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制之下無信史－－評《東亞三國近現代史》

作者:余杰

【本文選自余杰的《致帝國的悼詞－－中國大陸的自由狀況及前景》一書。】

二零零五年六月，《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中文版由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在不到一個月時間裡，該書就已經第四次印刷，總銷量超過七萬冊。這是中、日、韓三國的歷史學家協力寫作的第一部“共同史”，如日文版封面所言：“以一個國家自我為中心的歷史，已經不適用於二十一世紀……這是日中韓三國的學者和教師，為了追求共同的歷史認識，用了三年的時間，開過十次國際會議後，共同編輯執筆的近現代史入門書，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探索之作。”然而，即使是在這本具有開創性的歷史教科書中，中方關於抗戰歷史的闡述依然是其中最為薄弱的、受到意識形態扭曲最多的環節。儘管參與編寫該書的中方學者中持馬列主義歷史觀的 “原教旨主義者”並不占多數，但他們大多在官方學術機構內擁有較為顯赫的身份和地位，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步平、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主任蘇智良等人，因此他們很難突破官方史學的制約，在還原歷史真相方面有所貢獻。

該書雖然沒有像毛澤東當年那樣潑婦罵街式地指責蔣介石“蹲在山上一擔水也不挑，現在他卻把手伸得老長老長地要摘桃子。……他消極抗戰，積極反共，是人民戰爭的絆腳石”，但在涉及國民政府領導的全民抗戰的歷史時，仍然繼續採取淡化、貶低乃至歪曲的策略，另一方面卻大大提升所謂“共產黨抗戰”的地位和價值。該書在論及抗戰相持階段時輕描淡寫地指出：“轉移到重慶的國民政府通過緬甸即所謂的‘援蔣路線’，接受英美等國的軍需物資供給，繼續堅持抗戰。”而在論及中共抗戰經歷時則不惜濃墨重彩：“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一面作戰，一面發動民眾組建民兵，解放被日本占領的地區作為抗日根據地，擴大自己的力量，遭到打擊的日軍為徹底破壞解放區而進行了‘掃蕩戰’。這樣，日軍在正面戰場上進攻國民黨軍隊，在後方又要同共產黨軍隊作戰，面臨着兩個戰場。”這種表述，不顧歷史事實地將所謂“兩個戰場”等同起來，甚至在潛在的敘述方式中給讀者以“敵後戰場”比“正面戰場”更加重要的印象。

這種歷史敘述甚至遠遠滯後於近年來大陸史學界的一些新認識。如兩年前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的緒論中明確指出，日本進攻打擊的主要對象是國民政府及其軍隊，它對敵後中國軍隊掃蕩清鄉作戰不僅規模遠不及正面戰場對國民政府軍隊的進攻，而且目的僅限於鞏固占領地。日本知道，要解決 “中日事變”，主要是與國民政府軍隊作戰。國民政府正面戰場在中國抗日戰爭中始終處於主體地位。因此，貶低正面戰場的地位和戰績，也就必然貶損整個中國抗日戰爭的意義與價值。令人遺憾的是，在《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中，中方的編者們正是這樣做的：讀者在書中看不到國民政府領導的若干次重大會戰的介紹，看不到在這些大的戰役中的中國軍民犧牲的材料，看不到在正面戰場上日軍的損失數字，看不到在艱難的情況下國民政府卓有成效的外交政策。也許正是因為跟日韓兩國的“外賓”合作著書，這些專家學者們才更加如履薄冰地避免犯“政治錯誤”，故採取了一種比國內單獨出版的歷史著作更加保守的立場。這種“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作法，比起日本右翼學者肆意歪曲侵略歷史的所作所為來，簡直有過之而無不及。事實上，這也確實成為日本右翼攻擊中方的藉口：你們自己都歪曲歷史，還有什麼資格指責我們呢？這種出於意識形態原因而對國民政府的抗戰成就進行“自我矮化”是相當可恥的。中方編者們將為此而承擔不可推卸的、竄改歷史的責任。

當然，我對中方學者們的處境亦有“同情的理解”，他們畢竟端着“共產黨的飯碗”，哪裡敢發出一點“不同的聲音”來呢？在此意義上，“專制之下無信史”乃是一條真理——兩千年來，後一個朝代通常都會為前一個朝代“修史”，這一耗資巨大的“工程”從來都是體現此一朝代的“投資者”——皇帝和官府——的意志，皇帝和官府最感興趣的是通過“修史”而獲得自己統治的合法性和鞏固自己統治的穩定性，他們對於重現或接近歷史真相毫無興趣，相反還會故意遮掩對自己不利的部分。如滿清修明史的時候，便禁止涉及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的史實。因此，在所謂的“二十六”史中，最有價值的一部是作為太史公司馬遷“一個人的史書”的《史記》，這是一名被皇帝閹割了生殖器的獨立文人的悲憤之書。與之相比，參與編寫《東亞三國近現代史》的學者們根本不敢去逼近歷史的真相——這些真相早在數十年前的旁觀者那裡就有所披露了：當時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對共產黨軍隊的“抗日”情況有過細緻的記載。他寫道：“我走過特區幾百公里的地方，到處看不見軍隊。他們解釋說，是完全隱蔽起來了。實際上沒有一個人在搞戰鬥訓練。在軍隊裡也像特區各地一樣，惟一的工作就是開會。”“八路軍執行我們不去碰人家，人家也不來碰我們的策略，不惜任何代價保存自己的實力。”觀察者與被觀察對象之間在意識形態上是一致的，這些看法並不帶有任何的偏見。

