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天茶舍』試論方鴻漸

作者：霜天鶴影 提交日期：2002-6-24 16:22:00

　　試論方鴻漸
　　一
　　在《圍城》的開篇處，作者錢鍾書在介紹方鴻漸的身世行狀時對這位小說主人公下了這樣一個評語：“他是個無用之人。”後來在第五章，方鴻漸一行五人赴湘西任教職，由於正值抗戰時期，內地交通及生活條件又較落後，他們一路顛躓困頓，吃盡苦頭，就在旅途即將結束，目的地抬頭可見之時，方鴻漸問好朋友趙辛楣：“你經過這次旅行，對我的感想怎麼樣？覺得我討厭不討厭？”趙辛楣的回答是：“你不討厭，可是全無用處。”方鴻漸對此的反應是“苦笑”，“悶悶不樂，不動為什麼說話坦白算是美德。”可見，他私下裡也承認這樣的評價雖不中聽，卻很中肯。到小說將要煞尾時，方鴻漸與妻子孫柔嘉為職業事大吵了一通，又得知僕人李媽已打電話請柔嘉姑母來給柔嘉助陣，便要躲出去，氣得柔嘉大罵“Coward（懦夫），Coward，Coward！”這三處評語分別從敘述者、朋友、妻子及當事者本人四個角度給了方鴻漸一個共同的結論：“無用”（懦夫正是無用者的典型）。
　　當然這種“無用”還只是表達了一種外在的突出印象，或者說是一種籠統的斷語。方鴻漸這種性格的內在結構又是什麼樣的呢？小說第一章用方鴻漸買假文憑及與鮑小姐的露水姻緣兩件事極簡練又極全面地把方鴻漸的性格結構揭示出來，也可以說是畫出了方鴻漸的魂，提供了這一形象生長的“胚芽”。此後，方鴻漸的主要行為基本上都可以在這裡找到呼應或解釋。
　　買假文憑是方鴻漸心理上一直未能卸下的一個包袱。作假是為了騙人，而騙人是不道德的行為。方鴻漸能幹出這種事，說明他的道德意識很淡薄。然而，淡薄儘管淡薄，卻還沒有到完全泯滅的程度。所以在採取行動前，他又自寬自解：“柏拉圖理想國里就說兵士對敵人，醫生對病人，官吏對民眾都應該哄騙。聖如孔子還假裝病哄走了儒悲。孟子甚至對齊宣王也撒謊。父親和丈人希望自己是個博士，做兒子、女婿的人好意思教他們失望麼？買張文憑去哄他們，好比前清時代花錢捐個官，或英國殖民地商人向帝國國庫報效幾萬鎊換個爵士頭銜，光耀門楣，也是孝子賢婿應有的承歡養志。”所以，“撒謊欺騙有時並非不道德。”他並且給自己限定了欺騙的範圍：“反正自己將來找事時決不開這個履歷。”道德意識的淡薄削弱了他向善的意志；而未能盡泯的道德意識又抑制了他向惡的勇氣。這種矛盾的觀念狀態如同西方學人所分析的哈姆雷特的俄底浦斯情結一樣，造成了他的懦弱、猶豫、隨遇而安、無所作為和無所追求。
　　買假文憑這件事方鴻漸的確幹得漂亮。他運用了“將欲取之，必先予之”的謀略，將那個愛爾蘭人引上鈎；從而把騙子和被騙者的角色顛倒過來。難怪錢鍾書要把這件事稱之為“中國自有外交和訂商約以來唯一的勝利”。在此後的情節發展中，方鴻漸又做了一件與買假文憑異曲同工的趣事。那是在三閭大學，歷史系主任韓學愈想把教英文的方鴻漸排擠走，好讓自己的洋太太取而代之，便安排本系的幾個學生到方鴻漸教的班上課，專挑他在上課或批作業時出現的紕漏錯誤，還故意提一些暗藏陷阱的問題，引誘他發表與英文系主任劉東方相左的看法，以製造兩人之間的矛盾。方鴻漸不甘心如此為人魚肉，便以攻為守，先發制人，直接找劉東方談話。