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如

　　淡忘是人的本性，因此需要留一些文字作為注釋，特別是對於悠久凝重的中華歷史。

　　金秋十月，五穀豐登，妹妹的三年留學生活也結出碩果。望着手捧博士證書，神采飛揚的妹妹，我真是百感交集，如煙往事浮上心頭。此時此刻，遠在故國的我的可敬的父母，也一定一邊沉浸在小女學業有成的喜悅之中，一邊互相提念着，互相勸慰着，沉浸在同樣的回憶中吧，那對我們來說不堪回首卻又刻骨銘心的記憶。

　　我們姐妹三人生於教師之家，父母和姑姑都是教師。教師之家的歷史可以追溯到爺爺那一代。我的爺爺和姥爺都生於開明之家而得以接受大學教育，爺爺畢業後做了教書先生。爺爺做教師並不是因為“家無三斗糧”，我雖然不甚了解當時家中的富足情況，但清楚地記得在各種調查表最醒目的“家庭出身”一欄，我們要填“地主”。爺爺沒有做地主該做的事——剝削窮苦農民，卻做起了清貧的教書先生，我想當時心裡一定是懷着“知識救國”的平凡卻偉大的抱負吧。其實爺爺，姥爺在抗日戰爭中，不但用家資支援過八路軍，還冒着生命危險利用自己的教師身份掩護過八路軍的幹部並為他們提供日偽情報。爺爺、姥爺的家庭和所受的教育註定他們成不了揭杆而起的綠林，卻並不影響他們在國難當頭之時承擔正直的中國人應盡的責任。他們曾經掩護過的人和結交的朋友中，有建國後首批部長級高官，也有愛國主義教育資料中提名道姓稱頌的英雄。救助過這些功臣的爺爺、姥爺卻在共產黨坐穩天下後成了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的罪人。而他們的罪過只是因為他們擁有財產。當爺爺懷着知識報國的抱負把知識的甘露灌注在學生充滿渴望的心田中時，也不會想到他的兒輩甚至孫輩在求學路上所歷經的辛酸吧。

　　父親從小聰穎好學，吟詩彈琴，興趣廣泛。但父親最迷戀的還是數學，從中學時代起就在數學期刊上發表論文，以至於三十幾年後的八十年代，他當年的數學老師看到父親的一篇論文後，急切地來信詢問，自信地說自己清楚地記得這個名字，並對那個英俊聰穎、悟性極高的少年記憶猶新。年輕的父親，對未來該是懷着怎樣的憧憬，他一定渴望着上最好的大學，追隨名師，在自己鍾情的科學的世界裡盡情遨遊吧。但“地主”的出身，使父親根本無權參加升學考試，而被強行分配到一所師範學習，雖然成績優秀，畢業後被發配到河北省一所偏僻的山區中學教數學。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中，父親又被加冕一頂——“右派”。但這一切都沒有影響父親的工作熱情，他的教學水平受到學生好評，他還利用業餘時間把學校的女子乒乓球隊訓練成縣冠軍隊。不幸的是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父親被剝奪了教書的權利，並被遣送回原籍接受改造。

　　我的姑姑五九年初中畢業，在報考一所市重點中學的兩百多名考生中成績名列第三。但由於出身“地主”，不予錄取。十四歲的姑姑失學，進入一家工廠做童工，後被父親接到自己的學校讀高中。雖然當時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根本不被允許考大學，但父親不忍心看着唯一的妹妹學業半途而廢。幸運的是在六二年高考前夕，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外交部長陳毅在人大會堂做了重要報告，給“紅與專”重新下了定義，提出要正確對待知識分子，發揮他們的作用。借這個報告的東風，姑姑得以參加高考，並以全縣第一名的成績考上北京鐵道學院（現北方交通大學）。時至今日，父母在談及往事時還對陳老總充滿感激之情。

