美国的商业，会比他们更了解点，能够更好地沟通，我能够朝这方面发展。还有一点，中国的公关市场刚刚开始起步，在成长阶段，中国公司几乎很少用到公关公司，几乎不会有这方面的预算。他们愿意做公关的事情，但当真正要用钱的时候，他们就会问＂这个事情还要花钱啊？不是你打个电话就能解决了吗？我为什么要给钱让你去做这件事情？＂他们不明白公关公司的服务可以帮助他们的公司取得更好的业绩和提升效率。外国大公司就有这个部门，这个预算，所以这些外国公司是我很好的客户。

多维：你最终想把它办成怎样的一个企业？

倪剑与丈夫孙哲。(多维社)

倪剑：我希望我的公关公司能够成为中国十个最好的公关公司之一。再者，因为公关公司的地域性很强，是在上海，我希望在公关的过程中发现一些很好的投资机会，然后我能够在投资方面去做一些发展。当然，未来的投资方向一定是和媒体教育文化相关的领域，因为这是我熟悉的领域。

多维：那你现在其实也在面对不小的竞争，因为许多美国的公关公司，包括一些广告公司都在做类似的项目，那么你的公司会不会和他们产生一些冲突或者一些竞争的关系？

倪剑：从长期来讲，应该会有竞争局面出现，但是目前，我们这家公司相对而言还是一家比较小的公司。我们也找到了我们新的竞争优势。他们是大公司，他们雇的员工都必须是英语语言能力比较强的，他们的一些管理者都是说英语的。在中国，英语很强的人，对中国媒体，对政府的了解一般就不强。那么，中国的公关公司对美国，对欧洲的文化相对陌生，或者理解的不够。他只能做一些很本土的业务。那我正处于中间，象我们这样背景的公司并不多。

多维：那你找到了你自己的市场？

倪剑：是的，这个市场其实是很大的。其实现在一些大的跨国公司都和我们有合作关系，有签约的关系，因为他会觉得他们不够了解上海，不知道如何操作上海市场的公关业务。

两边都有不适应的地方 多维：你经常回国，那么有没有经常想念美国的地方？

倪剑：作为一个女人，我喜欢美国的购物。在中国，我很少去逛商店。有的时候，我同事都会说，作为做公关的人，你应该去看看，关注百货公司里发生的公关。但我不喜欢人很多的地方。所以我很留恋美国购物的环境。

另外一个就是美国媒体信息的丰富和自由，这是两个最大的留恋．当然还有一些老的朋友，因为在一起这么多的年，大家沟通起来会很快乐。而和中国的朋友，一些话题，尤其是政治性的话题，几乎是不去碰的。

多维：那你在中国是如何取得那些信息的呢？你是过来才买一些书和看一些在国内被禁止的网站吗？

倪剑：在中国，大部份的网站还是看得到。但政治性的东西，因为我们生活环境中，有很多人会过来，会从他们身上获得一些信息。如果花时间多点，其实还是可以看到你们的多维网。通过不同的服务器，比如在美国我只要15分钟就把多维网站上大部份信息就看完了，但在中国可能需要花1个半小时，所以有时候就没有时间去寻找。

多维：你回去已经很多年了，是不是还是有不适应的地方？

倪剑：因为在美国我也有不适应的地方。在中国，我遇到不适应的地方，我会想，在美国我也有不适应的地方。两边都有不适应的地方。最大的不安全在于医疗保健和食品部份，你经常看到一些报道，很多东西不能吃，而且是一些很基本的东西不能吃，比如说鸡蛋、蔬菜、水果。这是很痛苦的，活得没有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