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舟

二 鸦片战争

英国人认为与别人经商是天经地义的，而中国人认为关门自守，自给自足是天经地义的，并且中国人更理直气壮：是你跑到我家门口要求我通商，又不是我跑到你门口要求你闭关自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⑴ 你去找别人做你的生意，我关起门过我的日子，井水不犯河水，你为何要强加于人？！每当中国人与外族发生冲突时，似乎中国人都很被动、无辜、受委屈，这总是让中国人认为自己是正义的，自己的感情是受伤害的。

不管中国人怎麽想，历史并没有按中国人的一厢情愿发展。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利益群体并不是”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⑵ 的，既然生活在一个地球村，免不了抬头不见低头见，见面次数多了，就不单单只是打个招呼，道声“你好”了。不同的利益，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价值观念，免不了要发生冲突，于是就有了民族间的征服与被征服，文化间的同化与被同化。

中国这么大年纪了，什麽场面没见过，征服、同化中国见得多了，只不过好像脑子有点问题，总是把民族征服与文化同化混淆一谈。自南北朝以来，中国汉人数度被异族征服，数度亡国，但是每当汉人被征服时，中国文化就会把征服者同化。所以中国人不仅没有被征服、亡国的屈辱反而有文化同化别人的荣耀。

然而，欧洲人不是那些没文化的胡人，在他们咄咄逼人的商业攻势背后，是同样具有进攻性的、深厚的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和中国文化一样源远流长、树大根深，但二者又是十分的不同，甚至对立。欧洲人看不起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人也看不起欧洲人、欧洲文化。既然互看不顺眼，又都藐视对方，一场更大的冲突在所难免。

终于，战争由一种丑陋的商品---鸦片而引起。

鸦片最早被贩运到中国，是作为一药材，数量很少。后来，中国人从外国水手那里学会了吸食鸦片，鸦片的需要量开始增加。清朝廷当时就认识到鸦片的危害，与１７２９年（雍正七年）开始下令禁止。这时鸦片的进口量并不大，每年不超过二百箱。

广东地处岭南，天高皇帝远，官员们拿令箭当鸡毛，“遇到红灯绕着走”，不把禁令当回事。鸦片贩子也就肆无忌惮，仍公开销售鸦片。并且销量越来越大，到１７５７年，鸦片的输入量已增加到每年一千箱。

这对英国人来说，是天上掉下的馅饼。本来，中英之间的贸易是一边倒的贸易，中国经济自给自足，英国的商品在这里没有什麽销路，而中国的产品：茶叶、丝绸、瓷器在英国和欧洲都是抢手货。１７８１年---１７９３年，英国输入中国所有商品的总值才１６８７万元，而中国从１７８１年到１７９０年但茶叶一项出口就值９６２６万元，是英国出口价值的六倍。英国人正在为贸易逆差头疼，没想到鸦片这个拿不到桌面上但利润极大的东西给他们的贸易带来了转机。他们没想到什麽都不缺的中国，却如此需要鸦片。

于是，英属印度政府，在１７７３年确立了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的政策。这样，输入中国的鸦片就更多了起来。

鸦片非法贸易的快速发展，很快扭转了中英贸易的局势，中国的白银开始大量流向英国。中国人买到的只是愈来愈重的烟瘾。

１７９６年，清政府又重申禁令，加重刑罚，声明四年后将采取最后措施。这次禁令仍然不起作用，英国人这时已相当了解中国人，他们入乡随俗，学习当年的葡萄牙人向广州的官员行贿，和官吏们勾结在一起。鸦片的输入量逐年增加。

１８２１年，（道光元年）清政府再次采取严厉措施禁烟。英国人此时已很有经验，他们干脆买通了远达天津沿海各地的官吏，将鸦片销售网撒向中国内地，鸦片销量迅速增加。１９世纪初，鸦片每年输入约四千箱，二十年代起逐年增加，到鸦片战争前一年，销量激增至四万箱。