　　但好景不長，姑姑畢業正好趕上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知識分子和富裕家庭的後代又成了首當其衝的受害者。姑姑被發配到齊齊哈爾以北、與前蘇聯遙遙相望的一個小車站，一個自動控制專業畢業的大學生，每天的工作就是和工人們一起爬電杆、架空線。這種工作一直持續到七十年代後期，姑姑終於和多年兩地分居的丈夫團圓，到濟南做了中學物理教師。

　　我的母親師範畢業後到北京市郊的一所小學任教。由於工作出眾，母親多次被評為優秀教師，還擔任校團支部書記。十年浩劫中，母親雖然沒有被剝奪工作的權利，但由於家庭出身和父親的右派問題，一直受到校內造反派的排擠和身心的迫害。由於父親遠在河北省的山區，姥姥、姥爺一直照顧母親的生活。其實，在解放後一浪高過一浪的運動中，姥姥、姥爺的財產早被抄搶殆盡，甚至沒有留下一間可以遮風閉雨的茅屋。他們和母親住在一起，真是相依為命。但十年浩劫中，兩位老人卻被遣返回鄉。真不知兩位兩手空空的老人回到一無所有的故鄉後是如何度日的。母親一個人既要給學生上課，自己還要參加沒完沒了的政治學習、思想匯報甚至批鬥會，實在無力照顧三個幼小的女兒，於是給我們聯繫了幼兒園，但入園還需要單位介紹信。母親連忙找到當時在學校掌管着生殺大權的“革委會”主任，那位大字不識一籮筐、只因為赤貧出身就被委以重任、到學校來監管“臭老九”的女人口口聲聲說：“北京市幼兒園有的是，可不是給你們這種人的孩子準備的。”我的祖輩的財產被剝奪，我的父輩學習、工作的權利被剝奪，現在，我們姐妹三人上幼兒園的權利也被剝奪了。以至於父親竟動了把我們送給別人撫養的念頭。舊社會窮人為了換一點活命錢而賣兒賣女，而父親出此下策實在是想給我們找一條生路。深受出身之害的父親想不出別的辦法來使他的孩子免於重蹈覆轍，他看不到從一出生起就不得不背負沉重枷鎖的女兒們的未來，卻可以預見她們將面對的坎坷。母親提起這件事就忍不住傷心落淚，有一次我這樣安慰母親：“我們不上幼兒園，以後我們要好好上學，幼兒園是給他們家的孩子開的，讓他們家的孩子一輩子呆在幼兒園吧！”沒想到的是我安慰母親的無忌童言十幾年後竟得以應驗，那個女人的兒子因為一場高燒留下後遺症，智力處於未開化狀態，那個以用“無產階級專政”整治別人為己任的女人把他關在鐵籠里，而不是送進為他們家開的幼兒園裡。那個女人的女兒兩年參加中考都沒有一所學校能接收，憑着那個女人混跡於教育系統二十幾年的老臉面，得以進入幼兒師範，一輩子呆在了幼兒園。

　　上不了幼兒園，母親只好把我們三人留在家，五歲多的姐姐承擔起照顧三歲的我和不足一歲的妹妹的任務。我們姐妹三人關係一直都特別好，我和妹妹對姐姐有一種對母親般的依戀，而姐姐直至現在還是為我和妹妹着想的多於自己甚至家人，這和我們從小就相依為命不無關係。

　　有一個盛夏的中午，我們正在睡午覺，忽下暴雨，狂風把雨水刮進屋裡，把我們從睡夢中驚醒，已是滿身精濕，姐姐忙把我們抱到牆角，把一張小炕桌放倒擋在前面。姐姐抱着妹妹、摟着我，我們濕漉漉地依偎在一起，驚恐地看着窗外雷雨大作。這一幕，竟成了我對人生最初的記憶，而且至今還是那樣清晰。那年我只有三歲。還有一次，母親終於忙完了一天的工作急匆匆回到家，發現我們三個無聲無息地癱軟在床上，每人都吐了一大堆——煤氣中毒，母親忙把我們抱到屋外，我們竟都奇蹟般地甦醒過來。妹妹也曾發高燒至四十二、三度，連哭的力氣都沒有了。當母親發瘋似地把她抱到醫院時，醫生急得對母親直嚷：“你還打不打算要這個孩子！”母親怎能不珍愛自己的孩子，但又有什麼辦法呢？當時母親不僅是全家的經濟支柱，更是全家的精神支柱。她要牽掛被趕回已經一無所有的故鄉的年邁的姥姥、姥爺，要安慰、鼓勵身負冤屈的父親，要哺育年幼的我們，在學校還要受造反派的欺辱，她瘦弱的肩膀不知承擔着怎樣的重負，漫漫長夜中不知留下她多少嘆息。也許是上帝也看不慣這人間不平之事而在冥冥之中保佑我們，妹妹不但沒因為這場高燒使智力受到任何影響，反而成了姐妹三人中最聰明的一個。

