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安忆谈上海 文学创作 ZT |
| 送交者: aguang 2002年06月17日13:46:30 于 [新 大 陆]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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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曦娜梁麒麟（摄影） 红遍台湾海峡两岸，以及全球华人世界的上海小说家王安忆，近年来人气一再攀升。王安忆被称为“海派传人”，作品中有不少取材上海与上海人：其长篇力作《长恨歌》 ，目前已成为研究上海的文学经典；另一部长篇小说《富萍》则写六四年、六五年上海巷弄小市民的生活。又如散文集《寻找上海》虽然是多来陆续完成的旧作，出版后还是很受欢迎。 王安忆近日应我国教育部之邀，向参与“语文特选课程写作营”的学生们传授写作心得。在新加坡期间，她接受本报专访，畅谈她对今日上海、上海文学的看法。
言谈坦率、回答问题不转弯抹角的王安忆首先斩钉截铁的说： “我不喜欢现在的上海。眼下的上海就好比一个大游乐场，是游客和外来者的上海。目前上海的繁华跟我们大部分的小市民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里面没有生活，是个吃喝玩乐、度假的地方。但，在上海生活的上海人首先要解决的是生计，而不是吃喝玩乐。如果你是在上海生活，上海对你来说就是个踏踏实实的生活的地方，而不是个闹哄哄的游乐场。真正的上海人对上海不会有什么奇思异想。” 王安忆说话节奏很快，但看法一针见血。她说：“我是带着悲悯、无奈的心情来看现在的上海，以及在上海生活的一些人。”
“我这次到新加坡来，也觉得新加坡人有很多改变，这个改变和中国好像很有关系。同样的，在新加坡的中国人有很多也很胡来。” 王安忆最近写的一个中篇小说，题目就叫《新加坡人》，小说人物有一定的原型，主人翁原本是个老实忠厚、生活也很枯乏的新加坡商人，但，到上海生活久了，性情渐渐被引动起来。“老实人最大的转变就是不断找女人，而且是不固定的女人。” 王安忆与新加坡也有渊源，其父王啸平是早年从新加坡“回归祖国”的剧作家。
她说：“我最怀念的上海还是文化大革命前，60年代的上海，是一个生活次序比较完善的上海。 “现在的上海很奇怪，它等于是重新再造一个上海。整个城市刻意以30年代的上海作为标志，但，30年代的上海其实并不是那么可爱，有很大的部分还是商家幻想出来的，它其实也并不是人们所想的太平盛世，对于上海市民来说，当时的上海，何尝不是充满危机。”
“‘新天地’好比西方人眼里的东方；发展商将上海的传统民居石库门房子翻新改建，发展为集餐馆、酒廊、舞厅、咖啡座、零售店、画廊于一身的吃喝玩乐场所，它很受旅客欢迎，尤其受老外喜爱。旅客们以为它具有上海的怀旧情调，对于我们上海人来说，其实是无旧可怀。在外国人眼里，它像中国，但在上海人眼里它却像外国。对于上海人来说，‘新天地’离上海人的上海太遥远了，它把上海市民的生活做卖点，但又离上海市民的生活很远，真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王安忆认为，一个城市最重要的是市民本身的生活，如果一个城市安于自己本身的生活，这个城市的性格就会慢慢的培养塑造出来，但，当城市被人左右，被塑造成一个对外的，旅游的地方，它其实已失去自己的性格，它所有的性格都是贴上去的标志。
-------------------------------------------------------------------------------- ● 张曦娜（专访） 上海的繁华，也造就了一批以上海的风花雪月作为书写题材的作家，如目前风头很健的上海女作家卫慧、棉棉等，一直是近年来文坛争议的对象和话题。 提起这一代的作家，坦率的王安忆再次表露了看法—— “我觉得卫慧小说的风行和文学本身没有什么关系，比如她最受欢迎的《上海宝贝》，由于小说把上海时尚和上海一些表面的东西作为描写的背景，很受西方人欢迎。西方人有一种奇怪的想法，他们以为可以从《上海宝贝》了解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女人，他们或许也以为《上海宝贝》冲破了中国传统道德的典型，事实上，他们并不知道，中国早已大变样，书中写的不道德早已变成常态了。” 