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年輕人對李慶霖這個名字是陌生的，但是全國1700萬的上山下鄉知青以及他們的父母親人至今都不能忘記他──這位原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小學的語文教師，一位無職無權貧窮的老百姓,居然敢斗膽上書毛澤東主席,直諫下鄉知青們的艱難困苦，哭訴他們的“無米之炊”的困境。毛澤東讀到這封信後，深為所動，當即為他親筆覆信，並從自己的稿費中拿出３００元匯寄給他“聊補無米之炊”。這封信促成黨中央和國務院對知青政策及時作了調整，改變了當時千百萬知青的命運。李慶霖成了中國知青上山下鄉運動中的傳奇人物。在全國千百萬老知青的心目中至今他仍是一個值得尊敬的老人。李慶霖的故事從70年代延續90年代，已是古稀老人的他94年從閩北的勞改農場出獄回鄉，過着簡單、清苦的生活，他的故事也許會成為民間文學的一個最好版本一代一代流傳。

1973年4月25日，毛澤東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讀了由王海容轉交來的一封人民來信，讀到悲涼處文字，毛澤東的雙眼慢慢紅起來，淚水潛然而下。寫信人是福建省莆田縣一位叫李慶霖的小學教員。他在長達2000多字的信中陳述了下鄉知青們生活上的困境，揭露了地方上一些幹部利用職權為下鄉時間不長的子女開後門招工、參軍、上大學的不正之風，他從一個知青家長的角度，沉重地訴說了一個父親的困惑與悲苦，向毛主席傾訴自己心中的不平、不甘和不安。他在信的結尾處哭訴道:“毛主席,我深知你老人家工作是夠忙的，是沒有時間來處理我所說的事。可是，我在呼天天不靈，叫地地不靈的困難窘境中,只好大膽、冒昧地寫信來北京告御狀了,真是不該之至！”。毛澤東主席讀畢這封信後，當即給他覆信：“李慶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並讓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從他的稿費中取３００元匯寄給李慶霖。他還問汪東興,李慶霖是不是黨員？如果是黨員，可考慮推舉他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黨員,可讓他出席四屆人大。還說，可考慮把李慶霖的信編入課本。可見毛澤東當時對李慶霖敢於坦誠直言是很讚賞的,其實他對上山下鄉運動中的積弊早有所聞，並已下決心統籌解決知青問題。

1973年5月６日李慶霖接到中共中央辦公廳寄來的毛主席覆信，5月10日又收到毛主席匯來的３００元錢。毛主席的“覆信”寄到莆田，有人高興有人愁；廣大知青及其家長們奔走相告，鄰里們跑到李家爭相摸毛主席寄來的人民幣,興奮地說：“不要花了這些錢，這是毛主席的錢，要用紅紙包起來傳給子孫後代。”

文革時代的官方宣傳素來“報喜不報憂”，而李慶霖的信則以“暴露陰暗面”，受到毛澤東的鼓勵。他信中鞭撻所及，多為本地的權要，這些人“走後門”的種種劣跡一旦上告中央,昭示天下,自然於仕途不利。所以李慶霖很快便受到當地一些幹部的群起攻訐，他們採取種種手段，企圖將信中反映的問題全盤否定。不過這些人的不光彩的小動作，在當時是“蚍蜉撼樹”，有毛澤東的覆信為倚托，往日含辱忍垢的李慶霖還有什麼可畏懼的呢？

李慶霖被宣傳為“反潮流”的英雄，他的告御狀之舉促使中央高層領導及時調整知青上山下鄉政策，改變了千百萬知青命運的同時,李慶霖的命運也在不斷改變,平步青雲，他被委以各種要職：從小學的革命領導小組副組長到縣知青辦副主任、縣教育組副組長，直至福建省高考招辦副主任和國務院知青辦成員、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他被人們視為“為民請命”的英雄，然而在文革時期變幻莫測的險濤惡浪中，一個被推在風口浪尖上的人物要想把握自己的命運是困難的。小學教員出生的李慶霖不過是一介平民，他根本不具備政治家的素質與城府，一旦發跡，一個鄉村小知識分子的種種弱點便顯露出來。他身不由己地捲入政治漩渦，在各種公眾場合出頭露面，在當時“揪民主派”、“走資派”的狂潮中到處作報告、表態，這樣便為他日後身陷囹圄埋下伏筆。他在變幻詭譎的政治舞台上，只是一個匆匆過客，20餘年後，李慶霖自述：“這段時間，我經常被推上台作報告，有人說我“忘乎所以”是很自然的。”

1976年11月，李慶霖被隔離審查，1977年11月被正式逮捕。他做夢也沒想到，僅僅三年，他從人生輝煌的頂點，淪為階下囚。他承認自己犯有嚴重的錯誤，他認為他當時是自覺地按上面的部署的要求干的，說了一些錯話。但他決不承認犯有被判決無期徒刑的重罪，對這個判決他一直不服。

