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價值觀 （劉荻舊貼）

【博訊2002年12月05日消息】 　有一次“團體諮詢”課上的活動——寫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五樣東西，然後依次劃掉——給我以頗多感觸。
　　記得在《讀者》上讀過畢淑敏寫的一篇文章，關於在師大讀心理學時做的一次“價值觀拍賣”活動。其中一項無人出價的東西，是“直言不諱的勇敢和百折不撓的真誠”。這句話讓我顫慄，到現在我一直記着它。

　　那麼就寫一下我的價值觀。 (博訊boxun.com)

　　我在紙條上寫下的五種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依次是“生命、自由、創造力、家人朋友、和我的理想”。劃掉的順序則相反。

　　在本文的提綱中，我用五種閃光的顏色把它們畫出來：綠色代表生命，藍色代表自由，紫色代表創造力，粉紅色代表家人和朋友，金黃色代表我的理想。

　　我按劃掉的順序來寫一下這五項。

　　首先劃掉的兩項，是“我的理想”和“家人朋友”。

　　我的理想是一個關於開放社會的理想。一個程序員朋友對我說，複雜的程序是生長出來的，不是計劃出來的，任何其他的複雜系統也是如此：上帝創造世界的時候，也不是事先把一切都規劃好：上帝先造出一個亞當，然後才發現需要有個夏娃。按照卡爾.波普的說法，我們今天不會知道明天的知識，因此也不會知道，明天的知識會使明天的世界發生什麼改變。按照“混沌”的說法，一個小的擾動就會對全局產生大的影響。“一隻蝴蝶在北京上空扇動翅膀，紐約就會有一場暴風雨。”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無法預言未來。從柏拉圖到馬克思的關於“理想社會”的規劃，無不代表了一種“理性的自負”。

波蘭科幻小說作家萊姆在作品中說：“我們可以把行星變成方的，給彗星按上輪子，難道這樣宇宙會變得更美好？”所有的“烏托邦”都有一個關於自由的悖論：“烏托邦”都聲稱自己是自由的（看來自由是個好字眼），而今天的世界是不自由的；但是，未來的人們生活在由今天這些“不自由”的人們設計規劃好的世界裡，而不是由他們自己決定自己生活的世界，還能說是“自由”嗎？波普把每個人都面臨選擇的社會叫做開放社會，用以反對決定論，而這正與注重“此時此地”和選擇自由的存在主義心理學有了共同之處。這正是我的理想和信念。

　　在什麼情況下會放棄自己的理想？首先還是出於自由主義的信念：自由主義也是一種個人主義，它以個人的生命、自由和幸福為根本，它承認每一個人都是有限的。對於個人來講，有比關於社會的理想更重要的東西……

　　為什麼會首先劃掉“家人朋友”？？

　　記得王怡講的一部電影：一場戰爭，兒子為了祖國而參戰，而父親參戰的原因，是為了和兒子一起活着回來。王怡說，多少為了“崇高理想”的豪言壯語，都不如這個為了兒子參戰的父親更讓他感動。

　　《1984》中的溫斯頓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在嚴刑拷打之下，也放棄了對真理和自由的追求（“所謂自由就是說2+2=4的自由”）；但最讓他割捨不下的，是對裘麗亞的愛（與裴多菲的詩作對比：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但溫斯頓也許說明：情感是態度的最基本成分，比認知和行為更重要）；只有人性本身的弱點能讓溫斯頓拋棄它。

　　但是我要解釋幾點：1、我認為失去家人和朋友不僅僅可以意味着他們的死亡，也可以意味着他們離你而去，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畢竟也是“身外之物”；2、情感一向是我的大問題，這一點下文再詳細說明。

