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性道德，不论具体内容如何，一直有两大前提：首先是把社会（甚至国家）与个人对立起来，其次是把个人在性方面的表现与整个人格对立起来。它假设：如果个人在性方面“越轨”，那么就必然危害社会，甚至危害国家；同时此人也就必然一无是处，甚至是整体烂掉。因此，不仅社会和国家有权力来管制和惩罚这样的个人，而且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去“各人自扫门前雪，专管他人床上事”。

可是在最近的２０年里，在社会整体变化的推动下，人们日益认识到，这两个假设其实都是荒谬的。于是传统性道德不得不逐渐冰消雪化；可是社会又提不出什么新思想，只能徒劳地呼唤著“复归”。于是许多人都开始对“道德真空”忧心忡忡，甚至惊恐万状。

其实，道德是一种必然的客观存在，怎么可能出现“真空”？许多所谓的“超前分子”们正在建设著一种新的性道德，而且是从中国国情里产生出来的。惟一的问题仅仅是：一些人不肯承认那也是一种道德，更谈不到去认识和学习了。

下面仅以进城的打工仔和打工妹的“不婚同居”为例来说透：它的主要特征是“萍水相逢”、“自己做主”和“互不纠缠”。许多人把它视为“道德败坏”，可是：

第一，“非婚同居”在自己与对方的关系中，充分地尊重对方的权利，真正实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否则，纵然有万千的“自己”巴望著非婚同居，又岂有一个“对方”会答应？反过来看，在当今中国，“合情合理合法”的“婚内强奸”何其多。相比之下，究竟哪一个更道德一些？

第二，“非婚同居”在自己与其他相关者的关系中，实行“我活，也让别人活”。因此才互不纠缠，也就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的同时，并不去侵犯自己和对方的配偶、恋人、父母亲属等人的权利。反过来看，那些非要“棒打鸳鸯”的父母、那些为了离婚大打出手的配偶、那些自己无性还不放人的夫妻，可曾知道还有这样一条道德？

第三，“非婚同居”遵循个人的意愿，既做到了在过程中与特定时段中的“专一”，又不搞“从一而终”。如果这还不算新道德，那就太短视和浅薄了。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会在一生中多次结婚，次次专一而且多次离婚，次次合法。在离过婚的人已经占到城市总人口的４.５％的今天，我们应该为这种“连续专一多偶”现象多少做一些道德准备。

第四，“非婚同居”把性放回到它原来的位置上去，既不那么可怕又不那么宝贵，顺其自然而已。反过来看，那种鼓吹“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传统道德，难道还要让它继续杀害所谓“失贞”者吗？

当然，就像它不是一坏全坏一样，“非婚同居”也不可能是一好百好。问题是，如果只知道它破坏了什么，却看不出它建设了什么，那就是观察者的失误了。

我们中国人习惯于崇拜国家，所以总是喜欢把个人的“越轨”都归结为社会的“失控”，所以总是喜欢乞求权力来“管理”自己，也就喜欢把伸张个人权利视为“自私自利”和“无法无天”。可结果是，恰恰因此我们很难学会在一个人对一个人的时候，尤其是陌生人对陌生人的时候，如何妥善处理双方的关系。这就是所谓“一放就乱”和“诚信缺失”的直接源头。在性方面则突出地表现为那些权贵们一旦“解放”，要么就仗势欺人（例如专门针对下属的“搞小蜜”），要么就回归传统（例如模仿妻妾成群的“包二奶”）。

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又来源于我们很少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生存和生活过。因此培养不出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生活方式，根本不知道自己作为一个个体，所应该维护的仅仅是自己的权利，而且并不能因此就必然产生制裁别人的权力。正是因为分不清权利和权力（这是时下中国文字中最普遍的“笔误”），最近２０年来关于性道德的争论，基本上是低水平的“双盲窝里斗”。

再例如，在所有涉及“第三者”的官司中，我们的法官经常是不做卫道士就得做教唆犯。其实，如果我们不再非要对非婚关系表态，而是把涉及者视为三个独立而且平权的个体，那么在每两个人之间，谁侵犯了谁的权利，谁欠谁多少，就很容易搞清楚。一般来说，是中心的那人既欠婚内那人的又欠婚外那人的，而婚内婚外的两个人则根本毫无关系，婚外的没有权力拆散婚内的，婚内的也同样无权要求法律惩罚婚外的。

在发达国家，所谓社会的性道德已经被转化为单独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权利关系（个人当然也可以组织起来）。例如：如果您认为隔壁的“成人书店”应该关闭的话，那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拿出具体的证据来说明该书店究竟侵犯了你的什么具体权利，光说“有伤风化”不行，泛泛地说“毒害青少年”也不行。反之，这家书店之所以能够在您的隔壁开张，也一定是拿出了不侵犯他人权利的具体证据。

再例如：在所有的成人书店里，那些杂志都是只许买不许当场看，就是因为顾客的购买权不能损害售货员所拥有的不看权。

总而言之，这种个人权利式的爱情主导的道德可以总结为：以自己的权利为前进动力（而不是盲从任何一种社会道德，无论是保守的还是开放的），以对方的同等同样的权利为前提（而不是诱、骗、欺、压），以不侵犯所有相关者的个人权利为界限（而不是天马行空），以爱情为主导（而不是“唯情爱主义”，更不是利欲熏心）。如是，那么中国性革命的前途就会像它本身那样美好。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潘绥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