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远东:没有村子也有中国人

大洋网讯 当我跟随东宁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孙贵民教导员和他的3个战友走进俄罗斯乌苏里斯克的三元宾馆时，多少有些惊恐不安。

必须具备对痛苦的坚强忍耐力

广 告

一层的大堂没有服务台。它被木板和玻璃分隔成几个简陋的小卖部，经营着一些低档的小商品。地面、墙壁和天花板都黑糊糊的，缺乏流动的空气，发散着一种阴郁污浊的味道。

一位高大肥胖的俄罗斯“杰茹尔娜娅”（女服务员）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把我们叫到紧挨宾馆大门旁边的一间小得出奇的房间里，让我们出示证件并登记，然后拿出一条新毛巾和一把钥匙给我，领我沿着同样敝旧的楼梯走上二楼一个套间。她刚刚离开，我便马上紧紧锁上那扇厚重的木房门，而且挂上金属链条。

这个宾馆是被一位佳木斯人承包了的，住的主要也是中国商人。来乌苏里斯克之前，我就得知：一些中国的犯罪分子也住在这里。他们专门敲诈、勒索和抢劫自己的同胞，不少重大案件就发生在这个宾馆里。不错，我是为采访东宁警方如何打击境外犯罪才来到这儿的。却没有想到，竟然就住在这个犯罪分子曾经的巢穴和案件高发的宾馆里！

但是东宁县某边贸公司的总经理王岗却不怕。他在乌苏里斯克办事处的办公室就在三元宾馆的三楼，经常房门大开。他说：“有人敢来抢我，我捏死他们！”

他是个看上去就充满力量的人。高大魁梧的个头，宽厚的胸膛和肩膀。做事说话都那么生猛。敞开的脖领内，露着一根足以让任何有劫财企图的人怦然心动的粗粗的金项链。

晚上他在一家高档的俄罗斯餐馆为我们4位国内来客接风，还邀请了东宁县另外3家边贸公司的老总作陪，在他不容置疑的“干”声中，男士们一共喝光了8瓶伏特加，还有我没数清的啤酒。

第二天我再见到他，发现他走路时腿瘸了。他的下属悄悄告诉我，他的痛风病发作了。

我知道这是一种极痛苦的病。疼起来，可以痛彻骨髓。但我从他的表情，看不出任何痛苦的迹象。一个白天他都在忙碌，晚上又设宴为我们送行。因为有乌苏里斯克警察局的刑侦大队长出席，他又喝了不少会加重痛风病症的酒。

而经过两天的采访，我已经知道了：只有具备这种不仅是对肉体痛苦坚强的忍耐力的中国人，才有可能在这块异国土地上生存和发展。

没有村子的地方也有中国人

如果不是中俄边境贸易的兴起，也许人们永远不会注意到这个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边陲小城。

它太小了，一共才有12万人口。如果驾驶汽车，用不了20分钟，就可以从北向南或从东向西穿越一趟它的市区。

然而就是这个小城，却有着俄罗斯远东地区最大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和服装百货批发市场。在这两个市场做生意的全是中国人，前者叫6公里菜库——因它距市中心有6公里；后者，索性就叫中国市场。

中国黑龙江省的密山、虎林、绥芬河、东宁和吉林省的珲春，这5个公路口岸的货全在这个小城集散。仅东宁，每天进出口岸的“卡玛斯”——一种2.5米高，2.5米宽，12米长的大型厢式货车——就有三四十趟次。这种车，鲜货一车可以装载18～30吨，干货则可以装到30～40吨。俄罗斯的商人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采购，用汽车或火车把买下的货物运往西伯利亚腹地的哈巴罗夫斯克、雅库茨克、伊尔库茨克等地区，也有运往莫斯科的——这里是横贯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东头起点的第二站，第一站是距乌苏里斯克不足百公里的海参崴。再就是用货轮运往鞑靼海峡东部的萨哈林和鄂霍茨克海北岸的马家丹及东岸的勘察加。不过乌苏里斯克并没有港口，要先通过公路运往海参崴，再从这个俄罗斯太平洋沿岸最大的海港城市装船。也有不少中国人自己往俄罗斯内地倒。

