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产党的语境下，“反革命”一词被严重扭曲和异化。虽然早在1994年，《刑法》里就已正式取缔“反革命罪”，日常生活中也很少再提及这个词。但是时至今日，一旦提到这个词，大多数人联想到的仍然是负面信息。我们要搞清“反革命”一词的内涵，首先应该剖析“革命”一词的本质。

“革命”一词，就象一个涂抹了太多脂粉的丑陋女人，虽然表面上光彩照人，但是只要用湿毛巾在她脸上抹一下，立即就会现出丑陋的原形，其恶心程度足以让一个强奸犯从此患上阳萎。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革命是指“被压迫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摧毁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虽然官方的解释竭尽全能给革命涂脂抹粉，但是仍然难以掩盖其暴力和血腥的本质。事实上，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所谓革命，无一例外都是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大恐怖、大屠杀。备受推崇的法国大革命，如果剥掉外面一层自由、平等的美丽外衣，其实就是一场又一场的血腥屠杀，从1789年7月到1894年2月，差不多每天都在屠杀。他们以自由和平等的名义，处死保王党与贵族；以共和国的名义，控告吉伦特党人；以救国的名义，处死进攻巴士底狱的发动者德穆兰；以道德的名义，处死丹东等曾经的战友。就这样，自由的狂欢成为一场场血腥的狂欢，每天有近50人作为对革命的献祭死于断头台。

苏俄的10月革命也是以血腥的屠杀开始，与法国大革命不同的时，苏俄屠杀的自己人超过所谓的敌人。斯大林在屠杀共产党方面比沙皇警方成功得多，在1934 年党的代表会议上当选的中央委员中，有三分之二还要多的人在随后的清洗中被杀。在整个斯大林统治时期，越过2000万苏俄人民被屠杀，军队团以上的军官被几乎杀光，以至苏德战争暴发时，苏联竟找不到人统率军队作战。

屠杀更是贯穿中共革命的始终。早在江西时期，共产党还是流寇组织，根基都未稳，就以清除ＡＢ团的名义开始屠杀自己人。国共内战时杀死对方阵营的士兵超过 800万人，三年内战的全部伤亡数应该在3,000万～5,000万之间，超过八年抗战的总伤亡人数。建政后，为打下红色江山的功臣和功狗们几乎被全部杀尽。在“镇反运动”中，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更是被大批集体屠杀。1989年，全副武装的军队悍然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开枪，造成数千人伤亡。去年底，军警再次向维权村民开枪，造成震惊中外的“汕尾血案”。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古今中外的所谓革命史就是一部血淋淋的杀人史。既然革命意味着暴力和血腥，那作为革命的反义词反革命当然就意味着反暴力和反血腥了，应该说“反革命”与印度圣雄甘地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具有相同的内涵。在行动上，“非暴力不合作”相对被动，而“反革命”要积极主动一些。“反革命”本该象“非暴力不合作”一样受到世人的推崇和尊敬，但是在共产党强大的宣传机器长期扭曲下，反革命一词却象瘟疫一样，让人避之惟恐不及。不但普通人如此，就是我们一些反革命分子自己也遮遮掩掩，不敢理直气壮地承认他的反革命身分。

“6．4”镇压后，我因为参与组织“民主救国委员会”，被当局判处十年重刑，成为当年被判处刑期最长的学生之一。我的母亲，一个文化不多的农村妇女，面对儿子如此长刑，虽然痛心，却也无可奈何，但是她却不能接受当局强加给我的罪名。她到监狱来看我时，曾不解地问：“怎么是反革命呢？不是有人是打砸抢吗？” 老太太的问题弄得我哭笑不得，难道在老太太心目中，打砸抢也比反革命高尚一些吗？我只好问她：“反革命怎么啦？”“那多难听啊！”老太太说，“你背上这样的名，一辈子就别指望翻身了，连媳妇都讨不到。哪家的姑娘会嫁给反革命呢？”我笑她还以老眼光看问题，我说今天的反革命与过去的反革命不同，今天的反革命都是英雄，一定会受到人们的尊重。老太太说她才不管英雄不英雄，反正她知道不管是谁一旦同反革命沾上边，这辈子就不要想过上好日子。对老太太的话我不以为然，但是事实证明，老人的话都是经验之谈。虽然整个社会对待所谓的反革命确实宽松多了，没有人动不动就去打你的小报告，但是当局仍然将反革命打入另册，在当局眼里，反革命分子的地位确实不如打砸抢等普通刑事犯。我出狱后，就是因为头上这顶反革命帽子，不少行业都禁止我进入，我后来申请出国，当局更是以这个理由拒绝给我办护照。如果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刑事犯，这些麻烦都不会遇到。有时候当局为了做秀，甚至会给一些刑释人员特别照顾。但是这样的好处，永远轮不到象我这样的反革命分子。

如果说我母亲的看法只是妇人之见，不足为凭的话，下面这个例子可以反映出一部分民运人士对待自己的反革命身分的矛盾心态。“民主救国委员会”成员、“6． 4”镇压后被判处五年徒刑的孙正刚先生，就非常顾忌别人知道自己的反革命身分。前段时间，我想要一份当年判决书的影印件，正好他手里有原件，我请他帮我拷贝一份。他宁愿一个字一个字地帮我重新打印一份，也不愿意到复印店去拷贝，原因是如果那样做别人就会知道他的身分，而这是他非常不愿意发生的事情。我想，孙先生的这些顾忌，倒不是他后悔参加了当年的事情，主要是基于现实的考虑，不愿意别人打扰自己平静的生活。西安那个地方的人思想比较保守，有一句民谚如此形容陕西：“到了陕西，才知道马列学得不好。”在一个到处都是马列分子的社会里，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处境有多么艰难，那是外人难以想象的。我当年的女友，仅仅因为与我这个反革命分子谈恋爱，竟然被逼得精神失常，由此可见，孙先生的顾忌不是没有道理。我记得孙先生的父亲，一个正直的老人曾说过同我母亲类似的话，他说他宁愿其子犯了杀人放火的罪行，也不愿意他戴一顶反革命帽子。

另有一件事可以证明整个民运界对反革命的集体禁忌。1989年学运全面暴发前，有一个叫“团结学生会”的组织，为运动的发展作了非常大的贡献，但是今天已几乎被人遗忘，当事人也很少提及，其原因大概是一开始它就被当局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关于这一点，我在《八九拾遗》一文里有较详细的叙述。

我们生活在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本来丑恶的东西，却假借一个好名字到处招摇撞骗，本来美好的东西却被冠以恶名任人践踏。如果我们要将这个颠倒的世界再颠倒过来，首先要从自身做起，不要害怕共产党的污蔑和泼给我们的脏水。它说我们是反革命，我们就要抬起头、挺起胸，理直气壮地大声宣布：

我骄傲，因为我是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