以後，他在閩北崇安縣一個勞改農場度過了漫長的17個春秋，他在農場裡先是燒開水，以後一直管理供犯人使用的圖書室與廣播室,出黑板報,他老老實實地接受改造,人們仍尊稱他為“李老師”。80年初期，一些來武夷山風景區旅遊的北京、上海知青們聽說李慶霖關押在這裡，買了水果、糕點，步行10多里去勞改農場探望他，這些知青的真誠感動了監管人員，便讓李慶霖來見這些人。這些人不同年齡、職業的老知青們象親人般圍住李慶霖───一一說起當年因為李老師給毛主席的一封信，改變了他們的命運。他們希望李慶霖保重身體，早日恢復自由。
1990年12月，福建省南平地區中級法院根據李慶霖改造表現，提出准予減刑。1994年3月,李慶霖提前出獄，回到莆田他世代居住的老屋。

今年是知青上山下鄉30周年，為了使廣大知青了解李慶霖先生的近況，今年2月我專程去莆田採訪他。瀟瀟春雨中，我找到莆田市倉後路居仁巷15號,這是一座藏在高樓大廈後面一條幽靜的深巷，15號是一座百年老宅,我輕輕叩門，給我開門的是他的次子李良雄，莆田市四中的幹部。李慶霖先生早在堂屋裡等候我，這是一位慈眉善眼、頗具儒雅風度的老人，當我緊緊握住他的手時，竟有一種見到久別的老父親那種親切與感傷，淚水潛然而下。我將武漢知青回憶《我們曾經年輕》送給他，將廣大知青對他的親切問候轉給他。

李慶霖出獄後，他和老伴沒有退休金，生活上沒有依靠，他曾先後給福建省委和莆田縣委寫信，縣政府很快通知他，每月到縣民政局特批的210元生活困難救濟費。他們依靠這筆錢維生。在他簡陋的堂屋裡，僅有一台陳舊的12寸黑白電視機，一隻古董似的舊竹桌擺在牆角，桌上擺滿大大小小的藥瓶，1972年12月24日李慶霖就是伏在這張桌子上給毛主席寫信（見照片一）。他患有嚴重的神經官能症，常常要服安眠藥才能入睡，與人講話一激動，病就發作。他說這病是刑滿前得的，前十幾年的大風大浪，他挺住了，馬上要恢復自由，但生活沒有來源，他不知該怎樣面對社會和親人，精神極度緊張,釀成此病。他的老伴患有嚴重的肺積水,常年臥床。1995年老伴病重住院，莆田縣委鄭海雄書記還親自去醫院看望，出院結帳欠了6000多元，鄭書記批示讓民政部門解決，使李慶霖重新感受到一點黨的溫暖。1997年8月老伴張秀珍終於病重去世,令李慶霖悲痛至極。莆田不少老百姓自發地為李慶霖家捐款，總數達萬元，使他得以還清了醫療費欠帳，並為老伴發喪。

今年70歲的李慶霖，現在和次子李良雄住在一起，過着一種深居簡出的清苦生活。他每天在小院裡侍弄幾盆花草，還到離家不遠的市信訪局去看報紙。他的大兒子李良模現在莆田市湄州灣開發區北岸土地管理局工作，女兒李良培原先是福建省體工大隊短跑運動員，現在省體委食堂當會計。但是外界，特別是當年的老知青們一直在關注李慶霖的命運和近況。現在，他不時會收到全國各地知青來信和匯款，一般是寄到市信訪局轉交的。有一位汕頭老知青給他匯來600元讓他治病用，在信中稱他是“中國知青之神”。

我問他,毛主席給他的覆信和那300元的下落，他告訴我，當時中共中央辦公廳寄給他的是毛主席覆信的打印件（覆信的原信現存中央檔案館），另幾頁是李慶霖給毛主席的信的打印件，註明是供中央政治局常委們學習討論的，這份文件一共打印了12份。1977年他出事後，這份文件連同國務院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給他的委任書都被查走了，至今下落不明。

毛主席匯來的300元，是10元一張共30張，當時就存在莆田市工商銀行鳳山路儲蓄所(見照片二)，從那以後一直沒取出，1977年李慶霖被關押後，莆田有人一直要抄走這筆錢，他的老伴將存單上換成自己的名字，這筆錢才遭厄運。

我問他是否後悔給毛主席寫告狀信，他說：“不後悔，毛主席要求我們說老實話，做老實事，當老實人。我當年反映的都是實際情況，沒有誇大。當年上山下鄉的知青們經受苦難，如今已成為跨世紀的社會中堅，國家的棟梁，我祝他們好中更好，兢兢業業地更加奮發有為！

李慶霖對自己的現狀有怨無悔，因為他有一筆任何人都沒有的精神財富;那就是,當年的1700萬知青至今沒有忘記他。他的名字和發生在文革期間的上山下鄉運動緊緊聯繫在一起，他還一筆任何人都沒有的物質財富;那就是毛澤東主席親自給他的300元人民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