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亞洲的天空下思想
曠新年
一
十九世紀西方的殖民不僅成為東方“現代”的開始，而且給東方帶來了“歷史”，它使
“靜止”和“停滯”的東方進入了“現代”的“變革”之中。我們經常把“東亞”當作
一個自明的概念來使用，然而，實際上這個與日本帝國主義“大東亞共榮圈”有着某種
關聯的概念，並不能夠像“歐洲共同體”那樣的概念一樣不加任何批判地來使用。“脫
亞入歐”，成為了亞洲唯一的資本主義列強的日本，它對於亞洲的奴役直觀地說明了資
本主義殖民侵掠的性質，它與從總體上來說是被資本主義殖民、侵掠、壓迫和剝削的亞
洲不僅有着完全不同的歷史命運，而且有着完全不同的語言和思維邏輯。從某種意義上
來說，已經結合到西歐資本主義七國之中的日本並不是一個“亞洲國家”。同時，由於
這樣一種思想地位上的根本區別，日本的思想也並不是“亞洲思想”。這種區別，在
《大東亞戰爭的總結》一書中可以說是一目了然的。這一本反思歷史的書卻根本沒有任
何反思的意義，恰恰相反，它複製和表達了西方資本主義殖民侵略的強盜邏輯。它把對
於亞洲的奴役說成是“解放”和“文明”。另一方面，在東亞，韓國和中國在世界資本
主義殖民擴張的過程中承擔了相同的悲劇歷史，體驗了共同的抵抗思想。尤其是韓國在
二十世紀以來被現代世界體系所強加的殖民和分裂體驗使他們比中國更加明顯、直接和
強烈地體驗到現代世界體系的壓抑與矛盾。韓國的知識分子比中國知識分子對於現代世
界體系有着更直接的體驗和更深刻的認識。同時，由於韓國沒有經歷過中國式的現代革
命(幸抑或不幸?)，他們那種被現代世界體系所扭曲的痛苦，也是解放後今天中國的知識
分子所無法體會的。這也因此要求韓國的知識分子比中國知識分子在歷史上作出更多的
犧牲，在思想上作出更多的貢獻。因此，在我看來，在二十世紀的下半葉，恰恰是他們
繼承了本來應當是屬於中國知識分子的魯迅遺產。
九十年代，當中國知識分子好像每人都意外地撿到了股份一樣興高采烈和簡單化地談論
“全球化”的時候，韓國學者白樂晴先生的漢譯評論選集《全球時代的文學與人》給我
們帶來了一種寬廣的批判性的視野。他的思想和思想立場是要令已經從思想上被閹割掉
了的我們九十年代的中國知識界感到羞愧的。也許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作為英美文學專
家的白樂晴先生，為什麼自由主義沒有成為他的中心思想?而是相反，他的文學思考是由
“民族文學”和“現實主義”這樣看來毫不摩登的概念所構成和展開的?在第三世界國
家，尤其是有過被殖民經驗的國家，自由主義思想很容易隱含某種買辦性質。這種買辦
性在胡適的身上充分地體現了出來，他在與中共論戰的《國際的中國》一文中有意或者
無意地抹殺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壓迫與侵掠。白先生對於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則有着
清醒的認識，他敏銳地指出了作為第三世界的韓國的“全國土的郊區化”的現象。“郊
區化”已經成為了第三世界國家的一個普遍的現象。今天正在發生的第三世界的工業化
應該置於現代世界體系中來加以思考和檢討，我們並不是要反對第三世界的“發展”、
“工業化”和“現代化”，而只是要指出，今天第三世界的發展在現代的世界格局中具
有什麼樣的意義和處於什麼樣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它構成了第一世界發展的重要的
一環，並且是作為第一世界的附庸而“發展”，從而成為第一世界的工業區和垃圾場。
九十年代，美國的垃圾傾泄到了中國的首都北京，這一事件既具有象徵的意義，同時它
又對“發展”作出很具體的詮釋。
白先生還指出，在第三世界淪為第一世界的“郊區”的同時，伴隨着國際分工和資本主
義現代合理化而來的“專業性”一詞也在很大程度上會被“買辦性”所涵蓋，他甚至將
