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绿卡持有者”与“美国公民”有一个重要区别：后者有选举权， 前者没有。其实，还有另一个重要区别：公民有但任陪审员的义务。凡年满18岁，无犯罪记录的美国公民，都有义务当陪审员。当陪审员与选举不同的是： 选举是自愿的，愿不愿投票悉听尊便。但当陪审员是义务，一旦抽中，除非特殊情况(需提出证明)，没跑。你休想“蒙混过关”，否则以违法论处，违者将受到从罚款到被起诉的惩罚。
　　
　　由于陪审员是由电脑从一个由符合条件的人组成的“后备军”里随机抽中的，跟彩票一样，我的同事们便将被抽中当陪审员戏称为“中彩”。今年春天，我就“中彩”了。“中”的还是“大彩”：充任大陪审团的陪审员。
　　
　　收到区最高法院的通知时，我左右为难: 孩子正在上学，每天早上送她去学校后再赶到法庭，无论如何也没法在规定时间内赶到。我仔细读了一遍通知，发现通知上说明，可以推迟一次。推迟方法很简单，也无需提出推迟的理由，只需拨指定的电话号码，然后按照录音的指示，将自己可以参加陪审团的日期由电话键盘输入就行了。于是，我将服务的日期推迟至7月。7月中旬，法院第二次通知寄到。这回可别想再赖了。在指定的那天，我一大早就赶到区最高法院报到。
　　
　　对于“大陪审团”我一无所知。以前从报纸上看到一些轰动案件审判前检方组成 　　“大陪审团”听证云云，还以为大陪审团是专为这类大案组织的。 又记得O. J.
　　Simpson案光是挑选陪审员就花了好长时间，以为大陪审团也是如此办理。 有趣的 　是， 原来被抽中当大陪审员的机率比审判陪审员低， 我的同事们—全是土生土长的老美—居然没有一个当过大陪审员。他们对它的了解跟我一样，一无所知。

　　几天前，同事们还纷纷给我出各种“馊主意”，传授给我一大堆如何“落选”的经验，从“假装不懂英语”到”声称自己不可能做到100%客观”等等。到了“报到”那天才知道，这些全不管用。法警把我们上百口子男女老少带进一间气象恢弘的大厅，也就是法庭审判厅，陪审团召集人—法庭书记官把每个人轮流叫到他面前，只问一句话：你当大陪审员的四周内雇主付不付工资？回答YES者当场“中选”，回答NO者当场打发回家。退休人士和失业者每天由政府付$40。 幸亏我没听同事的“馊主意”：声称不懂英语者必须当着全体候选陪审员的面接受法官提问。 要是发现有诈，罚洋$1，000，外加一个轻罪记录！
　　
　　“中选”之后，法官宣读有关大陪审员的法律条文，纪律等等， 大家宣誓服从。然后，法官宣布陪审团的正副“头人” 。 这也是电脑随机抽的，不想当的可以当场说明。接着，我们就由法警带到各自的陪审团室，当天就开始听案子了。我们这个地区大概是“犯罪高发区”吧，每月有一期大陪审团，每期3组。每组有一位法警负责日常的行政安排，记录每人每天是否到场等等。
　　
　　原来，大陪审团是专听刑事案的。所有刑事案件在进入审判之前得先到大陪审团听　证。 某人控告某人涉嫌刑事犯罪， 检察官认为可以立案，即收集各种证据。 但是，检察官不能决定该案件证据是否足够进入审判，这个决定必须由大陪审团做出。大陪审团由23人组成，其中包括正负“头人”和两位自愿担任的书记。 听证时必须有至少16人在场，听完后必须12人投票通过。如果通过，该人即被正式起诉，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她有罪。如果案件进入审判，则由另一个陪审团—12人组成的审判陪审团—在听完双方律师的辩论后,决定该人被控的罪名是否成立。也就是说，一个犯罪嫌疑人要经过两个陪审团, 共35人的听证才能被定罪。而民事案件则不必经过大陪审团这道程序。
　　
　　我觉得陪审团成员的组成还是挺公平的。我们这组年龄从28岁到70多岁；职业有警察，政府公务员，工程师，家庭主妇，清洁工，会计师，教师，退休人士等。种族方面，白人是绝对的“少数民族”，23人里只有3位白人，其中还有一位是第一代爱尔兰移民。其他包括亚裔，西裔，非洲裔，加勒比海地区等。总之，大家都属“芸芸众生”中极普通的人。而且，没有人有任何正规的法律训练，换句话说，大家全是“法盲”。
　　
　　一个月内，我们听了30多个案子，范围很广，包括贩毒，拥有毒品，家庭暴力，盗窃，抢劫，贩卖盗版CD/DVD，企图谋杀(Attempted murder)，攻击等。 有些案子，我们不得不看被害人受伤后血淋淋的照片，或者可怕的伤疤(设想一下：一道伤疤从头顶到下巴， 把受害者的脸划成了两半， 够不够可怕？)，让人心里直哆嗦。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