　　下一個劃掉的是創造力。

　　有人覺得我投機和善變，因為聽說我是學心理的之後，她給我出了一道“心理測驗”題：假如有一天你在家的時候，外邊下起大雨需要你關窗子；孩子在哭需要你抱起來哄他；自來水籠頭在花花地流着水，需要你把它關掉；與此同時電話鈴在響；還有人在敲門。這麼多的事情里，請問你先干哪一件，後干哪一件？我的回答肯定沒讓她滿意，因為我說：哪件離的我近我先干哪件。事實也是如此：我所喜歡的從來不是所謂“立場堅定”的人，而是馬克吐溫筆下那些“上午替共和黨寫傳單，下午替民主黨做演講”的那些“善變”的傢伙。我也從來不會煽情，要想“感動”我，非得給我以智力上的吸引不可。對我來說，新奇有趣有時甚至比道德更重要。因此我十分反感各種形式的僵化和教條，其中也包括自由主義的教條。有人認為自由主義者是保守主義者，對新奇的事物持警惕態度；有些自由主義者不喜歡“後現代”。我倒是覺得那些新奇的東西十分有趣，而且看我們怎麼應用了。也許我不是完全像自由主義者，但是我也希望不要把自由搞成僵化的教條。

　　在什麼情況下會劃掉創造力？有人把創造力看得高於生命。王小波的小說里寫到：“我們知道，海明威在六十歲上感到自己喪失了創造力，就用獵槍把腦子轟掉。川端康成在七十歲上發現自己沒有了創造力，就叼上了煤氣管。”但是對於我來說，沒有生命就沒有一切，在這種選擇面前，我只能劃掉創造力了。

　　最後劃掉的是自由。

　　對我來說，自由不僅僅包括外在的自由，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心理上的自由。這就是人本主義心理學所說的對信息開放。頭腦中沒有僵硬難改的條條框框，這樣我們可以不受過去和將來的限制，自由地為此時此地做出選擇，同時面對不確定的將來。這樣我們可以容忍如行雲流水一般的生活本身的不確定性，而這也正是創造的源泉。那些“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權力主義者不能容忍絲毫的不確定性，他們生活的每分每秒都是被計劃好的，而這樣他們也就失去了自由，成為了自己計劃的奴隸。

　　放棄這一項時我想了很多，包括裴多菲的那首詩。雖然後來在小組討論時，我說裴多菲的自由是祖國的自由，而在很多時候正是“祖國”這項價值觀導致了戰爭。但這也不是我放棄“自由”的理由，而是，我感到，最難超越的還是生命本身。

　　生命中最重要的是生命本身，這似乎有些重複。但是我想，生命中確實是有一些時候需要你做出“To be or not to be”的選擇的。我很害怕死，“害怕死的人一定也害怕生”。但是像生命對於我們每個人只有一次一樣，死亡對我們來說也只有一次：我怎麼能對死亡做好準備？我以前從來沒死過啊！生命本身也有同樣的荒謬：我不知道自己生命的意義？可是我來到這個世界上並不是我自由選擇的啊！

　　討論的時候，有人問我的“生命”這一項的意義是不是和“健康”類似。我說不是，失去了健康的人，仍然是可能有生命的。

　　討論時，有人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是“快樂”，於是我問：假如有一種藥，吃了它你不需付出任何努力就可以得到極大的快樂，而且又沒有副作用，那你會不會選擇這種“快樂”呢？雖然我的倫理觀也是“快樂主義”，但我還是要問自己。

　　這種藥就是《美麗新世界》裡的索麻。馮尼格的一篇小說也提到過類似的設想：這種快樂會給人類帶來什麼？

　　《美麗新世界》的作者奧爾德斯.赫胥黎後來一直在尋找類似索麻的“完美毒品”，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在“現在人人都快樂”的“美麗新世界”，野人卻要求不快樂的權利。因為在沒有不快樂的權利的地方，爭取不快樂的權利就是爭取選擇的自由。

　　最後說說我最大的問題：讀《美麗新世界》的時候，我覺得我就像柏納：在思考的時候是成人，在情感方面是嬰孩。真正遇到問題的時候，很難控制自己的感情（雖然可以不讓別人看出來），也很難表達感情。所以我一般覺得感情沒什麼意義，也往往難以理解別人的情感表達；不喜歡煽情只會冷嘲熱諷。可是，我現在覺得這是我的一個大問題，需要在這方面得到幫助。

　普天之下是我們的祖國，　

　無拘無束是我們的法律，　

　一樣的心情一樣的思想，　

　一切人類成兄弟。 (博訊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