　　在這種環境中，我們從小就非常懂事，從不惹是生非。但這並不意味着我們就可以太太平平過日子。有一次，姐姐放學後約了幾個同學到家裡一起寫作業，我就在一旁玩。突然一個瞎了一隻眼、人稱“楊瞎子”的老太婆氣勢洶洶地闖進來，說我打了她的孫子，姐姐的同學都作證說我整整一個下午都沒有出門，楊瞎子卻不依不饒，竟闖到學校找母親無理取鬧，說地主的狗崽子欺負貧下中農了。當時“貧下中農”和“大老粗”是最理直氣壯的字眼，那氣勢頗似前幾年流行的“我是ｘｘ我怕誰”。有一陣，我們住學校的教工宿舍，不幸遭遇造反派出身的惡鄰，其中有一對人稱“鐵王八”的王姓夫妻（季羨林老先生在《牛棚雜記》中曾因某些人被稱為畜類而為動物鳴不平，在這裡我也要對王八這種動物說聲抱歉）。一天下午我和妹妹從他家門前過，那個女人突然象瘋狗一樣竄出來，呵斥我們走路吵了她睡覺，他們常常聚在一起通宵達旦地划拳、喝酒、打牌，也經常爆發家庭戰爭而不顧時晌地鬼哭狼嚎，從來沒想過是不是影響了別人休息，現在我們大白天走路卻妨礙她睡覺了。平常我們就覺得那兩個“鐵王八”的眼神都透着凶光，這次見她象瘋狗亂吼，我和妹妹竟被嚇得不敢回家。母親下班回來看見站在寒冷的黃昏中的小姐妹倆，心疼地責怪我們怎麼還不回家，我們不敢把事情告訴母親，誰知“鐵王八”並不罷休，兩個人雙雙竄出對着我們母女破口大罵。母親據理力爭，倆個“鐵王八”惱羞成怒竟大打出手。我的姥姥和姐姐聞聲而出（當時姥爺去世，姥姥獲得恩准來北京），聞聲而出的還有“鐵王八”的那幾個狐朋狗友，那群來“勸架”的人竟把我們祖孫團團圍住甚至攔腰抱住，以便那兩個“鐵王八”能更肆無忌憚地濫發淫威。倆個“鐵王八”的拳頭專門打我們的頭和臉，我真不知那天我們是怎麼逃離魔掌的，只記得以後好幾天我們都無法出門，好長一段時間我的頭常常發暈。前幾年我回北京探親時看到“鐵王八”的女兒穿的髒兮兮的站在街上賣臭魚，母親告訴我說她本來在北京捲菸廠工作，因為偷煙而被開除。當時我的感覺是“出身論”說的還真精闢，老子英雄兒好漢，造反派的女兒做小偷（雖然有些“黃鼠狼下耗子，一窩不如一窩”的感覺）。

