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了，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遍了世界，因为他的名字叫米尔顿·弗里德曼。一位94岁的世纪老人，他的一生其实就只做了一件工作——为捍卫人类的自由而言说。

他的一生是极度灿烂的。 1932年，他到芝加哥大学求学，1946年他回到芝大执教直到1977年，同行的还有名字同样辉煌的斯蒂格勒，在这期间，他完成了货币主义的理论体系建构，这一阶段的工作让他轻易获得诺贝尔奖。值得一提的是，在同期的芝大，科斯、哈耶克正在撰写一些伟大的著作；芝大经济学院像一座宁静的寺院，我们今天把这个群体简单地称之为“芝加哥学派”。
　　透过他离去的身影，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弗里德曼。作为经济学家的弗里德曼，他获得了诺贝尔奖；作为自由主义伟大思想家的弗里德曼，他深刻地影响了这个世界。作为经济学家的弗里德曼，他开创了一个繁杂的理论——货币学派，以此批判风行一时的凯恩斯主义。作为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弗里德曼，他一直在言说关于自由的常识，自1966年，他一直为《新闻周刊》撰写专栏，直至1984年为止。作为经济学家的弗里德曼，伴随着他的学说的广为流传，也同时充满了争议；但作为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弗里德曼，他是公认的伟大旗手。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引发了人们对自由市场的深深恐惧，罗斯福新政的成功，几乎让每一位经济学家都成为“凯恩斯主义者”。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越来越厉害，就像温水里的青蛙，越来越多的自由不断在人们身边不知不觉地溜走。惟有为数甚少的几位天才自由主义思想家对此保持深深的警惕并发出孤独的呐喊。不错，我们知道，在那个年代，哈耶克从知识论的角度充分论证了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不可能性，而弗里德曼则一直在叙说一个常识，没有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是得不到保障的。当时的一些时髦观点认为，个人自由是政治问题，物质福利是经济问题，二者是可以随意组合而彼此无关的。弗里德曼则反复强调，经济自由在促进自由社会中起到了双重作用:一方面，经济自由本身是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本身就是目的，更重要的是，经济自由也是达至政治自由不可或缺的手段。

　　J.F.肯尼迪有一句名言，“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够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然而，弗里德曼认为，自由社会中的人们不应该这样思考问题，而应该问，什么可以交给政府，什么不可以交给政府，如何防止我们建立的政府来侵害我们的自由，因为历史表明，对自由的最大侵害总是来自于权力的集中。他只是坚持一点，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争规则的制定者，除此之外，市场所做的是大大减少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决定的问题范围，缩小政府直接参与市场的程度。

　　于是，他不断地在世界各地游走，面对世界各国的领导人疾呼，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要少一些、要更少一些。这些声音深深地影响了罗纳德·里根与玛格丽特·撒切尔，他们为经济注入了更多的自由元素，从而引导西方世界走出了令人尴尬的滞胀局面。弗里德曼反复声称，他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他真诚地希望自由的光辉照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1980年和1988年，他甚至两度来华，为中国的改革出谋划策，他对遥远的东方有一种真诚的关切。

　　20世纪是幸运的，如同17或18世纪，这同样是一个天才思想家辈出的年代，我们可以轻易地列举出米塞斯、哈耶克、诺齐克、阿伦特这些伟大的名字，我们把弗里德曼这个名字轻轻地放在中间。在自由世界即将要背弃自由而去的时候，他们紧紧拽住了时代的衣角。弗里德曼的离去，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嗯，还能说点什么呢？他为这个世界已经做得足够多了。张五常曾经这样回忆起他的这位伟大朋友，“那时晨光熹微，雾相当大，但太阳的光还是穿雾而过……在雾中淡淡的阳光下看到他们夫妇的背影，那短短的身材仿佛变得越来越高。”

　　(作者供职于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