方鴻漸的高明之處在於，他不是去解釋事情的原委，表白自己的冤屈，以致越抹越黑，而是變被動為主動，無中生有地指責劉東方上課挑他的毛病，還派三個學生來課堂上當偵探，又暗示這是韓學愈傳出的話。這樣不但把劉東方推到需要辯白、解釋的被動地位上，還加深了劉、韓之間的隔閡。接着，方鴻漸又把韓學愈買假文憑的事兜露給劉；作為回報，劉東方把韓學愈鼓勵學生呈遞的請求撤換方鴻漸的公呈交給了方。這樣一來，兩人不但未結怨，反而結盟。方鴻漸的奇招收到了一石三鳥的效果。這樣兩件事，再加上方鴻漸對自己無意間說出蘇文紈題扇詩系剽竊之作而開罪於蘇一事的處理，可以證明，方鴻漸雖是一介書生，卻深諳兵法韜略；雖承無用之譏，卻絕非無能之輩。倘若無所顧忌，名利場中的爾虞我詐、勾心鬥角、逢迎拍馬，他一樣可以玩得遊刃有餘，絕不至於連飯碗都保不住。障礙顯然來自他觀念中尚未完全泯滅的道德意識。杜牧曾經這樣表白過自己：“仆之所秉，闊略疏易，輕微而忽小，然其天與其心，知邪柔利己，偷苟讒諂，可以進取，知之而不能行之，抑復見而惡之，不能忍一同坐與交語。”（杜牧《上滄州李使君書》）這未嘗不可以看作是方鴻漸的心跡寫照。
　　買假文憑違反道德，還帶來難以擺脫的精神負擔，那方鴻漸何不去拿一個貨真價實的文憑呢？從方鴻漸日常談吐所顯示的聰明勁兒及其內心對世態人情的觀察評騭、覃思精論所透露出的學識才力看，他拿個學位應當是不成問題。妨礙他取得這片“亞當、夏娃下身的樹葉”的是他肚子裡的那些學問與占統治地位的、為社會所承認的那種學問模式之間存在着很大的距離。作者在交待了方鴻漸是個“無用之人”後，緊接着舉出的例證就是“學不了土木工程”。學不了並不等於說方鴻漸腦子笨，因為作者在這之前已交待過，方鴻漸在中學會考中國文得過第二名；而他給丈人寫的慰唁長信還得到過點金銀行文書科主任的極口稱讚。這樣的對比只說明方鴻漸的個性極不適應西方近代科學在邏輯實證基礎上建立的那一套學術規範和秩序。這種規範和秩序已藉着科學的飛速發展越出了自身的界限，制約着學者們對人文現象的認識。方鴻漸是不願性靈受到拘束的。他身上體現更多的是具有中國傳統智慧色彩的通會與穎悟。他的那些學問全是憑興趣得來的。學問在他看來只是游心怡情的材料（方鴻漸在三閭大學教論理學——即邏輯學——時曾對論理學下過‘全是廢話’的評語）。所以，他讀大學時轉了三個系，最後還是落腳在跟他自己一樣“不討厭卻全無用處”的中國文學系。國外四年則換了三個國家的四所大學。留學變成了遊學。而遊學的結果是“興趣頗廣，心得全無”。後來方鴻漸回到家鄉小城所製造的演講事件，實際上與他在留學中的表現有內在聯繫。演講的前一天，他為搜集材料，預備講稿，看了幾部父親翻出來的線裝書和三、五本歷史教科書。第二天上台演講時因穿錯衣服而找不到講稿。心中一慌，講稿中那些嚴肅正經的東西他忘得一乾二淨，而線裝書裡那些有關鴉片、梅毒的奇談趣聞卻在他腦中紮下了根。他只好拿這些既不合時宜又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來應付，弄得台上台下都十分尷尬。一次偶然的疏忽打破了校長和師生們為正統規範培養起來的“聆聽期待”，也暴露出了方鴻漸對待學問的趣味主義態度。錢鍾書用通俗文學手法寫出的這個帶有鬧劇色彩的情節實際上象徵了叛逆本性與社會規範的衝突。用後現代的批評術語解釋就是，“個人話語”對“宏偉敘事”實施了一次解構。