据说，在乌苏里斯克，每年来来往往的中国商人有数万人。而在整个远东地区的中国商人，约有18万。他们主要从事三大类商品的经营：农副产品、服装和铜铝及某些稀有金属。还有一些中国人，进入了俄罗斯的服务、餐饮和娱乐业。在海参崴、哈巴罗夫斯克这样省会级的城市，都有中国人承包的饭店或开的餐馆。另外就是劳务团，主要是种菜，也有搞建筑的。从东宁口岸进入俄罗斯的波尔塔夫卡口岸的海关大楼就是中国劳务工人建造的。一个团一般二三十人，仅乌苏里斯克一带就有100多家。过去，人们形容俄罗斯远东地区中国人的众多时常说：“凡是有村子的地方就有中国人。”而现在，没有村子的地方也有了中国人——在远东西伯利亚大片未开垦的平原和山地，都有了中国劳务工人在那里耕作。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俄口岸刚刚开放时，进入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中国商人，都是分散住在当地人的家里。渐渐地，在海参崴、哈巴罗夫斯克和乌苏里斯克等这些中国人比较多的地方，出现了中国人的聚居地。大多数中小商人租住在被称为“瓦罐”的集装箱或废弃的火车厢里，这些瓦罐也兼做仓库。国营或集体的公司和生意做得比较大的个体老板，则长年包租宾馆。乌苏里斯克的三元宾馆、乌苏里宾馆、100号宾馆、108号宾馆、124号宾馆……都是中国人集中居住的地方。而在这些城市里，也有中餐饭馆，可以吃到口味地道的地三鲜、尖椒炒干豆腐、锅包肉等中国东北菜。

一个1.5米宽的摊位每月可以净赚300美元

都说中华民族是最能吃苦耐劳的民族。漫步在乌苏里斯克的中国市场，让我更加坚信了这个论断。

有大约4000名中国人在这里做生意。市场里有一些店铺，但绝大多数，是露天摊位。每个摊位1.5米宽、1.5米长，用塑料布隔开，一个挨一个，一排接一排，形成了纵横交错棋盘状的一条条商业街。一些摊位后面，便是摊主居住的“瓦罐”。

服装、鞋帽、布匹、箱包、炊具、灯具、装饰材料等等大大小小的日用百货都可以在这里买到，经营的品类达数千种。在这里做生意的，以东北人尤其是东宁、绥芬河人最多，此外还有安徽、福建和浙江人。这些南方人多数家里都开有小作坊，在这里卖的，许多都是自家生产的产品。

一年四季，中国人都是这个城市开摊最早、收摊最晚的人。即便在冬天，在西伯利亚的酷寒之中，他们也坚守在自己的摊位前，一个个脸冻得铁青。

那些居住在“瓦罐”里的中国人，收摊回“家”也摆脱不了严寒——铁皮制成的“瓦罐”，即便可以使用电油汀，也冰冷彻骨。可到了夏天呢，这些瓦罐，又变成了蒸笼。

这样辛劳地工作，这样艰苦的生活，据说，那些以零售为主的摊位，一个月的净利润，平均是300美元。

毛利当然很高——一件成本20元的T恤衫，在这里可以卖出相当于80元人民币的价钱。可开支也非常高——一个中国人在这里的消费，一天至少合人民币150元。摊位费、帮工费、货物的运费、通关费、落地费以及其他繁多的费用，占去了毛利的大部。办一个商务护照，费用在1000美元到1200美元之间，期限为一年。如果自己办不了，需托中间人的话，则要花到近2000美元。2001年乌苏里斯克出台了一个新规定：一个中国人在乌苏里斯克停留一天，收10卢布的人头税。一年365天，加起来又是一笔不算小的额外开支。

但是这些中国商人知足。一位姓李的密山人笑着对我说：“一个月300美元，合人民币2500多块啦。供小孩读书啦，维持家庭啦，就够啦。国内哪有多少人一个月开2500多块工资的呀，我看省长差不多吧！”

在6公里菜库的中国商人，属于另外一个层次。

这个建在原来乌苏里斯克海关仓库内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由中俄两家公司共同经营。中方拥有11个库房，139个库位，1个库位是54平方米。中国所有的蔬菜水果——连新疆的哈密瓜和马奶子葡萄，海南岛的芒果和椰子，这里都能看到。还有各种干货：大米、白面、花生、瓜子、花椒、大料、淀粉、味素……在这里租赁库位的中国人，做的全是比较大的批发生意。这些人流动性非常大，但常年总保持在300来人。每年6到8月，当地中国劳务团种的菜蔬，也要到6公里来销售，这时这里的中国人就会达到500来个。