“知識的買辦化”作為一個現代主題提出。“知識的買辦化”是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不
平等結構和格局之中一個自然的現象。第一世界資本主義從第三世界攫取的超額利潤使
得他們能夠用來收買第三世界的知識分子(當然，這在被收買的第三世界知識分子也是沒
有意識到和缺乏自覺的)。這在九十年代的中國是顯而易見的。在九十年代，我們常常用
“白領化”來描述中國知識分子的蛻變過程。其實，我們與其說知識分子的白領化，還
不如說知識分子的買辦化才是對於九十年代知識分子性質的更為準確的一個描述。中國
的所謂“白領階層”，或者說中產階級——這是很多人在呵護和期待的未來歷史的主
人，說得明確一點具體一點，實際上，就是相當一部分“外企”雇員，在中國，正是他
們接受過最好的教育——高等教育。他們通過分潤第一世界從第三世界獲得的超額利
潤，從而使自己從普通的中國大眾中分離出來，成為“高等華人”。他們中的很多人根
本不可能明白他們之所以處於這樣一種特殊地位的原因及其意義。資本主義無處不在復
制這種不平等的結構與關係。中國的“中產階級”僅僅是跨國資本的附庸，他們不僅為
西方資本服務，而且也崇拜西方文化。在某種意義上，今天美國比中國自己更了解中
國，因為今天中國很多的知識分子都在為美國的資本和機構服務。美國優勢的資本力量
支配着中國的知識，收購了中國的知識分子，使之為美國的資本和意識形態服務。我認
為，目前中國的各種所謂“民間基金”值得詢問和研究，它們的資金來源是在哪裡?它們
為誰提供服務?它們所研究的是一些什麼樣的課題?他們為什麼研究這些課題?
二
從對於第三世界文學的思考出發，白先生以“民族文學”作為一個整理韓國現代文學史
的基本概念。也許會導致中國讀者不幸誤解的是，作為一種中國當前文學批評的表述，
“第三世界文學”恰恰是一個墮落和虛偽的，以及反民主的意識形態概念。因為中國當
代文學批評中的“第三世界文學”論並沒有具體揭示第一世界／第三世界這種不平等的
矛盾關係在第三世界內部不斷複製的現實；而是相反，它通過對於第一世界／第三世界
的對立的抽象化，從而把第三世界內部的矛盾取消了。這是需要在此作出解釋和辨析
的。然而，白先生的第三世界文學和民族文學並不是與第一世界抽象地對立的。白先生
指出：“這種意義上可以診斷，我們的現代文學是在意識到外來勢力的侵入並不是給部
分地區或部分階層，而是給全體民族帶來侵略威脅的時候萌生起來的。同時還把在這種
侵略面前顯得無能為力，甚至竟然採取迎合態度的國內封建勢力視為民族危機之一環的
意識，當然也是那種現代意識的一部分。”“真正的我們時代的文學，真正生活在今天
的文學，在這個意義上，韓國‘現代文學’就應該是民族文學”。這與中國現代文學的
概念有着相同的意義。在今天，我們需要批判把現代文學簡單地視為“現代化的文學”
的非歷史的抽象。胡適、周作人就是在現代化的名義下，拒絕對於帝國主義的抵抗與批
判，並且將資本主義的殖民統治合理化。同時更重要的是，它忽視與掩蓋了中國現代文
學與西方現代文學之間的深刻區別。也就是說，中國現代文學，以及第三世界現代文學
較之西方現代文學對於現代性強烈的批判色彩，這種批判本身已經極大地豐富了現代性
的內容。不必否認，這種批判現代性的思想屬於西方現代性思想的異端——馬克思主
義。為什麼這種批判現代性的思想又可能在相對不發達的東方得到發展?這是因為東方最
深刻地體驗到資本主義發展的矛盾與後果，深刻地感受到這一話語的壓迫。即使是像三
十年代上海的資產階級性的新感覺派文學對於資本主義的解讀也同樣具有一種非自然主
義的寓言意義。在已經自然化的現代社會，寓言代表了一種思想的欲望與力量。比如，
後來淪為國民黨圖書雜誌檢查官和日本漢奸的穆時英，他在《上海的狐步舞》中對於資
本主義的描述就具有寓言的性質：“上海，造在地獄上的天堂。”“林肯路。(在這兒，
道德給踐在腳下，罪惡給高高地捧在腦袋上面)”西方先進資本主義文明的意義在這種修
辭里已經變得曖昧含混了。對於第三世界來說，資本主義的局限性已經充分暴露了，因
此，第三世界的現代文學決不同於西方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時期的現代文學。它不僅是
