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义和中国模式在东欧和北越的影响（一）

作者:程映虹

－－对“双百方针”和“反右”运动的再考察

1956和1957年的“非斯大林化”标志着冷战时期全球共产主义阵营的第一次严重危机，其间发生了很多重要事件。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上关于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震动了整个共产主义世界，在很多国家导致对共产党体制的挑战，特别突出的挑战是1956年底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其他东欧国家虽然基本上未发生由政治抗议引发的大规模暴力事件，但党内辩论和异议知识分子的声音还是非常普遍，同时也发生了工人罢工和学生罢课。在亚洲，中国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体制的批评――尤其是在1957年春天的“整风运动”中的批评是众所周知的。在北越，知识分子直接向党国体制挑战，在1956 年秋发起了“《人文》、《佳品》”运动，同时北越义安省农民发动了反抗越共“土改”和整个农村政策的武装暴动，在城市也发生工人和学生的骚乱。

值得注意的是，1956年11月，当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镇压了匈牙利革命之后，整个苏联东欧的政治气氛发生了根本变化。但在中国，中共继续允许知识分子批评政府，这不但给苏联造成了压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东欧党内改革派发出自己的声音。“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不久，北越政府镇压了义安省的农民暴动，用取缔报刊和发起批判压制了知识分子的异议；但到了1957年春，随着中共对知识分子批评的宽容和鼓励，越共的“反自由化”运动失去了势头，越南知识分子也恢复了对党的批评；直到1957年初秋，越共尾随中共发起了大规模“反右斗争”，结束了所谓的“自由化”。在东欧，中共的“反右”给了东欧一些党内改革派势力最后一击，“匈牙利事件”后残存的改革派人士最终在1958年初被清除，世界共产主义阵营的第一次大规模政治危机至此告终。

迄今为止，有关“反右”的研究基本以中国国内政治为主要背景，本文选择一个不同的角度，把中共的“双百方针”和“反右”运动放到国际共运的大环境中观察，着重分析1956年至1957年毛主义和“中国模式”在东欧和北越的影响。由此可以发现，中共的“双百方针”和“反右”运动之决策，不仅服务于国内政治目的，而且与中共的国际目标有重大关系；“双百方针”的提出，不单纯是为了“引蛇出洞”，也是中共在国际共运阵营里争夺领导地位的举措。如此才能充分认识 “反右”运动的由来和毛主义的实质。

一、“莫斯科中心论”和“中国联系”

在叙述和分析“非斯大林化”或自由化运动时，人们常遵循“莫斯科中心论”。在这个模式的叙述中，处于边缘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初对苏共批判斯大林的反应是震惊和困惑，但很快一些国家的党内外人士就利用这个机会发出那些通常不被允许的改革之声，由此出现了一场自由化运动。考虑到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及一些重要事件的先后顺序，“莫斯科中心论”基本上符合历史真实，但有必要注意“莫斯科中心论”的一些盲点，其主要缺陷是，忽视和低估了那些并非起源于莫斯科的政治变化，这常常导致对一些复杂历史事件和对各国共产党之间相互关系理解的简单化。

“莫斯科中心论”还有一个重大缺陷，它强调在这场自由化运动当中受到挑战的主要是“斯大林模式”，却忽视了“毛泽东模式”实际上同样受到了挑战。在中国和北越，“土改”、“镇反”、“整风”、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对文学艺术创作的严酷控制，这些相似的政策与其说是“斯大林模式”的产物，还不如说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发明创造。这些做法通过思想、组织和人事方面的渠道至少对北越的共产党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1956年到1957年期间，这些毛主义的产物不但在中国“右派”的言论中，而且也在北越知识分子中受到了挑战。

