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0月劳拉•维尔德(Laura Wild)代表《美以美会教报》(　China Christian Advocate　)参加期待以久的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的开幕仪式。金陵女子大学在“遍及这个国家的对新式教育的巨大呼声和期盼中”的建成向我们证实了如何去避免“那种最丑陋的美国式砖结构建筑在世界上的令人恐怖的不断复制并试图以此来推行美国式文化标准的潮流……年轻的中国会告诉我们，现在看到的才代表着新的世界”。过多地把注意力放在钱上——“人们在这方面走得太远了”，劳拉•维尔德认为，使得有太多的权威们制造出“令人遗憾的建筑景象”。在她看来，金陵女子大学的建筑师亨利•墨菲有理由赢得众人的尊敬，因为他设计出了“既满足现代实验所需、又非常方便生活的建筑，而且它们都有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美丽的屋顶和装饰”(Wild 1923,5)。

　劳拉•维尔德称赞金陵女子大学的建筑，不仅是由于它们满足了学校创建者们的期待，它们还在不牺牲中国传统特征的情况下满足了现代教育之所需，这体现了对于教育和美的一种观点——那种观点在维尔德看来应该成为一个准则的，然而却并没有如此。她指出，在很多情况下，传教士们要么为了省钱而放弃美观，要么忘了在中国盖房子的财政现实而刻意追求美观，结果半途而废；而亨利•墨菲却能很好地把握建筑上经济和美观之间的平衡，在着眼于建筑艺术表现的同时，又不忘财务的承受力。维尔德实际上是在说，墨菲的建筑创造了艺术和经济之间完美的和谐统一的乐章。

　墨菲早先在长沙所获得的成功，使得他几乎是终其建筑师生涯都在从事他所谓的“改良式中国建筑的复兴(adaptive Chinese architectural renaissance)”(Murphy 1928)。通过紧紧盯住这种改良式的复兴，墨菲就能够将当他在中国工作时传教士们所考虑的建造建筑的两种方式结合起来。墨菲对于商业效率的重视，赢得了那些时刻关注自己财务状况的传教士们的青睐，同时他对在设计中体现中国传统特色的强烈意识，又让那些认为一种革新和进步的建筑风格跟传教理想恰相吻合的传教士们感到满意。

　1918年，美国政府首席驻华代表保罗•莱因奇(Paul Reinsch)表达了这些理想，他在清华学堂1918年毕业典礼上说道(Reinsch 1918)：

　　在旧文化与现代条件所要求的富于效率的体制那令人生畏的距离之间，架设起一座桥梁，是非常有益和必要的。中国古老而深刻的哲学以及优秀的文学遗产都打动着美国人民，他们对此怀着崇高的敬意，并希望这个国家根本的传统美德和散发的艺术魅力能得到保留；同时也相信，只有将我们的教育导向付诸实践，并始终保持一种全力以赴去实现至善至美的使命感才能实现这一点……同时这一点也必须通过现代教育才能达到……如果这样一个理想能在中国得以实现，我确信美国人民会为之感到无比高兴，这不仅仅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进一步说，一种进步、自由且有效的国家生活的存在将使中国所有一切的美好事物有了保障，这也是美国对世界的普遍希望。　

由于墨菲的观点符合他那些众多的传教士业主们的要求，也因为墨菲作为一个建筑师表现出强烈的自信和熟练的实践能力，让他的竞争对手们难以超越，更由于墨菲于1918年7月在上海外滩开办了个人事务所，作为他位于麦迪逊大街的总部在上海的分公司，1918年至1919年间，墨菲被传教士们竞相聘用，去帮助他们扩展在中国的教育事业(Stauffer1924)。除了雅礼大学的项目，墨菲又开始着手设计北京的清华学堂校园规划、上海的复旦大学规划、福州的福建协和大学以及金陵女子大学规划。

　1918年9月墨菲会见了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德本康(Matilda Thurston)以及南京大学校长包文(A.J.Bowen)。他们一起视察了金陵女子大学新址的场地情况，并探讨将来建筑的各种倾向和可能。德本康自墨菲在中国刚一开始开展业务，就对其杰出的建筑造诣钦佩不已。她和她的丈夫劳伦斯•瑟斯顿(Lawrence Thurston)曾于1903年辅助过长沙雅礼大学的选址，其后尽管劳伦斯•瑟斯顿在1904年去世，德本康仍然返回长沙担任教学工作，从1906年直至1911年。1913年她调任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之后，就十分关注建筑业的发展(Thurston and Chester 1955; Hunter 1984,153)。此外，据查考，墨菲和劳伦斯•瑟斯顿是在同一时期就学于耶鲁大学，很有可能当时他们就已经彼此认识了。