　　在做學問上與方鴻漸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李梅亭。李在赴湘西履任的途中帶了一隻狼抗的大鐵箱。同行者偶然發現箱中除了預備帶到學校倒賣的藥物以外，就是一抽屜一抽屜卡片。抄寫得工工整整，擺放得井井有條。對此，李梅亭頗為得意：“只要有它，中國書全燒了，我還能照樣在中國文學系開課程。”同行的顧爾謙也極力奉承。方鴻漸心裡雖很不以為然，但嘴上仍在迎合，稱之為“真正科學方法”。的確，除了實驗室以外，恐怕沒有別的事物比這滿抽屜卡片更適於象徵科學昌明以來正統的做學問方法了。而錢鍾書故意把這些卡片與被倒賣的藥品放到同一隻箱子裡，並且讓二者同時暴露出來，我以為也有某種寓意。這分明是在暗示，李梅亭這類人的學問和他那些藥品一樣，都是用來牟取私利的。而那隻被反覆寫到的、給一行人添了許多麻煩的狼抗鐵箱則可以說是現代人俗濁靈魂的象徵。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方鴻漸並非懵懂到直到臨近回國才意識到學位的重要，更不是無力拿學位，實在是一向就無心汲汲於此道。敘述者在第六章把“死用功人大考時的頭腦”說成是“學問的墳墓”，方鴻漸想必也會有同樣的看法。倘若我們再聯想到錢鍾書本人的學術風格，可能會對方鴻漸有更深的理解和同情。
　　戀愛婚姻生活是小說塑造方鴻漸形象的主要場景。這條線也在第一章拉開了序幕。客觀地講，方鴻漸像賈寶玉一樣受女孩子青睞（用周太太的話說就是‘瞧不出你這樣一個人，倒是你搶我奪的一塊好肥肉。’）。與“無用”的評價相平行的還有另一種評價，這就是趙辛楣所說的“不討厭”。蘇小姐、鮑小姐對方鴻漸也有“不討厭”、“人還過得去”的評語。唐曉芙、孫柔嘉的感想不得而知。但從二人的表現來看，他們也願意接近方。如果再加上周小姐、張小姐、劉小姐，先後與方鴻漸有過婚戀性質接觸的女性多達七人。然而，如此交桃花運的方鴻漸偏偏是個愛情失敗者，“無用”在這方面反而表現得尤為突出。
　　方鴻漸並不是那種把兩性關係看得十分神聖的人。這與他對待假文憑的態度是一致的。讀大學時，他就發表過“世間哪有戀愛，壓根兒是生殖衝動”的高論。雖有戲言色彩，可也未嘗不是他心跡的袒露。留學期間，他浪跡於倫敦、巴黎、柏林這樣的資本主義大都會，耳濡目染那種聲色犬馬的生活，思想難免要受影響。而斯潑朗格之類的學者的時髦理論更給他提供了自我開脫的依據。所以，他在船上與鮑小姐逢場作戲時所表現出的駕輕就熟也就不足為奇了。如果說他在購買假文憑時還有些思想顧慮，那麼在和鮑小姐偷情時他卻坦然得很。社會的正統性道德觀似乎對他沒有任何束縛。然而，作者的高明之處在於，他在方鴻漸與鮑小姐共度良宵後正洋洋得意之時，安排撿到了鮑小姐發卡的阿劉上場，當即陷瀟灑的方鴻漸於窘境之中。面對阿劉一而再、再而三的敲詐，方鴻漸束手無策，只能屢屢破財免羞（這與鮑小姐坦然而強硬的態度形成鮮明對比）。後來他與孫柔嘉未婚同居，但在香港聽趙辛楣暗示孫柔嘉可能未婚先孕時，他依舊又羞又怕。自內地返滬後，他在家聽到年幼無知的侄子問他“你是不是跟大娘在學堂里有關係的？”