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與中國：誰是朋友，誰是敵人？（下）

作者:余杰

豈能相信中共“和平崛起”的謊言？

對於西方世界來說，今天的中國就是昨天的蘇聯，是全球範圍內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權的最後的、最大的堡壘。逐漸執黨、政、軍“三位一體”的大權的胡錦濤，利用中共十七大繼續鞏固和拓展個人權力，其主導的“和平崛起”的外交政策也隨之浮出水面。

在一九八九年震驚世界的天安門屠殺之後，中共政權的國際聲譽下跌到了八十年代以來的最低點。此後，蘇東劇變，共產主義政權紛紛垮台。在此四面楚歌的情形之下，雙手沾滿鮮血的中共政權最高決策者鄧小平，審時度勢地提出“韜光養晦”的外交政策，對外採取鴕鳥收縮態勢，再不敢像毛那樣公然叫囂爭當“第三世界的領袖”。緊接着是波瀾不驚的江澤民時代，雖然江本人極其喜歡在國際舞台上作秀，但其外交政策仍然秉持鄧遺留的方針。江個人高調，中共政權則較為低調。二零零四年，鄧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胡錦濤順利接辦之後，此形式發生了頗有意味的轉變，即：胡本人低調，中共政權則較為高調。中共當局希望憑藉中國龐大的市場和財力，以“和平崛起”為外交活動的新旗幟——用“和平”一詞掩飾其稱霸的野心。

近年來，胡錦濤授意中共各部門——外交部、宣傳部、軍方等——頻頻“主動出擊”：“豬頭將軍”朱成虎（紅軍締造者之一朱德的孫子）在香港悍然對美國發出核戰威脅；中共在非洲窮國大量投資、取代昔日的蘇聯推行“新殖民主義”；邀請被西方孤立的伊朗總統內賈德、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等獨裁者訪華；利用朝核事件玩弄平衡術、敲詐美國和日本；軍方發射導彈摧毀衛星、製造太空垃圾……這些胡作非為，已讓其野心昭然若揭。

所謂“胡錦濤思想”，其實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兩個部分：對內政策為建立“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對外政策則是“和平崛起”，兩者互相補充、互相支持。

在對內政策上，胡錦濤政權真的能夠實現“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嗎？如果不早日啟動政治體制改革，無疑是緣木求魚。所謂的“以人為本”，實際上不過是 “以殺人為本”罷了——二零零六年年初廣東東洲汕尾群體性抗議事件中，荷槍實彈的武警部隊對民眾展開血腥屠殺。此次屠殺乃是繼“六四”慘案後最大規模的軍隊開槍殺人事件。

此次殺人事件不是以張德江為首的廣東地方當局的私自行動。根據中共軍隊和武警的調動程序，如此大規模的、全副武裝的武警部隊的調動，非得政治局常委會議方能作主。自從江執政之後，武裝警察作為一支獨立於軍隊之外的、其裝備甚至超過軍隊的暴力力量，人數和開支都迅速膨脹。到了江時代的後期，武警部隊成為中共當局用於鎮壓民眾大規模抗議事件的主力之一。胡上台之後更是對此力量青睞有加，多次視察、勉勵和撥款。因此，胡所宣稱的“和諧”與“穩定”，乃是由人民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共同維持的“和諧”與“穩定”。換言之，中國社會當中最不和諧的部分，正是作為獨裁黨的中共體系的存在。中共如果真要建立真正的“和諧社會”，不妨先“揮刀自宮”，模仿昔日的蘇共那樣自行解散。

在對外政策上，中共宣稱以“和平崛起”為主旋律。中共的御用文人不厭其煩地宣傳中國歷來“熱愛和平”的陳詞濫調。其實，中國從來就不熱愛和平，窮兵黷武的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給周邊國家的人民帶來了多少的苦難？中共建政以來，毛澤東以“風流人物”自居，插手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並發起與印度的戰爭和與蘇聯的邊境衝突。鄧小平剛剛上台，為了轉移國內矛盾，則又對越南發動了戰爭。半個世紀以來，中共政權既不讓民眾休養生息，也給鄰國的和平安寧蒙上了陰影。

