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雙百方針”和“反右”運動的再考察

二、“雙百”方針對東歐的影響及中共對“匈牙利事件”的態度

很多歷史學家認為，中國在東歐事務中產生重大影響始於它在解決1956年10月和11月的東歐政治危機中。[2]當時莫斯科決定動用武力鎮壓波蘭工人運動，中共反對，認為波蘭問題主要是由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引起的，抵制了蘇聯所說的“西方陰謀論”；在匈牙利問題上，當蘇聯徘徊於鎮壓和放手之間時，中共先是持相似於對波蘭問題的立場，但不久又變為催促蘇聯出兵鎮壓。近年披露的中方材料證明，從1956年10月下旬到11月初，中共和蘇共之間的聯繫極為密切，中共積極參與了東歐問題的處理。

1、中共在波蘭和匈牙利危機中的立場和參與過程

1956年10月，當瓦迪斯拉夫·哥穆爾卡在國內嚴重的政治危機中當選為波蘭黨的領導人之後，莫斯科認為他對蘇聯的態度曖昧，波蘭局勢可能失控，於是決定鎮壓。蘇聯駐華大使尤金於10月19日會見毛澤東，通報了蘇聯的立場。毛立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反對蘇聯干預波蘭。毛於20日和21日兩次召見尤金，通報了中方立場，凸顯出北京的強硬。蘇聯方面於是邀請中共派高級代表團前往莫斯科，當面協商解決東歐危機的方案，中共立即派劉少奇和鄧小平於23日赴蘇。中共領導人到達蘇聯後，一直與蘇共領導人保持密切聯繫，甚至列席了24日和26日蘇共主席團會議。10月29日和30日是波匈事件的關鍵時刻。29日晚蘇共領導人會見劉鄧，說明波、匈局勢大變，兩國政府已要求蘇聯駐紮在這兩國的軍隊立即撤出。劉鄧說，波、匈問題雖然是由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引起的，但目前局面下蘇軍不宜立即撤回。這時中共代表團接到了毛澤東電話，毛主張蘇聯立即撤軍，劉少奇馬上改變主張，向蘇方轉達了毛的意見。次日，中共代表團接到了蘇聯派往匈牙利的副總理米高揚從現場發回的報告。報告稱，隨着蘇軍撤出，匈牙利已發生反革命殺人事件，匈政府和保安部隊已瓦解。與此同時，中共也接到了駐匈牙利使館和其他派出機構的相似報告。經過一天的討論後，劉電告毛，認為匈牙利事件的“性質”已變，力主蘇軍鎮壓，得到毛的同意。不過毛說，最好再給反革命幾天時間，讓他們充分暴露，這是典型的毛方式。得到毛的同意後，中共代表團緊急約見蘇共領導人，劉要蘇聯不要“放棄”匈牙利，鄧小平則直截了當地要蘇聯軍隊返回布達佩斯，鎮壓“反革命”，奪回政權。但赫魯曉夫說，蘇聯已錯過了干預匈牙利的時機，現在蘇軍再返回布達佩斯，會被國際上看作是對外國的軍事占領，所以蘇聯領導人決定不加干預。聽到蘇聯領導人的這一決定，中方沒有堅持。但11月1日晨，赫魯曉夫前往飛機場，與即將啟程的中共代表團舉行緊急會談，告知他們蘇聯又改變了方針，命令蘇軍開回布達佩斯(實際上在和中共代表團會面時，蘇軍坦克前晚已經開進了匈牙利首都)。[3]

中共方面的材料披露了蘇共領導層在匈牙利危機中的動搖和猶豫，這可以在赫魯曉夫自己的回憶中找到佐證。他說：“我不記得究竟有多少次我們在‘一舉粉碎叛亂 ’還是抽身離開之間舉棋不定。”[4]究竟中共在促使蘇聯下決心鎮壓上起了多大的作用，這是個很難判斷的問題。但根據上面所引的中方材料，至少蘇共領導人做決定時對中共的態度是非常重視的。至少可以說，中共對匈牙利事件在最後關頭的強硬態度促成了蘇聯領導人下決心。11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支持蘇聯鎮壓，這是共產黨陣營中最早對鎮壓表態的黨報之一。1957年1月中旬，當匈牙利局勢還很不穩定、面臨巨大國際壓力時，周恩來訪問了布達佩斯，給了依靠蘇聯坦克建立的新政權極大的支持。