他又大發雷霆。這些相關情節都可以表明他並沒有膽量公開向正統的性道德觀挑戰。弗洛伊德所描述的意識結構在這裡似乎被顛倒過來了。“利比多”的釋放對方鴻漸來說並無思想障礙；滿足“生殖衝動”在他的意識層次已獲得合理合法的地位。倒是那種表面上他已棄之如敝履的正統性道德觀仍舊藏匿於他的潛意識深處，一被觸犯便本能地跳出來自衛。“本我”與“超我”在這裡呈現的是兩極相逢的狀態。這種人格在“西風東漸”以後的中國社會裡恐怕比弗洛伊德描述的人格更有典型性。
　　
如果不期待着說出全部的真理，那麼把話說出來是很容易的。（泰戈爾） 歡迎光臨半山野廬

作者：霜天鶴影　回復日期：2002-6-24　16:23:38
　　試論方鴻漸（二）
　　二
　　在和方鴻漸有過婚戀性質接觸的七位女性當中，關係較深者當屬鮑小姐、蘇文紈、唐曉芙和孫柔嘉四人。這四位女性代表了方鴻漸形象的四維。鮑小姐、唐曉芙這一組分別代表了肉與靈的兩維；而蘇文紈、孫柔嘉這一組則分別代表了抗拒與歸順的兩維。這種四維圖式顯示了方鴻漸人格的構成與分裂。他對唐曉芙的追求受到了他與鮑小姐關係的妨礙，而他與孫柔嘉的姻緣又被蘇文紈在其中製造了裂痕。這似乎就是命運女神對他這種分裂人格開的玩笑。鮑、唐這一組關係相對而言顯示的是較單純意義上的人性；而蘇、孫這一組關係則要複雜得多，其中包含了較豐富的社會內容。
　　蘇文紈對方鴻漸的愛情是很值得懷疑的。小說第一章以不經意的口吻提到了蘇愛方的動機：“她對方鴻漸的家世略有所知，見他人不討厭，似乎錢也充足，頗有意利用這航行期間給他一個親近的機會。”但這樣的動機是經不起推敲的：不討厭不等於可以託付終身；一個縣裡的鄉紳，錢再多恐怕也不能和政務院參事比肩（何況趙辛楣家也是很闊綽的）；方的博士頭銜是假貨（這一點方向蘇交待過），蘇的文憑則貨真價實。較合情理的解釋當是，方鴻漸骨子裡的孤傲激起了蘇文紈的征服欲。作品也暗示過蘇文紈這樣的心理。第一章在比較蘇與鮑的戀愛風格時，作者寫道：“蘇小姐理想中的自己是艷如桃李，冷如冰霜，讓方鴻漸卑順地仰慕而後屈服地求愛”。曹元朗娶到蘇文紈曾以勝利者的寬宏說：“趙辛楣不用愁，他會另找到對象。我希望人人像我一樣快樂，願意他也快快戀愛成功。”蘇小姐對此的反應是“沉着臉不語”。曹元朗立刻省悟到自己說錯了話，“一向致力新詩，沒留心到元微之的兩句，‘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後悔不及。蘇小姐當然以為看中自己的人，哪能輕易賞識旁的女人？她不嫁趙辛楣，可是她潛意識底，也許要趙辛楣從此不娶，耐心等曹元朗死了候補。”得知方鴻漸另有意中人之後，蘇文紈先是破口大罵，繼而又干出挑撥離間的勾當，全不見大家閨秀之氣度風範，也可說明她受到傷害的不是痴情，而是自尊。以蘇小姐之才貌、地位，加之追求者如雲的環境，她有這種心理也是不難理解的。要說蘇對方一點吸引力沒有也並不確切。在和蘇一起花園賞月時，蘇的嫵媚也曾令方覺得“抵制不了”，變成了“傻子”；而方遲遲不肯向蘇袒露自己的心跡恐怕也和他意識深處對蘇的眷戀有關。但方在理智上始終對蘇保持着一種警惕與抵拒的態度。他的聰明使他洞察到蘇以征服和占有為鵠的的本性。很難說這是出於自傲還是自卑。從不願受制於人的角度看，這是自傲；從無力制人的角度解釋，這又透漏出自卑。自傲與自卑這兩種看似矛盾的心理在方鴻漸身上難分難解，渾然一體。