这个菜库还有劳务市场。那些没有钱却有力气或技术的中国人，常常办一个短期旅游护照从国内到这里找活干。你不要问那些搞批发的老板或劳务团的包工头一个月能挣多少钱，但你决不要轻看这些脸上带着沧桑，在货堆里忙前忙后，在大货车上爬上爬下，在人群中说话粗声大气，衣服也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中国人，很可能就是拥有几百以至上千万资产的富豪。

6公里菜库是1994年开张的。但这种专营中国农副产品的批发市场，早在中俄边贸开展的初期，就在乌苏里斯克出现了。第一个菜库在一个叫“干玛诺瓦”的地方，很偏远，交通也不方便。1993年挪到了5公里。5公里菜库存在了近6年，也非常的红火。但到1998年底，当地的合作者却单方面撕毁了和中方的合同，把这个菜库的经营权转给了第三国人。中国货主齐心协力从5公里撤了出来，在6公里找到了新的经营伙伴。没有了中国商人的5公里菜库很快就垮掉了。

最痛苦的事是受自己同胞的侵害

这片异邦的土地充满了商机，也充斥着残酷的竞争、歧视、欺侮、诈骗和暴力。

这里的市场，基本上操纵在一群另一个与俄罗斯相邻的国家的人手里。和中国人比起来，他们进入这块土地的时间要早得多，许多人都可以讲一口熟练的俄语，许多人还加入了俄罗斯国籍。中国人在这里，无论大生意小生意都需要通过他们。小到卖一根针，如果他们不许你卖，你也不能卖。他们可以扣压中国人的护照。中国人走货，和运输部门定好了车，如果这些人说他们定了，就要额外付他们钱。所有在这里做生意的中国人都要向他们交保护费，许多中国商人在这里卖中国货，却不得不挂靠在他们开的公司。据一些人估计，中国商人付给他们的钱，并不比上缴俄罗斯政府的更少。

但在某些时候，他们也充当着市场秩序的另类维护者。菜库刚搬到6公里时，某些当地人强行要求做一些中国货主的代理，中国货主不从，来人就把中国货主打了。后来是这些人出面把骚扰者赶出了6公里。我还听说了这样一件事：一个俄罗斯人赊走了一个中国商人30万卢布（当时大约相当于近10万元人民币）的货，就再也不见踪影。这位中国商人在万般无奈之下，找到了这些人。这些人果然替他找到了这个俄罗斯人，并当场让这个俄罗斯人付清了全部赊欠款。然后中国商人把其中的一半交给这些人作为报酬。但最让中国商人痛苦的，是还要不时受到自己同胞中极少数败类的侵害。用东北方言说，叫“中国人熊中国人”。

“踩包”是最原始的抢劫形式。中国商人在上货的途中，或者在自己的铺位前，一伙人围上来，踩住其中的一包或几包货物，这些货就是他们的了。货主要按他们说的价格付钱给他们，如果不给，他们就把货弄走。

后来就发展到直接抢钱，而且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团伙。一些团伙头领和当地的黑社会势力勾结在一起，就可以更加肆无忌惮而且是明目张胆地抢掠自己的同胞。他们以暴力为手段对中国商人进行敲诈、勒索、绑架和入室抢劫，比当地的恶势力对中国商人更凶狠。一位从1991年就开始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做生意的叫张冰的年轻老板告诉我，在这里干过四五年的中国商人，没被抢过或没有被敲诈过的，几乎没有。拿他自己来说，一年在这方面——他选择了“花费”这个词——的钱，折合成人民币，总有上十万元。

很少有被抢的中国人到当地的警察局去报案。有的人是由于语言障碍。有的人即便没有语言障碍，也不愿去。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抱着“破财免灾”的思想。但灾祸却不断地降临。

2000年的春天，一伙中国不法分子又到6公里菜库抢劫。菜库俄方经理人之一，一个叫杰里玛的俄罗斯人抓住了其中的3个人，割下了他们的脑袋。其余的抢劫者落荒而逃。之后杰里玛向俄警察局报案：“我杀死了3个强盗。”

我惊叹于这种方式的过于残忍和粗蛮，而且，从法律上来讲，似乎也属于防卫过当。但是6公里菜库的中国商人却说：“不‘粗’就治不了这乌苏里斯克。”饱受同胞中极少数败类欺诈的中国商人，把杰里玛当做保卫菜库的功臣。