清政府禁烟令不仅没有将鸦片贸易禁止，反而刺激了他的增长。清政府的禁令不仅成了“虚而不实”的官样文章，并且还沦为了海关才弁、水师”马快”（稽查走私的兵丁）门敲诈勒索的工具。禁令出台前，鸦片贩子们还偷偷摸摸、心存顾忌，但他们看到禁令的实际作用，看到地方官僚对待禁令的态度后，反而解除了警戒，放心大胆起来。

十九世纪初，在中国出现的这种怪现象，中国人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今天的中国人仍是这么干的。这种怪现象的直接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中国人所熟悉的腐败。

地方官员为了得到贿赂，不仅不执行中央的禁令，反而和英国走私商人勾结起来，保护、帮助他们走私鸦片，这也是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所谓的”地方保护主义”。长期不断的”黑金”交易，使得行贿者和受贿者的实际地位渐渐地发生了逆转。两广总督李鸿宾收受英国人的贿赂，英人于是蔑视总督：”吾以为总督若何严重，讵诮数万斤便营私耶！”。许多官员自己也吸鸦片，他们干脆成了英人的俘虏，对英人言听计从。

鸦片本是无罪的，有罪的是人的淫欲。鸦片作为药材的贸易是无罪的，有罪的是中国政治的腐败。没有中国腐败官员包庇、纵容、谋划、帮助，要中国的老百姓们接受他们并不信任的高鼻深眼的外国人的一个陌生的、有危害的、昂贵的奢侈品，是不可想象的。大规模的鸦片贸易是英国人专门针对中国，为中国量身定做的，这个“成就”不能归功于英国人的想象力，也不能完全归功于英国人的贪婪，而应归功于中国的腐败。

什麽虫儿拱什麽木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正是自己腐败的臭味招徕了鸦片这只苍蝇。

在鸦片方面，相同时期、相同环境中的日本就和中国表现出很大的反差。

１８５６年以前，日本和中国一样闭关自守。德川幕府和清政府一样，将欧洲人视为一个潜在的危险，他于十七世纪中叶驱逐了欧洲人，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保留了少数的荷兰商人，被限制在九洲岛上经商。从十七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的二百年间，鸦片贸易并没有在日本出现。１８５６年，日本被迫开放，与美国签订《通商条约》，其中规定禁止鸦片贸易。他们的禁止是有效的，开放后的日本也没有沾上鸦片这东西。

腐败并不是清朝的专利，腐败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顽症，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特征。

随着鸦片的泛滥，愈来愈多的中国人认识到了它的危害。湖广总督林则徐上奏道光皇帝：现在如果还不严厉实行禁烟，照这样拖下去，那末，几十年后，官兵们都要变成鸦片烟鬼，白银也都要留到外国去了。等到那时，国家不仅没有能够打仗的兵丁，而且也无法筹到饷银了。林的奏折击中了皇帝要害，道光知道”银荒兵弱”对江山社稷意味着什麽，于是于１８３９年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州禁烟。

林到广州后，收缴了洋人的鸦片，并在虎门当地销毁。旁观的人群中也有许多洋人，其中一位美国商人说道：”至少这一次中国人自己是把官方命令见诸施行了。”与其说他是在称赞林则徐，还不如说他在嘲讽中国人。

此时的英国人已不再是马戈尔尼时代的英国人了，经过几十年和中国的接触，他们对清王朝已经有了较充分的认识，他们不单单看到了”巨人蓝袍下露出的一双泥足”（马戈尔尼语）他们还看到了整个清帝国政治的腐朽和军事的虚弱。并且，当时中国与外商的贸易完全被朝廷的＂公行＂所垄断，英商在与中国公行的官僚们交易的过程中，对中国官僚们的缺乏平等、欠钱不还等官僚作风深深地厌恶。中国广大的市场的诱惑，以及对中国即蔑视又厌恶的情感，使得英国商人们早就不满足于被限制在广州一埠偷偷摸摸地贩卖鸦片，而想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国门了。中国的严厉禁烟无疑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和借口。