　　方鴻漸與孫柔嘉之間也很難說產生過真正的愛情。兩人的結合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動的，是環境壓力促成的。小說多次透露了方鴻漸害怕孤獨的脆弱心理。他剛從國外回到上海時，因為閒極無聊，便去找他並不愛的蘇文紈。作品這樣分析他的心理：“明知從此也許多事，可是生活實在太無聊，現成的女朋友實在太缺乏了！好比睡不着的人，顧不得安眠藥片的害處，先要圖眼前的舒服。”方鴻漸在提醒趙辛楣不要過於親近汪太太時也說過：“咱們這批人，關在這山谷里，生活枯燥，沒有正常的消遣，情感一觸即發，要避免刺激它。”這未嘗不可以看作方鴻漸的夫子自道。在被高松年辭退離校上路時，方鴻漸心中也有過這樣的感慨：“去年來的時候，多少同伴，現在只兩個人回去。幸而有柔嘉，否則自己失了業，一個人走這條長路，真沒有那勇氣。”在這種時候，他似乎忘記了一年前在來校的路上，他曾向趙辛楣表示恥與李梅亭、顧爾謙輩為伍。這再一次從反面證明了他的關於為圖眼前舒服，不顧安眠藥片害處的說法道出了他自己的本性。有了這些交待，方鴻漸那種一邊自認為不會愛上柔嘉，一邊又密切關注孫的一舉一動的矛盾心態也就不會令讀者覺得奇怪了。而柔嘉一個年輕弱女子，遠離父母，孤身漂泊異鄉，面對不良學生的欺侮、陸子瀟的糾纏、范懿的中傷，心中感到惶恐更在情理之中。“同是天涯淪落人”，兩個與環境格格不入的年輕人因尋求慰藉而互相接近也是水到渠成的事。從旁觀者的眼睛看，兩個單身男女，年齡相近，條件相匹配，又是同鄉，這也自然會造成某種社會認同乃至某種社會期待。陸子瀟在毫無根據的情況下認定方鴻漸是自己的情敵反映的就是這種社會認同。到了孫柔嘉拒絕了陸子瀟，而陸子瀟又給孫柔嘉的父親寫了封匿名信後，這種社會認同、社會期待更進一步轉化為一種社會壓力，似乎方鴻漸從道義上就應該承擔起護佑柔嘉的責任。而最合理、最有效的護佑就是明確兩人之間的戀愛關係。環境在這裡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它最終衝垮了方鴻漸理智與情感的雙重防線，迫使他乖乖就範。作品是這樣寫方鴻漸在李梅亭、陸子瀟的逼問下精神之堤全面潰決的情形的：“鴻漸如在雲里，失掉自主，盡他們拉手拍肩，隨口答應了請客，兩人才肯走。”方鴻漸就這樣身不由己地走上了婚姻之路。這裡看不到戀愛成功的快樂，只有面對無常命運的惶惑。
　　消除孤獨與保持自由終究不能兩全。關係確定後，方鴻漸首先感受到的便是“仿佛有了個女主人。”他對蘇文紈的顧慮沒想到卻在孫柔嘉身上坐實了。其次，方鴻漸的“身份感”也被極大地強化。他再也瀟灑不起來了。孫柔嘉是為他辭掉教職的，他心裡總覺得欠了柔嘉一筆債，故而到香港聽趙辛楣說了一句“孫柔嘉煞費苦心”，便內心不安，覺得“承她瞧得起自己，應當更憐惜她。”回上海後，柔嘉的收入又比他多一倍，令他愈感自卑。所以，婚後孫柔嘉所起的主要作用便是將世俗觀念的壓力具體化、實在化、切近化，使一向疏懶的方鴻漸無從迴避作丈夫必須擔負的責任和必不可少的尊嚴。另一方面，作為已經成家立業的方家長子，他又有“承歡養志”、“光耀門楣”的義務。