今天回顾20世纪的国际共运史时很多人以为：“斯大林模式”(以农业集体化、工业化和党内清洗等为代表的建立极权主义体制的道路)在50年代中期受到了清算；而毛主义(以“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用“不断革命”来巩固和发展极权体制)的被批判始于70年代末，是“文革”的灾难性后果引导着人们开始否定毛主义，但毛主义关于“民主革命”和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很多政策还是“符合实际”的。这就是所谓毛泽东的“早年”和“晚年”之区别，也是其个人功过“三七开”的主要根据。然而，回顾1956年到1957年的历史，在国际共运阵营清算“斯大林模式”的同时，这个被“七分肯定”的毛主义实际上也受到了批判，尽管在程度和影响上与苏联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还不可同日而语。

本文从中共与北越党和一些东欧党的关系（中国联系）出发，考察共产党国家在50年代中期由“非斯大林化”引发的自由化，并强调“中国模式”或毛主义在这场政治巨变中的作用。这是一个至今被“莫斯科中心论”所忽视或低估的问题，即使是在信息自由的西方学术界也是如此。[1]

“中国联系”的内容非常复杂，它包含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中共的“土改”、“镇反”、“整风”，以及经过“延安整风”形成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文艺政策, 这些对北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结果是北越在1956年到1957年间的“自由化”实际上不是反斯大林主义，而是针对这些毛主义的产物。但毛主义的这个侧面在东欧国家基本上未产生重要影响。第二方面是中共当时的“双百方针”、从1956年初到“反右”前宽松的知识分子政策以及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内存在人民内部矛盾等。这些政策客观上是对此前很多政策的修正，具有明显的“解冻”或“自由化”倾向，在实践中不但鼓励了中国知识分子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启发、鼓励了东欧和北越党内的改革派和异议知识分子的活动。东欧把毛主义和“中共模式”的这个方面借用来作为对抗斯大林主义和苏共强权的意识形态武器。而在北越，异议知识分子则用毛主义和“中共模式”的这后一方面来对抗其前一方面。从这个意义上看，毛主义和“中国模式”在苏联镇压匈牙利革命后继续发挥着影响，直到中共发动“反右”运动为止。第三方面是毛主义和“中共模式”对其它国家共产党处理危机的方式之影响，包括毛泽东的“引蛇出洞”策略的国外应用以及对自由化运动最终的镇压。中共的“反右”给了东欧和北越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党内改革派以最后和致命的一击，从而宣告了斯大林死后共产党阵营内自由化运动的终结。

应该指出，毛主义或“中国模式”的这三个方面在具体政策倾向上虽然有重大甚至原则性差别，但在两个根本点上是相互联系且完全一致的。其一，在国内它们都是为了维护一党专政这个目标，不同的仅仅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和途径。中共建政之初，还处于体制上的摸索阶段，尤其是在处理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上更是如此，因此在一定阶段内表现出灵活性。那也是毛泽东掌权的26年中唯一的一次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控制上表现出灵活性的时期；其二，在国际上，它们都服务于在国际共运中推广“中国模式”和树立毛主义的地位这个总方针。在斯大林去世并受到批判、苏共领导地位受到“二十大”正反面影响的冲击的形势下，中共企图通过推广自己的模式来扩大它在国际共运中的影响、甚至和苏共平起平坐。

本文讨论的“中国联系”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其一是中共和东欧(一定程度上苏联也包括在内)从1955年到1958年初的关系；其二是中共和越共在相同历史时段内的关系。通过分析“中国联系”，不但可以看到一个“莫斯科中心论”无法解释的共产党国家政治变化的源头，而且可加深认识那个阶段的历史演变，进一步扩展分析的时间范围，比如，有必要将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报告之前和匈牙利革命被镇压之后的诸多事件也纳入研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和越南知识分子的抗争实际上是一种不同于波兰－匈牙利事件的政治抗议模式：波匈是有工人和市民大规模参与的政治暴力事件，特别是在匈牙利，政权更替成为公开诉求，知识分子最终被边缘化；而中越始终以知识分子的抗争为主，争取言论自由始终是主要诉求。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