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散记

一、入关

　　飞机着陆的那一瞬间，喉咙深处似乎有些异样，清了清嗓子，起身去取行李架上的包，忽然又觉得太早了，再重新坐下来，疑惑自己这是怎么了？最近一年间，公差私事已回国３次了，比起最初的３年一次，频率已是高多了，这是怎么了？

　　想起近几年自己是有些怪怪的，春节联欢会上的一曲《常回家看看》竟也听得两眼湿乎乎的。唯恐被老公见了笑话，一边找面巾纸还一边故作玩世不恭，道：“ 真会煽情！”不知那一会儿老公有没有发现自己的异样。

　　这回是出差，去成都开个展览会，顺便去帮一家买了我们仪器的顾客安装调试。同行的还有公司的日本人营业课长。因这次旅行决定仓促，营业课长一直担心来不及办签证。

　　走在机场长长的走道上，看见有为外国人办理落地签证的，便对营业课长说： “我说不用着急吧！下了飞机再办签证也是可以的。”不过说是这么说，要我也不敢冒这个险，要是签不出来怎么办，难到还原机返回去？

　　到了入境检查口，只有两三个人在排队，不一会儿便顺利通过了。回过头来找营业课长，却不见踪影。再一看，外国人入境窗口排着长长的队，营业课长在队伍中向我挥手呢。

　　心里一股莫名其妙地畅然，并不是自己小心眼，看着别人比自己慢就高兴。而是这几年海外出差，总是在入关、签证之类的问题上费劲。一旦有出差任务，持中国护照的我一定要提前很长时间申请签证。入境时也是，人家不用办签证也能很顺利地通过，而我常常是需要回答了“出差还是旅游？”“去哪个城市？”“呆多久？” 之类的签证申请上早已回答过了的问题之后才得以放行。

　　更有一回要去台湾参加一个展览会，在公司看来同是中国人同讲中国话，我应该是最理想的出差人选。人事部提前近两个月就开始为我的入台签证（确切地应该叫通行证吧？）忙活，结果我还是没能及时拿到。以后，每每涉及海外出差，总会有同事关心：“签证没有问题吧？”

　　实在发烦的时候也曾想过换一本护照，公司也不止一次有意无意地提到此事，大约是因为人事部也对我的出差签证问题大伤脑筋。可是迟迟下不了决心，除了一堆大道理小理由之外，最大的原因还是希望在“回家”的这一刻能顺顺当当，高高兴兴吧！

　　　入了关，才是真正地觉得是回国了。周围的人和事，有一股亲切感。

　　看见好几台自动换币机，想起营业课长说过要换人民币，便和他走近一台前，一看“故障！”。再换一台，营业课长害怕了，说：“还是到窗口去换吧！”

　　银行窗口前排着长长的队，和自动换币机前的冷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等营业课长换钱的时候，我不无懊恼地想：“看来什么东西都一样，第一印象是最重要的。如果遇到的第一台不是故障机，也许……”

二、北京

　　换了钱，直接去国内航班后候机处，准备乘订好的国航班机直飞成都。

　　不觉佩服日本人的认真。

　　营业课长是第一次来北京，问他：“是否要在北京住一夜，看看天安门的夜景？”

　　“明天一早飞成都，直接赶去展览会场布展来得及！”我说。

　　“还是工作优先。”他回答。让我感觉他似乎对天安门不是太感兴趣。

　　到候机处一问，国航飞成都的班机晚点至晚上７点３０分，一看表才２点半，把安全检查等时间打足，至少还有４个小时时间。

　　这回，营业课长拿出中国导游书北京篇，问：“去天安门来得及吗？”

　　于是，托运好行李，叫了出租车，直奔天安门。

　　把营业课长安排在车的后排，自己做在驾驶助手席上，拿出在日本看图认路的精神，一点不敢怠慢。是因为６年前带着大学院的同级生到北京的时候，生于南方长于南方的我，领着一个日本人和一个韩国人被北京的出租司机狠狠地“宰了一刀”，钱财倒是另一码事，主要是让我在这两个异国同学面前颜面扫尽。