　在南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提供的巨大帮助下，金陵女子大学开始购买土地建造大学校园。同时，德本康也开始思考谁将是最合适的建筑师来为200个学生设计一座优美的校园。1918年亨利•墨菲被选中，这不仅仅是由于他在长沙的出色表现，而且还因为他与燕京大学的关系。司徒雷登博士那时被调往北京去负责燕京大学的管理，而当时墨菲正在燕京大学与司徒雷登的弟子爱德华L.史密斯(Edward L.Smith)密切交往。(当时金陵女子大学仍在修建中，而墨菲已开始设计燕京大学，后者于1927年在北京西北郊正式成立。)

　墨菲优秀的资历和良好的信誉，打消了德本康的疑虑(德本康关于墨菲的积极评价见于她1918年9月20日给本达［Bender］小姐的信，承蒙纽约市协和神学会伯克图书馆允准引用此信，in Burke Library of the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Box 5,folder 18.)此外，墨菲设计的长沙雅礼大学也符合德本康和整个金陵女子大学管理层对建筑品质的要求。在纽约的管理层手上有40000美金可用于建设，但被要求 “只能盖不超过二层的房屋，必须具有中国式的屋顶”。但德本康却希望未来的金陵大学能看到的不止是中国式的屋顶。1918年7月25日，她写信给墨菲说道：“就我个人来说，我希望它们在屋顶之下的东西也是中国化的，只要我们全力以赴去追求它的话。我认为你为雅礼大学所做的设计草图，就比其他所有我见过的建筑更接近真正的中国式样。”8月3日，墨菲对此回复道：

　　您认为建筑在屋顶以下的部分也应该保持中国式样，我亦深有同感。的确，屋顶是整个中国建筑中最显著的特征，但是中国建筑的特色是贯穿整个建筑的，它的开窗，实体与虚体的关系，整体表现与细部处理等等，都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我们想在现代建筑上获得这些精彩的中国建筑特征，是一点也不可能的，除非我们能在模仿屋顶之外再做点什么。 　

　　1918年，墨菲仔细的视察了南京的选址状况。场地总共占地27英亩，包括11个小湖面，分布在整个场地南端的一个小山脚下。另外，如何处理其中的上千个坟墓，以及如何明确划定这个不规则场地的各个边角所在，这些问题也正与当地部门商讨之中(Thurston and Chester, 1955 ,26)。于是，巴克(Henry E.Baker)就在1918年3月至4月间对场地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测绘，并将结果带回上海，并用墨线在上面勾画了初步的分析和设计。九天后他们又到南京和德本康女士进行了会晤，其后墨菲和佛塞斯(Forsyth)又在上海同她商讨了多种规划可能。他们逐渐将选择范围缩小到一个总体方案，然后在其后两周内将它仔细画了出来。

　墨菲的备忘录详细记录了在初步研究过程中他自己对于整个校园规划的一些看法。首先，比起如何让一堆建筑都呈现出中国式外表来说，他更注重这些建筑在总体规划上应如何进行布局。墨菲相信整个场地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一条自东向西横贯中部的洼地，因而将这条洼地的中分线作为整个建筑群体的中轴线，就能将整个场地与建筑完美地结合成一体。”这个决定意味着，墨菲在这里实现了对中国建筑原则的第一次革新，因为中国传统的总体规划里，中轴线总是严格的保持南北走向。然而，南京这块场地南端分布着小山，不可能做出南北向轴线。

　墨菲的第二个决定，就是将校园建筑群放置在山脚下的那块平坦高地上，而不是放在斜坡上或山坡顶上。

　这种格局的关键问题是，对南京的气候而言，应侧重保证冬季而不是夏季的舒适。因此，最好的处理是利用小山的遮挡，而不是利用山顶的微风，因为这所大学在夏季最热的时候是放假了的。而且整个环境中最好的景观朝向，就是面向东部的那个小山巅。而那个小山巅恰好位于我们设计的主轴线上。　