在这个俄罗斯的边陲城市，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绝大多数是为抢钱。中国人无疑是被杀最多的人。也有俄罗斯人。在菜库从5公里搬到6公里的前一天，一下子就被杀掉了当地7个最有钱的俄罗斯人，其中包括5公里菜库的经理。那位杰里玛，也在2000年11月18日失踪。那天是他的司机兼保镖——一个漂亮的俄罗斯小伙22岁的生日。他说要上山打两只野鸡来庆贺。原本他出门，都跟着3到4个全副武装的保镖，可那天他只和他的司机开着一辆轿车上了山，就再没回来。这两个人没找到，那辆车也没找到，那天他和他的司机还都带了枪。

乌苏里斯克的富人，尤其是有名的富人，一般都雇有保镖。一部分保镖由警方派遣。雇主向警察局交纳费用并负责支付所雇保镖的工资。中国商人也可以雇佣俄罗斯警察。6公里菜库的章研老板就雇了6个，其中一位还是乌苏里斯克退休的原警察局副局长，6公里菜库的中国人全亲切地称他为“白头发”。一个中国犯罪团伙的主犯崔国哲就是在敲诈章研时被抓的。那时这个团伙的首犯郑仁浩已经被捕并遣送回中国半年，而崔国哲一直在逃。也许崔觉得风头已过，竟然跑到乌苏里斯克宾馆去找章研：“你知不知道我是崔国哲？我现在挺困难。你不挣钱挣得多吗？给我拿点钱。”钱没有拿着，倒落入了法网——当时崔国哲就被章研的保镖拿下。

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人认识到：在异邦，只有大家团结一致，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那是2000年12月28日，一伙当地人来到6公里菜库，以检查磅秤不合格为名，要强抢一位中国商人的货。这位中国商人不服，被这伙人殴打，连牙都被打掉了两颗。

在场的中国人被激怒了。群起向这伙人论理。这伙人却把被打的中国商人抓上了车。中国人把车包围了起来，这伙人一边朝天鸣枪，一边开车带着被抓的中国商人跑走了。

当天6公里菜库的中国人就全体罢了市，准备到乌苏里斯克市政府游行请愿，菜库内外堆集了100多辆来自俄罗斯各地等待买货的车。这些俄罗斯人问中国商人：“你们为什么不卖货？”

中国商人回答：“一伙坏蛋无理取闹，欺负我们中国人，我们宁愿回家，也不在这里卖货了。”

俄罗斯人听完事情的经过也非常气愤，骂这些坏蛋是“狗”！

在公众的压力下，乌苏里斯克市政府和警察局经过调查，把被扣的中国商人放了，向他赔礼道歉并赔付了医药费。为了以儆效尤，还把两名主要的肇事者在电视上公开曝光，并开除出了警察队伍。

和俄罗斯人民共同经历金融危机

1998年末俄罗斯的金融危机，仿佛是在一夜之间降临到乌苏里斯克的。

这个8月下旬的早晨，小曲起得比较晚。几天来她一直在忙着为公司往国内发木材，这是个非常辛苦的活：要亲自到林子里挑木头，要和林场老板讨价还价，要跟着装车，白天连黑夜几十小时连轴转，还要一直跟车到口岸，否则货就可能被人劫走。要知道，她只是一个20来岁，身高不到160厘米的东北女孩子。直到昨天傍晚，才将一“卡玛斯”木材通过波尔塔夫卡口岸平安运到国内。她想好好歇一天。

突然她的一个亲戚冲进了她的宿舍：“你咋还猫屋里哩？卢布今天贬值了，中国人全在抢兑美金呢。”

小曲拿上所有的卢布就跟着亲戚去找熟悉的炒汇者。炒汇者那里已挤了一屋子心急火燎的中国商人。昨天1美元还合6卢布左右，仅隔了一晚上，已陡然上升到15卢布。

小曲多么庆幸自己手快，如果不是昨天把一大笔卢布换成了木材，今天公司的损失就大得多了。可我们上一章已经认识的张冰却没有那么幸运了。他昨天刚在乌苏里斯克卖出去两“卡玛斯”的货。这笔原来折合40余万元人民币的卢布货款，两天没能换成美金，就只剩下了十余万人民币。