反封建主義的，同時它也具有反資本主義的性質，因此，較之西方現代文學，第三世界
的現代文學具有鮮明的民主主義性質，並且天然地具有社會主義的性質，也就是說，它
具有更廣泛的人民性。因為第三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決不能同於第一世界資本主義
發展的道路，第三世界的資本主義發展受到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的歷史壓抑，它不是像西
歐那樣簡單地發展資本主義，而是要在反抗外國資本的條件下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其實
即使是在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也是完全不同的，作為後起的資本主義，法國大革
命徹底消滅了封建貴族，比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更具有人民性；在歐洲，正是更後起的
德國社會民主黨獲得了很大的發展，它首先建立了勞工的福利保障制度。我曾經在《批
評空間的開創》的書評中，批評李歐梵和王曉明先生在“世界文學”的概念中對於魯迅
的過於貶低的評價及其理解力喪失的現象。王曉明先生認為：“在中國的現代作家中，
魯迅無疑是最出色的一個，但以世界文學的標準衡量，他卻還不是偉大的作家，儘管他
本來有可能成為一個偉大的作家。”(見《批評空間的開創.序》)很明顯，在王曉明先生看
來，是魯迅所處的特殊的地位決定了他不可能成為一個“偉大”的“世界的”作家。我
並不是批評王曉明先生個人，因為問題要嚴重得多，而且恰恰相反，我能夠深切地體會
到“世界文學”話語的制約與壓抑之下王曉明先生的痛苦。作為一個熱愛魯迅的魯迅研
究專家，他卻不得不對魯迅作出很低的評價，不得不將魯迅排除於“世界文學”之外。
“世界文學”以及“世界”這個概念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實際上，“世界”並不是一個
空洞的抽象的概念，相反總是具體的。在萊布尼茲和伏爾泰看來，中國可能意味着“世
界”；在十九世紀，“日不淶酃庇⒐摶刪鴕饢蹲耪鍪瀾紓歡詼蘭停頤
所謂“世界”，其實就是美國。在八十年代，我們有一個口號叫作“走向世界文學”，
這個虛構的概念，這種“世界文學”的想象，在當時，連提出它的人也不甚瞭然；然
而，站在今天的高度，它所要表達的究竟是什麼意識形態已經洞若觀火。而且更重要的
是，當中國現代文學被排斥於“世界文學”之外之後，中國現代文學的意義和價值本身
也就成為了一個疑問：“我們都是大學教師，幾乎每周都要在課堂上講授二十世紀中國
文學，倘若不僅是出於謀生的需要，我們為什麼有興趣講這門課?又為什麼每日孜孜、費
心勞神去做這方面研究?對今天的社會來說，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教學和研究到底有什麼
意義?”因此，這直接關涉到如何看待和評價中國的現代文學以及中國的現代的問題，同
時也關涉到第三世界的現代文學以及現代的評價的問題。
三
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革命與西方的資產階級革命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質。第三世
界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既是一個克服封建主義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克服帝國主義的過
程，並且它的目的已經不能是一個簡單的實現資本主義的問題。正因為這樣，中國的新
民主主義革命具有比歐洲資產階級革命所不具有的歷史進步性質。它包含了對於資產階