近年來，中共倒是休養生息了一段時間。隨着中共的腰包變得越來越鼓，黨魁胡錦濤有點飄飄然了。中共御用學者在《環球時報》上撰文聲稱，美國即將衰落成為美洲的地區強國，中國應當承擔起亞洲霸主的使命來。文章建議中共聯歐、聯俄，以削弱美國在全球的影響力。由此可見，如果中國的政治體制不發生根本性變化，中共將利用其日益增長的經濟力量在國際舞台上張牙舞爪、為非作歹。中國和西方的關係亦不可能進入真正的“蜜月期”。西方對中國人權狀況的關注和對中國一切健康力量的支持，都被中共統治者看作是不可忍受的“敵對行為”。

正如一戰後致力於建立全球和平體系的美國總統威爾遜所言：“和平只有在民主國家與民主國家之間才能實現，民主國家和獨裁國家之間不會有永久的和平”，獨裁政權註定了是國際秩序的破壞者、是一種“不穩定”因素。德國《南德意志報》指出，中共政權正在蛻皮，正從左翼獨裁變成右翼獨裁，“這種變質既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也使人失望。在城市走向富裕、意識型態退縮、個人發現自己價值的同時，是精英腐敗和自我致富、工人受剝削、農民的權利遭到剝奪。”日前，胡錦濤發表了措辭非常嚴厲的講話，要求黨內外提防前蘇聯中亞加盟共和國所發生的“顏色革命”。其實，中共自己的“顏色”早已發生了微妙的變化。胡雖然是毛主義的讚美者，但他無法將中國再拖回到赤裸裸的左翼獨裁的毛時代，而只能順應目前中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勢”，而在法西斯獨裁的道路上“凱歌高奏”。

胡在意識形態上是毛主義的原教旨主義者，但他深知毛主義早已臭名昭着，依靠諸如甘陽、汪暉等不成器的新左派學者和鄧力群、賀敬之等日薄西山的老左派退休官員，根本不可能收拾人心。即便大規模地開展所謂的“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的教育，也在官僚階層和民間基本上淪為笑柄。因此，胡不得不三心二意地祭起民族主義的大旗，他根本不管民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之精髓“國際主義”乃是根本對立的。

毫無疑問，民族主義是當今國際和平與安寧的最大威脅，一個悍然鼓吹民族主義的政權怎麼可能成為國際社會的一股重要的和平力量呢？中共當局已然陷入了自己打自己耳光的尷尬處境之中，正像那篇德國社論所指出的那樣：“日益嚴重的貧富差距和城鄉差距正在使中國拉美化。中國的黨領導人說這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實際上，中國實行的早已是一種類似法西斯主義的政治，並不是社會主義政治：威權政府與大資本結成了同盟，煽動大中華主義，以代替宗教。”中共遂大肆灌輸反台、反日、反美之毒素，毒害了絕大多數的年輕一代的中國人。此種統治形態必然荼毒百姓，並危及國際和平。

民主的中國與西方的安全

毫不誇張地說，目前中共是民主世界除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之外的最大威脅。中共是北韓、古巴、緬甸、伊朗、委內瑞拉、利比亞等“流氓國家”的“龍頭老大”或親密戰友，胡錦濤與這些同時出現在“全球獨裁者排行榜”上的同行們聲氣相通，也多次邀請這些聲名狼藉的人物訪問中國，並浪費民脂民膏給予其極其尊貴的接待。

以對北韓的政策為例，胡錦濤比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和江澤民歷屆黨魁都更加積極主動。胡在訪問北韓時，慷慨解囊地拿出二十億美金，幫助金正日這個兇殘無比的獨裁者度過難關。二零零六年年初，胡邀請金正日訪問中國，其行程遍及大江南北，長達九天。在電視新聞上，胡錦濤與金正日宛如親兄弟般擁抱，鄧小平時代兩國的疏遠似乎過去了。這兩次往來訪問，雖然並未讓胡錦濤在朝核問題上擁有更多發言權，卻使之舉重若輕地將北韓作為叫板西方的籌碼，此策略可謂是“笑裡藏刀”。然而，不久後，北韓獨自試射核彈，將中共置身於尷尬的處境中，胡的“北韓牌”還未打出便夭折了。

