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博士的一篇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引起了评论界，特别是海外媒体的特别关注。沉寂多时的舆论界就像打了一针安非他命，顿时亢奋起来，一时间叫好之声不绝于耳。有人说这是一篇“耀眼的文章”，据说还看到了里面的“亮点”。有人情不自禁地欢呼“看到了民主的曙光”，认为这篇文章“反映了胡温政治改革的思路”，它的发表“旨在冲击那些敌视政改的官场阻力”。香港一位颇为多产的写手竟然惊呼“中国踅入命运拐点”，民主马上就要“起飞并软着陆”了。哇！好难不兴奋呀。中国人盼望了奋斗了失望了几乎都绝望了的民主，忽然被一位副局长告知，共产党就要给我们了。如何叫我们不叫好，不狂呼！

从来没说“民主不是个好东西”

可是“兴奋”之余不免想到，共产党从来也没说“民主不是个好东西”。且不说从五四时起，民主就被尊为两位“先生”之一，1941年毛泽东更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用再明确不过的语言说“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 “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其后的历任党魁主张民主的高论一箩筐，不必一一列举。单说咱们的胡总书记去年4月访美时不是两次对公众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吗？其迁词用语和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几乎分毫不差。这些党国首脑说过了以后，中国有什么改变呢？参选人代的独立候选人被抄家，为民请命的维权律师被判刑，“一党治国”不许非议，报刊屡遭查禁，记者被投入监狱，就连魏京生不是还刑期未满，在国外流亡吗？要是毛泽东胡锦涛这样的人物亲口说的话，都不能改变我们的生活，一个编译局副局长的言论真的值得我们那么“兴奋”吗？

不是我们不相信党，实在是共产党的谎言太多，我们被骗的太苦了。远的不说，就说“改革开放”以来，先是1982年胡耀邦在十二大上做报告大谈“高度文明，高度民主”，虽然没提废除一党专制，但提出“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我们为此很“兴奋”了一阵子。可是事实上，宪法和法律不仅不能保障方励之、刘宾雁、吴祖光们不被整肃，就连胡耀邦本人也保护不了。几个没有公职的老头子关在屋子里就可以决定国家的命运。宪法和法律不过是跪在党面前的侍妾。

1987年11月，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规定：“村民委员会……其成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又让我们“兴奋”了一阵子，连民主墙时代的先贤们都说这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开始”。有“专家”运用数学演算方式推算出了县级、省级、中央领导人普选的日期。中国的民主化指日可待，要不美国卡特老总统和欧盟怎么都慷慨解囊，掏出大把银子资助“中国乡村选举”项目呢。20年过去了，县级、省级、中央级都不必说，就说村级发生了什么改变？太石村的枪声做了回答。

取信于民的只有行动

中国人总是抱怨自己没有人权，国际上也向中国施压，迫其加入联合国的两个人权公约。经过漫长的等待，中国居然真的先后于1997、1998年签署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于2001年２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加入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还煞有介事地通过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善良的中国人以为这回他们的权利有了宪法和国际公约保证。一些操纵话语权的公众人物，不失时机地宣扬有了“里程碑”，“中国人权步入法制轨道”。可是与此同时，互联网被封杀，网络作家被逮捕，异议人士被跟踪、抄家、软禁、绑架，练功团体被镇压、虐杀，宗教集会被驱散，农民土地被掠夺，市民房屋被强拆，上亿农民进城沦为二等公民，抗议民众遭枪杀……这一切都是在国家宪法和国际公约的“保护”下发生的。

现实给了中国人足够的教训：决不轻信共产党的任何许诺。共产党能取信于民的只有一件武器：行动。有意实行民主吗？学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不必通过什么人写文章放话。

民主是个好东西，千真万确。它像几何公理一样不需要论证。事实上俞可平博士也没论出什么新花样。相信胡锦涛这班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领导人未必不知道，在当今的世界潮流面前，只有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实行真正的民主制度，才是中国的唯一选择。但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其原因就在共产党早已蜕变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利益集团。对它来说，不存在任何主义、思想、理念，只有利益。

盲目乐观对民主运动有害无益

现在的中国不同于20年前的中国，也不同于解体前的苏联。一个与公权紧密勾结，靠掠夺国家财富和压榨亿万城乡居民起家的强大财经集团以党的形态紧紧控制着国家机器。一党专制是它的利益的来源和保证。民主对他们意味着死亡。它决不允许党的统治出现任何松动。所以在当今的中国，不可能出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式的领导人出面解散共产党，或者宣布实行民主。

中国的“拐点”到了吗？我的回答：没有！被俞可平的文章弄得神魂颠倒的作家们忽略了他的一句话。他说：“我们正在建设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我们不照搬国外的政治模式。”这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他说的“民主”和我们说的民主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 他还说：“推行民主的时机和速度，选择民主的方式和制度，则是有条件的……不顾社会歷史条件，超越社会歷史发展阶段，不切实际地推行民主，结果只会适得其反。”这不是明显地为温家宝“条件还不成熟”的论点作诠释吗？按这位局座的说法，中国的“拐点”还远着哪。

中国的民主化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变革，必须经过长期，也许是几代人的不懈奋斗才能实现。看到一篇文章就散布盲目乐观的论调对民主运动有害无益。美国的民主运动如果以1863年林肯的《解放宣言》为发端，而以1963年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为初步完成的标志，它整整走过了100个年头。有志于中国民主化的人士，面对强大、顽固、狡猾善变的共产党，必须做长期奋斗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