然而这只是这场金融危机的开始。以后的几个月，卢布的币值每况愈下，到1999年2月，中国的春节到来时，要23～25卢布才能兑换1美元了。

这真是惊心动魄的一段时期：原来值10000美元的卢布，下午只能换7000美元了，到晚上就只能换6000，第二天上午仅有4000！一些中国商人抱着成口袋的卢布蹲在地上痛哭流涕。

那些卖服装、百货、粮食的中国商人在卢布贬值最厉害的时候暂时停止了交易。可是卖果菜等鲜货的人不行。这些鲜货如果不能及时批发出去就会烂掉。他们只能任由收回的货款狂暴缩水。

这是俄罗斯多年严重的通货膨胀的一次总爆发——1997年前，俄罗斯甚至发行了面额为500000 卢布的纸币。1998年1月俄罗斯政府进行了货币面额改革：所有通货的面值都变为原来的千分之一。原1000卢布变为新币1卢布，原1000卢布以下的则变为戈比。1年之内可以在市场同时流通。可当人们对新币还没有完全习惯的时候，金融风暴就降临了。

东宁人张某是一位职业炒汇者。从他的账目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卢布在俄罗斯剧烈的政治经济动荡中飘摇。

这是1997年至1999年3年间，旧币10000卢布（合新币10卢布）相当于人民币的折算表：

这张折算表的后面,是那些在俄罗斯的中国商人,尤其是中小商人们的目瞪口呆捶胸顿足茫然无措及无可逃避的亏损以致破产。

1993年左右，中国商人还经历过一次更加惨烈的金融打击，是由前苏联货币被废止所引起。

当时俄罗斯人的兑换都有数额限制，而在俄罗斯的中国商人，根本无法从银行将前苏联的货币兑换成俄罗斯的货币，只能通过中间人——一般是银行的工作人员或和银行有关系的人来兑换。当时俄罗斯政府的规定是新旧币等额兑换，但中国人从中间人那里得到的新币，往往只是原值的一半。那些兑换不出去也没花出去的前苏联货币，期限一过，就成为一堆废纸。

而1993年左右，正是中俄边贸最兴旺的时候。仅东宁一个县，驻俄罗斯的边贸公司办事处就有上千家。许多公司的年贸易额都达数千万以至上亿元人民币。贸易额越大的公司损失也越大。张冰所在的公司，一个晚上损失了80万人民币。更有人的损失达几百万以至上千万人民币。一大批中国边贸公司就随着前苏联货币的消亡而倒闭。

这或许是一个新体制一个新国家建立初期无可避免的阵痛。它在给予外国资本巨大的机会时也给予他们巨大的风险。它的本国人民也同样在承受着历史需要他们付出的代价。适者生存，强胜弱汰的自然法则在人类社会里也是一条铁的定律。

迄今，卢比仍在漫漫的跌途之中。俄罗斯的中国商人自保的方法之一，便是一收到卢布马上就去找炒汇者兑换成美元或人民币，尽可能不把卢布存在口袋里过夜。

“搭伴”和“娜塔莎”

第一次听到“搭伴”这个词，是在东宁县公安局跨国打击犯罪所破获的一个团伙系列犯罪案中。

东宁县河北村农民杜现古1997年到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克开豆腐坊，认识了一个姓李的女人，这个女人帮他经营豆腐坊而且成了他的搭伴。豆腐坊的生意逐渐红火起来，这个女人又把一个叫金凤哲的男人和他的搭伴介绍到了豆腐坊干活。金带杜认识了一伙从齐齐哈尔、佳木斯、延吉来哈巴罗夫斯克的人。俄罗斯的金融危机发生后，杜和这些人以及自己的弟弟、妹夫等人结成了一个团伙，在哈巴罗夫斯克从事抢劫中国人的勾当。据他说，他把抢来的一大部分钱，给了自己的搭伴。

在东宁县公安局看守所审讯室，杜现古说：“我后悔认识我的搭伴！”