然而，中共在匈牙利問題上最後關頭的強硬立場和後來對鎮壓的全力支持，其實只是中共當時對“非斯大林化”的立場的一個側面。中共對“大國沙文主義”的批判，反對蘇聯企圖出兵波蘭，以及毛澤東在匈牙利事件的“性質”轉變之前要求蘇聯撤兵，這些都說明中共在波匈問題或者更廣泛的蘇聯東歐關係上有更複雜的立場。

2、“非斯大林化”使中共在國際共運陣營中嶄露頭角

如果擴展視野，考察“非斯大林化”的整個過程，特別是考察一些不太被重視的歷史材料，就會發現中共立場和影響的另一面。如果用正統斯大林主義的標準來衡量，並把動機擱置一邊，那麼中共的一些政策無疑具有自由化傾向，從1955年起就在東歐國家的改革派領導人和知識分子中引起了共鳴，其影響早於蘇共“二十大”。在匈牙利革命被鎮壓後的半年多時間裡，中共繼續允許知識分子批評黨和政府的政策，也仍然影響着東歐國家，直到“反右”運動開始。

有證據表明，中共對東歐國家的影響在斯大林死後不久就開始了。斯大林死後，蘇聯領導人由馬林科夫為首發起了自稱為“新路程”（New Course）的改革。在國內政策上，“新路程”主張適度減少對重工業的投資，發展農業和輕工業，放鬆對主要日用消費品的價格控制，在政治生活上緩和政治鎮壓和恐怖；在對外政策上修正斯大林時期受到損害的與東歐各國共產黨的關係，為斯大林時期各國黨內一些受迫害和排斥的領導人恢復名譽和地位，尤其是恢復鐵托的名譽(鐵托於1948年被蘇聯操縱的“共產黨情報局”開除，鐵托被宣布為叛徒)，赫魯曉夫並於1955年5月訪問了南斯拉夫。與後來蘇共“二十大”造成的政治風暴相比，蘇共的這些政策不過是和煦的微風，但它們確實起到了“解凍”被斯大林主義僵硬了的政治土壤的作用。

東歐黨內的改革派也開始把這些政策引入本國的經濟政策和黨內生活中。為了從莫斯科的控制下得到更多的自治，一些東歐國家領導人轉向北京尋求意識形態支持。它們的理由是，中國正處於同它們類似的發展階段(從“民主主義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而蘇聯早已進入了社會主義的更高階段。

東德是較早受蘇聯“新路程”政策影響的國家，東德黨在1955年11月的全會上通過了按照“中國模式”對剩餘的大型私人企業國有化的方案，對原業主提供相當於其資產50％的贖買金，對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贖買而非全盤沒收，允許原業主參與國有化後的管理(至少在原則上如此)，這些都是中共革命有別於俄國模式之處。[5]1956年6月13日，東德黨報Neu Zeit（《新時代報》）翻譯並發表了中華全國工商聯主席發表於《人民中國》上的文章“為什麼我們資本家歡迎社會主義”，作為對東德私營企業主讀者對“中國模式”之回應。該年9月，東德黨刊Einheit（《團結》）翻譯並發表了一篇中文文章，題目是“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新階段”。同月，東德黨總書記瓦爾特·烏布利希應邀列席了中共“八大”，他回國後介紹中國情況時強調了中共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6]

波蘭和匈牙利的共產黨改革派領導人對中共的一些政策提法表現出更大的興趣。例如，匈牙利原總理伊姆雷·納吉對中共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7] 十分推崇。納吉原來在斯大林時期受打擊被下獄，“新路程”時期被平反和起用，1953年底擔任總理，但不久又被黨內以拉科西為首的斯大林主義者構陷，於 1955年3月下台。下台後，納吉感覺到政治氣候會發生變化，於1955年底1956年初撰寫了“為新路程辯護”的長篇文章，向黨上書[8]。在這份匈牙利改革派共產黨人的政治宣言中，對外政策這一章的標題是“國際關係的五項基本原則和我國外交政策的問題”，其主旨就是用中共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匈牙利的民族主權和從莫斯科的統治下獨立的要求辯護，納吉特別指出，它們的應用“必須被擴展到民主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之間。”[9]

蘇共“二十大”後，隨着斯大林主義受到公開批判，中共對東歐國家的吸引力不斷增強。中共對自己的一些政策在東歐的反響以及蘇聯和東歐盟國之間的緊張關係是心中有數的，對東歐國家斯大林主義領導人在“解凍”和蘇共“二十大”後的困境也非常注意。為了擴大自己在國際共運中的影響，中共十分注意發展與東歐那些改革派人物的關係。

