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老人到美国探亲。女儿自然在周末陪着四处走走，拣些有美国特色的景点给他们拍照，也不枉来美一场。一日信步来到法院。门前的石雕很是气派，母亲站过去了，老父亲却连连摆手。力劝之下，终于同意，却又走到女儿跟前，低声嘱咐到：“不要把旁边的美国国旗照上啊。”照片洗出来，老父亲一脸紧张和不放心。

　　这不是故事。因为我就是那个女儿。拿着照片我问：“爸，你怕什么啊？”母亲抢着替他回答：“再来一次运动，这还不是里通外国的一大罪证。”

　　姐弟五个里，我是唯一爱听父母讲过去的故事的，经常还能听到眼泪花花的。有如此用心的听众，父母自然知无不言，所以我有权威来讲讲关于父亲的故事。

　　父亲根红苗正，贫农出生。地主子女出身的母亲对此颇有不满。这个不满不是针对他的出身，而是对此出身的由来。这下，我又少不得偏一下话题，讲讲父亲的祖辈。我们家祖上是“湖广填四川”时从湖北迁来的。爷爷的爷爷辈在父亲的语焉不详中成为四乡里数一数二的大户。一年春节回老家，父亲站在场院门口，右手有些艰难地从左到右１８０度角地一挥，对我说，“这前面的田，一直到那边竹林，我爷爷说原来都是我们家的”。当年的我眺望着远处依稀仿佛的竹林，感受着父亲落寞的语气，小小的心里居然也有了宫女似的幽怨了。

　　作为曾经富过的一个佐证，父亲又讲了一个故事。爷爷的小爷爷从小爱习武，家里还特地为他建了跑马场，让他练骑射，去考前清的武状元，也能光大门楣。可惜还没等到县上会考，一个不慎从马上摔下来，不治身亡。一个家族的兴衰通常也在眨眼之间。到了父亲的爷爷那一代，五个兄弟一分家，一个大地主变成五个小地主。几个兄弟经营不善，田产越卖越少。倒是我曾祖家那支一枝独秀，几个兄弟的田产到有一半被他们买下。可惜好景不长。曾祖强迫被委以保长一职。这是一个得罪人的差事，尤其是在年成不好的时候。催租能催出人跟你拼命。不要把我的曾祖想成《抓壮丁》里的王保长。我的曾祖心很善而且胆小，他经常替乡里实在交不出的交租。谁让乡里乡亲都是一个姓的族人，还都是三竿子打得着的亲戚呢。有一年，曾祖护送一个乡的租担到了县上。粮食过了镑进了仓却忘了扯回条。回去再要人家不认了，曾祖只好自己赔上。自此我们家走上了破落的不归路。

　　我爷爷那代又是兄弟五个。分家还不是落败的主要原因。他们都抽上了鸦片。那时的四川，抽鸦片就象现在的打麻将一样盛行。不抽的只是抽不起的。父亲所说的连穷人都要抽鸦片的原因是：“操田太苦了！抽口鸦片，寒冬腊月里下水田都不怕。”抽了几年，田越来越少，爷爷乾脆把田都卖了，开了家烟馆。那时的四川，鸦片馆也象现在麻将馆一样郁郁葱葱。上门的顾客不多，烟倒多让开馆的自己消受了。一来二去，到解放时，我们家当当然然地落了个贫农成份。又谁说不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父亲功课很好。小学毕业考初中，县中发榜时，自己只往排在后面的名字里找。找了几遍没找着，正难过得要哭，一块去看榜的朋友地大声叫：“你的名字在第一版呢！”

　　父亲有一个挺拔瘦削的鼻子。　他时常摸着自己的鼻子叹息，“如果不是鼻粱太细了，我都当飞行员了。”初中毕业时飞行学校招生，父亲过关斩将，最后一关到成都面试，最终功亏一溃，就败在这鼻子上－－鼻粱太细，不适合高空吸氧。垂头丧气打道回府的父亲也不是两手空空，飞行学校给最后刷下来的人每人补贴了２０块钱。在当时，这可是笔大数，父亲已经被地区的省重点中学录取，　他用这钱交了学费，剩下的还足足能应付几个月的生活费。解放了，农民还是穷。父亲得的助学金光用来吃饭还嫌不够，每学期都要为学杂费生活费犯愁。寒假里，还和大爷爷烧了炭，走５０里路送去卖，赤着双脚，走在冰天雪地里。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上小学时领唱这首歌的我从未想过我的当着工程师的父亲有过这样的青少年时代。

　　高中第二年，大鸣大放的风刮到学校，父亲和朋友的热血也沸腾了。俩人走村窜户，交上一篇洋洋洒洒的农村现状调查报告，反映的一个中心思想－－　农村饭不够吃。他们还在为自己为民请命沾沾自习，风向突然变了。所有诬蔑伟大的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都得到了清涮，成份不好的同学被开除，凭着贫农这个出身，父亲只写了几份简查，受了个团内警告。“上当了阿！”父亲每每讲到这就追悔末及。“谁让你们不知天高地厚的？”母亲在一旁撇嘴，“我就只贴了语文老师的大字报，说她上课爱压堂。”这次踩地雷的影响是深远的。按照父亲的高考成绩完全可以上川大，西南名校，离家又近。那会政审很严，全凭中学老师推荐。老师对父亲说，“有你那张大字报，就算我推荐你去川大，人家也不会录取你，还是去外省学校吧。”于是他便远走云南大学，找阿诗玛去了。说远走，一点不夸张，虽然云南紧挨着四川，铁路还没修好，从老家到昆明，一路颠簸能用七天七夜。