　　这回我要防患于未然。更何况，我们只有４个小时时间，要是被他“坑”了，误了飞机就惨了。

　　出租车飞跑在机场高速公路上，如果不是车在右侧行驶以及时常出现的中文路牌，我一定会认为这是在东京外围的高速公路上。道路宽广笔直，路旁绿树成林。

　　这回的出租司机是个活泼的小伙子，一口京腔，非常好听。还和营业课长用日语来了句“你好”！大约他会说无数种语言的“你好”吧。

　　小伙子嘴巴似乎一会儿都不曾歇着，从北京申奥到上海ＡＰＥＣ会议，从圆明园遗址到香山红叶，从老佛爷的养身之道到布什的霸权主义。字里行间透着身在北京的骄傲，做为北京人的自豪。

　　我一边看地图和路牌，确认当前的位置，一面有一答无一答地听他说话，不一会儿已上了长安街，放下心来。路上的车明显多起来，车速也慢了下来。忽然觉得刚才太冷落后面的营业课长了，便把刚才小伙子的高谈阔论摘要地翻译出来。小伙子似乎也意识到什么，开始介绍长安街的街景，不时加上：“这是日资商场”“那是日资宾馆”等等。

　　北京比六年前又是大变样了，路上高级车排队，路边高层楼林立，立交桥也非常有气势。只是想象中八月的北京应该还是骄阳似火的，可实际上没有阳光也没有乌云，象有一层浓浓的雾，可空气却是干糙的。长安街上的能见度很低，并不太远的高楼就看不大清色彩和轮廓，天空一片灰蒙蒙的。这是在我眼里，北京的做为首都的一大缺撼，难怪申奥时要停产几天呢！什么时候不用停产，就能看到北京蔚蓝的天空，清晰的街景呢？

　　不一会儿来到天安门，小伙子主动开车带我们在广场兜了一圈，不时地介绍： “这是人民大会堂”“这是革命历史博物馆”“这是里曾经是北京火车站”我知道他是介绍给营业课长听的，便忠实地做了一回翻译。

　　下了出租车，过一个地下通道向天安门走去。营业课长迫不及待地那出数码相机照像，见我带去的相机画像数高，又用我的相机再拍一遍，感叹：“太雄伟了！和电视中图片中的完全不一样！”

　　走到故宫门口，已经一个多小时很快过去了，只好往回走：“一定再来，自己旅游来，一定进去参观故宫博物院。”然后他告诉我，他去过台湾的故宫博物院，从那时起，来看看北京的故宫就是他的心愿。

　　“那为什么不明天走，今天进去看看？”我问。

　　“时间太短，进去也等于什么没看。”营业课长答道。

　　原来如此！故宫和五千年中华民族的历史是要细细看，慢慢品的。

三、成都

　　飞机一晚再晚，到达成都机场，已是晚上１０点半。

　　出租车候车处排了很多人，好在车很多，一辆接一辆的，等的时间倒不是太长。司机是个黑黑的中年人，等我们上车，问好去处就打开了计程器，计程器上红红的数码跳动着。

　　走了没几步，营业课长开口说了句什么，我还没来得及答话。司机迅速关掉了计程器对我说：“一律１００块。”

　　这种情况遇多了，也就不足为奇了。并不知道从机场到酒店的距离，只是觉得天也晚了，人也累了，而且根据以往的经验，打句不太恰当的比喻，“家丑还是不要外扬”的好。

　　到了酒店，给了他１００块钱，然后指指印在他坐位后面的投诉电话号码说： “你不怕我投诉你吗？”

　　黑暗中看不清他的表情，中年司机低着头一声不响地打开车后盖，帮我们取出行李，然后开着车迅速离去。

　　后来，看见在满大街上跑着喷成绿白两色的出租车，就想着：“这么多出租车，也许生意并不好做。”再后来，从酒店打车到机场时，得知正常价格大约是８４元，想想中年司机也许上有老下有小，为了十几元钱，去冒被投诉被罚款的险，不觉感慨万千。