當時匈牙利外交部負責亞洲事務的雅諾什·拉凡伊(Janos Radvanyi）與中共駐匈牙利大使館和大使郝德清的關係非常密切。據拉凡伊回憶，中共大使館在匈牙利的黨和政府機構內建立了非常有效的情報網，通過這個情報網，郝德清不但得知納吉的上書，還通過在匈牙利黨中央秘書處的關係得到了一份復製件。當蘇聯大使館還在遵循過去的模式邀請“斯達哈諾夫工作者”(斯大林體制下的勞動模範)作客時，中共大使館卻對作家、藝術家、經濟學家和記者的興趣更大，常在大使館用中國菜招待這些知識分子，他們當中有些人是匈牙利政府不信任的。郝和大使館的其他高級人員以及新華社駐匈記者，常常外出考察匈牙利社會。當“裴多菲俱樂部”開始活動時，中共大使館就通過自己的交換學生掌握其活動。這類活動在初期為中共了解匈牙利“非斯大林化”的進展提供了途徑，在後期則為其判斷匈牙利事件“性質”的轉變提供了材料。[10]匈牙利事件之後，當匈牙利領導人再次訪問中國時，毛澤東曾告訴他們，他當時每天都聽取從中國大使館和新華社發來的詳細報告，這些報告幫助了中國領導人對匈牙利局勢的轉變作了正確而及時的判斷。新華社駐布達佩斯記者為此獲得嘉獎，大使郝德清後來也官運亨通。

1956年10月30日，蘇聯發表“蘇聯政府關於發展和進一步加強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友誼和合作的基礎的宣言”，承認蘇聯在處理與“兄弟黨”的關係中有過錯誤。這是蘇聯公開表示軟弱和退讓，其內部已決定不干預匈牙利危機。當時，毛澤東也主張蘇聯撤兵。11月1日中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響應蘇共聲明的文件，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蘇聯政府1956年10月30日宣言的聲明”。該聲明提到：“社會主義國家都是獨立的主權國家，同時又是以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精神團結在一起的。因此，社會主義國家的相互關係就更應該建立在五項原則的基礎上。”這種口吻表明，中共意識到這是歷史給予它的向蘇共領導權挑戰的良機，所以它抓住機會明確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適用於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匈牙利知識分子正是從《人民日報》的這種表態中，判斷中共站在他們一邊。

然而形勢瞬息萬變，就在中共11月1日發表這項聲明時，中共對匈牙利局勢的判斷已經改變(其間只差一到兩天)，蘇共也決定出兵鎮壓。因此，《人民日報》剛唱完“和平共處”、“不干涉內政”的高調，兩天后就發表社論，堅決支持蘇聯鎮壓匈牙利革命。顯然，對視一黨專政為生命線的中共而言，崇高的“五項原則”其實不過是個美麗的肥皂泡而已。

3、中共如何利用 “雙百”方針在國際共運中贏得聲望

195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關於“雙百方針”的文章，引起了東歐國家知識分子的強烈興趣。該年9月，中共召開 “八大”，所有東歐國家共產黨都派出代表團列席，中共利用這個機會和各國共產黨領導人密切接觸，發展關係，介紹“中國模式”。匈牙利代表團團長是改革派領導人雅諾什·卡達爾。他和納吉一樣，在斯大林時期被迫害，1954年恢復名譽並進入黨的領導層，是蘇共“二十大”後匈牙利乃至整個東歐陣營的政治明星。中共領導人對卡達爾非常感興趣，毛、劉、周、鄧等都會見了他並長時間談話。10月1日，卡達爾再次帶領匈牙利黨政代表團參加北京的中共建政十周年慶祝活動。中共駐匈牙利大使郝德清抓住這個機會擴展中共在匈牙利的影響，他向匈牙利各界人士廣泛散發了中共“八大”的材料，在匈牙利電台和報刊上介紹中共的方針，使得許多匈牙利知識分子認為，“雙百方針”是中共誠心誠意實行的不同於斯大林主義的路線。11月初，當蘇聯軍隊開進布達佩斯時，很多匈牙利知識分子還誤認為中共仍然站在他們一邊。11月2日，匈牙利知識分子的刊物Irodalmi Ujsag(《文學報》)還寫道：“西方和東方都站在我們一邊。美國已經已經清楚地表達了對我們事業的信念，其他一些大國如中國和印度也是這樣。” [11] 當蘇軍進入布達佩斯後，很多匈牙利知識分子根據他們過去對中共的印象，紛紛前往中共大使館尋求庇護，但被中共大使館拒絕。

