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叶新先生说，腐败已经成了当前中国“政权的执政基础”。其实，最严重的问题不是腐败本身，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腐败文化已经渗入中国人的血脉之中，成为国人的行为准则。消除腐败现象也许不难，咨询透明加上严刑峻法就可以很快解决；但是这种现象一旦成为一种文化，一种思想，想要消除便不是一代两代人的时间可以做得到的。

事实上，中国的文化阶层正在蓬勃参与塑造腐败文化。按照字面意思，文化人似乎是指广义上的知识分子，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文化现象研究或者开展文化活动的人。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期望都是很高的。儒家张载说过，儒者的使命在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康德说，知识分子应是社会的良心。萨义德则在《知识分子论》中用“Representations”一词表述 “知识分子”，至少应具有以下含义：一是社会的良心，二是智慧的传播者。但是，目下的事实是，中国文化人作为一个阶层几乎已经烂透了。中国古人归纳总结了十大恶行：吃、喝、嫖 、赌、抽，坑、蒙、拐、骗、偷。现在的中国文化人不但十毒俱全，还不断创新发展 ，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国最高行政级别的人文和社会学研究机构，其下属的哲学研究所教授郑家栋研究新儒学，一时号称“儒学大家”，“大儒”。他利用出国可携带配偶的机会，每次到美国时都带一名女子出境，结果在第五次带人时被抓。郑家栋通过偷渡，收入超过二十万人民币以上，后被判处两年徒刑并罚金若干。那五名女子中，有一个是“儒学大家”的亲妹妹。据说，所有的结婚证件都系郑家栋本人“伪造”。但是，这些“伪造”的证件如何通过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边防和海关的重重检查，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庄子-外物》 中有一个故事，云“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 ：‘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者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 ，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顪，而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故事是说两个儒生按照《诗经》中的行为规范去盗掘坟墓，偷窃随葬品，讽刺伪君子的道貌岸然。人皆云此乃儒道两家争鸣，互相攻讦的结果；我言这正是今日红色 “大儒”郑家栋之流的真实写照，一面讲诗书礼义，一面做着鸡鸣狗盗，发冢掘墓的勾当，同时脸不红，心不跳。这种境界，即使是写出“儒以诗礼发冢”故事的庄子，恐怕也要叹为观止。

行贿受贿，似乎已经成为在中国办成任何事的先决条件。有些中国人甚至把这习惯带到了海外。湖北女子陈静到香港城市大学读数学系研究生。按理来说，在海外读数学专业的中国学人一般都会被同侪认为能力超强，考试得“A”司空见惯。但陈静为了取得好成绩，竟然向教授行贿一万港元，以取得一数学考试的试题和答案。按陈静逻辑，教授当立即回馈全套试卷，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然后神不知鬼不觉，皆大欢喜。没成想，该教授接到贿款后大惊，立刻在数学系系主任陪同下到香港廉政公署报案，并把一万港元贿款上交。在廉署人员指示下，这名副教授约陈静在咖啡店见面，确认后陈静当场被拘捕。香港裁判法院判决将一万港元贿款充公，陈静入狱6个月，立即执行。

消息传来，有中国网民大惑不解：不就是送了点钱吗？要依据这个标准，岂不是所有中共官员都要锒铛入狱？可见“买路钱”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中国已经“腐”入膏肓矣。须知，一万港元对于一个数学系研究生来说应当是巨款。陈静对一门课的教授出手如此“慷慨”，手法又是如此老练，“中纪委”若想反腐，应当深挖此人背景才对。挖出一个贪官，或者一家贪官，都有可能。

如果说研究生送钱给公职人员是涉世不深，中国老教授贿赂外国警察只能说是知法犯法。上海某大学教授到西班牙度假。在机场出海关时，受到西班牙海关警察检查。警察见到他们行李很多，便示意他们打开箱子检查。按照西班牙法规，每人只能携带不超过一公斤的食品入境，上海教授家携带的中国食品大大超标。警察告诉他们食品不可入关，按规定应该全部没收。上海教授用他的中国脑筋一分析，认为西班牙警察一定是像中国警察那样故意刁难自己，无非是讨几个钱，于是从口袋里掏出了五十欧元，递给警察。结果警察把上海教授请进了警察局，以“行贿罪”拘捕了他，并用警车把他直接送入监狱。后来，上海教授在西班牙监狱中度假三个星期后被遣送回中国。