因搭伴而犯罪，只是极个别的事例。而且，也说不定这是杜现古为自己走上犯罪道路找的一个借口。但，搭伴却是在俄罗斯的中国商人中极普遍的一种现象。

这是一个典型的东北词儿。它准确的释义是：临时搭帮在一起生活和工作的异性伙伴。

搭伴不同于情人，也不同于北方常说的“傍家”。结成搭伴关系更多的不是出于情欲的需要而是生存的需要。作为搭伴的双方，很少是谁傍谁，而是相互帮助共同奋斗。

在这块异国土地上的中国商人，不少或是兄弟姐妹或是父子叔侄一同出来，却少有夫妻双方都出来的——国内的家庭总需要有一方照料。

在乌苏里斯克，我去过单身男人合租的房子，即便是长包的宾馆房，也是那样的杂乱无章，到处堆着揉成一团的穿过的衣服，发黑的被褥散发着浓烈的汗酸和足臭。

有了女人的房子就不一样了，会变得干净、整洁、舒适，会有人操持穿戴，还能吃到用心烹调的家常饭菜。

在异邦单身拼搏的女人同样也需要男人。在频繁的金钱往来中没有男人的保护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没有男人的住所也最容易成为犯罪分子侵犯的目标。生意中还有许多力气活：装货、卸货、运货……有了男人帮忙，比女人自己做会变得轻松得多。

在僻远的异国边城，生意场上，混乱的社会环境中，单调又疲累的日常生活里，有了搭伴。有了搭伴，便使日子有了一份温情、一份关爱。

据说，在国外经商两三年以上的东北人，许多都有搭伴。

这种“搭伴现象”，对国内的人是一种公开的秘密。但很多家庭对他们的亲人在国外的做法，都给予了理解。

我问过王岗，他有没有搭伴。他告诉我没有。

但他有一个美丽的金发俄罗斯女孩做他的司机，女孩的名字叫娜塔莎。

我们在乌苏里斯克的两晚，喝了大量酒的王岗，都是由娜塔莎开车送往住处的。俄罗斯在交通法规方面非常严格，一旦被警察逮住酒后驾车，驾照立刻就会被吊销。但娜塔莎不参加我们的宴饮。王岗用电话一呼，在附近等候的她立刻就会赶到。第三天早上王岗亲自驾车送我们回国。顺路，在十月区，他还有一笔业务要接洽，他带了娜塔莎同行。这辆白色的HONDA车厢里，充满了女性的温馨气息。花色雅致的坐垫和靠垫，悬挂在车前车后窗玻璃上的可爱的小玩意儿，都告诉我，这是娜塔莎常开的车。

因为超员，后座上挤了4个人。娜塔莎向前斜着身子坐在右侧最边上，以便使自己占的面积尽可能小。她一直不讲话，但她面对你的时候，总会向你露出一副亲善而妩媚的微笑，算是和你招呼，也算是和你交流。路很长，半路上，为了让我更舒服，她把原本自己抱着的绒毛抱垫给了我。王岗的这宗生意似乎遇到了麻烦。从十月区的某幢楼出来，他开始变得有些愠怒。车到波尔塔夫卡口岸，我们下车以后，他就不停地给不同的人打手机。娜塔莎依然不讲话，只是用那对美丽的蓝眼睛久久温柔地看着他，那是一种可以让任何躁动不安的人都能平静下来的目光。然后，她接过方向盘，载着王岗往回返，也许就是去共同应付一场险恶的商战。

在这里，不少中国男性商人都结交有俄罗斯的女友。异国恋情也时有发生。在王岗公司当俄文翻译的小李，就在乌苏里斯克娶了一位俄罗斯姑娘。

俄罗斯的男子，嗜好酗酒的人非常多。而且在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远东边陲，出色的男子相对比较少。今天的俄罗斯，物质生活也是比较匮乏的。来到这块土地上勤奋地为财富而奋斗的中国男士，就成了许多俄罗斯姑娘理想中的白马王子。

西伯利亚的俄罗斯姑娘并不贪婪。据说只要每天送一支鲜花，就可能打动她们的芳心。让她们欢喜的礼物还有香水和巧克力。听着这些俄罗斯姑娘的故事，总让我想起俄罗斯的伟大诗人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达吉亚娜，《高加索的俘虏》中的车尔凯斯女郎，和前苏联卫国战争中传遍前线的喀秋莎。

“当你这样慢慢地柔情地/一次次地吮吸着我的吻/在你看来，爱情的时刻/度过得如此迅速而平静/这时，在寂静中吞着眼泪/我心情忧郁，我神志茫然……”

这是19世纪20年代，高加索的俘虏对车尔凯斯女郎讲的话。今天在西伯利亚大地上经商的中国男士面对俄罗斯姑娘的激情，也会是这样的吗？（据北京青年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