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相当多的企业获得成功是因为有了政府的贿赂，享有政府给予的特权。这类企业的扩张，无助于整个社会资源利用效率之提高，反而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甚至直接损害了交易对象及其他企业的权利与利益。河南首富孙树华的企业大体上就属于这类性质。

中国的企业生存环境的确十分怪异：一方面，政府对市场实行广泛而严厉的控制与管制。比如，当年李书福要生产轿车，但就是拿不到轿车生产牌照，连奇瑞也不得不挂一个上汽的牌子。再比如“孙树华们”，要进入某个行业，大约要支付一笔不菲的贿金。企业家本应享有的自然的自由，无法正常地享有。另一方面，政府对某些企业却十分关爱，简直可以说无微不至。比如，杭州市政府现在就可以免费给李书福先生检查身体。企业家此时可以享受到异乎寻常的特权。当然，唯一的前提是，政府官员认为该企业创造政绩的能力比较强大。

事实上，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态度，正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政府不许企业享有“自然的自由”，企业自然难有活力。但政府官员要获得经济上的政绩，又不得不释放出企业的活力。当然，假如给予所有企业应有的自由，政府就没有什么可以控制的了，就官员私人来说更无租可寻了。所以，政府官员给企业权利的时候，必然采用特权的形式。

也就是说，通常情况下，政府决不放松控制和管制体系本身，但某些被特别选中的企业，则可以不受这些控制与管制措施的约束。事实上，政府甚至允许这些企业不管绝大部分法律、政策的限制。比如，孙树华的企业被选中了，所以，土地就可以由他挑，银行的钱也相当于他自己家的钱。类似的，房地产业是城市的支柱行业，所以，城市政府就允许房地产开发商剥夺拆迁户的权利和利益。

在这样的环境下，孙树华那样的发家模式就相当普遍，所谓“其兴也勃”。外界根本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但人家只几年时间就成了巨富。不过，这样的企业，通常也难逃另一个命运：“其亡也忽”。

这样的命运并不奇怪：任何依赖特权而获得的财富，都是不稳固的，因为它们不具有正当性。他们只能寻求政府官员的个别庇护。但是，权力的庇护也是高度不确定的，官员可以随时撤除。因为，官员给予企业特权，本来就是把企业当成增加政绩的工具。既然是工具，官员当然在顺手的时候可以拿来用，但到了不顺手的时候，也就可以随便扔掉。而只要丧失了政府官员的个别庇护，这样的企业家也就丧失了一切保护，因为，他本来就没有依靠，也依靠不上法律的普遍的保护。当这样的企业倒掉的时候，不可能得到民众，也不可能得到普通企业家的任何同情。

孙树华不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的财富是建立在沙滩之上的，也不可能意识不到自己可能的结局。不过，在权力的照顾下，财富来得如此轻易，个中的欣快感也许是常人难以抵制的。这就好像官员贪污腐败的时候，总是以为自己可以幸免于东窗事发。而在现行体制下，不论是官员贪污腐败，还是企业家滥用特权，其东窗事发的几率确实是非常低的。

此类企业家的短视，或许可以理解，尽管这种选择终究不是理性的。相反，面对此种情形，关注中国市场健全发育的人们不能不提出一个问题：在中国迅速成长起来的企业家阶层中，究竟有没有一些企业家足够清醒，具有拒绝这种特权的明智和勇气？之所以说这需要勇气，是因为，拒绝这种特权很可能让企业家的营商环境变得不那么有利，企业将会丧失特权所带来的垄断租金。

但是，从长远来说，企业家拒绝政府慷慨给予的特权，又是明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特权，而特权绝不是权利。一个企业利用自己的权利通过服务消费者所获得的财富，自然是正当的。企业家只有拒绝特权，通过发挥自己的企业家精神，所获得财富才能具有足够的正当性，财富的政治风险才有可能被控制在最低水平。

更重要的是，企业家拒绝这种特权的勇气和明智，其实也正是企业家争取企业本应享有之经营自由的勇气与智慧，尽管这两者之间还有很长的距离。无论如何，普遍的权利才是企业家真正的保险，而特权却只是政府官员可以予取予夺的恩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