雖然中共在最後關頭全力支持蘇聯鎮壓匈牙利革命，但在國內政策上，“匈牙利事件”後中共不但未收回“雙百”方針，而且毛澤東還在1957年2月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表示出對民眾當中的異議的某種容忍。1957年4月，中共甚至大力號召知識分子幫助黨“整風”。中共在國內的這种放鬆控制和容忍自由化的政策，當時在一些東歐國家有相當的影響。

今天中國的不少研究者認為，1957年初春毛已決定“引蛇出洞”了。但那時東歐的知識分子和黨內改革派對此毫無所知，對他們來說，中共在“匈牙利事件”後堅持“雙百”方針、承認人民內部矛盾、鼓勵知識分子批評黨和政府，無疑是保護了“非斯大林化”的成果。所以，波匈事件後，一些東歐國家的改革派把中共看成是“非斯大林化”的“聖地麥加”，[12]中國成了暗夜中一座令他們嚮往的燈塔。

在東德，改革派領導人卡爾·施德萬(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保羅·萬德爾(書記處主管教育的書記)和容格·庫辛斯基(有影響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等人，紛紛稱讚中共通過區分“對抗性”和“非對抗性”矛盾，在政府和人民之間尋求和諧並鼓勵對政府的批評。施德萬說，中共真正懂得如何“創造性”地利用蘇共 “二十大”的方針。萬德爾認為，中國是唯一的“把黨和群眾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當作頭等大事的社會主義國家。庫辛斯基公開號召在東德實行“雙百方針”，說 “讓百花齊放，讓它們表現出自己的色彩，因為每一朵花都用它們無數不同的色、香、形裝點這個世界。這是對待科學家、作家和藝術家的真正進步的態度。” [13] 這些人的言行給東德黨內保守派和斯大林主義分子造成了很大壓力。總書記烏布利希原來對“中國模式”很推崇，“匈牙利事件”後他轉向保守。1957年2月，針對黨內要求實行“雙百方針”的呼聲，烏布利希回應說：”我們的主要問題不是讓百花都放，而是有選擇地允許那些正確的去放，栽培真正新的、有益的花，而對那些在鮮花的外表掩藏下的毒草絕不姑息。”[14]

在“波蘭事件”中，蘇聯沒有出兵，而是與改革派領導人達成妥協。改革派領導人哥穆爾卡在匈牙利事件後擔任總書記，他企圖在斯大林主義和改革之間保持一定的中間立場。1957年5月他在黨的全會上說，波蘭黨懷着“深刻的同情”注視着中國的政策。他稱讚中共表現出了“極大的勇氣”，“應用新的方法解決非對抗性矛盾”和“讓百花齊放”，這些是“在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中至今為止沒有嘗試過的”，因而是對“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貢獻。”[15]一個星期後，波蘭黨的一份刊物發表的一篇呼籲移植“中國的百花”的文章表示：“人民內部矛盾――儘管在不同國家有不同的形式――在我國也存在。如果我們要通過說服和討論的方法來解決這些矛盾，就必須同官僚機構作堅決鬥爭，改善國家機器，對政治和階級盟友採用更靈活的政策。”[16]

4、 蘇聯東歐共產黨保守勢力對中共“雙百”方針和“反右”的態度

自從中國提出“雙百”方針後，莫斯科就抱懷疑、批評甚至焦慮的態度，尤其是在“匈牙利事件”之後。當中共決定公布“雙百方針”時，陸定一受派遣前往蘇聯大使館向蘇方通報。這是根據中蘇兩黨的約定，彼此有重要決定時儘量事先通知對方（儘管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時並未事先向中方通報）。據隨行的陸定一秘書于光遠回憶，蘇聯大使尤金聽了陸定一的介紹後，找出列寧的一篇文章，意在用列寧當年對言論自由的禁止反對中共對公開批評的容忍。離開蘇聯使館後，陸定一對于光遠嘆息道：“他們的教條主義真是根深蒂固！”[17]

波匈事件後，中共對自由化政策的堅持更加深了莫斯科的不安。1957年4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訪問中國。據參與會談和接待的俄文翻譯李越然回憶，伏羅希洛夫至少兩次對毛澤東提出了對“雙百”方針的不滿，說他無法理解為什麼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竟然被允許登載報紙上。他引了“匈牙利事件”作為自由化泛濫的後果來警告毛。毛的回答是：請放心，中國不是匈牙利，中共不想做“溫室里的花朵”；如果反黨分子想藉機推翻共產黨，他們只會落到暴露自己的下場。[18]