１８４０年２月，在英国商人、鸦片贩子的要求下，英国政府决定出兵保护本国商人的“合法”利益，派出了由四千名士兵、四十八艘船只组成的海军，攻打中国。

１８４２年８月，经过两年多的较量，战争最终以英国胜利，清政府失败而告终。８月２９日，南京城下，在英舰皋华丽号上，清政府与英国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既然大门是被别人用大炮轰开的，就不要再期望平等了。

《南京条约〉是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共十三款，主要内容有：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割让香港；向英国赔款２１００万元；协定关税，即英商输华商品，由中英两国共同协商关税；废除公行制度，英商可以自由地与任何人交易等。

有位历史学家曾说：”中西关系史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⑶

我强你就给我叩头，你强我就给你叩头。其实，这不正是不知平等为何物的中国礼治社会的必然命运麽？

中国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是众人尽知的，那就是军事武力不如人。

１８３２年，英国的军事间谍对中国沿海侦察六个月後，对中国的水师就非常藐视，扬言”全中国一千只水师船，不堪一只兵舰的一击。实践证明，中国的水师的确不堪一击，英国的兵舰凭其船坚炮利横行于中国沿海和内河，犹入无人之境。但是，在鸦片战争中，英国人海军的主要对手却是中国的陆军。和中国陆军相比，英国军队虽然有武器上的优势，但他们也有劣势，第一，是兵力不足。英军最初投入战争的兵力只有四千人，最多时也不过一万五千人。第二，英军远离本土作战，补给线过长。从英国航行到中国至少要四个月，从英属印度到中国也要一个月。而中国军队虽然武器不如人，但是他们也有优势，第一，军队数量多，兵力充足。第二，本土作战，拥有雄厚的财力物力。第三，中国进行的是正义的保卫战，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和配合。

根据双方的特点来讲，英军固然可以凭其先进的武器获得几个战斗的胜利，攻占几个城镇，但他们不能将战线拉得太长，让战争拖得太久．而中国却具备持久作战的有利条件，只要中国坚持作战，就能拖垮、赶走英军，就能最终赢得这场战争。

然而历史事实与理论却正相反，不敢持久作战、要求速战速决的不是英国人而是清政府。

清政府也很想打败英国人，但是每次出兵总是希望一战而胜，担心战争持久，人民会趁机造反，出现“外患未除，内讧又起”的危险局面。统率大军去广州与英军作战的靖逆将军、道光皇帝的侄子奕山，视广东人民为”匪徒”，认为”患不在外而在内”，顽固推行”防民甚于防寇”的战略方针。率军在浙江与英军作战的扬威将军、道光的另一个侄子奕经，败于英军后，浙江巡抚刘韵珂向道光上奏，提出”十项焦虑”，其内容是英军武器精良，中国军队万难抵御；开展以来，人心浮动，杭州、湖州、绍兴等地已发生人民骚乱，如果战争打下去，可能爆发人民起义，应及早求和等等。正是因为清政府惧怕他真正的敌人---人民趁机造反，所以每当战斗失败后，清政府就忙不迭地向英国人屈膝求和，以求尽快结束战争。

