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文学评论家萧夏林尚未成名，和我一样穷困潦倒地混迹北京。为维持生计，经朋友介绍，终于找到一份临时性工作，帮二管道出版商编辑书稿，正值诗人顾城杀妻自戕的消息传回国内，便东凑西凑，出了本畅销书－－《顾城弃城》，那天到我黑咕隆咚的小房子闲聊时，顺便带了本样书过来。我说：“作家，签个名吧。” 萧夏林的书法比文字耐看，但少有给人签名的机会，禁不住我马屁一拍，立时龙飞凤舞写下八个大字“流亡北京，何日归家？”

“流亡吗？”我和他都是山东人，都因为六四的缘故，无法正常就业，只得四处流浪。

流亡在自己国家的反叛者

“没错，是流亡。”他很肯定。于是我便懂了，没错，是一种流亡，而且是流亡在六四屠杀的发生地北京。那时候，加在我们身上的政治迫害已经缓解，只要买得起车票，我们可以去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但随着一九八九年五月的远去，却长期落入家园沦丧的绝望，即使回到不远处的天安门广场，也再找不到曾经有过的归属感，只要想起在纪念碑南侧席地而卧的日子，失家的悲切总是如此强烈。自那个黑色六月起，面对官方媒体“稳定压倒一切”的聒噪和人们对自由追求的冷漠，我们被抛向一个陌生的世界，精神上，我们与整个国家是如此疏离。

从那时起，我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份：一个流亡在自己国土上的反叛者。

几年后的另外一幕，也是在北京：身为农民的父亲第一次来北京看我，我带他去市中心游览。故宫的门票太贵，没舍得进去，从太庙（劳动人民文化宫）出来便是天安门广场，当然不免要转悠一番。在那里，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有几个举着小国旗叫卖的商贩，父亲刚停下脚步，我便催促说：“走吧。”他抬头看着我：“就两块钱。买一个吧，回家去 ...... ”我知道，作为一个山区农民，父亲来趟北京不容易，回到家中大可以对人炫耀一番，尤其是从天安门广场买到的一面小红旗，可以作为他北京之游的证物。可我还是不近人情地说；“走吧，不买。”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我本能地无法接受这面红旗和它上面的五角星。

我知道，对父亲来说，这可能是不公平的，但谁让他的儿子是这样一个流亡者呢！他不明白的是：六四之后，我再也不可能有对国家政权的忠诚，所有这个政权的图腾象征物，在我的眼中，都不再有神圣可言，相反，还带有一种血腥的味道。这样的本能反感是如此强烈，十八年中，流亡便是彻底的流亡，从未有过回归。

没有人愿意以受迫害者的身份面对专制政权。六四的枪声响过之后，明白了接下来将有什么发生，自然要逃。可那时太年轻，没钱，也没有资讯管道，逃不出这个恐怖的国家。十八年后，听杨建利讲他一九八九年六月七日离开北京的情形，差点把肠子都悔青了：当时北京机场一片骂声，离去的人在骂，留下的人也在骂，“这个国家完了，大家都走吧。”海关和安检的人这样说。于是，不需要护照，不需要签证、甚至不需要机票，自由的大门对每一个想逃的人敞开着 ...... 可恨的杨建利，为什么不在十八年前告诉我这些？

既然逃不掉，便只能老老实实地忍受：忍受丁关根先生、忍受邢质斌老太太（编按：邢质斌为中央电视台新闻主播）、忍受大学的政工干部、忍受每一个员警和工商税务的小科长。学籍被开除，重新做了农民，总要耐心想办法活下来，为了谋生，陆续游历了中国的多数省份，十多年间，广阔的土地是对我敞开的，却始终与这片土地上的主流声音格格不入。

于是便成了“愤青”，连妻子都开始反感了，“为什么总是这么极端？”极端吗？我已尽量克制。球场的观众席上，当国歌响起的时候，无法想像自己会向缓缓升起的五星红旗行注目礼，但我不能在别人肃立时独坐，于是，装作起身去上厕所；极端吗？我已开始对人隐瞒政治观点，并学会对市场管理员点头哈腰，我只是在妻子欣赏国产电视剧的时候忍不住说：“全都是垃圾。”