　　
　　首先， 整个听证过程中对程序一丝不苟，严格得几乎到了“宗教”程度。从检察官进入陪审团室，开口说话之后，整个听证过程的每句话，包括陪审员提出的问题，都由速记员记录下来，经整理成正式记录后送交法官审查。如有不符合程序之处，即使陪审团已经通过的案子也将被自动撤销。同一个案子撤销之后，依法不能再起诉。
　　
　　因此，每个案子，除了检察官对证人的提问内容不同外，程序是一模一样的。有时，不够老练的检察官忘了问出纯属程序上的问题，后来想起来了，赶紧把证人再叫进来补上。有位年轻的检察官把一个倒霉的证人叫进来3次。一周后，我们也老练了，检察官要是忘了问某些程序上必须问的问题，连我们这些外行陪审员也能听出来， 直替他/她干着急。
　　
　　每个案子的听证都是如此这般：
　　
　　检察官进来，先把写者被告被起诉的罪名的纸条交给陪审团秘书和“头儿” 　然后转身 面对我们：“大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早上/下午好。我是副检察官 　某某某某. 今天我向你们提交一个新案件，题目是‘某某州的人民对某某某，大陪审团号码是。。。现在，你们将听取证人某某某的证词。”
　　
　　然后，检查官开门，招证人入内。证人(原告方面)进入证人席，面对“头人”，举手宣誓。顺便说一句，誓词共有7种之多，其中“标准誓词”有两种，一种最后有 “愿上帝帮助你”, 另一种则取消了这句，无神论者或者佛教徒可以要求以这条誓词宣誓。
　　
　　副检察官开始提问。问题非常简短，回答必须简短，明白，具体，不可以转述第三者的话 ，也不可以猜想。 还得“就事论事”， 不可东拉西扯与事发之时无关的， 过去的事件。 比方说，当丈夫的暴打妻子， 然后企图说出过去他们“曾有多少次争吵， 每次都是她挑起”之类，检察官就会立刻打断他的话， 叫他只谈事发时的情况。检察官觉得证人的陈诉已经清楚了，便宣布不再提问，然后问我们是否有问题。有的案子简单， 大家也就不问了。有的挺糊涂，大家就举手提问。题问者必须走到副检察官和速记员旁边小声发问，由副检察官决定这个问题是否应该由证人回答。如果他认为有必要回答的话，就会对证人提出。有时候，副检察官还会问得更深入。证人回答后， 副检察官要问提问者对证人的回答是否满意。
　　
　　被告也可以要求向陪审团陈述。但是，被告陈述时必须由他的律师陪同。同时，被告作证也就意味着放弃赦免权, 他的证词可以被检方利用。因此，被告必须宣誓两次，第一次是宣誓放弃赦免权, 第二次才是“标准誓词”。被告陈诉时，他的律师不得发言，只能小声给被告建议。有一个案子，被告被检察官逼问得“体无完肤”，他的律师连叫“抗议!“, 副检察官不理不睬，那律师也无可奈何。
　　
　　所有证词听完后，副检察官向我们宣布起诉罪名。宣读法律条文之前还得先宣读我们的判断标准。 到这会儿，我才知道为什么美国法律条文为何如此之多。且不说50个州的法律都不同， 首先，每项罪状都有不同程度/等级。 比方说，攻击罪从一级到四级，每级程度不同，惩罚的程度当然也不同。
　　
　　其次，每个关键性的词都得给出定义。比方说，攻击罪，先是“攻击罪”本身的定 　义。然后，定义里的主要词如“攻击性武器”，“伤害”等又另有定义。比如， “企图攻击罪”这“企图”一词就是一大段定义；每个不同的等级又是一大段定义。这些定义每次都得读出来，尽管我们已经听得耳朵快起茧了。这些定义都留了一定的“伸缩性”，以便可以根据不同的情景解释。比方说，在特定的情况下，汽车，尺子，铅笔也可以被定义为“攻击性武器”。
　　
　　各项罪名的定义宣布完了以后，副检察官问我们对这些条文是否有疑问。没有问题的话，副检察官与速记员退出，隔音很好的门关紧，我们开始投票。
　　
　　当然，投票之前我们通常要吵上一阵子。有的人某个细节没听清，有的人对整个事 　情觉得不明不白。。。，有时整个吵成一锅粥，要劳“头人”敲着桌子让大家静下来，举手投票。 如果通过，秘书 用红笔在起诉的各项罪名上打上一个钩，那哥儿 　　们就算被正式起诉了。投票之后，“头人”按铃，副检察官进来拿走那张纸头，一个案子就算听完了。
　　