早在中国唐朝，韩愈便慨叹：“师道之不存已久矣”。在韩愈眼中，“师道”的含义是“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到了当代中国，韩愈倡导的“师道”不但荡然无存，“解惑”的场所更是从教室变换成了床上。中国某女因为在性交易之后未能如愿考取北京交通大学研究生，于是向媒体暴料，称该校“某教授在2005年硕士研究生专业课试题出题中泄题”，并反映“教授以专业课试题为诱饵诱奸女考生”。该女所学专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而漏题者和衣冠禽兽是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欧阳林，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研究”两门考试的出题人。虽然欧阳林和北京交通大学校方百般否认，暴料女子出示了欧阳林的手写体试卷答案，以及DNA证据。校方最后只承认，该女所持试卷和答案，的确货真价实；该女最后未被录取，也确有其事。如此看来，“马克思主义”教授的行径同当年马克思的荒淫好有一比。

在中国，“床上师”不是什么单一和孤立的现象，而是极其普遍。拿复旦大学来说，经济学院院长陆德明嫖妓败露，仅仅被撤职而已。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沈丁立教授和自己的女研究生搞师生恋，据说常常在校园里公然牵手拥吻，在办公室里苟且。为了尽欢， 沈竟让该女住进其办公室里。有好事者去复旦私下调查，结果发现色狼名单上何止陆，沈二人；整个复旦，清白者也许不比荣府门外的石狮子更多。

有的文化人出卖道义和尊严为了换取钱财和女人，无非追求一时的快乐；另外的人则甘当政治娼妓，其意则不在沛公。最近，中共新闻出版署点名封杀了八本书，“大右派”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伶人往事》继她的《往事并不如烟》和《一阵风》之后，再次榜上有名。章诒和发表了文章表示抗议，受到很多人的支持。然而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却跳出来指责章诒和“那个阶级是我们政权的敌人”，还说“共产党对他们是极其宽大的”，原因竟然是章诒和在书中称康同璧一家“吃腐乳要吃二十多种”，章“家里毛巾要每天换一条”，“单是每天一换，洗的很白”。孔庆东还称，章诒和写书是大右派“百倍疯狂地向人民索取，比当年凶恶十倍”。要知道，这些话放到过去的“火红年代”去说，句句都是可以要人命的大罪状。

孔庆东经常自称为孔子第七十三代“直系”子孙，无奈学问上一无所成，不得已把金庸的小说当作出土文物一样捧，捧成划时代的巨着，当作安身立命之饭碗。用业界的宣传术语来说，孔庆东的所作所为就是“把蛋糕做大”，一身功夫全部是marketing crap，根本没有含金量。最具讽刺意味的是，金庸当年想当北大教授但被否决，可孔却大发利市，因捧金庸小说而当了教授。这事情就像当年卓别林参加“模仿卓别林”大赛只获得第二名一样稀奇好笑。孔是如何获得北大教授一职，只有鬼知道。

孔把章诒和打成“我们政权的敌人”，俨然一副“我们政权”家奴的摸样。孔难道不知道，他自吹自擂的老祖宗“孔老二”当年是所谓“我们政权”的更大敌人？章家当年遭殃，家破人亡；而“孔老二”却被掘祖坟，毁塑像，成为最大的“牛鬼蛇神”，就连孔庆东本人都有跟他老子“蹲牛棚”的经历。不同的是，孔是个受虐狂。他受了迫害，还要把“牛棚”比作夏令营，并威胁那些不愿蹲“夏令营”的受害者不要“向人民反攻倒算”；如今更是在另外的受害者身上踏上一只脚，神气活现的变成了“我们政权”的一员。这不是简单的健忘症，只能说明当年“我们政权”的敌人孔庆东已经成为坐稳了的奴才。