級革命本身局限性進行克服的可能性。也因此，第三世界的資產階級革命也一般地具有
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與此同時，中國的現代文學也不同於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等歐洲
的資產階級現代文學。在中國，小部分資產階級很容易具有明顯的買辦色彩，這充分反
映在茅盾三十年代反映中國社會的總體性思考的長篇小說《子夜》中。與此同時，胡適
所代表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右翼——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常常具有濃厚的封建買辦色彩，
對外屈從於英美或者日本帝國主義，對內與封建官僚相結合，因此很快就從新文化陣營
中分裂出去了。正像三十年代魯迅在《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中所說的那樣：“現
在，在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文藝運動，其實就是唯一的文藝運動。因為這乃是荒野
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國已經毫無其他文藝。屬於統治階級的所謂‘文藝家’，早已
腐爛到連所謂‘為藝術的藝術’以至‘頹廢’的作品也不能生產，現在來抵制左翼文藝
的，只有誣衊，壓迫，囚禁和殺戮；來和左翼作家對立的，也只有流氓，偵探，走狗，
劊子手了。”
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沒有歷史意識因而過於輕率地宣言“告別革命”，他們對
於中國現代革命持一種極端無知的否定態度。當我們肯定鄧小平時代的時候，我們卻不
知道，沒有毛澤東時代，也就不可能產生鄧小平時代。中國正是通過毛澤東思想，也就
是說通過革命，獲得了民族獨立和個人解放，這是中國人自1840年以來夢寐以求的目
標。毛澤東是在西方帝國主義的長期封鎖和包圍之中發展民族工業和獨立自主地進行現
代化建設的。這是一條不同於資本主義發展的現代化道路。儘管官僚與知識分子的地位
受到了某種程度的壓抑和降低，然而中國不僅終於打破了資本主義的封鎖，而且改變了
世界歷史發展的格局。毛澤東不僅為中國民族贏得了獨立與尊嚴，而且為中國的發展打
下了政治和經濟的可靠基礎，並且為八十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鋪平了道路。中國正是通
過毛澤東時代的艱苦奮鬥，從一個被列強虎視眈眈和殖民侵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
家，成為挫敗了美國和蘇聯的霸權主義的世界革命中心，並且正是通過反抗和解構美國
和蘇聯的霸權主義而最終加入到“國際大家庭”——一種嶄新的世界秩序之中。毛澤東
思想的核心是平等，這種平等不僅是通過社會和階級的平等進行民族廣泛的政治經濟動
員，而且同時也是向第一世界的資本主義國家提出民族平等的訴求。只有通過土地革
命，通過人民公社，只有在毛澤東的“平等”的基礎之上，然後才能產生“責任制”，
才能產生鄧小平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理論。從根本上說，毛澤東思想就是第三世
界國家如何改變在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不平等地位的思想。正是通過毛澤東思想，
中國擺脫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歷史“遺產”與負擔。正是通過“革命”，中國改變了它
在國際上的不平等地位。當然毛澤東思想遠比這要豐富得多，因為毛澤東思想不僅是對
於資本主義的反思與批判，而且也是對於斯大林社會主義模式的反思與批判。毛澤東的