這就使他陷入了重重矛盾之中。這兩種身份、兩種責任之間本身就難以協調。孫柔嘉是大都會的新派女性，接受的是現代高等教育；方遁翁是進城避難的舊式鄉紳，雙方的思想觀念、生活方式存在着不小的差距。方鴻漸雙方都要討好敷衍，結果只能是兩面不落好。方鴻漸清高、疏懶的本性又註定了他既不願、也無力去承擔這些責任；而他的懦弱與虛榮又不允許他公然違忤紳士階層的價值觀，坦然拒絕這些他不願承擔的責任。為了強化這重重矛盾，作者又遣出了陸太太、李媽、方鴻漸的兩個弟媳來加深方鴻漸的人格裂變。此時的方鴻漸再也沒有了從國外初回上海時的那份灑脫，卻像一隻被宗親關係之網俘獲的飛蟲，陷入徒勞的掙扎。
　　與戀愛婚姻的場景相比，社會場景在《圍城》中所占的比重不是很大，但在塑造方鴻漸形象上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環。作品中最集中、最主要的社會場景是三閭大學。這是一個由世俗化的知識分子構成的世界，通行其中的原則是追名逐利、勾心鬥角、黨同伐異，與官場沒什麼兩樣。方鴻漸與這樣的環境有一致的地方。他也有向上爬的欲望，所以到校後聽到自己的職稱低聘，他也鬱鬱不樂；聽到汪處厚出主意幫自己運動教授職位，他也受寵若驚，似乎忘了汪處厚的真實用心。他和別人一樣吹噓自己家戰前有多闊綽，齊人遺風昭昭。但從根本上講，方鴻漸與這樣的環境是格格不入、難以適應的。他瞧不起李梅亭的鮮廉寡恥、貪婪猥瑣，也瞧不起高松年的世故、淺薄、裝腔作勢和韓學愈、陸子瀟、汪處厚、劉東方等人的傖俗鄙陋、虛榮偏狹。近代以來小說所寫個人與社會現實環境的衝突大致可分為兩種情形：一是個人野心與現實的衝突，這方面可以法國的於連、拉斯蒂涅為代表；一是個人的社會理想與現實的衝突，這可以中國的呂緯甫、魏連殳、倪煥之、肖澗秋等人為代表。方鴻漸是兩方面都沾點邊兒，而兩方面都不會接納。他有欲望無野心，有準則無理想，並且缺乏兩方面都需要的積極入世的人生態度。滿足野心需要大膽的冒險和無恥的搏擊，他做不到；實現理想需要澎湃的熱情和無私的奉獻，他也做不到。妨礙他行動的是傳統的士大夫文化及虛無主義人生觀植根於他身上的一種近乎本能的清高、散淡，以及為這種清高、散淡提供了溫床的疏懶、懦弱的天性，是一種人格化的東西。沒有這類心理障礙的李梅亭沒當上系主任，可以厚着臉皮逼迫高松年高價買下他帶的私貨作為補償；而方鴻漸沒當上教授卻只能幹吃啞巴虧。李梅亭長袖善舞、登龍有術，沒當上系主任，卻當上了比系主任更有實權的訓導長；而方鴻漸卻春風不顧、跼天蹐地，最後竟被擠兌得無立錐之地。這兩種對比強烈的際遇再次把方鴻漸的“無用”本相凸現出來。
　　
如果不期待着說出全部的真理，那麼把話說出來是很容易的。（泰戈爾） 歡迎光臨半山野廬

作者：霜天鶴影　回復日期：2002-6-24　16:25:06
　　試論方鴻漸（三）
　　
　　說起“無用”，讀過《莊子》的人恐怕都會想起《逍遙遊》結尾的一段：