王安忆认为，《上海宝贝》的成功与文学无关的另一个原因是，到现在为止，她并没看到任何评论《上海宝贝》的文章是从文学的角度出发，因而她觉得，《上海宝贝》所引起的兴趣跟文学没有什么关系。同时，她觉得，所谓“写上海”，并不只是把上海表面的繁华和流行时尚写出来就是，因为并没有写出上海的真实面貌。 王安忆说：“我觉得新一代作家比较缺乏想像力，作品写来写去都是他们自己的心情。但是小说是需要虚构的，小说家一定要有想像力、懂得虚构。同时，这一代作家对生活也没有什么理想，他们以为把事情写出来就是了，以为事情是这样我就这样写，但作家对生活总会有所期望，文学创作应该高于社会现实。这点我想和他们的教育、教养有关。但，我又觉得，他们这一代也很有危机感，他们觉得自己生在这个时代，小说已发展到极致，要成名并不容易，而现在的生活又那么枯乏，写作的资源有限，心里焦燥不安，这一点我可以谅解他们。”
在目前这个写作风气一片光怪陆离、作家们争相哗众取宠，忙着标新立异的时代里，王安忆近年来的小说却反其道而行，这个转变是写作历程的自然发展，或是她刻意转换写作方向？ 王安忆说：“《长恨歌》写得很绵密、繁复、华丽，可以说已写到极致，写法已经达到饱和。那之后，有点想回头的感觉。尤其人到中年，很想安静下来，开始想要用较为简朴的、单纯的叙事方式来写。《长恨歌》之后，我又写了《我爱比尔》，以9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我觉得那是比较可读性的小说，它回到小说传统的意义：说故事。” 王安忆也坦言，她一度也走过实验性的路线，不断探索小说的形式，如《纪实与虚构》就是一部比较实验性的小说，但目前她却非常注重小说的叙事，认为小说一定要有故事、情节、人物，要有可读性，这是小说最基本的条件，小说家必须能做到。 提起未来的创作方向，王安忆说：“我希望能写出‘道德的力量’。我觉得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这20年来人性被扭曲的程度，已超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突然间开放了，许多人经不起诱惑迷失了。一些从中国内地来到上海的人，有时候真的会失去抵抗力，很容易就经不起诱惑。回过头看去，写小说其实都在寻找道德的力量。道德是很重要的，现代人也许以为谈道德已经落后，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依靠别人的道德生存，你要冲破道德，首先你是有着别人的道德依靠才可以冲破，我们每个人都依靠别人的道德存活。”
访谈中，王安忆不但表现出对文学创作的坚持，也自然流露对生活的认真，以及其生活态度的质朴、踏实。 王安忆的丈夫李章，目前从事音乐刊物的编辑工作，她说，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她和先生“各管各的”，先生没要求她理解音乐，她也不要求先生理解文学。就和平常人家的妻子一样，王安忆每天上菜市场买菜、烧饭，不同的是，她从不间断伏案写作的习惯，她说：“我一直都过着比较简单的生活，能简单就简单，在物质方面，我是个比较具有抵抗力的人。”
重启 海派文学的风华
王安忆最初作品描绘文革之后的生活变貌；80年代，王安忆以“三恋”包括《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写平凡男女如何追逐情爱的满足。 王安忆的创作于80年代已广受好评，90年代以后，王安忆的创作素材不断变化，其中包括一系列有关上海与上海人的作品，被认为“重启海派文学的风华”。去年并获得首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 王安忆的《长恨歌》获得《亚洲周刊》评选为20世纪最重要的100部中文小说之一，该书并获得2000年中国重要文学奖——茅盾文学奖。 王安忆目前为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 其他著作有《隐居的时代》、《处女蛋》、《忧伤的年代》、《叔叔的故事》、《剃度》、《纪实与虚构——上海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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