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端午节，再吃粽子的时候，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有趣的联想：

　　如果塔列兰处在屈原的位置上会怎样？

　　屈原是谁？鉴于很多喜欢吃粽子的人并不清楚，简单介绍一下—

　　—屈原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战国时期楚名臣。作过左徒、三闾大夫，因品行高尚和学识渊博以及政见不同，不能见容于保守派，被流放，对黑暗现实更加不满。楚都郢被秦兵攻破的时候，深感政治理想无法实现，更兼亡国之痛，自投汨罗江而死。

　　《离骚》中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楚怀王啊楚怀王，你怎么就不重用忠臣呢？”千百年来，国人在他自杀的5月初五吃粽子，与其说是祭奠一位文学家，不如说是纪念一位正道直行和忠心耿耿的臣子。他成为古今人格的楷模之一。其名言是：“举世皆醉，唯我独醒；举世皆浊，唯我独请。”对熟悉国际关系史的人来说，塔列兰这个人简直是太出名了。夏尔·莫里斯·塔列兰（Charle Mauric de Talleyrand）是近代法国著名的外交家，先后为六届政府所重用，担任外交大臣直至总理大臣等要职。在无数次的政治风暴中，他支撑着他的瘸腿，平衡着法国，平衡着欧洲，同时也平衡着他自己。

　　塔列兰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一方面，他大力改革法国外交部，恢复设置领事局，规定领事的主要任务是保护法国商人的利益和搜集商务情报，组织了青年翻译学校，增养了大批为法国利益服务的外交人才。他充分施展个人的外交才能，以娴熟的手腕巧妙地利用敌国之间的矛盾和谈判对手的细微疏忽，为法国赢得了难以计数的利益。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十足的伪君子、小人、奸佞之臣，而且是一个十恶不赦的贪污犯：他是一个关于见风使舵的变色龙，人称“向日葵”，总是在他的主子行将垮台之际把笑脸转向未来的胜利者先后出卖过路易十六、热月党人、拿破仑等；塔列兰单在外交部长任内的最初两年，接受贿赂就超过1300万法郎；1801年他主持签订《吕内维尔和约》。该条约为法国争得了大量的土地和赔偿，并将欧洲的地图作了极其有利于法国的调整。但他也先后从拿破仑和奥皇弗兰士处各拿到了几十万法郎的酬金，并以向奥地利索取战争赔款为要挟讹诈了1500万法郎。

　　思考之一：政干与德行对于政治家那个更重要？

　　我们能够设想，假如塔列兰处在屈原的位置上，那么根本不太可能被子兰、靳尚等排挤出朝堂，或者甚至把后者放逐，那样就可以放手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彰明法度、举贤授能，东联齐国，西抗强秦；退一步说，即使斗争失败被驱逐，他就会想方设法回到楚王的身边；驾驶不能如愿，他就会投奔外国（最大可能是齐国），借用外力更换楚王，最终是楚国大治。

　　这难道不也是楚国之幸、楚民之幸吗？但是如果人们知道取得这些成就的人是一个伪君子和贪污犯的时候，会怎样看呢？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中认为，对君主的评价不能有道德的标准来进行，因为他担负着国家和人民赋予的责任。实际上对所有政治家的评价都适用这一规则。因此我们可以说，从政治家的标准来看，屈原是一个不成功的失落者，而塔列兰则是一个成功英雄人物。

　　假如道德高尚和政能卓越不能得兼的话，我们宁可要求一个政治家首先具有后者，因为，一个无能而高尚的政治家比一个品行不端者给国家造成的损失要大成百上千倍。刘邦能够重用“盗嫂受金”的陈平，因为“顾其计诚足以利国家不耳，且盗嫂受金又何足疑乎？”塔列兰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在谋求私利的时候，从来都是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从来都是通过谋求国家的利益来满足自己。

　　如果一个有才能的政治家因为私欲而出卖国家利益的话，那就完全不能同日而语了。

　　思考之二：政治家在道德和责任之间应如何选择？

　　据说孔子出游，曾经看到一处废弃的城郭，就问路边的一个老人为什么会这样。老人回答说，国王总是任用好人，因此亡国了。孔子奇怪问道，为什么任用好人反而亡国了呢？老人说：好人没办法管理坏人。

　　这里的好人和坏人，可能标准就是诚实和奸滑、正直和曲意逢迎等等之类吧。暂且不管标准的对错，仅仅从后果看可以知道“好人误国”的道理。所以，一个称职的政治家在道德和责任之间必须选择后者，牺牲自己。政治是现实的，容不得半点的矫情，要完整地实现自己的理想，就要承担道德的压力，要面对自己的责任，可能就不得不割裂自己。屈原最终在道德与责任的冲突中选择了前者，把自己在政治的风沙中风干为一具道德的木乃伊，没有给楚国人民带来一点好处。

　　世界上的多数功绩都是由那些有追求的“小人”，而不是那些“君子”所创立的，因为唯有他们才能在险恶的斗争中“笑傲江湖”，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