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冒号”；“冒号”是冯巩和牛群相声里面的段子。下级跟上级写报告的时候，开头总是这样的：尊敬的领导，然后冒号。作报告的时候也是这样：各位领导，各位尊敬的来宾，接下来，印刷体里面都标着冒号，那个相声出来后，大家就省去领导，可以直接称为冒号了。冒号就是个符号，没有褒贬之意思。不过现在时髦，把“冒号”改叫成老板了。

一天早上，“冒号”直接走到我跟前来，严肃地说道：“明天跟我去扶贫，路不远，一天就打来回。”，我回答“冒号”：“俺都活得需要人家来扶贫呢。”

没有想到“冒号”是来真的了，“冒号”跟俺说；都是几个学生遗留下来的事情，有几个研究生，从贫困地区出来，知道求学路上的艰辛，自发组织和发动学生为5个仍然在黑暗中求索的贫困地区的孩子读书捐款，他们放假回乡期间，特地访贫问苦，列出几个最困难的学生，现在只剩下一个刚进入高中的学生了。学生们毕业就劳燕纷飞，只有“冒号”来接着。

那个贫困生名字叫田小芳，跟李春波歌曲里面的小芳是巧合。

“冒号”是下过乡，当过兵，然后进大学的，对劳动人民是有感情的。这点从去到当地就已经看出来了。

“冒号”急着要去见小芳的原因是，因为天气冷了，“冒号”准备了一大口袋衣服，还有一个日本产的随身听(walkman)，便于小芳学习英文。另外就是 “冒号”觉着自己有责任去清理一下学校的收费问题。俺们一行来到学校，见到校长，“冒号”就把证件拿出来给校长看，校长看见这样大一个“知道分子”来访，脸上就即刻露出笑意来。可是“冒号”没有笑，“冒号”直接询问校长；教委几号几号的文件下达下来没有？校长说道：知道了。
“那好，知道了，你们学校为什么还要乱收小芳的学费呢？”
看来“冒号”是作了点准备而来的，校长立即就减免了小芳两项不合理的学费，并且解释说：“我们也有我们的难处。”
“冒号”反驳道：“你们学校也是知道小芳家庭是特殊困难户的呀。”。后来我们见了小芳的班主任，了解了小芳当时的学习情况，也见到了小芳本人。

不料，“冒号”要到更远的乡下去见小芳的父母，把访贫问苦进行到底。

小芳的父母患上一种奇怪的病，据说这种病是从上一辈遗传下来的，小芳父母身材很矮小，而且父亲发病的时候要吐血，小芳的奶奶还在，小芳有个弟弟。小芳从小就要分担农活和家务，每天早上四点半就起床，烧火自己作好早饭，然后打着火把，领着弟弟走很远，很远的山路去上小学，初中，她这样一路走着，居然走进了县城的重点高中。小芳临时居住在舅舅家，舅舅家住的是乡镇结合处的窝棚，白天舅舅一家在县城里卖蔬菜。

小芳带路，俺们还没有到她的家，就没有路了。
“冒号”手里提着五公斤肥猪肉，步行去见小芳的父母去了，俺们留在了田坝上，“冒号”批评俺－－“革命不彻底”。

不知道过了多久，当然不会是地老天荒了。
可是当俺看见小芳的妈妈从田坎下面爬上来的时候，还是感动了。小芳妈妈很矮小，俺都不知道她怎么能承受那背上的一大箩筐，箩筐里面装满了还没有成熟的青橘子。手里提着自己喂养的鸡。俺们把满箩筐橘子留下，鸡是小芳家里最宝贵的财富了，俺们即使出了钱，也没这狼心敢拿走去享用啊。俺们一行的人赶紧都把钱包掏了出来，小芳的母亲，在俺们临别的时候，两眼睛望着“冒号”，感动得眼泪都留了出来；“谢谢你呀，你是教授，都来看我们农民，跑了那么些山路。”

唉，父老乡亲啊。

“冒号”在车里告诉俺们；唉，小芳那个村，本来就穷，可是一眼望去，便知道那最破旧的房子，就是小芳的家。小芳家的那种怪病，实在是害苦了他们一家。“冒号”鞋子上满是黄泥巴。小芳家的青橘子，“冒号”拿出来给了大家，因为“冒号”想动员更多的人去关心小芳，关心扶贫的问题。

结果效果不是很佳。城市里的人们，不管是晃晃悠悠的，还是不是晃晃悠悠的，都在为自己的恋爱，婚姻，子女入托，升学，工作，提升而忙碌，就连每天的交通堵塞都烦扰着他们的美梦。