　　十年浩劫結束後，教育界百廢待興，我的母親被調入中學，我們終於離開了那魔窟一般的院落。父親也被恢復了名譽與工作，十年的空白並沒有影響他的教學水平，他所教的班的數學成績無論是在縣統考還是高考時在全縣總是名列前茅，使得父親和他的學校名聲大震。我想這一方面是因為父親本來就有實力，重要的原因是他身受屈辱、被下放到農村後，從來沒有停止過學習和鑽研。母親也是學校的教學骨幹，學校希望以實際行動表示對母親工作的肯定和支持，於是幾經努力，終於為父親爭取到了進京指標。全家興沖沖地等着父親來京與我們團圓，卻遲遲不見父親的音訊，原來，當地的教育局愛才如也，不願放父親走，竟瞞着父親扣下了調令，這樣，父親與我們團聚的時間推遲了兩年，而母親的學校為此付出了了更大的努力。父親，一個被迫離開教育崗位十年的“右派”，一個偏遠山區中學的教師，來到北京，進入母親所在的那所區重點中學後，很快以自己的教學水平、對工作的熱情和正直、善良的為人贏得了老師們的尊敬和學生們的愛戴，逐漸成為在全市都小有名氣的數學教師。父親經常發表關於教材研究、教學教法探討的文章，被邀請參加教材和教學參考書的編寫及高考閱卷工作，也經常有其他學校許以優越的待遇想把父親“挖走”，但父親念及學校為調他進京所做的努力和老校長的知遇之恩，一直踏踏實實在這所學校工作到退休。我們有時埋怨父親錯過了許多好機會，但父親卻說不能做對不起學校的事。

　　在我父母的大半生中，背信棄義、恩將仇報、明害暗算、落井下石、強取豪奪之類的事見得太多了並深受其害，所有這些在他們心中留下難以癒合的傷痕，卻絲毫沒有影響他們做人的原則。他們甚至很少對我們提起曾經受到的迫害，卻念念不忘四面楚歌之時誰曾伸過來一雙溫暖的手。感謝我正直善良的父母的言傳身教，使得在那險惡年代生長的我們姐妹三人既懂得疾惡如仇，更知道與人為善；使得那是非顛倒的年代絲毫沒有扭曲我們的性格和心靈，反而使我們更熱愛生活、更珍惜幸福、更不畏懼困難。我們三人都順利考上國內一流大學並都取得碩士學位，父親為姐姐和我分別選擇了學中醫和物理，他的理由是：中醫只憑眼觀手感就可以治病救人，而搞物理的只憑自己的腦子就可以工作，都可以不過多地依賴客觀條件。那麼，即使真象某人妄想的那樣隔幾年就要來一次文化大革命，憑着我們的手和腦，誰也無法真正剝奪我們工作的權利。由此可見父親歷盡磨難仍是書生氣十足，也足見接二連三的運動讓父親至今心有餘悸。姐姐先就職於一家中醫藥研究所，後來通過國家公務員的公開招聘而進入國家專利局工作。我隨丈夫赴日本，一同在國立研究所工作。妹妹獲日本文部省獎學金攻讀博士學位，成為我們三姐妹中唯一一位博士。父母常因三個女兒中沒有一個選擇做教師而感到遺憾，但他們更為這三個曾經連上幼兒園的權利都被剝奪的孩子感到慶幸。

　　我的祖輩已經長眠，帶着一生的辛苦遭逢。我的父母已經走出夢魘，迎來他們一生中最為平靜的生活。有些人因為偉大，他們所受的迫害令世人唏噓；有些人因為有名，可以以著記作傳的方式把自己的遭遇、對害人者的譴責和對歷史的評判昭於天下。然而，有多少的普通人，無力把握自己的命運，無力維護自己的尊嚴，無處訴說自己的不平與憤怒，他們所能做的只是祈求明君盛世。時至今日，元兇仍被高高地供在神壇，更有多少曾經上竄下跳、窮凶極惡的走卒干將們也在心安理得地安享晚年，滿面的崢嶸，換成老人特有的溫和的微笑。歷史被有意無意地淡忘，卻永遠不能被抹煞。我的這篇小文，就算是對那段歷史的一段證言吧。我還希望以這篇小文，讓世界能聽一聽弱者的聲音。

　　謹以此文，獻給我的父母，感謝他們在災難的年代忍辱負重把我們姐妹三人培養成正直、善良、優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