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大陸社会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当城乡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宪法称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

生活在全民和集体所有制的大家庭內，个人做生意是个陌生词。然而，大跃进、人民公社后的三年自然災害，人们突然感到买卖自由是条迫不得已的温飽路。从此，地下的、公开的个人做生意、摆脱集体走单干已无法阻挡。由此而来的生存权、私有财产（也就是鸡、鴨、蛋、猪、羊、收入等）支配权突现在政策和法规的视线内，民生与民主不再是官样文章了，而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檢驗。

我家有过买卖自由的经历。解放前，私有制，有钱买房买地天经地意。解放初，一化三改前（注：一化指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指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 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治国方略就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描述那样：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这也是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庄严的声明，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的方针。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它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正确的口号，就是“耕者有其田”。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1949年9月29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政协共同纲领 ，以根本大法（即宪法）确立了上述治国方略。

我家的买卖自由，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

土改，动产和不动产的私人财产受到保护，土地多少亩、房屋有几间，就连有几棵树都定案记載，发証到户。很有趣的是，因我是男孩，父亲在外，户主写我大名。至今看到复印件，让我感慨不已。

1951年，我父亲给家里买了六亩地。1952年爷爷去世，又卖出三亩，由我划押。奶奶教我，划押时你不划，人家会添钱。那天晚上，奶奶领我到中証人家，煤油灯下的仪式空前绝后。只见中証人岁秃子拿出契约唸，然后让三方按手印，让我按，我不按。岁秃子说了，卖主不划押，买家再添钱。买家应允拿钱，经中証人给我，我交给奶奶，然后向在座的磕头。

我们在自已的土地上种葱，培土，施肥，澆水，长成后梱好梱，半夜起床，将葱放到推车上，奶奶推车，我们孙子孙女跟着，进城賣。天亮了，太陽东升，一车葱卖个块二八毛的，奶奶再去买碗甑糕，几个孙子你一口我一口地分着吃。那时，农村、城市摆摊的多，生活也挺方便。

合作化后，农民土地入股；公社化，又搞一平二调，农民无法进行大交易，就靠鸡下蛋換油盐醬醋。三年困难，群众餓肚子，教訓了党，出台了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制定相应向农民退让政策，重划自留地、公社划小、队为基础，但单干不行。我还做为工作队搞了一段政策退让工作。从1962年下半年开始，经济有点好转，作买卖合法，政府称这种交易为农村初级市场，群众叫自由市场。国民经济快步发展，繁荣昌盛已露新貌。文革来了，批资批修、批回潮一浪接一浪，最后竟可笑、可恶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一根苗”。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经济恐怖中，农村不准养鸡、不准养猪，原分的自留地回收，把农民往死路上逼。那时，农村生活很苦，可农民一天天还得卷进派性、武斗、造反的旋渦中。你都吃不飽，孩子上不了学，生存权、教育权都不保，你还有心气去写大字报、搞大批判，在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面前撒些无产阶级铁拳的威风，在刘少奇名字上划个大红叉，享受着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大自由？！这难道就是幸福生活，就算登上了上层建筑领域，成了国家主人？！

再说城市。我们生母去世早，从小与继母生活。这人最有商品意识，开茶館、跑生意、出租房、卖烩菜，颇能干。孩子们上学，经费她 大包大揽。文革中不准做生意，她当耳旁风。我父亲听政府的话，顾大局，顾面子，常为此事与她吵。一次街道声言要挨家挨户抄家，我父亲下班回来连夜把拉煤的架子车、燒火的鼓风机扔到城河里，省得来人说你家做生意，搞资本主义 。我继母却是另一风格。街道办事处嫌她卖茶水，就通知她到办事処，不准回家。老太太也有招，抱着我一岁多的女儿陪禁，要吃飯了，她把孩子扔在那里独自回家。孩子哇哇哭，办事处的人无法，只好叫她抱孩子回家。我父亲知道后，大訓老太太。老太太委曲说，你扔架子车、鼓风机我还没说你。我扔下孩子也迫不得已，要不办事处三天两头来找事。
全国情况更为严重。其中焦点问题有长途贩运、吃大锅飯、清除资产阶級法权等。

一、先说长途贩运。有商品就有流通。把商品运到异地，赚取价格差的方式，自古以来就有。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贸易帶动了商业发展，明清则在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就讲商品、交换 、货币或商品流通。然而，共产党进城后，习惯供给制，短视商品经济，長期认为長途贩运是投机倒把。

1963年1月2日中央下文决定，对私商的长途贩运要坚决取缔。一切商品都不允许私商长途贩运，否则予以没收，严重的并加处罚。在国营商业和供销社能够进行长途贩运、组织地区调剂的情况下，如果允许私商长途贩运，它只能助长投机倒把，助长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对国民经济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至于有一些交通极不方便的边远地区，由于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力量比较薄弱，可以允许商贩把一些有用的东西长途贩运出来。这些商贩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发给特许营业执照。