“矛盾論”和“實踐論”是在第三世界的歷史實踐中所產生的一種光輝的辯證思想，它
深刻地把握了現代的本質。毛澤東不是簡單地把“現代”理解為歷史的目的，而是把它
理解為一個歷史的過程，他把現代理解為不可克服的矛盾。也就是說，他以一種矛盾的
觀點來理解現代，進而深入現代性矛盾的內部來思考現代社會與思想的發展。與此不同
的是，蘇聯不承認社會主義內部的矛盾，斯大林甚至宣布階級在蘇聯已經消亡。因此，
蘇聯無法改革，只能坐待崩潰。相反，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
正是毛澤東思想的辯證法使他承認了美國資本主義的某種合理性，為中美建交打開了大
門。
資本主義必然是一種不平等的格局，它必然地是第一世界／第三世界、城市／鄉村、沿
海／內地這種不平等的結構與關係的符合邏輯的不斷複製與推展。因此，留給我們的問
題是，怎樣打破和修改不平等的資本主義結構秩序。九十年代在中國出現的自由主義思
潮蔑視和否定毛澤東思想的遺產，同時一廂情願地將美國理想化。當自由主義譴責斯大
林的時候，他們卻忘記了在三十年代蘇聯是當時世界上唯一抵抗法西斯的國家，而自由
主義的英法政治家出於對社會主義的敵視，寧可與法西斯德國合作，也不願與社會主義
蘇聯合作。當我們譴責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們卻忘記了在美國麥卡錫主義對於左翼知
識分子的大肆迫害及其對中國所進行的長期封鎖和顛覆。九十年代，當我們在慶祝自由
主義全球性勝利的時候，當我們說“歷史終結了”的時候，結果，我們可以看到，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乘金融危機之危以“自由經濟”的名義將東南亞經濟納入到它的秩序之
中，因此以至於西方的經濟學家也對這種干預表示批評。在這一時刻，我想起張伯倫在
與希特勒簽訂了《慕尼黑協定》出賣了捷克以後回到英國時說：我給歐洲帶來了和平。
然而犧牲第三世界的利益從來就沒有真正給資本主義本身帶來和平，因為張伯倫的話音
未落，第二次世界大戰就爆發了。
四
第三世界資產階級革命的不同性質和民族文學的艱巨課題，也同時為第三世界文學提供
了新的可能性。“徹底批判和反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是民族文學一個基本的賴以生存
的基礎，這是先進國的文學無論如何也達不到的。”白先生指出，法國大革命前後的西
歐市民文學儘管有空前的先進性，但是它卻從根本上不可能提出帝國主義的問題。恰恰
相反，站在今天的立場上，在西歐的表現了強烈的市民意識的文學作品中會感到帝國主
義的不祥前兆。白先生站在第三世界主體的立場，批判性地解讀了笛福的《魯濱遜漂流
記》這部曾經被馬克思視為反映了資產階級創業神話的市民文學經典作品。在這部作品
中，一方麵塑造了新興資產階級的理性主義、勤奮精神以及堅韌鬥志的形象；另一方面
對有色人種的歧視和殖民統治的意識在作品中毫無掩飾地反映出來。我尤其讚賞白先生
對於卡夫卡和加繆等現代主義文學主體性的批判解讀。卡夫卡從小市民的觀點反映了帝
國主義時代西歐社會令人窒息的氣氛。市民革命已經墮落成為征服世界的帝國主義，曾
經是創造歷史主角的小市民已經淪落為殖民機器的零件。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已經發展
到了帝國主義階段，資本主義已經發展成為穩固的壟斷結構。西歐社會的繁榮安定建立
在對於東方殖民地的奴役和經營之上。然而，卡夫卡並不能對它作出現實主義的解釋。
卡夫卡小說中異化的主人公就像柏拉圖《理想國》中所描述的洞穴里那個被捆綁着的奇
特的囚徒，從小就住在這洞穴里，頭頸和腿腳都被綁着，不能走動也不能轉頭，只能向
前看着洞穴後壁。他無法看見真實的世界，他所能看到的只是洞壁上的陰影和回聲。
“他的作品不僅極生動地描繪了人類被疏遠的感受本身、帝國主義時代氣氛。從這一
點，它可以評價為現實主義。然而它所描繪的畢竟僅僅是被疏遠的感受本身、帝國主義