　　最麻烦的案子是，很明显两方都没说真话，又没有实在的证据，双方各执一词，而 　我们得决定哪方的证词可信度较高。被告当然使尽浑身解数来影响我们的看法，我 们呢，有时真的不知该信哪方。到这时我们就真是吵得天翻地复。最后，当然影响 我们决定的因素每个人都不同，大家只能根据自己个人的判断来决定了。 我个人觉得，原告不说真话是不明智的，理由是，当我们无法决定哪方的可信度较高时，好象不知不觉会偏向被告。因为，一旦被我们投票起诉，那家伙就只有两个选择：认罪以换取较轻的罪名，或者不认罪接受审判。怎么着他都算倒了大楣。不过，要被大陪审团投票否决并不是容易的事，除非证据实在不足，或者原告和被告的证词相差太大，原告的可信度受到怀疑，绝大多数案子都能通过。我们听了30多个案子，才否决了3个。
　　
　　其次， 我的感觉是， 辩方证人最好还是说真话。一上了证人席， 面对训练有素的检查官，谎言很难滑过去。辩方证人说谎被检查官抽丝剥茧一般盘问出破绽—他若有“前科”的话也得给抖落出来，那他想维护的被告就“死”定了。是否听取辩方证人的证词, 检察官不能决定，必须由我们投票决定。因此，辩方证人前来法庭并不一定就能帮上忙，极有可能白跑一趟。要是陪审员们决定听取他们的证词，他们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也罢了，如果非要编个不同版本的故事出来，往往适得其反。
　　
　　有一个案子，我们给“卡”住了，没有确实的证据，只有警方和原告的证词。被告提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我们无法决定，便决定听辩方证人的证词。谁知那辩方证人又拿出一个不同的版本。检察官慢条斯理，不慌不忙地反复问他，同一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问上好几次；有时还把同样问题在不同的上下文中重复问上几遍。那证人完全给绕晕了，自相矛盾得让我们直乐。结果，被告被我们起诉。事后大家一致同意，辩方证人大大帮了个倒忙。当然，如果审判的话，被告不一定就能被定罪，可他也得破上一笔财请律师，出庭得误工，还搭上不知多少脑细胞。
　　
　　第三，陪审员与证人或副检察官如果认识，哪怕有过一面之交，或与其亲属认识，都得回避。有一天午饭时间里，我坐在外边的长椅上看书，有个中国人跟我搭话，请我帮他读一份英文文件。我接过来一看， 是一位副检察官给他的信，要他于当日出庭。午饭后开始听证，恰好那人就是我们听的那个案子的被告。我立刻向副检察官说明我与此人的谈话，她马上宣布我必须回避。我们全部的讨论只限于陪审团室内，讨论时绝对不得有任何“外人”在场， 连法警都不得进入。出了陪审团室，绝不允许谈论案件。这点大家全有共识，出了门就不提案子了。回来上班后，同事们也绝不问我听的是什么案子。
　　
　　最后，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原来“窝里斗”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　理”。我们听的这些案子，全是“窝里斗”：白人揍白人，华人劫华人，西裔抢西 裔，黑人砍黑人，只有一个专偷名牌货的“蒙面大盗”是“种族平等”的，他谁的东西都偷我的美国老板说，有一次，他被抽中担任一个案子的陪审员，那案子拖个没完没了，足足折腾了好几个月，12个人天天见面，大家都成了朋友。期间，陪审员们开了一个派对，庆祝一位陪审员“喜添贵子”，还有一哥们被日复一日的配审烦透了，于是自己给自己休假，结果，有一天他一进陪审员室，来俩警察，喀嚓一下把他拷走了：陪审员擅自离开属违法行为。这哥们最终倒是不用来了，但是代价惨重：惨遭罚款不说，还给自己的记录上弄了个“轻罪”。有了这个记录，7年之内别想找政府工作，对借贷还有影响。
　　
　　我们这个陪审团没有如此戏剧性的插曲。陪审员生涯的最后一天，一进门，每张椅子上放者一朵玫瑰花，是我们中的一位买的。我带来照相机，给大家拍照。大家纷纷交换地址电话电子信箱。然后，区检察官亲自到每间陪审团室来，向大家道谢，感谢大家为美国司法制度做出的努力。我至今记得他说的话：“世界上没有一个司法制度能做到绝对公正，但是，美国司法制度尽可能做到公正。美国的司法制度之所以能够做到这点，是由于你们的参与和努力。”
　　
　　
　　担任陪审员的经历，不仅使我对美国的司法制度有了直接的了解，也给了我很好的教育。从那以后，遇到问题，我学会从法律角度来思考，而不是凭着冲动去做。当然，也真正理解了，什么是“法制”，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以及它的操作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