　　代理公司帮我们订的是位于成都市中心的假日酒店（ＨＯＬＩＤＡＹ　ＩＮＮ）。在营业课长的导游书上，那是成都市最贵的酒店了，每晚７００元外加９８元什么税还是什么服务费的，总共８００元。酒店的设施是很好的，提供一顿很丰富的自助早餐，房间里可以收到世界各地的电视节目，包括ＣＮＮ，ＢＢＣ，ＨＮＫ等等。虽然同样的价格在日本只能住到一般的ＢＵＳＳＩＥＳ　ＨＯＴＥＬ，若不是公司出差，我想我自己是不会去住这样的酒店的，导游书上别的价廉物美的酒店还多的是呢。

　　第二天早上在餐厅，我发现用餐的中国人很多，而且似乎是团体去九寨沟旅游的，拖家带口前呼后应的，非常兴奋非常热闹。在飞机上曾看到有“黄龙九寨沟四日游”的广告，四天食、住、行全包才７００元。

　　不尽感叹：“悬殊真大！有钱人还是有钱！”

　　川菜果然名不虚传。

　　走进餐馆，甚至走近餐馆有时都会闻到一股浓浓的麻辣味，单单这味道就让营业课长生畏。于是点菜前先要不辣的，可端上来的往往都还带一些辣味，就这一点点辣味让我胃口大开，再加上展览会上布展、拆展、演示、答疑等，运动量本来就比平常上班大出好多，一到吃饭，不管中饭晚饭都痛痛快快大吃特吃，看得营业课长好生羡慕，而旁边代理公司的小伙子眼睛都快瞪圆了：“这么吃你也不发胖？”

　　为了找不辣的餐馆，司机领我们去了“谭家菜”，气派不凡，价格也不凡：一人份的一碗鱼翅粥，说是用４８种材料小火煨了４８小时，开价７００元：“余味无穷”小姐推荐说。浓浓的一小碗，喝完了，并未觉得有什么三日不绝的余音，却觉得肚子一下子就满了，别的菜都吃不下了。大呼上当，我倒情愿多尝点成都小吃。

　　“谭家菜”餐厅在３楼，一楼是个“温泉浴室”，不知是否是真的从地底下冒出来的温泉，代理公司的小伙子说：“那地方肯定病菌重生！”看来“温泉”并未被国人普遍接受。二楼似乎是歌舞厅，每层楼电梯口都有漂亮的小姐拿着对讲机做向导。吃饭时也一直有一位先生一位小姐站在旁边斟酒，这是在成都吃的最贵也是最不自在的一顿饭。

　　在狮子楼火锅城，吃鸳鸯火锅，还看到了“变脸”绝活。本来一楼大厅有空席位，可以一边看演出一边吃火锅的，但不知谁说了一句：“还是楼清静！”于是一行人上了２楼的包间，虽说有电视实况传播一楼的演出，但是音响画质都不好。

　　大家忙着喝酒吃菜，谁也没去注意电视里的内容，忽然听见主持人说：“下一个节目：变脸绝活！”，没来得及多想，就扔下筷子和代理公司的小伙子一起奔下一楼。变脸艺人大约是被我们这两个突然杀到的观众打动了，特意走到我们面前一连变了两张脸，只见他一扬头就由一张红脸变成了一张黑脸，再一抬手做了个抹脸的姿势，手并没碰到，脸却由黑便蓝了。变化之快倒让我吓得叫了一声，典型的“ 叶公好龙”！

　　近在咫尺，同去的小伙子似乎没有被吓着，但也不得要领：艺人的手里是空的，帽子和衣服后来都脱下来让观众检查过了，似乎并无机关，那十几张脸谱都尝到哪儿呢？回到２楼，众人说：“这要领要是被你得去了，那你就出不了关了！”

　　“变脸”，真是太神奇了！

四、学术交流会与商品展览会

　　代理公司组织展览会让我们参展，申请到预算也就匆匆忙忙出发了。到了会场才知道这是一个附属于学术交流会的小型专业展览会，场馆很小，但国内相关厂家全来了，国外竞争对手也几乎都到了。从这一小小的领域，入世之后，中国市场的潜力，竞争的程度可见一斑。

　　去年我们去参加在深圳举办的一个大型博览会还没有看到几家竞争对手，我们的产品在那此展会上很受关注，受益非浅。短短一年不到的工夫，在这个小型展览会上一下看到这么多对手，我想营业课长和代理公司都捏了一把汗吧！

