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麻木不仁

现代文明有个十分意味深长的侧面，体现在“神经质”这个词的各种不同用法
之上。这个词的原意是“具有神经的，坚韧的，强壮的，刚健有力的”。这个词有
一个引申义，也是我们如今最常用的意思是“神经衰弱或有病，受制于或受苦于神
经过于激动，容易激动，软弱”。这些各式各样的复杂词语，表述各种神经疾病，
如今已经成为我们耳熟能详的日常用语了。毫无疑问，现代文明使人们的神经激动，
神经疾病也要比一个世纪前更为普遍。

但是，我们现在要说的，并不是那些患神经疾病的人，而是一般的西方人，他
们没有什么特别的病，却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提醒自己，神经系统是各种器官之中最
为突出的部分。总之，我们是用这个词来指那些“神经质”的人，我们知道这个术
语包括了我们所有的读者。至少就盎格鲁一撒克逊人而言，生活在蒸汽机和电气化
时代的人与生活在定期邮船和邮递马车这样古老而缓慢时代的人，他们的神经状况
当然是不同的。我们生活的时代特别有活力，而又匆忙。我们没有闲暇吃东西，神
经也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其结果已众所周知。

我们时代里做事的人有一种急切焦躁的神情（至少在西方做事的人是这样），
他们好像时时在等待一封电报——他们常常如此——电报的内容会全然改变他们的
命运。我们心灵中的这种状态，会无意识地表现在各种行为中。我们坐卧不宁，烦
躁不安。我们在交谈的时候也拿着铅笔，似乎此时此刻不马上写下来，就永远来不
及了。我们摩拳擦掌，似乎在准备去完成什么需要全身心投入的严峻使命。我们的
手指忙个不停，或者像野生动物那样调头往后看，以免忽略任何危险。我们感觉到
现在应该去做些事情，这样我们必须抓紧办完几件更紧要的事情。我们的神经过度
工作，其后果主要还不是表现在“拉琴痉挛”、“电极痉挛”和“书写痉挛”等等，
而是表现得更广。我们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安然入眠了，睡的时间短，休息得又不
好。我们时常被一些细微的响动吵醒，往往是令人恼怒的小事情，比如树上的鸟叫、
射入我们昏暗卧室的一丝光线、风吹百叶窗的声响、人的说话声，一旦吵醒，就再
也睡不着了。我们带着每天的生活一起休息，结果却没有真正得到休息。有一句话
几乎成了格言：银行要办好，除非行长与银行相拥入眠。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股东
坐收其利之时，行长正倒霉透顶，这是不难理解的。

这样，我们已经详尽地提及了西方生活中我们熟悉的各种事实。当西方人开始
熟悉中国人的时候，便可以把这些事实与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形成强烈的对比。
中国人尸体解剖并不常见，尽管毫无疑问也解剖过，而我们也从没听到过什么理由，
可以说明这个“黑发人种”在神经解剖方面与白种人有任何本质区别。尽管中国人
的神经与西方人相比，用几何学的术语来说是“相似或者同位”的，但他们的神经
与我们所熟悉的十分不同，这一点是再明白不过的了。

对一个中国人来说，在某个位置呆上多长时间也都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他会
像一台机器那样写上一整天。如果他是个手工艺人，他会呆在一个地方从晨光曦微
干到天色变黑，编织，打造金箔，或者干任何别的事情。日复一日，单调得没有任
何变化，显然也意识不到有什么单调需要变化。中国的小学生也同样受各种限制，
没什么休息，功课又单调重复。这种情况下，西方的小学生肯定没多久就会差不多
发疯的。襁褓中的婴儿也是一动不动地躺着，安静得像泥佛一样，而不像我们的婴
孩，一生下来就乱动乱扭。大一点之后，西方的孩子会做一些最滑稽的动作，活像
猴子，而中国的孩子则常常很长时间一动不动，或者站着，或者坐着，或者蹲着。

对于中国人来说，体育锻炼是多余的，这看来是个生理学上的事实。他们无法
理解所有的外国人的一个共同喜好：不去什么地方，只是走走；无法理解究竟是什
么东西驱使西方人要冒着生命危险在乡下奔跑，像玩纸上打猎，即“狗追兔子”的
游戏那样；也不理解究竟出于何种动机，那些具有良好社会地位的西方人会整个下
午站在太阳下面，把棒球打到一个别人走不过去的地方，或者几个人争抢一只球，
为了在另一个人的“垒”里“毙掉”它。一位广东教师问一个佣人，一个外国妇女
为什么打网球：“她这样奔来奔去，人家付给她多少钱？”告诉他“没有钱”，他
是不会相信的。为什么完全可以雇一个苦力去干的事情，他一定要自己去干呢？我
们再次强调，这一点对中国人来说无法理解。即使解释给他听，他也弄不明白。