聊为愤青，蔑视整个体制

回想起来，或许是极端的，由于对政权的蔑视，一开始我曾蔑视整个体制，蔑视所有的法律条文，以至于连交通法规都不肯遵守，因为那也是“共产党制定的”。想当然地认为，一个屠杀人民的政权不会长久，于是便等着布殊大总统或方励之杀过来救民于水火，而既然方励之快要回来了，还管那么多做什么？有点钱全换成美元，并对妻子说：“中国即将崩溃。”左等右等，不见一点崩溃的迹象，社会却愈发稳定起来，这时候年龄就大了，没有户口，没有学历，没有社会资源，在妻子那里又失去了威信，政治监控老不见减弱，便再次萌生逃走的念头。可是，办不下护照；折腾几年终于把护照办下来了，才发现找不到去美帝国主义国家的路径。

好吧，接受这一切，也接受离婚。但有一个条件：对孩子的教育，我要有最终裁决权。好在她承认我比她善于教导孩子，不加反对，于是达成了君子协定。这在我而言，其实只有一个目的：绝不让孩子在学校里接受“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之类的教育，如果一定要学这些乱七八糟的玩意，那么，大不了退学由我来开“私塾”。

生活无疑是失败的，作为一个小商人，我但求自保。对一个能够抗拒整个现实世界的人来说，拒绝商业陷阱和发财诱惑当然都不成问题。就这样竟然也活了下来。可是，权力之手无法逃避，而我也无法苟同这个世界的规则，于是便不时挑战一番，终于连最后的商店也被取缔了。

人穷，便不愿融入花花世界。有权公款吃喝的同学带去夜总会潇洒，出门便破口大骂：“老杨，我要再带你来这里，我是孙子，白花我冤枉钱。”我回敬道；“你动作太粗俗。小姐也是人，应该尊重她们的人权。”“哈哈，我靠，人权 ...... ”另一哥们在旁边笑破了肚皮，请客者则是一副吃惊状，哑口无言，事过之后再打电话给我时，换了说法：“走，请你去人权一下。”

我知道，这时候，人权是古板和迂腐的同义词，但这又有什么好笑，我本来就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流亡者，不愿接受统治现实的那些规则，所以人权在我的词典里是最正常不过的，同样正常的，还有“尊严”：我可以冲前来收税的小干部点头哈腰，却无法接受政治员警的条件，对一个穷困者来说，那是很具诱惑力的：“读书、出国、做生意，你自己选择，这可是个机会。”我承认，我动心了，只要头脑灵活一点，整个命运就会发生改变，多年的颠沛流离就可以从此结束，而且，开导的话已说到这个份上：“就是个形式，伤害不了什么人，随便搞点，实在为难，假的也行。”坦白地说，员警哥哥真是太好了，再不投靠实在都没有理由。确实，不会伤害谁的，或许，甚至可以借机保护谁呢。可是，这会伤害我的自尊，伤害我长期精神流亡所形成的孤傲，而这才是我看得最重的东西。况且，总会想起朋友多年前的一句玩笑话：“都四九年了，还加入国民党，脑子有毛病吗？”没毛病，没毛病。问题是，伟大的四九年什么时候到来？明天，还是一百年之后？不管它，反正四九年会来的，而我还年轻。所以，员警兄弟，实在对不住了。

决心长期流亡，坦然面对一切

三十岁过后，开始羡慕有权有钱者的生活，但不得不承认已经晚了，作为一个流亡者，我早已过了回归的年龄。和现实中上了黑名单的人一样，一旦流亡出来， “国”同样是回不去的。自由的魂灵就像一个恶魔，一旦把人缠上，就别想摆脱。尽管表面上越来越努力装出与年龄相称的谦和，但我知道自己与现实决裂的程度究竟有多深。心里也明白，这样的流亡近乎自杀，于是做好了一切准备：贫困、监禁、孤独、冷眼 ...... 没关系，我会坚持，一直坚持到那一天，坚持回到守望中的梦想中国。

有了长期流亡的准备，便坦然面对一切。观察、思考、读书、写作，偶尔与谈得来的朋友见见面。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同学再打电话来要去“人权”一下，便拖他去茶楼，认认真真地和他谈人权，情理交融，声情并茂。终于，他因为感动而严肃起来：“老杨，好歹咱也是六四过来的，你干就是了，兄弟我攒钱给你竞选议员。”“议员没想过，心意收下。”又有兄弟说：“给我弄点反动文章来读，好歹咱也曾是热血青年。”一一答应着，为有一同走过六四的兄弟们而庆幸。