章伯钧当年如果不作声，或者也像郭沫若，孔庆东等人一样勇于自我侮辱，歌功颂德，保证可以过好日子，继续过“家里毛巾要每天换一条”的生活，可以看香港电影，他女儿不会坐牢，书不会被封禁，其家人现在还会位列“党和国家领导人”。凭借章伯钧旧时与朱德的交情和他当时的地位，孔某之类的人物恐怕巴结还来不及，如何敢攻击。章的风骨正在于敢言；孔的卑劣，正在于奴颜卑膝过后还觉得自己正义凛然。

古人评论隐士，讲“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孔庆东之辈，只能说是“大娼娼于朝，中娼娼于市，小娼娼于野”。在中共国，从郭沫若以降，到孔庆东之类为止，御用文人延绵不绝，可谓中国历代一大奇观。他们不仅擅长溜须拍马，在关键时刻还需要勇于自我牺牲，献出后庭，以博统治者一粲。此等文化人，便是隐于朝中的政治娼妓。孔到处称自己师承北大钱理群教授，而钱教授有风骨，当年因拒绝听命于“我们政权”而被逼退休。毫无疑问，按孔的划分标准，钱教授必然也是“我们政权的敌人”了。钱教授若知道，不知会作何感想。另一方面，孔经常吹嘘自己师承一个“我们政权的敌人”，真不知是何居心。

有政治娼妓，必然就有文化娼妓。此二者喜好类似的土壤，通常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中国有一个老太，年龄很大了还老不正经，不停贩卖“一夜情”，集体滥交和同性恋的货色，此人叫做李银河，中国社科院“社会学家”。李说过，“如果我现在18岁、20岁，我可能就一夜情去了”。“开淫乱Party之类的，只要是出于自愿，就不违法。”李的理论根据很简单，“大多数人心中都有一个隐秘欲望，就是性”。进而推出人人都希望像动物那样去自由交配，再推出只要是多数人做的事情就应当合法，“法不责众”，最后得出结论说任何和性有关的事情法律都不应干涉，都应当合法化。李是不是法盲，我不是专业法律人士，不想过多讨论。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李银河假设人人都同她一样花痴。孟子云，“食、色，性也”，不错。但是人与人之间总会有一个量度和程度的区别吧？难道一个李银河死了老公后性饥渴，就能代表中国人人都患了性欲亢进症？难道一个李银河希望搞“一夜情”，集体滥交，其他中国人就要同她一样无耻下流？政治上我们已经被“三个代表”过，现在个人的私房事上又跳出个李银河要代表我们了。其次，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具有道德和伦理规范，而动物没有这种限制。比如猪在猪圈里，不管有没有人看着，发了情就要交配，它们没有一点耻感。但是，对人而言，人有耻感，隐秘的事情就要在隐秘的地方来做。而李银河倡导什么？“让我们都像猪一样交配吧！我们有这个权利！”我要大声对说李银河说，你绝对可以像猪一样生活，你有这个权利，从现在你就当猪算了，我决不干涉；我不愿意当猪，请不要代表我！

每每听李银河的最新“语录”，我便像吃了苍蝇一样恶心，甚至比吃了苍蝇更觉恶心 ― 就像看到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自以为魅力十足，80岁还要出来接客的老“小姐”，各位会作何感想？现今的中国已经成为娼妓大国。记得几年前我看过央视一个节目，讲述某地“小姐”泛滥。记者怀揣针孔摄像机，暗访当地妓院。摄制组没有料到，他们刚到地方，就陷入妓女，皮条客和老鸨的重重包围，被人东拉西扯，简直寸步难行。记者可能没有暗访的经验，被逼急了就说自己是正派人，不玩女人。结果这话激怒了一个拉客的女人。她三角眼一瞪，既鄙夷又愤怒的喝道：“别人都玩，你为什么不玩！”记者猝不及防，竟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原来，在该地劣币早已驱逐良币，正派人可耻，如过街老鼠；嫖客妓女光荣，招摇过市。李银河就像那个皮条女。她不放过任何一个曝光的机会，向全世界大喝：“别人都玩，你为什么不玩！”皮条女因为无知所以无畏，而李银河是无耻所以无畏。

