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制度才能產生“新民”－－讀曹長青《中國知識份子的百年誤區》有感

作者:青松

【按：儘管很多人都在爭做幫閒奴才，但是根據行為，也還是在職幫閒奴才、自以為坐穩了的幫閒奴才更加可惡一點。從讀書人的奴性這個角度看，中共國還是非常傳統的。】

“中國人素質差，不配享受民主”，這是一種很文雅的說法。而流行的通俗說法則是：“中國老百姓知道什麼！”說這種話的人一般都是上過幾年學、能看《人民日報》、讀金庸、瓊瑤小說的所謂“知識份子”。他們大多在據他們自己說是“共產黨的某部門”工作、拿着據他們自己說是“共產黨給的”工資、吃着據他們自己說是“共產黨給的”飯。這些人之所以有這種認識，大致是因為他認為自己素質很高、而別人不行；他自己知道得很多，而別人什麼也不懂。

我經常有機會與那些被我們的所謂“知識份子”斥為什麼也不懂的、有文盲之嫌的老百姓們接觸──在農村、在城市街頭、在遠行的公共汽車上──，他們的認識大都是這樣的：這個政府不行了，南方鬧大水，北方鬧大旱，當官的只知道斂錢、喝酒、泡小姐，老百姓的日子越來越難，再不下台，天理不容！我也經常有機會與那些所謂的“知識份子”們接觸，因為在我日常工作與生活周圍充斥着這種所謂的“知識份子”。他們或許是因為讀了太多的書、學了太多邏輯對比計算的方法，所以，在他們的意識中是這樣認識問題的：沒有人能推翻共產黨的政權！因為共產黨能將擁有幾百萬軍隊的國民黨政權推翻，所以它的力量是最強大的，因而也是不可戰勝的！

而在不久之前的一天，我的同事們正為報紙上報導的美國因“誤詐”中國大使館賠償中國二千萬美元、認為由此證明了中國已強大而興高采烈時，我告訴他們：“你們知道另外一項賠償嗎？不是美國給我們的賠償，是我們給美國的賠償！”我的這群同事頓時義憤填膺：“我們為什麼賠他們？”我平靜地告訴他們：“因為我們砸碎了人家大使館的玻璃！”“那我們賠了他們多少？”“二百九十萬美元。”我依然十分平靜地對他們說。但我的這群同事憤怒了：“不就是幾塊玻璃嗎，怎麼要賠這麼多？我們所有的報紙上都沒說這件事。你這純粹是造謠！”

前述“知識份子”的邏輯自然很不值得一駁。但現實的狀況是，他們被以愚民教育為基礎、以一面倒的宣傳為龍頭的社會教化，大都弄成了這麼一種可憎的模樣。他們已不習慣進行辯證的思考，進而反對辯證的思考；而上述我的這一段經歷則告訴我們，類似的所謂“知識份子”已不習慣接受不是來自《人民日報》的信息，甚至不接受自己親眼看到的一些現實。更要命的是，他們因為自己拒絕辯證的思考，進而反對其他人進行辯證的思考；他們因為自己拒絕不是來自《人民日報》的信息，因而也反對他人接受這些信息，成為當權者100%的幫凶！

而應該看到的是：正是由於這些所謂“知識份子”的愚蠢，我們有了一系列愚蠢的學術思想和政策。如認為只要實行股份制或市場經濟，中國國有企業便可以走出危機；全不管政治經濟的改革必然是一個不可分割的體系，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理念與市場經濟有着根本的、不可調和的衝突。再比如鼓譟一時的“國共第三次合作”的兩岸政策，儼然是在告訴台灣人這樣一種理念：大陸是共產黨的，台灣是國民黨的。制定這種政策的人可能根本就沒有考慮這樣一個十分重要而敏感的問題：你或者可以說大陸是共產黨的──僅此也只能針對某一歷史階段──，但你有什麼權利說台灣就是國民黨的呢？這不是把自己與所有並不贊成國民黨政權的台灣人放在對立面嗎？這對兩岸統一豈不是一個十分不利的政策！

但如果依然是根據這些所謂“知識份子”的邏輯，只有他們才是高素質的一群，也就是所謂的“新民”、或未來“新民”的模式，則這樣的“高素質人群”、這樣的 “新民”，不是很可悲嗎？即使像他們這樣的“新民”比例再高些，中國的希望又何在？然而，我們不得不注意到這是專制制度下的必然產物。所以，要創造我們的 “新民”，就
必須讓我們的人民能夠自由的思考、自由的接受信息，而這一切的前提只有一個：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