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俗，英文名字是Pulp，对它的了解来自昆汀．塔伦蒂诺那部划时代的影片《低俗小说》（《Pulp Fiction》），它创造了一个充满暴力和愚钝的日常生活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咖啡不加奶，雪茄没有过滤嘴，皮开肉绽，血肉横飞。正常和病理之间的区别并不是肮脏，而是过时。这是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世界，也是“低俗电影”的世界。如果把这部电影看作“低俗电影”的终点，向前追溯，你会惊讶地发现，这个世界并不陌生。
　　名词解释：低俗（Pulp），“低俗”这个词源于世纪交替时期的杂志（不同于一般的廉价小说），并且一直风行到二战末期。尽管“Pulp”这个词，原来是用以称呼那些纸质低劣、内容庸俗或耸人听闻的低级书刊，而现在，“低俗”的主角不是英雄，就是恶棍。
　　“低俗”是惊人的，野性的，感性的，同时还是廉价的。穷街陋巷，卡车公园，还有烟尘弥漫的柏油小巷，都是“低俗电影”的主要场景。电影的内容则无外乎谋杀，精神、感情世界以及形体上的腐化堕落。画面一律是长镜头，粗暴而呆板，毫无斯皮尔伯格和乔治．卢卡斯用胶片颗粒制造出的幻光，以及对技术的充分利用。
　　“低俗”家史塔伦蒂诺是“低俗”新一代的代表人物，但他显然不是唯一将强硬的风格引入当代电影范例中的导演。卡尔．富兰克林（《棋错一招》），塔玛拉．戴维斯（《疯狂杀手》），还有彼得．米达克（《滴血罗密欧》），他们被同样的美学观念所吸引，电影风格相当鲜明。
　　“低俗”将流血、性和低级暴力带入了电影，同时也带来了电影界少见的争吵。当时一些最著名的片子取材于几本通俗侦探小说，比如《马耳他之鹰》和《双重补偿》，其中不乏明星和类似于A片的色情诱惑。而霍克斯、威尔曼、华尔许和曼等人的影片更是“不要脸”。“低俗”和它的名字一样引来了那些“严肃正派”的影评家的厌恶，他们认为这些电影只是“改编一些稍加润色的垃圾小说，情节发展得太快……充满画面的，无非是一些四肢发达的家伙”。吕克．莫莱在1959年3月一期《电影备忘录》中，把山姆．福勒的作品说成是在玩“装腔作势”的把戏：“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蓄意造势的痕迹：无序，肮脏，乏善可陈，满是胡茬的下巴，以及男人脸上那种刺眼的丑陋。”
同一年，戈达尔开始拍摄他的《精疲力尽》。法国导演夏布罗尔和他的公司却对拥护好莱坞的同行们，尤其是尼古拉斯．雷、霍克斯、曼和乌尔里希等人青眼有加，他用这样的词来描述他们：“原始的激情”，“诗一般的画面语言”，并“透着专业精神”。因此，当这些评论家成为导演时，他们寄希望于“低俗”的蓬勃发展，以抵抗主流电影制造的那些令人作呕的偶像和虚假的梦幻。
　　当时标志性的作品是特吕弗1960年的作品《枪击钢琴师》，特吕弗精致地改编了戴维．古蒂斯的小说，一度揭开了法国“新浪潮”和好莱坞“黑色电影”的序幕。香烟从男主角的嘴角慢慢滑落，这是电影中最具代表性、最撕心裂肺的一幕。此后，特吕弗又改编了康奈尔．乌尔里希的“黑色”小说，开始拍摄《黑衣新娘》。与此同时，在好莱坞，社会学理论的转变以及电影制度的放开，为美国“新浪潮”电影的蓬勃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从60年代到70年代，优秀导演层出不穷，其中尤以阿瑟．潘（《邦尼和克莱德》），还有之后的西格、佩金帕（《稻草狗》）、弗里特金、科波拉（《教父》）和斯科西斯（《出租车司机》）为代表，他们为强烈的表现手法注入了活力。在影片中，违法者、强盗、流氓，还有侦探，个个性格分明。从《邦尼和克莱德》，《穷街陋巷》，以及其他同类型电影开始，对“低俗”的表现，几乎定义了美国电影的主题、表象和结构。
