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間促膝小屋
秋耘

那時我在東四十二條中國青年出版社的宿舍里有一間八平方米的小屋。一架小床，一張寫字檯，一隻書櫃以外，剩下的空間可想而知。朋友來了，相對而坐必膝蓋骨頂着膝蓋骨，由此才真正領悟了“促膝談心”一詞的真諦：就這麼一小屋，沒處藏沒處躲的，讓你跟誰談上幾個鐘頭你不把心窩裡的話奔外掏呢？
朋友們倒不嫌。二十出頭剛畢業，正扎堆的時候，傍晚下班混飽了肚子，陸陸續續就來了。------不是我葛郎台不管飯，實在是炊具餐具要什麼沒什麼，而且三站地之遙的老爸老媽生逼着回家吃飯。------ 一壺茉莉香片，幾袋瓜子，開聊。也不知怎麼那麼多話，雞一嘴鴨一嘴的，時間就在這一嘴一嘴中成小時成小時地給說沒了。常常是深夜仍不盡興，而且絲毫不自覺地不減音量。扯着嗓子說，捧着肚子笑。談笑間，瓜子香茶全滅。瓜子皮厚厚一層堆在地上，踩上去有種木質的吱吱咯咯聲，不知悅耳與否，卻正如那時的歲月，不甘沉寂。有時我實在熬不住了，拱拱手央求各位金斧兄弟姐妹[金斧者，能砍(侃)者是也]，可否饒在下一道，明晨九點以前必到某某處，拜託各位讓我睡了吧。幾位莫名其妙看定我，說你睡你的，我們聊我們的，干卿何事？

這般熱鬧有餘清淨不足的日子過了若干年，朋友們漸漸各築愛巢，有了只供二人的促膝之處。我也流落海外數年。此番歸來，該見的都見見。況且我這幫狐朋狗友趁我不在之時，不是升官就是發財，清高點兒的也是著作等身(個子還不低)，真讓我有海外方一日，國內幾千年的恍如隔世之嘆。
再聚時，先是問我為什麼說一口地道的京片子。“我他媽是北京人你忘了？”我的京片子更地道，京罵都加上了。朋友們說是從“外頭”回來的人說話不該跟他們一個味兒，或台式嗲語或港式鳥語，或在普通話中夾雜洋詞兒洋句兒的變味兒國語。原來說不利索說了二三十年的母語已經成了某種優越感的標籤。無奈我忝居海外八九年無論怎麼努力我的中文聽說能力就是不肯退步，只好眼巴巴看着這張優越標籤貼不到身上了。
二是問我為什麼不入美國籍，就跟問我菜市場今兒帶魚便宜你怎麼沒買兩條一樣隨意。我也就染了這份隨意，壓下心頭千言萬語，告訴他們等我明年夏天去歐洲旅行前一定把這籍給入了，聽說這樣不必國國要簽證，能省一二百塊現大洋呢。
接下來就說你寫點兒東西吧。一聽此話我心頭一熱，老朋友就是老朋友，知道我心上什麼地方空虛着。然後就是說海外文學周勵什麼的，我那一熱立馬又涼了，說半天還是奔外轟我呀。試探着問，我就寫那看不出我是住在北京西藏日本美國的東西不行嗎？朋友就說，那可不行，寫這樣東西的人在國內多了去了。我又問，咱拚功力不成嗎？朋友們集體搖頭。我心中大呼：原來我要撕了這旅居海外的標籤我在朋友們心目中就什麼都不是了呀。那句“寫點兒東西”不是衝着我說的，是衝着那張標籤說的。我才意識到自己活得多失敗。十年打拚，從對那異域文化的一無所知到略知一二，那都是應對生活的無奈。殊不知從此得到天空失去土地，卻被我最愛也自認略有所長的本土文化不經意地甩出了軌道，到頭來那邊的文化永遠是個旁觀者，這邊的文化也沒你什麼事兒了。真如了那魯迅《在酒樓上》中的感慨：在北方是旅人，南來也是客了。魚也，熊掌也，誰能有兩千年前的孟子智慧。

東四十二條樓上的小屋早被我爸換到他自己管轄之下了；那每晚必鋪得厚厚一地踩上去吱吱咯咯作響的瓜子皮也早被掃得乾乾淨淨而無人再添新的一層了；香片茶淡了沒味兒了倒了；牆上的鐘一圈一圈走得累了忘了走了多少圈了；雞一嘴鴨一嘴的笑鬧聲遠了遠了聽不見了；朋友們不要我了跟我客氣了生分了把我當“外賓”了。

大家熱熱鬧鬧敬酒吃飯，紛紛教育我“別把中國忘了”“當個愛國華僑”，又說回來的人是“穿得土裡土氣，說話怪裡怪氣，花錢小里小氣”，問我是不是也這樣。我笑着，舉杯，貧嘴，心裡在叫：接受我，朋友們，讓我回到你們中間，讓我們再去找個促膝小屋，咱痛痛快快聊，再晚我也不轟你們，哪怕明天早上九點上飛機，咱也聊到幾點算幾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