　　因为贫农出身，父亲理所当然地享受了助学金。上学正上得好好的，又逢上３年灾害。小时候讲到这，母亲总是讲怎么百年不遇的洪水和乾旱，以及苏修紧紧的逼债。父亲却一脸不屑，“啥子哟，谷子都烂在地里，人都跑到山上砍树炼铁了。我们家屋后碗口大的树全给砍了。还有个李井泉（那会的四川省委书记），放高产卫星嘛，粮食都交国家了，能不饿死人。”这也是他听爷爷说的。没饭吃那会他还没毕业，饿得书也没法读。有点力气就去农民的地里偷红薯，先是撕书本烧来吃，最后大家把宿舍的床都拆了当柴禾。还有的系在楼道上铺上土种东西。

　　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是饿死人最多的几个省之一。在那场灾难里，父亲失去了大婶，二婶，三婶和４个堂兄妹。

　　熬过了几年的饥肠寡肚，父亲终于毕业，分配回了成都。厂里鉴于他在学校担任过系团支书，欲提把他在厂团委当职。对政治开始过敏的父亲坚持要到技术部门，　也因此万幸地避开了几年后厂里文争武斗。但这也不能保证能有一份清静，几个只想在专业上下点功夫的都被扣上只专不红的帽子，大会小会上受批。正巧父亲解决了厂里一个生产上的瓶颈问题，大大提高了产量。厂里想奖励他，问他有什么要求，“我想上夜班”，父亲说。就这样，他才钻了晚上无人监视的空子，得以偷着摸着地看了几本专业书。

　　四清运动中，父亲被下到农村，除了染上抽烟的毛病，他还得了很严重的甲肝。

　　虽然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受到迫害，却也见证了迫害的残酷和武斗的凄烈。有次下班的路上遭遇一场枪战，他和一大群路人被迫趴在冰冷的泥乎乎的田里躲了一夜。而一大早看到的战后留下的血腥场面更让大家后怕。

　　父母两地分居都快十年，父亲想尽办法要把母亲从家乡调到成都。最后一次连母亲的接受单位都联系好了，父亲单位就不肯开介绍信。“为什么？又不要他们解决工作。”我问，“还不是怕调来了跟他们要住房。”父亲只好调回老家。根本没有什么对口单位，就去了广播站，帮着调调设备，拉拉电线。本也清闲，有一次播音，一位站领导自己拿错了录音盘，放出来林副主席的讲话（那时这位林副已经摔死在蒙古了）。站领导只顾推卸责任，把父亲拿来顶缸。还好父亲有个熟人说了话，才幸免。父亲犯大错误被全县批斗的谣言传到爷爷那，老人家颤颤微微地赶了２０里山路，差点没摔到山谷里。

　　到我上小学一年级那年，父亲赶上“归队”的风，我们全家就一起归到了成都。父亲回的倒是一个科研单位，专业方向却被迫换了好几次。“我最后悔的是没能深专一行，你们千万别像我，走这么多的弯路。”

　　凭着他的生活经历，父亲极力鼓励我在高中时选学理科。不是因为我初中数理化还行，也不是想让我继承他固体物理的衣钵，更不是因为小学的我看了《少年爱科学》，拿着那期杂志就到处宣扬要做第二个林兰英（女化学家），“学文科容易犯错误啊。”父亲语重心长地。因为生性懒惰，心又浮，固体物理对我来说太沉重，我最终还是选了文科。劝了我几次未果，父亲除了“你们是不知道厉害啊！”的叹息外，也只好无可奈何地作罢。

　　我在１９８９年考大学，成都的大学生在人民南路主席挥着手指示“五翻胡”（麻将用语）的塑像前静坐示威。我也是热血沸腾地。去看了热闹回来一说，父亲就急了：“他们说展览馆的楼上都架着摄像机呢，不准你再去了，以后后悔都来不及！”在九月我去北京上学的头天晚上，他又是千叮咛，万嘱咐。

　　父亲后来搞精密仪器的开发，当个课题组长。他可以逃避政治，却不可能远离人群。父亲显然不长于管理。组里的人上不了手他都把活揽过去。闲的人闲着，他却每天累得半死。回家什么事都不想做，就靠在沙发上，烟抽得一支接一支。母亲没少为这个跟他吵。到父亲退休前，一米七的他累得只有九十多斤。

　　父亲退休了，我们劝他去参加一些晨练什么的。还在动员着，反这个功，取缔那个功又来了。这下，让他跟着母亲去打打太极拳都不行了。“这有什么嘛？”电话里我问，“人家想说你是非法集会，你就进去了。”父亲认识院里几个进过派出所办的学习班的老太太。

　　所以，父亲就早上看点京剧，下午去楼下退休人员活动中心打几圈麻将，晚上陪外孙女，外孙孙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看无伤大雅的《还珠格格》。

　　唉，就让他清清静静的吧。

阿得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