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有人戏谑“离婚的最大原因为结婚”。 虽说是戏言一句，但却反映了当前中国三个突出的社会现象；一是离婚率达到空前的13％高度；二是同居而不结婚的人数日众；三是婚外关系越来越普遍。国家当局出于维护一夫一妻制和整顿社会风气目的，于二00一年一月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草案）》。

三次离婚高潮

据了解，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先后出现过三次“离婚热”。第一次发生于五十年代，此时凡对包办婚姻不满的夫妻，纷纷提出离婚要求。在此之前的民国时代，虽然也制定有提倡婚姻自由的婚姻法，但碍于种种时代局限无法有效推行，因此就维护婚姻自由、男女平等角度观之，第一次的“离婚热”对全国人民说来是一大喜剧。第二次离婚高潮出现于文革高潮时期与整个七十年代。文革初期，众所周知，提出离婚的一方多出于保护自己、与配偶划清界线的政治目的而作此决定。其后，知青纷纷回流又断绝了上山下乡时期所缔结的婚姻。就社会影响看来，这第二次离婚高潮的确是个人间大悲剧。第三次高潮则起自改革开放，如今势头非但不减，甚至还以飞快的速度直追离婚率超过30％的欧美国家。现阶段的离婚高潮与前两次明显不同之处在于，如今离婚理由众多，其中感情不睦者有之，婚外情纠缠不清者有之，闹财产纠纷者也有之。虽然笔者对时下卫道者所提出的“纯然是场闹剧”的批评不敢苟同，但对社会上风风雨雨的议论和无情的交相指责，却认为起码是个先进国家不该有的乱相。

婚姻的起源

谈及离婚，的确还非得顺藤摸瓜，从结婚的历史根源加以剖析不可。

百年前出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学术界主流长期认为，人类社会在两、三千年前一夫一妻婚姻制出现以前，曾普遍、长期存在过母权大过父权的母系社会。这个“野蛮”时代的情况，大体上是：生产力不高；财产公有；男女劳动自然分工；妇女对物资分配和择偶有支配权；择偶的主要因素在于性爱…。因之，这虽然是个朦胧、落后、原始的时代，却是个处于后两千年“文明”的男权时代的妇女高不可攀的境界。

笔者一向怀疑这种历史观是否过于受浪漫思想和理想主义影响；同时也始终不解，为何“野蛮”时代的人类就不会像大多数脊椎动物一样地，由一个强壮的男子同时支配数个力气仅及男子一半的女子？除此之外，尽管十八、十九世纪的史学家在许多殖民地发现残存的母系社会，但因此就断言“母系社会曾经是个史前的普遍现象”也似乎是个相当大胆的推断。不论如何，不容抹煞的是，他们对婚姻起源的探讨、研究与解说作了极大的贡献，那就是，通过法律方式、用订立契约的办法，把男女共同生活的关系建立为制度（婚姻），同时把财产的所有权和继承权明确加以规定，却是随着下列社会、精神条件的出现才可能实现：由为买而卖过渡到为卖而买的商品经济；私有财产观念；男子通过户外劳动（如畜牧、贸易、农作）创造的财富远远超过通过自然分工、主要在家内劳动的妇女；生产力的提高足以使家庭摆脱群居而成为独立经济单元；拥有财产所有权的男子着意让己生的下一代（主要是儿子）继承财产；择偶与缔结婚姻的考虑不再是性爱而是经济利益；择偶的权利由妇女本人转移到父母的包办；妇女的平等地位下降到从属地位，同时又非得对能力许可的男子的纳妾行为“欣然”或默然接受；一般物资商品的交易蔓延到买卖奴隶和妇女；富裕家庭与贫穷家庭之间出现阶级之分；财富的积累引起大规模的侵略战争由是更加突出男子的优越地位；为对应阶级冲突和战争，需要把氏族不断扩大为部落，部落扩大为国家…。

剩下的问题是，为何一开头就规定一夫一妻制而不采纳三妻六妾制？据较可靠的解释：制定一夫一妻是个符合男女自然人数的分配办法，一来可使每个“平凡人”知道界线何在，而同时却不能阻止优势者藏姣纳妾。至于伊斯兰教的一夫多妻制，史学家的解释是：连绵的战争造成大批男子的死亡，因此是个例外现象。