　　除了A级恐怖、暴力片，诸如《异形》，《虎胆龙威》，《致命武器》以及《魔鬼终结者》等特例外，80年代，典型的“低俗电影”开始转入地下。直到1992年，昆汀．塔伦蒂诺推出了影片《落水狗》，“低俗”一代的精神才得以重现风光。
　　塔伦蒂诺＝戈达尔+可口可乐塔伦蒂诺活在这样一个年代：一个因为铺天盖地的MTV和运动鞋广告而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讲究风格、时尚、酷的年代；一个因街头暴力和战争而使人命比任何时期都要廉价的年代。
　　在塔伦蒂诺的《落水狗》里，一场精心策划的抢劫变成了一场血腥。虽然，它在情节上有抄袭库布里克1956年《杀手》（编剧之一，吉姆．汤普森，“低俗”的代表人物）的嫌疑，但同时你也能从中依稀看到电影“黑色面具”，欧洲艺术电影，罗杰．考尔曼“新世界”公司的制作，还有戈达尔的技巧。
　　如同戈达尔把法国早期新浪潮电影比作是“电影爱好者的作品”那样，塔伦蒂诺热衷于“翻版”电影史，这就是为什么一块牛排在《低俗小说》中，不仅仅是一块状的牛肉，还是一剂慢热的笑料：
　　（文森特：“我要一份GOUGLAS SIRK的牛排。”侍应生：“你想要怎么样的，烧到骨头烂掉，还是要带血死的那种？”）
　　塔伦蒂诺自认为是戈达尔的追随者，他写的剧本——排除掉那些政治因素，仅从样式来看——让人想起这位法国大导演1967年前的作品。《落水狗》不仅重复了《杀手》情节上的圆形结构，更是颠覆了传统电影的线性时空观念，随意表现了虚无主义，并重复了许多戈达尔影片，诸如《另外的一帮》，《阿尔伐城》和《狂人彼埃罗》等当中的技巧。连塔伦蒂诺自己都说：“我每部戏都是东抄西抄，抄来抄去然后把它们混在一起……我就是到处抄袭，伟大的艺术家总要抄袭。”在塔伦蒂诺的《低俗小说》抢手，理由很简单：电影中，爱情和语无伦次的比例相仿。而最搞笑的，恐怕也是最令人发毛的，是讲述一个家伙如何在老婆回来之前，拼命清理流血现场的那一段。
　　（“结束了一天辛辛苦苦地工作，回来却发现一群黑社会的家伙，在她的厨房里干了这种狗屎的勾当，这时难道不应该讲给她听，现在最好去干什么吗？”）
　　另外，塔伦蒂诺在其中还轻松地玩味了美国电影史、音乐史和舞蹈史。拼凑了黑色电影和黑帮小说中对待暴力和恶的冷漠态度，强盗片的人物设计和格局，香港电影的激烈动作，现实与虚无混做一团，使《低俗小说》的后现代大拼接达到了狂欢的程度。同时，塔伦蒂诺将社会的风尚流行和犯罪现实巧妙结合，使他的暴力像巴黎时装一样：性感、高贵、深具时代性。
　　柔化的躯体“蜜儿”是塔伦蒂诺迄今唯一一个，从男性角度设计的女性角色。在这一点上，他的古怪倒和不少“低俗”导演不谋而合。因为，一般情况下，“低俗”影片中的女人都比她们的男人要死得早（米达克的新黑色电影《滴血罗密欧》算是一个特例）。“罗密欧”被怀疑是杰克．格里默尔德——一个被骗的警察，老是和他的老婆，情妇粘在一起。而他的俄罗斯情妇莫纳，身体结实，说话却柔声细语，是一个典型的90年代“危险女人”：她只要用那细长的双腿夹紧男人，一场争斗自然会在他们中间被挑起（一个不折不扣的，会呼吸的“胡桃夹子”）。《滴血罗密欧》中，女人花言巧语地骗了男人，男人又无意识地拿谎言欺骗自己。
　　应当承认的是，尽管在新“低俗”影片中，开始有女性和黑人的角色出现，但白人和男性依然在唱主角。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电影的传统，基本上可以沿着那些被打得遍体鳞伤的白人男子进行追述。过去，从西部片、黑帮电影，到以男性为中心的类型片和战争片，美国导演擅长用一些男性的特质，来吸引观众。无论是在《稻草狗》饰演“近视眼”，在《无法无天的人》中饰演疲惫不堪的歹徒的达斯汀．霍夫曼，还是《愤怒的公牛》中脸被打肿的罗伯特．德尼罗，这些角色往往用身体上的疮疤来验证自己的强悍。