可怜的专制朝廷，色厉内荏，外强中干，对内专横残酷，对外奴颜婢膝；可怜的专制社会，外表平静稳定，固若金汤，其实经不起任何的波澜、任何的风浪。

军事虚弱只是战争失败的表面，政治虚弱才是战争失败的根本。

与清政府的屈膝投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

１８４０年６月，当英国舰队一到广东海面，就遭到当地人民的打击．他们积极配合官军，在陆地持刀杀敌，在海上夜袭火攻英舰，打的英军“每日东飘西泊”不敢在一处抛锚久停，不敢登陆劫掠，食物和淡水供应十分困难，陷入了“一布帆兜接雨水，几乎不能救渴”的绝境。１８４１年５月，当官兵龟缩在广州城内，城外的人民遭受英国军队的劫掠杀害时，奕山等清政府官员不关心人民的死活，竟发出“息兵安民”告示，要人民“安静住守”任人宰割，不许反抗，否则“按军法治罪”。他们丑恶的嘴脸，使人民认识到“官兵不足恃”，父母官并不保护自己的孩子。要保护自己的家园，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挺身而出了。５月３０日，广州三元里一带的上万名群众自发组织起来，以大刀、长矛、锄头、铁锹为武器，对来犯英军迎头痛击。打死英军少校军官两名，士兵一百四十名，生俘十多名，还缴获许多战利品。三元里的胜利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士气，广州人民发出《说帖》警告英军：“若不早日退出虎门，我自有千百烧船妙法，烧尔片帆不返！”。人民相信自己的力量，宣布”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己动手，就可以杀退侵略者……。

英国人虽然惧怕中国人民，但他们并不过分担心，因为他们知道自有他们的手下败将---中国官军去收拾他们的人民。中国官民的离心离德，政治虚弱，英国人早就看在眼里，否则，单单依仗武器之长，他们是不会万里奔袭，以小击大的。马戈尔尼访问中国之后就曾说：“英国所有人的利益都维系在政府的稳定上，故此英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巩固的。同英国的情况相反，中国大多数人把政府的更换认为是自己改善命运的条件。”

中西文明的差异何止只表现在枪炮上。

中国的官和民，不仅只是离心离德，不团结，他们简直就是死对头，官压制防范民，民惧怕愤恨官。官与民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这矛盾是中国民族家里狠、窝里斗劣根性的具体体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

中国专制政府攻击其他国家或地区时，总是挑拨离间的说某某国的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某某地区的人民是反对分裂的云云，这是土改时唆使贫农斗地主的工作遗风，也是在以己度人。在民主的社会中，某领袖去敬拜××神社、搞×独，不仅不违反民意，相反，他们是在迎合民意。真正与人民对立的不是别人，而是动辄以中国全体人民自居的中国专制政府自己。

１８５６年２月，法籍神甫马莱，在广西西林县传教时，被西林县知县逮捕并处死 。同年１０月，广州水师到一条曾在香港政府注册的“亚罗”号船上搜捕海盗，捕走水手多名。英法便以“亚罗号事件”、“马神甫事件”为理由发动了第二次战争，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

战争历时四年于１８６０年１０月结束，其结果仍是清政府战败投降、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

１８５８年，清政府与英、法、美、俄签订了《天津条约》。

１８６０年，清政府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

两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外国公使驻北京；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准许外国人在国内自由经商、自由传教；修改税则；鸦片贸易合法化；割让九龙半岛；准许华工出国；发还被没收的天主教财产；巨额战争赔款等。

巨额赔款不是由皇帝掏腰包，也不是由官僚掏腰包，而是层层转嫁于基层人民的身上。中国的统治者们为了自己的宝座安稳不惜百倍地压榨自己的同胞，这不得不使人羡慕我们在教科书上常听到那些的“为了转嫁国内经济危机而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这两种国家有何区别？一个外向一个内向、一个勇敢一个窝囊而已。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沙皇俄国趁火打劫，分别于１８５８年、１８６０年、１８６４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条约记》。通过这三个不平等条约，沙俄共侵吞了中国一百四十四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随着清政府的倒台，英、美、法等已与清政府签订的条约，被废除了，而俄国侵吞中国的领土却再也回不来了。

在一百多年前的 鸦片战争中，发生的一些故事，今天听起来仿佛是笑话。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道光皇帝决定对英宣战，任命他的侄子奕山为靖逆将军，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统领大军去广州作战。

这杨芳乃行伍出身，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足迹踏遍半个中国。他在贵州苗疆平叛，广西剿灭“白马贼”，甘肃追逐“黄号贼”，四川平定“兰号贼”，以及湖北、陕西、宁夏等省数以十计的剿匪平叛的征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他因此由一名下级军官被一路提拔为提督，成为清朝一代传奇名将。

杨芳比弈山提前到达广州，负责实际战备。这位一代名将在亲督水师演练、建筑防御工事的同时，竟下令士兵广为搜集女人的尿罐，因为有巫师向他进言：英夷的枪炮之所以大的又远又准，是用了妖术，打仗时只要将女人尿罐向之，便可破其妖术。