1975年《红旗》杂志第８期一文讲得很吓人：农民家庭经济无论是生产方针、经营管理还是收益分配上，都有一个坚持什么方向，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比如，在经营路线上，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还是重副轻农，弃农经商；在作物种植上，是服从国家计划的指导，还是搞自由种植；在产品销售上，是执行国家规定的政策，还是热衷于搞自由贸易；在收益分配上，是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还是片面强调个人利益，不留积累，搞分光吃净，如此等等，这些问题并不是所有的社、队都能够严格按照党的方针政策正确处理。有的不顾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单纯追求经济收入，作物自由种植，扩大生产与需要之间的矛盾；有的不按国家规定销售农副产品，甚至违反政策，通过自由贸易的渠道去卖高价；有的搞高工分、高补贴，扩大报酬差别。这些做法不仅腐蚀干部社员的思想，而且也往往为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开方便之门。上述情况说明，集体经济内部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是相当激烈的。修正主义路线和资本主义势力往往会从内部来干扰集体经济的发展方向。因此，我们不能认为个体经济已经变成集体经济，小生产已经变成集体生产，就一定可以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了；相反，在集体经济内部还经常存在着一个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同时也不能认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正在逐步发展壮大，就可以放松警惕。搞得不好，偏离党的路线和政策，集体经济仍然会蜕化变质。
二、吃大锅飯问题 。这涉及到按劳分配、个人能动性与生产效能的互动关系，说到底是钱的问题。合作化后，农民挣工分吃飯，工分多少按青壮老年龄评定，由于出现男女老少同工不同酬，干多干少一个样，劳动者钟声响了，下地磨洋工；城市职工虽挣工资，但工资低，常年不漲，在大批物质刺激、福利主义的暄囂中，没有额外补贴，只好躺在社会主义优越性上，让国家包。国家左得要命，老百姓哪有积极性？你让工人阶级当领导阶级，怎么领导？我发现，工人进驻上层建筑各领域领导斗批改时，拿手戏是忆苦思甜。不少人忆来忆去忆到三年困难时期。我想，他们在企业挣钱多了，才不愿去那些鬼地方。

三、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后改译资产阶级权利）。

马克思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由于实行等量交换的按劳分配原则，因此还存在着类似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法定权利（《哥达纲领批判》）。

毛泽东是主張破除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他讲过，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 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多人少。 1975年他将张春桥1958年写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印发全党学习讨论。当时认为，刘少奇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在工农大众中推行资产阶级等级制度，扩大三大差别、扩大贫富悬殊，为他们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鸣锣开道。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不但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而且人们的私有观念还根深蒂固，私有的欲望、个人利益在社会每个角落到处游荡，时常包围腐蚀人们的灵魂。

对此，中共在1981年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有了清醒认识：“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是我们行动的指针，但是不可能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问题提供现成答案。从领导思想上来看，由于我们党的历史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同时，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例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应该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劳分配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就应该限制和批判；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城乡阶级斗争政策；认为党内的思想分歧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因而形成频繁激烈的党内斗争，等等。这就使我们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

错误的理论，反映了党在执政中的历史局限性，但又自以为得计，难以纠正：新民主主义阶段一闪而过，社会主义过渡期积蓄不足，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经验，试行共产主义超越时空；不懂得中国走的社会主义道路只是初级阶段，而且要走上百年。

错误的理论，剝夺了人在社会结构中必须享有的物质和非物质的财富。用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来衡量一切。违背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名句：“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

错误的理论，指导出来的实践无疑是制约了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人的作用。

现在再回到买卖自由的话题上。

买卖自由与否，从根本上讲是由经济体制决定。纵观56年大陸，什么是买卖自由的好时机？我认为是解放初和现在。

（一）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即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过渡时期，国家在全国还未完全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改造。买卖自由屬于继承性质，自然自发，早有定势，并无新意。这样说，买卖自由是不是取决于私有制？不完全。

问题在公有制后，如何理解公有制，如何对待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如何认识生产力的发展。党认为，个体农民，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中新获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贫农下中农，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让和出卖土地，产生两极分化，为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需要走互助合作道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方面对农产品的需要日益增大，一方面对农业技术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强，这也是促进个体农业向合作化方向发展的一个动力。这本是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但在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中，出了偏差：过急、过粗、过快。1958年更是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轻率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本应纠左，结果1959年毛泽东主席竟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进而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斗争。直到文革，反右拥左达到顶峰。

这段历史有个奇特现象，什么时候买卖自由被禁，国家肯定左得要命，人民势必吃苦；什么时侯为买卖自由松绑，肯定国家有了病，要拿它当药吃。也怪，买卖自由只要一活跃，国民经济就发展。

（二）市场经济时期。买卖自由是开放市场体系组成部分，是实现城乡市场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衔接，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必不可少的一环。认识到这一点是用沉重代价換来的。

邓小平的猫论、1975年的整顿、1992年提出的实行市场经济，改变了中国面貌。党认识到，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16大党纲说：“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现在，做买賣在中国成了热门行业，一年一个样。一听生意人、大小老板、老板娘，显得比其他人更牛。您稍留意一下，哪包工头、浴池老板、洒店掌櫃的、中介经理、快递总裁等，都有几处home、几部车。咱们换个正规说法，正在建立、逐步完善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浪潮中，买賣自由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公民、法人、企业均可参与买賣；买賣形式多样；买賣手段灵活、快捷，科技含量不断增强；买賣有法有规可依；买賣的经济行为发展成为新型的社会服务行业，如物流、快递、网易。说到这里，谁也不会怀疑中国经济快步增长与买賣自由的健康发展有关，与民主的發展有关。

买賣自由后，又出现了自由买賣问题。现在的中国像个大賣场，买賣自由可以说连资本主义国家都吐舌头。除了国家有规定外，谁都可以染上生意。农民满天下飞，中国人满世界跑。国內市场有序与无序并存，什么生意都有人做，但无照经营、欺行霸市、制假贩假、偷税漏税等扰乱市场行为也让政府头疼，税务、工商、城管在管理中，常出现违法行为。这些都是需要不断解決。当有人怀疑中国民主时，是否可以从经济体制、买賣自由上考察一下，看哪个发达国家比中国更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