报载李银河曾获得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专攻“婚姻家庭”研究。但我觉得，李银河的研究方向其实是如何更快速的解体婚姻和家庭。除了异性乱交之外，李银河更大肆兜售西方同性恋的垃圾。李银河曾说，“真希望自己是个同性恋，希望自己能体验更多的东西，可惜我不是，是很遗憾的事。”又说：“同性恋已经成为一种时髦，成为一种时尚，是一种style、一种风格，成为一种风格和文化精英的标志。”我就不觉的同性恋是“一种时尚，是一种style、一种风格”，更不觉得同性恋是“文化精英的标志”。李银河又一次“代表”了我们，又一次未经我的同意，和孔庆东们一口一个“人民”，“我们政权”有异曲同工之妙。

不要急于给我扣上歧视的大帽子，我说的话是有科学证据的。上个世纪，很多研究生物学的同性恋者以及同性恋团体苦心孤诣的寻找同性恋的基因根据，最后硬是伪造出一个结论，即同性恋是由基因决定的，并且无法纠正。这个说法一直无法被科学界广泛接受。直到2006年，俄勒冈健康科学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公羊的性别取向同一个羊脑中叫做羊性别二态性核（ovine sexually dimorphic nucleus）的部位很有关系。而这个位于视丘下部（hypothalamus）的组织控制代谢和繁殖。正常公羊中羊性别二态性核明显较大，并分泌大量的芳香酶（aromatase），促进雄性性征表达。而同性恋公羊中这个核明显较小，芳香酶分泌量同母羊大致相同。通过激素调节，科学家们不但能够纠正公羊的同性恋倾向，还能够自如地控制公羊的性取向[注一]。这证明，公羊的“同性恋”倾向只不过是内分泌失常一种疾病，是可以治愈的。因此，我觉得人类同性恋亦不过是一种病态 － 也许比山羊的机理更复杂些，但不外乎生理或者心理 － 而已。所谓“基因决定”，“无法纠正”，只不过是科盲们和心怀鬼胎者的骗人鬼话。

面对无法反驳的科学证据，中国腐烂的文化人们退到了最后一道防线，称这种激素治疗用于人类“不人道”，“不道德”，代表人物是中国另外一个“社会学家”张北川，还有一个“全能专家”方舟子。我就不明白：明明有人有疾病，激素水平失衡，张北川，方舟子们却不让他们去治疗，理由是该治疗“不道德”。不让人去看病，试图阻止人类纠正激素失调的科学研究，才是真正的不道德！

其实在海外的人都看得出来，这些所谓“社会学家”其实都在贩卖西方六七十年代的性解放垃圾。性解放使西方社会离婚率激增，大量家庭解体，并使得性病、艾滋病流行，并间接地滋生出来盗窃、抢劫、暴力、吸毒、贩毒以至黑社会，社会治安恶化，生育率下降等社会问题。在经过疯狂的性放纵之后，西方国家早已认识到性解放的危害，进入到了性关系平稳发展期，国民观念逐渐趋于正常，更加强调性解放之前的婚姻和家庭观念。但是直到现在，性解放的恶果造成的影响都未完全消除，给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发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人口安全问题。李银河，张北川之流这样的学术骗子卖力推销过时的洋垃圾，本应当是方舟子的打假对象，现在却成了“同志”，从侧面揭示出方的“学术打假”是什么货色。拿英语谚语说，这些人物真是“strange bed fellows”。

大约110年前，法国人左拉为素不相识的犹太人德雷福斯写下《我控诉！》一文，他的代价是被以“诽谤罪”判处1年监禁和3000法郎罚金，后来不得不流亡英国。流亡归来时，他已经身无分文。左拉的呐喊却成为法国政治文明史上一个里程碑。相比之下，中国的文化人已经彻底死亡了，在精神上死亡了。中国的文化阶层就像一棵枯死的大树，也许还有一些活着的细胞，但其躯干上更繁荣的却是蛀虫和寄生真菌。这棵死树甚至连其最基本的功能，创造和承传文化都已经无法完成，更不要提“社会的良心”了。

中国的左拉在哪里？也许只有在狂风暴雨摧枯拉朽之后，才能从废墟中诞生。

[1] Biology Behind Homosexuality In Sheep, Study Confirms, Science Daily,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04/03/04030907325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