　　除了避免冬季恶劣天气的考虑外，另外一个想法就是既让女生宿舍相对独立和隐蔽，又可以更好地安排学校其他大量的单体建筑，保证让它们最大程度地享受到阳光。四幢宿舍楼将以院落的形式布置在场地的最西侧，对此墨菲表示：“我们的想法是将宿舍围合成的庭院精心设计成中国庭院的式样，整组建筑的每个细节都应该处理成中国传统的式样。”这就是说，景观环境(通过石拱桥串联着的池塘)和传统中国的庭院配置，都将体现出一种完全中国本土化的风格。

　同样的理念也运用到其他建筑的设计中。图书馆、小礼拜堂、体育馆、两栋“诵经”楼和两栋教工住宅都是南北向布局，位于学生宿舍东边；除了教工楼外，其他建筑构成为一个大院落。墨菲希望学生能很方便地到达教室和实验室，他考虑到许多科学实验都需要柔和且发散的北面光线，认为由于图书馆和礼拜堂是公众最频繁出入的场所，因此“它们应该放在最东端，靠近公共道路，以优雅的方式与通道侧面相连”。而通道的设计品味在“整个校园组群中非常重要”，墨菲肯定地说道，它的品味格调必须大大提高，通过“将目前位于东部场地的三个池塘串联起来，人工创造一些小溪流，上面搭上中国园林式的小桥，以此来获得一个富有吸引力的景观效果。而从实际使用的角度上说，将围绕中央池塘修建环形快速路，使前往礼拜堂和图书馆的机动车能非常便捷地进出。”

　墨菲根据自己在以往项目中的经验，向德本康校长及整个金陵女子大学项目的管理层提交了这份初步规划方案。“这种建筑的布局完全符合我们心中的理念，取法于我们设计过的所有其他校园规划中最好的方面，……”墨菲非常自信地说道，“……宿舍顺着自己的轴线从东至西，而教学楼也沿着自己的长轴线自北向南布置。”在雅礼大学和清华学堂的规划中，景观效果起到了至关紧要的作用，墨菲从中学会了如何通过组织轴线来达到突出重点建筑的方法，以及运用一个开口的方庭来展示建筑物的立面。另外，墨菲在福建协合大学项目中就面对过富有挑战性的山地规划，因此这次在面对金陵大学项目时，他并不会比第一次毫无经验地去面对福州项目时更感到惧怕。在设计复旦大学时，他就提出用小巧的拱桥来实现一种风景画的视觉效果。这些改造和创新，在1918年夏天的墨菲的脑海中还刚成型，而到了秋初的时候，就完全地发展和整合到了金陵女子大学的规划方案中。

　方案的进展是十分迅速和令人鼓舞的。整个秋季，墨菲和佛塞斯与德本康在上海南京两地配合默契。同时，达纳也顺利地与纽约的金陵大学美国建筑委员会相互沟通着，而后者的成员又不断地与德本康校长就设计进展以及筹措建筑经费等问题进行着商讨(Rabe 1978,35)。达纳等着墨菲邮寄来最终的“初步设计”图纸，以便安排画图人员进行细部设计。1919年1月，纽约的管理层批准了目前墨菲所作的方案。而建筑师与业主对于整个规划也有了一致的目标。此外，德本康和她在纽约的同僚又同意修建400人规模的学校，而不是原先的200人规模。德本康和墨菲先确定了礼拜堂、图书馆、科学馆、教学楼、一栋教工宿舍和一个样板宿舍的小比例平面及立面。另外，他们还估算了每立方英尺建筑的造价，并初步确定出基本的建筑尺寸。直到2月7日，达纳和纽约的委员会还没有收到墨菲的计划框图，但是他们并不担心。他们知道一旦图纸寄到，就可以“用一张彩色的总体鸟瞰图去申请资金，而第一批四幢建筑的平面图和透视图也即将画出来，这会向那些希望整个建筑能成为纪念物的投资人们清晰地展示未来建筑物的风姿”。

　墨菲 3月底返回美国帮助把准备工作弄好。1919年4月10日他会晤了金陵大学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在一起商讨了六个问题。关于风格的问题，金陵大学应该是“彻头彻尾的”中国风格，仅仅依靠一个悬垂屋檐、股部庞大的屋顶来表示中国特色的做法应该永远放弃。德本康完全支持这种决定，尽管这意味着会增加 10％额外的建筑费用(有关例证可见德本康1919年给威廉斯［Williams］和包文的信件，in Burke Library,Box 5,folder 19)。现在，金陵项目的管理者们在头脑中已意识到，所需资金已经越来越大，而与此同时，墨菲也开始下定决心主动迎接日益增加的财政预算的挑战。