胡錦濤先後邀請白俄羅斯、非洲、拉美的若干獨裁者訪華，包括沙特阿拉伯剛剛繼承王位的國王阿卜杜拉。阿卜杜拉在“全球獨裁者排行榜”上與胡錦濤互為鄰居，胡錦濤向其提出加強“中沙合作的四項建議”，其中有“增進互信，深化政治合作”和“互利互惠，加強能源合作”等。換言之，所謂“政治合作”就是以“具有民族特色的獨裁體制”對抗西方的民主和自由價值，所謂“能源合作”就是購買沙特的石油以解決中國的能源危機。從伊朗總統內賈德到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只要是美國的敵人，胡便引以為友，根本不管這樣做是否符合國家民族利益，他只考慮是否對維持中共的獨裁統治有幫助。

中共在國際舞台上的活動，既無道義和價值的支撐，亦不遵守規則和契約。紐曼在《永久革命》一書中指出，近代的極權主義國家對於一切現存的事物都持否定態度，在國際政治上經常採取戰鬥的姿態，“經常的戰爭狀態”就成為“自然的景象”。很明顯，中共政權是全球大部分獨裁政權的“幕後黑手”。奧威爾在極富預言性的《一九八四》一書中，揭示了極權主義國家“戰爭即和平，和平即戰爭”的觀念。對此，曾經長期擔任美國哈佛大學歷史系主任的日裔學者入江昭分析說：“在奧威爾的小說中，最富有啟示意義的是和平的概念已經喪失了其實質性。和平是什麼？應該設定什麼樣的和平並為之努力呢？這種傳統的問題一時已經不存在了，對掌權者來說和平只不過是為了維持極權主義體制而讓國家經常處於臨戰狀態而已。雖說和平但國民享受不了正常的生活，無論在物質上還是在精神上與戰爭並沒有什麼差異。”這就是中國人當下的生活狀態，中國的軍隊不是國防軍，而是對付人民的暴力機器。因此，中國民眾時刻處在“被鎮壓”的恐懼之下。

當然，中共不會輕易啟動戰爭機器，因為戰爭必然導致其垮台。中共在國內拼命強調“穩定”，亦如入江昭之分析：“如果發生戰爭的話，掌權者必須要藉助科學家或技術人員的幫助，而要發動戰爭的話，還必須具備‘合理性’的戰略和戰術，那樣的話就會在國民之中植入思想上的自覺。若是為了將他們置於奴隸的處境中，和平反倒是一種理想狀態。”這就是中共當局的“戰爭與和平觀”，和平只是其繼續奴役人民的口號。

在“和平共處”的旗號下，中共一刻也沒有停止幹壞事：文化交流之名，實施其形象包裝之實。以種種“私貨”敗壞西方社會的道德倫理和社會根基，如商業賄賂、回扣、奴隸勞工、囚犯產品等，亦隨着銘記着“中國製造”的標籤的商品而風行天下。

對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來說，不能輕易接受自我標榜的“和平主義”的麻醉劑。美國及“新歐洲”與“老歐洲”之間在反恐政策和對華政策上的差異，也正是西方保守主義與左派的差異。昔日，終結蘇聯、東歐獨裁政權的力量，不是來自於一向唱民主、平等、人權高調的“自由左翼”，而是以信仰為根基洞察了共產主義無神論本質的保守主義。

西方世界理應關注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因為這也是關心西方自身的安全。即使不從道義的立場上來說，僅僅從最自私的國家利益而言，西方也不能對中國的人道主義災難閉上眼睛，更不能愚蠢地相信中共掩耳盜鈴的“和平崛起”之說。中國的民主化與十多年前的蘇聯東歐的劇變具有同樣重大的歷史意義——雖然不能預言說只要中國實現民主化，全世界的獨裁政權將會在一夜之間消失得無影無蹤，但中國的民主化必然會帶來多米諾骨牌般的連鎖反應，讓全球民主化進入波瀾壯闊的“第四波”。這樣，西方才可能擁有真正的和平，冷戰才可能真正結束，歷史才可能真正終結。 【全文完】

－－原載：《議報》，2007-07-17
http://www.chinaeweekly.com/viewarticle_gb.aspx?vID=5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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