相信巫师、巫术的绝非杨芳一人。奕山在向皇帝奏报战事时，认真的、确信无疑的据下属的报告写道：“英军自据四方炮台，昼夜轰城，当英兵攻靖海门时，扑近城壁，忽于烟雾中，望见观音神像，随不敢再攻；”“火药库在观音山下，贮货约三万斤，为汉奸抛掷火弹，正将爆炸间，忽有白衣女神，展袖拂火，顿即熄灭，鄂尔大雨倾盆，逆敌火箭炮弹，无一延烧。”道光接报，大为感动，为谢菩萨的保佑，当即亲书“慈佑靖海”匾额，送广州观音庙悬挂，以答“神庥” ⑷ ……。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广州的守将是两广总督叶名琛。他乃进士科班出身，平日自高自大，常侮辱外国人，外国人心存报复。１８５７年，英国人进攻广州，时值太平军割据南京，咸丰皇帝指示叶名琛：

"不胜固属可忧，亦伤国体；胜则该夷必来报复……当此重远未靖，岂可再起风波。”明确表示了对外妥协，对内全力镇压人民的方针。叶名琛心领神会，制定了六不方针：“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玩起了“中国功夫”最高境界的无为无不为”的太极战术，不做任何战守准备，将守城的希望全寄托在“神仙”身上。他在城北建有“长春仙馆”，内供奉吕纯阳（洞宾〕、李太白二仙，一切军务皆取决于神仙。“乩语”告诉他：过了阴历十一月十五便可无事。当部将僚属“固请”他准备战事时，他却扬起下巴作先知状说：不必惊慌，十五日后便无事。5

这情景很容易让人想起１１２６年北宋的京都开封保卫战。当时的皇帝宋钦宗十分信任“神仙”郭京，将京都交给郭京的“神兵”把守。其结果是城毁国破，徽、钦二宗当了女真人的俘虏。

“远乡怕水，近乡怕鬼”，外来的女真人根本不把宋人的神兵当回事，同样，远道而来的英国人也没把吕洞宾放在眼里，对叶名琛的太极拳术也不理会，上前一个直拳就将叶名琛打翻在地：英军轻易地攻进了广州城，俘虏了叶名琛。被俘的叶名琛整日为英军将领作画，落款自称“海上苏武”。后来他被英国人囚禁在印度的加尔各答，不久，他决定效仿伯夷、叔齐，绝食而死。

对叶名琛，大多数史学家是责骂的，但也有人称赞他的气节，佩服他的大将风度、宰相城府。今天的人如果只将他看成一个迂腐的士大夫，那就错了，作为大清国的两广总督，他自有“精明强干”的一面。就在他被俘的三年前，他就 曾在广州屠杀了几十万“天地会”的人民群众。当时，中国改良主义的首创人容闳曾亲眼目睹了屠杀的惨状：法场上血流成小河一样，遍地都是无头尸首；法场周围二千码以内的空气，恶劣的犹如毒雾；泥土由于吸饱了血，完全变成红色了；尸体上的蛆爬满得已经可以代替泥土了……容闳披露：叶名琛杀人不问口供，被屠杀的人大半是差役敲诈未遂而任意陷害的。

这不禁让人想起了与叶名琛同时代因杀人如麻而被人称为“曾剃头”的翰林出身的曾国藩。曾国藩和叶名琛是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士大夫官僚，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的忠实的继承者和捍卫者，同时，他们又都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这两者并不矛盾，他们正是为了捍卫传统文化才去进行疯狂屠杀的。他们的祖师爷孔丘，也是同样的人，满口的仁义道德，一旦掌权便诛杀持不同政见者。

这些似乎在暗示，在以儒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光滑、温柔的外表下，隐藏着残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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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论语》
⑵ 《老子》
⑶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⑷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三十
⑸ 李凤翔《洋务续记》，《中国近代史新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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