　委员会怀疑，钢筋混凝土能否替代砖石结构?对于这第二个问题，墨菲非常自信地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墨菲解释道，只有当钢筋混凝土变得无法想象的昂贵时，砖才应该可能成为主要的结构材料。“在任何情况下，”墨菲在他的报告中写道，“考虑到持久耐用之后，都将采取最经济实用的建造(方法)。”然而，却没有一个人提出这样一个悖论，即用了钢筋混凝土后，从结构角度来看，建筑将永远不可能是“彻头彻尾的中国化”。

　经济上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严峻的，当委员会提出第三个也即有关建筑造价的问题时，墨菲建议说，1919年春季是将美金兑换成墨西哥币的最好时机，因为“东方的银行家都认为，金币的价格不可能超过1.35到1.40个美金，更不可能到达2个美金的比价，而许多美国本土的教会权威们却为此而一直等待着。”另外，在春季，建筑设备从美国到中国的运费也相对较低。因此，支持墨菲的提议，也就意味着墨菲必须尽快把图纸设计出来，以便能抓紧时间进行招标和准备不久后能签订合同。

　通过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见解，墨菲又提出对第四个和第五个问题的讨论，即第一批建造的建筑名单以及相应的工作计划。如果委员会同意将建筑两幢宿舍、诵经堂、科学馆和教工住宅作为第一批项目 (工程费用为175，000美金)，那么以目前汇率折算就是220，000墨西哥币，这些钱足够去进行景观建设、钢筋混凝土构造和建筑费用。这样，委员会可以同时进行南北轴线和东西轴线的建设，而且这将对及时实现金陵女子大学管理部门在1月初投票决定的任务目标起很大作用，那目标是1921年9月第一批建筑能竣工使用。为此墨菲提出了一个非常紧凑的计划表：竞标图准备(1919年4月15日－6月1日)；在纽约进行的施工图准备(1919年6月1日－9月 1日)；中国收到施工图截至日期(1919年10月1日)；在墨菲和达纳的上海工作室完成施工图，与德本康女士协商以及设计说明书准备(1919年10月 1日－12月1日)；墨菲和达纳上海工作室送出最终的图纸和说明书，给承包商制作工程预算(1919年12月1日)；预算完成接收(1920年1月1 日)；签订合同(1920年2月1日)；工程开工(1920年3月1日)第一批工程竣工(1921年9月1日)。

　委员会所关心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工程监理。尽管南京的管理委员会曾建议聘用当地的一家外国监理，墨菲却反对这个提议，因为他认为到1920年春，如果真的需要一个监理的话，他自己的上海公司“就可以非常便利地承担起监理的职责”。墨菲并没有明说，自己来做监理而不从外面聘请，这意味着自己将多分得一部分利润，同时也避免监理与设计方之间不必要的矛盾。然而结果是，金陵女子大学委员会完全被墨菲的理由说服，他们放弃了聘用监理的打算，由赞同墨菲所有的提议。于是墨菲和达纳的东方工程部开始准备一张大的鸟瞰图，而初步的施工图纸设计在1919夏季之初就得开始，赶在德本康女士1919年8月上旬从北京来纽约之前。7月下旬，金陵委员会要求墨菲和达纳送交九份绸布封面的鸟瞰透视图，给全国范围内与金陵大学筹款相关的女士们，因此这也在整个北美大陆的传教士支持者和教育者当中宣传了墨菲的 “改良式中国复兴”的建筑风格。在从1918年底到1923年底的整个五年期间，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专家们都把目光集中在位于南京西郊的那片基地上：墨菲和他的建筑团队、一个当地的土地商(德本康形容他“油滑得像一条鳗鱼”［1921年9月6日给其家人的信，Box2,folder 17］)、上海的建筑工人以及在工地上和美国国内的传教士业主们。

　德本康由衷地喜爱金陵女子大学的规划，“它像一个伟大的哥特教堂所具有的十字形，居住区的方庭形成十字架的两翼，管理区和学院区组成其中央部分。”她说她喜欢“这种方式的象征”，因为 “在庭院周围中国建筑的环绕之中，我们创造了一个伟大的教堂，它朝向天空，形成一个大大的十字架。”(1919年3月10日给其家人的信，Box 2,folder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