　　特别是西部一家据说是靠风险投资建立起来的民营起业，成立不到半年，就拿出了象模像样的系列产品，虽然产品本身还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它的低价格，和它的发展趋势，不得不让人刮目相看。同行一家日本公司的副总裁，看过这一系列产品后，只一字一顿地说了两个词：“中国”“可怕”。

　　听完几场学术后感触颇深，国内的理论水准一点都不低，很早就在世界一流的学术杂志上读到过中国大学同行的文章，近年这类文章也有增无减。

　　大学的老师在讲演会上发表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在展览会上展示他们的产品。按照“科学研究必须和生产实践相结合”，“高科技应迅速转变为生产力”等的指导思想，这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大学的产品几乎是把实验台上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展示场，这些实验装置用于原理方法的论证是绰绰有余的，但是拿到环境恶劣的工作现场就有些力不从心了。和我交谈的好几位老师也在感叹他们缺少有经验的系统设计师和机械设计师，其实我想不仅仅是这些，让大学去搞生产管理、营销方案、成本结算等等一连串的企业活动，好像有些未能人尽其材。

　　想起前几年，在上海一所著名的大学的实验室里看到整箱整箱为企业加工的另部件，大学的实验室嫣然成了工厂的加工车间，不觉有些困惑：科研成果产品化是否应该有更好的途径？

五、上海

　　关于上海，报刊、杂志、电视、网络上有太多的描述，此刻坐在屏幕前，倒觉得无从下笔了。

　　到上海去了一趟代理公司，接待了一个顾客，吃了一顿饭……，大约只能象这样记些流水帐了。

　　一下飞机便觉得热潮扑面而来，气温比成都高多了。已是中午时分，到酒店安置好行李，便去吃饭。延安西路上同样的五星级酒店，设施差不多，房间面积却小许多，房价也贵不少，显示上海的寸土寸金。

　　大学四年是在上海念的，毕业后和学校搞共同研究有在那儿一年，对上海应该是不陌生的。可如今的确是“找不着北”，代理公司的人说：“不用说你不常会来，就我们天天住在这儿，也一样找不着。”

　　不用去外滩浦东，光虹桥从机场到市区的路上，就可以或多或少理解一点上海人的牛气：“到东京除了新宿，别的地方都跟到了乡下差不多！”

　　代理公司也在延安西路上，一座３０层楼的２３层，办公室、会议室、会谈室等等都很气派很新潮，７、８个年轻人组成这个不大的公司，代理国外相关企业的设备、材料、仪器等等，私营企业，却处处展示他们对内的团结与合作，对外的活力和朝气。总经理３５岁，竟是我的同龄人，毕业与上海科大，并未留过学，说一口不错的英文，小伙子乐观、执著、自信、还野心勃勃。我想他们应该是在上海闯天下的年轻人的典型。

　　又想起广州的代理公司，几百人的国营、上市企业，总经理是一位女士，年龄只比我大一岁。在看看她手下的那些个部长、经理，全是些３０刚出头的“后生” ，真是震动不小。

　　午饭是在离代理公司很近的一家浙江风味的餐馆吃的，两层楼的房子，古老的木质地板，窄窄的木质楼梯，上着桐油的老式桌椅，仿佛时光一下倒流了六、七十年。在高楼大厦的夹缝中，留着这么一个“小桥流水”似的餐馆，不能不让人称道。

　　听闻上海在大面积地拆迁的同时，还在不同程度地修缮和保护老房子，也许若干年之后，这些带着怀旧情节的老房子，会向人们展示上海浑厚的文化底蕴，上海不是暴发户，上海是以他的实力、他的精打细算一步一步走上世界大都市的舞台的。

　　营业课长对着餐馆门听正面墙上的一只大木酒桶和“酒行”两个字大惑不解： “酒可以走路吗？”

　　我告诉他：“‘银行’明白吧！银子多多的地方叫‘银行’。‘老酒’多多的地方叫‘酒行’！”

　　矛塞顿开：“汉字真奇妙！”

　　其实不是汉字奇妙，而是日本人对汉字太一知半解了。

子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