以“成王敗寇”為主導的中國式歷史敘事當中，失敗者一方是永久的“緘默者”。因此，抗戰者成為不抗戰者，不抗戰者成為抗戰者，這一弔詭的變異主導了半個多世紀以來大陸民眾的歷史認知。作為國共內戰中敗北的國民黨一方，其領導抗戰取得勝利的豐功偉業長期以來消失得無影無蹤。中國大陸的史家甚少給失敗者以起碼的敬意——美國南北戰爭中的失敗者李將軍在此後的美國歷史中獲得的敬意，在中國的文化語境中乃是不可思議的。在中國的內戰中，失敗者遭到了比敵國將領還要嚴厲的懲罰。在共產黨內部，對於抗戰中共產黨軍隊領導的惟一具備相當規模的對日作戰“百團大戰”，中共中央持嚴厲的批評意見，認為“過早地暴露了共產黨的實力，招致後來不必要的損失”。在廬山會議上批評彭德懷的時候，毛澤東甚至公然宣稱：“一些同志認為日本人占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人多占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由此可見，蔣介石是比較徹底的民族主義者和抗戰領袖，毛澤東從一開始起就是為一己之私、一黨之私不惜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的賣國賊、叛徒和流氓無賴。在此背景下，對於蔣毛這一根本區別，《東亞三國近現代史》的中方編者豈敢給出真實表述？

《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不敢面對的真實歷史還不僅限於抗戰的歷史，它對朝鮮戰爭的歷史闡述也雲山霧罩，是非不清。該書不敢像國內的中學歷史教科書那樣黑白顛倒地說是南韓一方挑起戰爭的，而是用一種春秋筆法寫道：“在朝鮮半島出現兩個政府後，南北兩個政權之間持續對立。可是，在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這種對立終於跨越‘冷戰’而演化為朝鮮戰爭這一‘熱戰’。……因為戰火波及了整個朝鮮半島，所以產生了很大的損害。死亡人數雖然沒有準確的定論，但可以肯定數量相當大。犧牲者多數是民間的老百姓。因戰爭造成家庭分離的人口約一千萬，即當時朝鮮半島人口的三分之一。”

對此，《新京報》記者採訪中方學者時問道：“書中關於朝鮮戰爭的爆發、美國在中日韓三國間所起的作用等，語焉不詳，這是為什麼？”在譴責日軍侵華的暴行時往往振振有詞的朱成山館長，在回答這個敏感問題時卻顯得吞吞吐吐：“這本書主要是有關二戰中的歷史，戰後的歷史那章要不要，我們當時意見很不一致。開始設想是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書就結束，最後日本與韓國方面提出還是要有一些內容。所以，後面這章主要是簡寫，戰後的內容不是我們重點想做的。”作為一名歷史研究者，怎麼會不知道歷史具有連續性呢？朝鮮戰爭與二戰根本無法割裂開來，所以日本和韓國方面的要求是正確的。而他所說的只能“簡寫”戰後的歷史，並不足以解釋該書為何迴避“戰爭責任究竟由哪方承擔”的問題——“戰爭是由北方發動的”，這只需要九個漢字而已。這本史書連朝鮮戰爭的起因是北韓金日成一方首先挑起的這一根本事實都不敢加以陳述，其怯懦和心虛昭然若揭。中方不敢面對朝鮮戰爭的歷史，說明中方已經不再擁有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抗美援朝”時期的 “理直氣壯”了。那場戰爭的動因乃是出於金日成的野心和毛澤東的狂妄，兩個獨裁者的昏庸和殘忍導致數百萬士兵及平民的死亡、數千萬家庭的離散。中國對北韓的援助，乃是一個大的專制國家對一個小的專制國家的卵翼，由此造成朝鮮半島延續至今的分裂，以及數千萬北韓人民至今仍然生活在真正的“水深火熱”之中。

南非黑人大主教圖圖說過：“沒有真相就沒有未來。”而要彰顯真相，其前提是民主制度的建立、學術自由和新聞自由的實現。我想，在編輯此書的過程中，日韓兩國的歷史學家們一定在內心深處鄙視中方的這些沒有基本的學術自由的學者們，這種恥辱不僅是學者們的恥辱，而且是中國的恥辱，是專制政權加諸於中國民眾的恥辱。我想，只有到了中國也實現民主化的那一天，中國的歷史學家們方能與日本和韓國的歷史學家們平等地坐在一起秉筆直書，寫出一本貨真價實的“真相之書” 來。

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致帝國的悼詞－－中國大陸的自由狀況及前景》
余杰著
香港田園書局，2007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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