这个时候，“冒号”急了，“冒号”在会上这样说的：“你们一个个都显得那么沉重干什么呢？因为你们嘴里的爱对于他人是抽象的，你们没有学会在责任面前直起腰来。

我们都需要具体的爱和具体的温柔，如果我们在苦难面前都象个隐者，那么我为我们所学到的东西感到耻辱。”

在可口可乐公司兼职的唐果马上就举起了手；我去。

然后，更多人去了小芳的家。

当然，“冒号”也要犯“知道分子”的毛病，有次“冒号”突然心血来潮，想赞助一笔款给小芳的父母，好让他们饲养两头猪和几十只鸡，好让大家到时候都买下无人工饲料，无污染的美味猪肉和鸡肉，也尝试启动小芳家庭贫困的经济，俺对“冒号”说，这样的建议，不会有下文的。“为什么？如果赔本我又不会让他们偿还。”

结果信寄出去，再次收到小芳的来信，已经是下个学期又该到交纳学费的时间了。于是俺对“冒号”唱起了：当我想你的时候……

有次，大家都对这个问题还进行了所谓行而上的谈论，“冒号”讲起一件事情来，电影演员江珊到云南演出，给贫困学生捐资读书，后来忙于自己的事物，结果就忘记了下个学期的学费。不料，贫困生的父母一状告到法院，江珊干脆就一次性付清了该学生未来几年的所有所需费用，这样的事情，自然就很难有第二回了。

难道贫困的家庭就只有永远等着天上掉点什么下来么？为什么不去自己掌握点主动性？显然，“冒号”也有失望的时候。

好多事情，俺也弄不清楚，比如那为艾滋病人奔波的高老太，八旬之人，身体状况不好，她只是感叹，没有后来的人愿意接着她干，高老太的身后，有政府吗？ 有农民协会吗？有民间组织吗？有慈善组织吗？有多少自愿者？

俺想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德兰修女，她在印度看见街道上每天都有因为贫困，饥饿，疾病死去的人，她就来到街道上，帮助那些人做点事情，问候他们，给他们一点微笑，有时候只是交谈，她这些看上去很简单的行动竟然感动了许多人，穷人们说道：单是看到德兰修女和善的面孔，棕色眼睛中闪烁的爱，就足以让他们愉快许多。后来，当德兰修女获得很多荣誉的时候，仍然很谦逊，她说她是相信借着这个些奖而承认穷人在这个世界上有生存的权利。她把奖金全部献出，把金质奖章也卖掉了，连颁奖后的晚宴也取消了，她说这顿晚宴的款项能够足够加尔各答1、5万人一天的伙食，她将这些钱也全部用于穷苦的人。

后来有二十多个富裕家庭的女子，义务成为德兰修女的帮手。再后来，全世界的人都往德兰那里去，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成长了自己。

好多去德兰修女处作义工和实习的人，去了那里以后，问自己最多的问题就是；“我是不是真正爱过他人？给予过别人？”

去年，我在这个网站里面看到过最令人伤心的新闻，一个四川贫穷地区贫穷中的穷人，家里最昂贵的财产就是15W的灯泡，一个小女孩，父亲突发病死去，留下瘫痪神志不清的母亲躺在床上，乡亲们给她们俩一点腊肉，挂在梁上，结果小偷都要把它偷了去。实在是不可以理解那小偷，那么的冷漠和残忍，我们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纪里面。

不料今天看见的新闻更不可理喻：一个陕西农民居然为了挣点快钱，把自己的老婆和一个妓女谋杀了，卖给当地信仰民风民俗的老百姓拿去陪葬，以求得来世的圆满。这个农民被逮捕后，大言不惭地说；“如果没被发现，我还会接着再干掉几个女人”。

话题回到小芳处，在俺回去的时候，“冒号”特别告诉我，小芳已经去了师范大学读书，还是很用功的。“冒号”在开会遇见师范大学校长的时候还特别叮嘱，要校长多关心这个贫困中的贫困学生。

贫困中有绝境，有仇恨，有伤害，关键是我们是不是愿意去点亮一盏希望之灯，或者是让一个绝望中的群体，彻底绝望，那么这个社会一定会变得更加暴力。

俺读过一个红色西方作家写的一本关于红色革命的书籍，书名叫“中国震撼世界”。里面有这样的表述：在陕西农村里面，地主对待农民是何等的残酷，一个村的地主霸占了几乎全村民的老婆，地主想去霸占的时候，就逼迫农民去种田。地主吃的红枣，为了滋补，还要在十来岁的少女的子宫里面养上一段时间。俺读完以后，才理解了为什么那么多穷困的人要跟着去闹革命，要学着跟韩英一个样；把砍头只当着风吹帽。

革命早就胜利了，可是，当政者，是否已经健忘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