時代氣氛本身的再生而已，卻不能從歷史的因果關係上去理解它，並把它引向克服這一
切的創造性意識，反而將它們當作無法理解和克服的某種形而上學的基本條件，將生活
的實質加以神秘化和絕對化。”加繆的《局外人》(《異邦人》)描寫一個法國人在法國殖
民地阿爾及利亞“無故”殺害了阿拉伯人。白先生指出，從法國殖民者的立場來看，這
是無需任何合理的理由和解釋的，然而從第三世界和殖民地的阿拉伯人的立場來看，則
這是法國殖民統治所犯下的無數罪行中的一個。因此，白先生認為，作者用存在主義來
加以解釋，只能說明他對於歷史現實的遲鈍。事實上，後來歷史證明加繆正是因為反對
阿爾及利亞獨立而與左翼知識分子決裂的。然而，從第三世界的文學特殊的歷史和生存
位置出發，他們才能夠從基礎上動搖這種結構，並且對於這種神秘性和絕望氣氛作出現
實主義的解釋。同時，也正是從第三世界的特殊的生存和歷史出發，才能夠“孕育出新
的世界史和世界文學”。實際上，白先生從第三世界主體的生存和立場出發，並且在對
於西方資產階級文學的細讀中已經具體地不知不覺地完成了對於資產階級的“世界文
學”概念的解構與批判。與此同時，有力地展開和顯示了第三世界豐富的進步的歷史內
涵。“同這些人相比，同民眾共呼吸，批判日本軍國主義的殖民統治，成為我們傳統中
最有價值部分的萬海、韓雲龍那樣的韓國詩人，即使在極端的痛苦之中，也處在多麼幸
福的位置啊。他的詩集《君之沉默》即使不能說成像世界文學頂峰那樣了不起，但比起
加繆的《局外人》甚至卡夫卡的《城堡》來，先進的側面甚多。”白先生作為一位有世
界影響的和對勞倫斯的資本主義批判有崇高蘭鄣睦吐姿棺乙廊磺宄乜吹嚼吐姿溝
不可克服的局限性。然而，與此不同，第三世界作家包含着豐富的歷史可能性與進步
性。“同多數大眾一道，作為具體的歷史事實，遭受過西方文明的侵略性和非人性的第
三世界作家，豈不是可以不犧牲對自己社會日常現實的關心，也不犧牲同自己國家民眾
的共同意識便可以寫出超越西方文學局限性的作品嗎?如今的第三世界文學之所以能夠成
為包括西方文學在內的全世界文學的真正先鋒，其原因正在這裡。”
白先生指出，如果第三世界的知識分子以適應的而不是批判的立場對待資本主義的世界
體系和現代化概念，那麼，“在這種適應過程的深層，隱藏着後進國容易自告奮勇地被
編入先進國的一般性統治體制之中的危險。”他認為，第三世界的文學家擔負着沉重的
“幸運的擔子”：“它不僅僅是能否成就文學的問題，而且也關繫到他們自己的生存問
題。解決這一問題不僅同他們自己，而且同‘先進’帝國的人性的改變也直接相關。在
這一點上，也不能不說是幸運的機遇。面對這種歷史機遇，如果將本身的‘先進’作用
誤認為是模仿和吸收西方的所謂先鋒藝術，那簡直就是歷史性的失職。它不但是對與西
方先鋒藝術毫不相關的自己國家民眾的背叛，也辜負了西方內部希望為碰壁的西歐藝術
鑿出新的突破口的期待。”
在今天，九十年代在中國流行着的所謂的“後現代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潮，或者以
“現代性的追問”作為口號，或者以“現代化”作為目的。實際上，他們所要消解和反
對的只不過是批判的啟蒙主義和真正的人民民主，它所導致的一個最明顯的結果(當然，
這並不完全是“主義”所造成的)就是九十年代知識分子普遍地喪失掉了批判性，變為對
於歷史的全面認同和屈服。因此，主體的重建在今天已成為一個迫切的任務，所謂主體
的重建，也就是知識的重建。我們反對把主體神秘化和絕對化。我們反對先驗的本質主
義的主體概念和原子式的個人主義觀念，把個人視為可以脫離社會的孤立的和絕對的存
在。我們的主體概念是一個經過反思與批判的主體概念。毛澤東說過：“魯迅的骨頭是
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在今
天，我們如何重新確立我們主體的地位?
曠新年，學者，現居北京。主要著作有《1928：革命文學》、《現代文學與現代性》等。
天涯19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