　　而新“低俗”影片对这种传统作了一定的突破。佩金帕用慢镜头来描写歹徒跳着华尔兹死去（《无法无天的人》），吴宇森则风格化地表现了暴力中的人（《喋血双雄》），而塔伦蒂诺却通过强烈的反差，来体现剧中人物的痛苦与挣扎。坦白地说，塔伦蒂诺所涉及的暴力与犯罪，没有特别深刻的意义，但有着极强烈的视觉张力，情节设置往往在偶然性中蕴含了浓重的悖论色彩。
　　在今天的“低俗”电影中，放血的镜头不再被审慎地使用，而曾被玛里奥．巴瓦和汉默电影公司弃用的一些手法，又被重新搬上了银幕。如此的构图，在感官上显然刺激了观众，但那些把社会的病症归结于电影暴力的人则认为，表现汩汩流血的枪伤，要比表现处理过的伤口更应受到谴责。吴宇森在其作品中便柔化了这种对暴力的表现方式——面临死亡，角色做出的是一种柔化的反应；除了人性化外，吴宇森甚至还为人物掺加了些许“神性”的表征。
　　在好莱坞的动作片，例如《虎胆龙威》和《致命武器》中，主人公即使被打得鼻青脸肿，也不会被打倒：就好像一个膨胀的橡皮玩偶，你打它一拳，他反而咧着嘴弹回来把你击倒。与之不同的是，吴宇森给他电影中的人物设计了一场场“精致”的死亡——《英雄本色》所表现的那种对命运的挣扎已经成为了典范——这些角色只有在下一部电影中才会复生。（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巧合，天主教徒在“低俗”导演中占了很大的比例。）
　　同样是表现生死，那种对赎罪的渴望在艾尔伯特的电影《坏蛋中尉》中达到了狂热。一个无名小卒在男权主义，种族主义以及法律的阴影下痛苦地挣扎着。一度被施瓦辛格和史泰龙他们理想化了的强健躯体，在这里被演化成易受伤的、柔弱的类型，就好像大男子主义被重新打造了一番。
　　对此，费拉拉不屑一顾，他坚信这样一个事实：在“低俗”世界里，你无须问“为什么”。因为，不管是侦探，还是罪犯，（很不幸）大都是一些心理疾病严重的家伙；他们，包括神职人员（如果没有尊敬的必要）都粗暴，敏感，有时还带点幽默。典型的例子就是，当沃伦奥茨继续用枪朝死人射击时（佩金帕的影片《把艾尔弗莱德的头带来》），他自言自语说：“为什么？感觉不错呀。?lt;b>对安全感的强烈占有欲，导致了恐惧新一代“低俗”依然沿用了许多老套——不修边幅，充满暴力。但同时，它对恐惧的表现无疑是全新的。在《真正的罗曼史》中有这么一个场景：一个白人用恶毒的种族主义语言和夹杂着黑人、意大利人和大象的讽刺故事来侮辱一名黑帮分子。起初这样的故事未能起到任何刺激作用，直到受侮辱的那个家伙枪杀了这个白人——用杀戮了断了种族主义，它才突然变得触目惊心和令人难以接受。
　　著名的“低俗”小说作家查尔斯．威尔福德在《迈阿密的布鲁斯》首页写道：
　　“福雷德里克．福兰格，加州一个无忧无虑的精神病患者，问头等舱的空姐又要了一杯香槟和纸笔。”这样的开篇，相对凯恩那本《邮差总按两次门铃》而言是模糊了点，凯恩的开首是：
　　“大概是中午的时候，他们把我从干草车上扔了下去。”查尔斯．威尔福德的用意是清楚的，这些隐讳的言辞成了危机和暴力的新标志。这位优秀的“低俗”作家，为这类小说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即对安全感的强烈占有欲，导致了恐惧。这样的恐惧场景很多，它可以是一个放射性的盒子；可以是生存的边缘；可以是被勒死在家的危险；可以是起床后从浴室镜子里看到的；可以是手中拿着枪时;可以是中弹时;可以是发现大街上的血泊时……
　　“可以确定，他在那里。”汤普森在《凶夜》中写道，“死神在那里。他还不错。”四十年后，塔伦蒂诺在《低俗小说》中创作了两个目睹奇迹的角色，“我正在努力地成为一名牧羊人”，文森特说。这里所说的奇迹是，说这话的人真地就这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