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代人大抵都应知道发生在几十年前的阮玲玉事件。

1934年，电影明星阮玲玉因不堪某些男人借助舆论对她百般侮辱而自杀身亡，鲁迅先生在其《论人言可畏》一文里就媒体的“说真话”如此说：“这都可以算是真实话。然而——也不尽然。现在的报章之不能像个报章，是真的……新闻的威力其实是并未全盘坠地的，它对甲无损，对乙却会有伤；对强者它是弱者，但对更弱者它却还是强者，所以有时虽然吞声忍气，有时仍可以耀武扬威……‘人言可畏’，是真的，或人的以为她的自杀，和新闻记事有关，也是真的。”

2002年10月30日第521期《东周刊》在对弱者耀武扬威，这是真的。

12年前香港电影演员刘嘉玲被暴徒绑架数小时，期间更被拍下裸体受辱照片数张，12年后《东周刊》为求销路而将其中之一张照片放在该刊封面刊登发行，《东周刊》解释这样做是“基于传媒披露事实真相的基础精神，及发挥应有只监察能力”而“取如实报道”。

某方面《东周刊》没有说假话，但《东周刊》的真话在杀人，这是真的。

假设第521期封面上那张受辱的照片是《东周刊》社长抑或总编的女儿，或者妻子，或者母亲，相信《东周刊》就不会“基于披露事实真相”“发挥应有之监察能力”而“取如实报道”了。因为《东周刊》的社长总编们当然不能容忍自己的亲人被侮辱，更不会为着“真实”而将自己亲人被辱的照片公开展览，这是真的。

《东周刊》说的不都是真话，这也是真的。

如果刊登受辱人照片是为了揭露事实的真相，为了“发挥应有之监察能力”，就不应打着“忠于知情权”而将暴力事件的参与人――提供照片者保护起来。《东周刊》这样做无非是对“谁犯罪”无心揭露，对“谁被犯”充满热心。这种借突出受害人的痛苦过程而卖弄色情宣扬暴力，无疑是比暴力者更暴力，比道德败坏者更败坏。

当以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为首的社会大众勇敢地站出来声讨谴责《东周刊》伤风败德时，《东周刊》公然把香港600万市民当白痴。它不但不警醒自己的良心丧尽，反过来还贼喊捉贼地说什么“我们亦希望维护当天事件中之受害人，绝不希望对起作出侮辱或伤害；可惜其他媒体争相以更大篇幅及标题渲染事件，令受害人身份呼之欲出，这是我们料始不及”。

《东周刊》如此说是对全香港市民道德尊严的公然蔑视和侵犯。

将受辱人赤身裸体悲痛欲绝的照片刊登在封面供大家观览，这是“维护受害人”？《东周刊》一贯打着“新闻自由”的幌子罔顾操守，不惜借挖人隐私践踏他人尊严而贩卖色情暴力，最终达到煽情耸动，哗众取宠的功利收效。这种“功效”不是《东周刊》料所不及，而是料所能及，因为这是它的目的。

《东周刊》料所不及的是它低估了600万香港市民的道德基准。

鲁迅说：“现在的报章”“还没有到达一钱不值，毫无责任的时候。”“因为它对于更弱者”“也还有左右她命运的若干力量的，这也就是说，它还能为恶，自然也还能为善。”“因为在实际上”“它是有选择的，有作用的。”

《东周刊》不是在为善，它很显然是有选择地在为恶，这也是真的。

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取“被辱女星”的裸体照片作新闻卖点，他们当然知道这么做是对受辱者的再伤害，但这不是他们所关心的，在他们眼里，《东周刊》的功利回收比人格更重要。可惜他们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公众人物是“公众”整体里不可分的一部分。对公众人物的伤害其实就是对公众全体的伤害，对公众人物的侮辱实质就是对公众全体的侮辱。这就是是次香港600万公众对《东周刊》说“不！”的真正原因。

《东周刊》在一片声讨声中停刊了，阴谋杀人者终被其阴谋所杀。

1934年不同于2002年，这是真的。

刘嘉玲不同于阮玲玉，这也是真的。

11月3日，刘嘉玲站在“演艺界声讨《东周刊》大会”的舞台上面对600万香港市民疾首诉出：“我想对所有爱护我的人、支持我的人，和一些想伤害我的人说同一句话，我比我想象中更加坚强！如果这件令人那么难过的事情，可以令到大家警觉到传媒的专业操守对我们生活环境的重要性，那么其实我受过的伤害、尊严都不算是什么，所有的困扰以及愤怒，我都可以释放……”

刘嘉玲是这样的勇敢，言者确凿，闻者动容。

现在是到了我们的媒体重新检讨自己的专业操守，到了我们的公众重新检讨我们的求知品味的时候了。

一本《东周刊》的停刊不等于杀人者从此消失，刘嘉玲也肯定不会是最后一名被伤害者，但我们的社会将比以往更正义更具有信心，这一定是真的。

写于 2002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