　　“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的確，在老莊哲學的背景下，“無用”隱喻着清高、超脫、孤傲等個人品質。歷史上，以“自顧無長策，空知返舊林”（王維）、“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孟浩然）、“清時有味是無能，閒愛孤雲靜愛僧”（杜牧）、“且免材為累，何妨拙有機”（杜牧）、“人若憎時我亦憎，逃命最要是無能”（司空圖）自許、標榜的文人屢見不鮮。《紅樓夢》中賈寶玉不也是一塊“無才可去補蒼天”、不通仕途經濟之道而被女媧棄置於青梗峰下的頑石嗎？
　　有些研究者已經正確地指出，方鴻漸是道家文化的祭品。當然，老莊的虛無哲學對方鴻漸的影響在《圍城》中並無白紙黑字的“言筌”可查。但我們可以聯繫作品所提供的社會文化背景來作些分析考察。兩千多年以來，儒、道作為影響漢文化的兩個最大思想流派已經內化成為中國傳統士大夫的“集體無意識”。作為江南世家子弟的方鴻漸自然也躲避不開這樣的文化影響。他頭腦中的操守意識顯然與儒家思想有關，但他怯懦、柔弱的天性（從他不敢過吊橋即可略見一斑）使他更易於接受“知其雄，守其雌”的老莊哲學。這樣，道家文化呵護了他的怯懦、柔弱，而怯懦、柔弱的天性又加深了道家思想的內化，使之由觀念演變成人格。這樣循環相激，便造成了他“無用”的性格特徵。從表現方式上看，除了方鴻漸偶爾的幾次感喟外，錢鍾書在行文中也有意迴避了任何一個現代知識分子都不可能不思考的信仰、人生觀、生存意義等形而上的問題（所謂‘新文藝腔’），只把筆墨放在性愛、婚姻、人際關係、社會地位乃至溫飽等形而下的問題上，這既還原了書中這批高級知識分子作為“無毛兩足動物”的本相，也體現了道家“虛其心，實其腹”的風采。
　　老莊哲學作為一種人格理想或個人的品質修養或許是可行的，若將其作為一種行為準則，其“棄聖絕智”、“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主張便缺乏可操作性。單憑老莊哲學無法在社會上立足。不僅方鴻漸如此，即使莊子本人也躲不開這種悖論。所以，他在《山木》篇中便對“無用”有了另一種說法：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
　　如何在“材”與“不材”之間保持平衡，凡夫俗子實在是很難掌握。而這種古已有之的悖論到了現代商業社會表現得尤其尖銳。《圍城》第七章有這樣一個細節：汪處厚邀鴻漸散步於野外，見到一片柏樹便坐了下來。汪處厚隨口吟出兩句古詩：“閱世長松下，讀書秋樹根。”接着便談起升遷之道。古詩的平和淡泊與所議之事的庸俗鄙陋形成鮮明對照。這不經意的一筆恰恰把現代人的文化生存困境揭示出來。在傳統社會裡，老莊哲學固然從未獲得過統治地位，但其“清靜無為”、“返真歸朴”、“清心寡欲”、“與世無爭”等思想仍是為社會普遍接受的道德取向。即令是利慾炎炎之徒，有時也不得不走一走終南捷徑。而近代中國，在重物質進步及個人利益的西方文明東漸之後，社會價值觀已發生了根本變化。這時即使還有與世隔絕的“桃花源”，求田問舍者也顯不出高尚脫俗，只會顯出不合時宜的突梯滑稽。自我肯定終究離不開社會肯定。所以，方鴻漸的困境也正是某種以道家文化為核心的傳統人格在現代社會的困境。（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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