于是乎，浮现在我们眼前的脱离“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画面，是个妇女的社会功能由“半边天”沦落为生育下一代的“泄欲工具”。该情况直到资本主义社会，起码马克思主义者这么认为，具有人身自由而又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男女之间，才又出现了脱离经济利益考虑的真正的爱情与性爱。出于上述历史观和对共产社会的憧憬，建立一个排斥国家机器、恢复财产公有、实现男女平等、消灭阶级差别、反对剥削、提倡自由恋爱、结婚自由、离婚自由的未来社会，一时成为左派阵营的神圣奋斗目标。

共产主义国家的社会实践

既然如此，一旦阶级敌人打倒，为何还需要强调“一夫一妻”呢？早期左派理论家的答复是：一.为了公平; 二. 保护妇女；三. 爱情有排他性。那么，年轻人禁不住要继续追问，既然社会已无阶级之分、经济也不再是择偶的考虑因素、爱情又有排他性，“一夫一妻”，不，应当说“一男一女”完全可能成为自然发展的结果，因此婚姻制度是否多余？遗憾的是，我们从老一辈的理论家处找不到一个满意的回答。如果有，那就是：我们不需要解决下一代人的任务！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顿然给许多先后成立的共产国家带来了实现“爱情至上”的机会。固然，与包办婚姻时代相比，甚至横向地与资本主义社会对比，社会主义社会的家庭关系较纯朴、和睦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是，经仔细观察，即便在这些共产社会，爱情也始终不是缔结婚姻的唯一因素。在那里，爱情之外，寂寞、性压力、需要精神依靠、年龄压力、社会压力、升迁、迁居、出国、政治野心、意识形态原因、对介绍人的信赖、甚至对父母的顺从等等，都可能成为事后反悔的“一念之差”。因此，随着婚姻的延续，只要有朝一日时过境迁，使得上述任何一个或多个条件改变，同时夫妻之间又无法培养出爱情之火，促成婚姻的解体的因素就实在是多得不胜枚举。

爱情至上与婚姻自由

至于爱情或性爱，似乎也有程度高低的不同，时间先后的不同。以下，不妨先节录两则恩格斯先生的观察与态度：

（一）“现代的性爱（笔者按，指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男女之间），同单纯的性欲，同古代的爱，是根本不同的。第一，它是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在这方面，妇女处于同男子平等的地位，而在古代爱的时代，决不是一向都征求妇女同意的。第二，性爱常常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如果不能结合和彼此分离，对双方来说即使不是一个最大的不幸，也是一个大不幸；仅仅为了能彼此结合，双方甘冒很大的危险，直至拿生命孤注一掷，而这种事情在古代充其量只是在通奸的场合才会发生。”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73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5月第一版，人民出版社

（二）“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不过，个人性爱的持久性在各个不同的个人中间，尤其在男子中间，是很不相同的，如果感情确实已经消失或者已经被新的热烈的爱情所排挤，那就会使离婚无论对双方或对于社会都成为幸事。这只会使人们省得陷入离婚诉讼的无益的污泥中。” 同上，第79页

如今站在21世纪的高度，回顾恩格斯的观点，不能不为他的深邃洞悉力折服。前者说明，当男女之间产生爱情时，经常是会不顾一切后果的，当然更不会考虑到没有爱情的婚姻是否还值得留恋。后者则说明，一旦任何一方有驿动之心，采取包括立法的任何手段加以制止，只会给社会与当事人带来更多的不幸。

当下的婚姻不仅涉及男女之间的感情与子女的扶养问题，随着商品经济的扩大，也必然掺杂了许许多多的利害关系。考虑到中国的具体发展情况，前景似乎只有两个，一是集中精力尽快把经济搞好，只要能够像北欧国家那样让妇女就业率达到70％以上，彻底改变妇女的弱势地位，把婚姻解体所造成的冲击减轻到最小程度，那么，国家当局就不再有需要为无关痛痒的家务事操心；或者，不要让一小撮人先富，加之配合改革前的严刑峻法和行政干预，促成一个“要你爱就得爱”的局面。

俞力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