赫魯曉夫下台後所寫的回憶錄里提到了蘇聯領導人對中共自由化政策和報刊上大張旗鼓地宣傳“雙百方針”的反感。他說，中國人“很會提出一些動聽的說法”，他們“很會掌握提出正確口號的時機”。回憶中共的方針在蘇聯所造成的影響時，他寫道：“我們自己的宣傳幹部問我應該怎樣對中共的方針作出回應。‘我們的讀者在報紙上看到中國正在進行的新運動，’他們說，‘這個百花運動已經潛入到蘇聯社會中了’。我們於是指示自己的報刊編輯和宣傳幹部不再報導這方面的內容，也不加評論。我們的立場是，中國的百花運動是中國為自己的內部需要而提出的口號，不適用於蘇聯社會。我們避免對這個方針作直接的批評，但我們也不表示支持……任何農民都知道什麼樣的花應該栽培，什麼樣的東西必須剷除。一些作物能結果，但味道苦澀，對健康有害無益，而另外一些則會瘋長以至與窒息那些鄰近作物的根莖。”[19]

赫魯曉夫當時已經因“非斯大林化”而陷入麻煩，他當然不想為任何進一步的自由化政策付出更大的政治代價，雖然他理解毛不過是為了讓那些壞分子暴露自己而 “引誘人們說出他們真實的想法”而已。赫魯曉夫也拒絕了毛關於社會主義國家中存在人民內部矛盾的觀點，儘管這個觀點已在東歐國家得到了很多人的贊同。 1956年6月2日，當中國正處於“反右”前夜時，赫魯曉夫接受了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採訪。當問到他對北京提出的在社會主義國家裡“在人民和領袖之間存在矛盾”的看法時，赫魯曉夫斬釘截鐵地回答說：“我們相信我們沒有任何這一類的矛盾”。 [20]

1956年匈牙利曾受到中共很大的影響，匈牙利事件後上台的黨的新領導層對中共“反右”前的路線和口號仍然心有餘悸。1957年5月，就在中共極力鼓動知識分子向黨提意見的時候，匈牙利黨的刊物發表文章，總結歷史教訓，警告那些眼睛看着中國、心裡想着在匈牙利實行“雙百方針”的人。文章說：“近幾個月中國 ――尤其是在文學、科學和藝術界――廣泛開展的‘讓每朵花都開放’運動正在匈牙利引起越來越大的興趣……當這個運動剛剛開始時，曾經受到它導致思想自由化和壓制馬克思主義的指責……毛澤東同志對中國知識分子非常了解，他知道他們的大多數是忠於社會主義的，所以他為‘百花’的口號辯護……在經歷了過去的那場悲劇之後（指半年前的匈牙利革命――本文作者注），我們現在也許最好是對在匈牙利實行中國的方法保持警惕”。[21]

莫斯科對中國政策的警告、反對和禁止傳播的背後有兩個擔心。其一是本國和東歐的政治穩定；其二是對中共藉機在國際共運中向蘇聯的領導地位提出挑戰，尤其是在莫斯科的政治威信受到“非斯大林化”和波匈事件損害的時候。周恩來在1957年初訪問莫斯科時，在“雙百方針”問題上受到很大壓力，他利用在莫斯科大學接受名譽學位的機會公開表明了中共的態度。他說：“為了推動文學和藝術的發展，我們中國提出了‘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的方針。當然，我們這樣做是為了發展和豐富社會主義文化，而決不是為了取消或者削弱社會主義文化，列寧從來也沒有放鬆過對腐朽的資產階級文化的尖銳批判。”[22]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蘇聯及東歐共產黨保守勢力的這種憂慮很快就釋然了。1957年6月初，毛終於發起了“反右”運動，蘇聯及東歐國家的保守派鬆了一口氣。東德黨刊Neues Deutschland（《新德意志報》)的記者於7月12日從北京發回報道說：“這次運動的主要對象是‘右派’……現在那些過去站在‘右派’立場上的人都暴露無遺了”。半年後，烏布利希在東德黨內發起“反對修正主義分子”運動，清除了支持自由化的領導人施德萬、萬德爾、佛雷德·奧森納(政治局成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人)和其他一些同情者，很多鼓吹在東德實行“百花”方針的知識分子也遭到清算。 【未完】

－－原載：《當代中國研究》，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