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8月23日，陕西省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长途汽车翻车导致32人死亡。事后，当地报纸报导说有关部门根据规定作出赔偿，在事故中死亡的城市户口居民每人获赔5万元，农村户口居民每人获3万元。

这个报导见报后，引起了一定反响。中国毕竟已经有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以人权为核心的普世价值在一向漠视人权的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很多中国人已经不能再忍受如此公然歧视农民的所谓“有关部门”和“有关规定”。他们如果还不能在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自己的意见，至少在网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留下了愤怒的声音。

这起事件被作为中国户籍制度下身份歧视的典型案例，载入了美国最近出版的一本学术专著。美国乔治亚州理工学院的王飞凌(音)教授的《中国的户口制度--通过区分和排斥来治理国家》为人们提供了通过研究中国户口制度进而观察中国1949年以来共产党统治下社会变迁历史的方法。在这本书中，王教授用这个事例来说明户口制是如何对人们日常生活和观念产生影响的，在今天它又是如何受到有起码人权和平等观念的中国人所诅咒的。

王教授的这本书对中共统治下户口制度的发展和变化作了详细的介绍和分析。特别值得推荐的是，这本书对中共户口制度作了纵横两个方面的比较，得出了一个结论：无论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就社会控制来说中共实行的户口制度都是最严酷的。

在历史上，比较成形的户籍制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的保甲制，它的作用是让街坊邻居相互监督，有事共同承担责任，叫连坐；经济上它使得政府可以收人头税。这个制度在秦汉时期得到了发展，隋唐时期趋于完善。但和中共在1958年以后实行的户籍相比，无论那个朝代的户籍制都没有把城市和农村居民截然分开，后者被完全剥夺了进入城市、改变身份的机会。整个社会是一潭死水，不存在自由的社会人口流动和身份变化。对于政府的财政税收来说，中共虽然实行了户籍制，但它倒是从来没有以此为根据来收人头税。但是，中共统治下，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前，实行的完全是统制经济，国家可以随意支配和调用社会经济资源，虽然不是完全没有税收，但完整的制度化的税收是不存在的。更重要的是，通过户口制，只有城市居民可以得到一定的生活和福利保障，农民被排除在外，这样国家无疑减轻了财政负担。因此，表面上中共没有像历史上中央集权王朝那样用户口制来收税，似乎是一个德政，但实质上中共根本就无须收税，在工农业产品价格上一个剪刀差就足以抵得上那些人头税了。

王教授的书指出，在国际上，也有一些国家实行过和中共户口制类似的制度，尤其是苏联和照般苏联模式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王教授同意一些西方学者的观点，苏联的户口制对中共有很大影响。在历史上，沙皇俄国为了社会控制和税收，也实行过一定意义上的户口制。十月革命后不久，为了政治控制，苏俄恢复了这个制度，但只是到30年代斯大林时期才实行了严格意义上的户籍制，保障城市居民的生活和福利，把农民排斥在外。但即使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经济的发展也对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有一定的需求，因此，苏联通过户口制所实行的社会控制从来没有向中国在毛泽东统治下那样严酷，并发展出一套相应的观念和文化，在世界历史上恐怕只有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可以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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