流亡是孤寂的，但因为不苟同于现实，便有大把的时间，于是读哈耶克、读李白、读甘地、读苏东坡 ...... 交上这些朋友，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便消失了，流亡便成为一种神游。遇见发了财的千万富翁，不由惊讶：“老兄，发了财怎么却如此苍老？”“天天伺候那些做官的孙子，能不老吗？现在除了吃饭喝酒拍马屁，什么都不会做了，还是你过得潇洒。”明知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心里却有小小的兴奋，是啊，谁能在这样的年龄上活得像个孩子，想笑就笑，想骂就骂，想睡便睡，想孤独便孤独！

更重要的是：不用酒场上应酬，不用整夜给领导写废话一大筐的报告，不用捏着假嗓子说空话，不用看《新闻联播》－－想起来，已经大半年没开过电视－－每日里叫嚣网路，自得其乐。渐渐地，朋友却多了起来：一九九九年，美国导弹扔进中国大使馆，刚刚在网上说几句话，就被骂得狗血喷头，再随便说点什么，只要和民主自由沾上边，都免不了“汉奸”、“美国特务”的叫骂；九一一后那些天里，有人大声叫好，却有人发出了另一种声音了－－“今夜，我们是美国人”。

时间在流逝，整个社会的舆论气氛在改变，现如今，“汉奸”、“卖国贼”的网路标签早已过时，最恶毒的攻击变成了“爱国贼”、“五毛”。没错，互联网的天已经变了，现实中的知音也越来越多，于是有了自信，流亡的日子应该不会持续太久了。有时，相互激励的语言会让我泪流满面，守着心里的家园故国，等待结束流亡的那一天。这时候，有馥郁的花香弥漫心间，便因陶醉而感动－－若非因这流亡，哪里会有如许的激情？

流亡中自有一种气节

流亡的好处，不止于此：那天，与傅国涌去见丁东先生，被拉上一个什么会议的饭局，围坐者自我介绍过后，某大学历史系主任对于傅国涌的名字漠然以对，有在座者惊问：“研究历史者，不知傅氏国涌乎？”国涌兄解围道：“研究方向不同，正常，正常。”我已在旁心中窃喜：若非因这固执的流亡，我必无知如此系主任也。

人到中年，本是各自忙碌的时节，而我又常有独守书斋、息交绝游之念，朋友的邀请却总不期而至：“和老杨在一起说话，开心，不觉得累。”没错，因为一份流亡的决绝，便与世间的权力金钱无涉，更不会卷入几乎无处不在的勾心斗角，偶有聚会，针砭时弊，座中常有大呼痛快者，彼此引为知己。

每有众人称羡的官人富商遭遇翻船，成街头巷尾热议人物，一失足而身败名裂，反观我等弟兄，出入监狱如家常便饭，又时时处在警方监控之下，却总可以昂头挺胸，良心犯，不丢人－－流亡中有一种气节！

空闲里带三岁半小儿嬉戏，讲完狼和小羊的故事，指着画书上的盔甲白袍人物胡乱介绍：华盛顿、魏京生、王丹、甘地、刘晓波、曼德拉、杨建利 ...... 管他是谁呢，先给老子记住这些人名再说，将来必将受益于这独特的启蒙教育。

要孩子记着这样一句话：“妞妞三十岁的时候，爸爸六十岁，就是个老头了。”我想，等爸爸变成老头的时候，一定可以结束这长期的流亡。那时候要告诉孩子，父亲三十岁的时候，曾经流亡在他自己的国家，因为这样的流亡，他变得百毒不侵，炼出一副火眼金睛，看穿一切魑魅魍魉，因为这样的流亡，下一代才可以挺直腰杆站在自己的国土上。

流亡是一种宿命，是荣耀。身外的世界再强大又怎样？就不服气，就这样了。坚守中看得到公民社会的发育因素，看到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学会了怀疑和思考，更觉得未来不可能属于一个暴力和谎言维持的权力体系。这时候，为自己有机会早早觉醒而庆幸，这可是精神流亡给人带来的好处！

因为这样的流亡，原本最易随波逐流的性情被迫改变，它让我习惯了坚强生存，学会了独立思考。所以我要说：谢谢你，流亡，你给了我总与荒诞世相擦肩而过的机敏；谢谢你，流亡，你让我被迫成为乐观主义者，让我直到今天仍是个孩子，当同龄人开始谈论退休的时候，我觉得真正的生活还没有开始。

【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