关于睡眠，我们在此之前已经说明了一些方面，中国人与西方人同样有区别。
一般地说，他可以睡在任何地方。任何足以使我们发疯的细小干扰，都无法打搅他
的睡眠。用块砖头当枕头，他便可以躺倒在用草、泥砖或藤条做的床上，其他一概
不考虑。他用不到把房间的光线弄暗，也用不到别人安静。“婴儿夜啼”只管啼，
不会把他吵醒的。有的地方，作为一种普遍的本能（好比熊的冬眠），所有的人在
午后两小时似乎都睡着了。这已经成了常规，不管他们人在何处。午后的这两个小
时时间，整个世界安静得就像子夜后的两个小时。至少对干活的人来说，睡在哪里
倒是无关紧要的。其他人也一样。横卧在三辆手推车上，低着头，像一只蜘蛛，张
大的嘴里还有一只苍蝇，如果举办一场这种能力的考试，在中国就能招募到一支数
以百万计——不，数以千万计——的大军！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新鲜空气是可有可无的。
没有一个地方谈得上空气流通，除非台风吹走了屋顶，或者是主人因为饥荒拆房子
卖木料。我们听说过不少住房拥挤的事情，但这是常事，他们根本没有感到什么不
方便，或者说这种不方便不值一提。如果他们具有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神经系统，
那么，他们就会像通常设想的那样痛苦。

中国人对疼痛的忍耐，表现出中国人可以完全不受神经控制。那些对中国医院
的手术情况稍有耳闻的人都知道，中国的病人忍受疼痛是多么常见，几乎是普遍情
况了。他们所忍受的疼痛，足以使我们最强壮的人望而却步。这个题目本身，就很
容易扩展成一篇论文。但我们必须搁置不谈，我们只去注意一下乔治·艾略特[注]
在她的一封信中的话。“最高的召唤和选择”，她说——带有几分恼怒，无疑是因
为她讨厌神学用语——“是不使用鸦片，却眼睁睁地忍受疼痛”。如果她是对的，
那么，毫无疑问，至少大多数中国人肯定有过召唤和选择。

白朗宁夫人[注]说过：“没有同情心的观察就是折磨。”毫无疑问，这种人就
是像她那样敏感的女诗人，以及同她相像的人。

西方人不喜欢被别人看着，尤其是当他干着细致或艰苦工作的时候。但是，中
国人也许在别人仔细观察之下才会干得最出色。在外国人不常去的每一个地方，我
们总是很快厌烦于好奇的中国人的围观。我们时常声称，如果不赶走他们，我们就
会“发疯”，而这些人只是没有同情心地观察我们，并不会给我们造成任何伤害。
但是，对中国人来说，西方人的这种出于本能的感觉，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中国人
不在乎有多少人在看他；也不在乎什么时候看，看多长时间。一他会情不自禁地认
为，那些强烈地反感别人观看的人，真是有病。

西方人不仅睡觉时要安静，生病时更要安静。即使他以前从不要安静，生病时
也要求免受不必要的声音的打扰。朋友、护士、医生，都会共同保证安静这个康复
的必要条件；如果康复无望，病人会得到尽可能多的安静，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中
国人与西方人的习惯，在照顾病人的行为上有最为明显的对比。病情是一种信号，
与病人有关的各式人等从四面八方赶来打扰，人数与病情成正比。一刻都不会有人
会想到安静，说来也怪，也没有人表现出想要安静。那么多客人的来去与招待，对
即刻降临的死亡感到害怕而发出的哭叫，尤其是和尚尼姑等等驱鬼而弄得乌烟瘴气。
如此等等，造成的环境，足以使大多数欧洲人认为死亡倒不失为一种幸福的解脱。
那位知名的法国夫人传话给前来探望的人：“请原谅，我正忙着死亡。”对此，西
方人都禁不住付之以同情，而在中国，这样的请求不会有，即使有，也不会有人接
受。

在这个纷扰的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人们的担心与焦虑都在所难免。中国人不仅
与别的民族一样历经磨难，而且磨难更为深重。任何一个地区都有相当比例的人时
常处在死亡的边缘，这就是他们社会生活的条件。雨水略少，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
人要饿死；雨水稍多，又意味着他们的家园将毁于洪涝，对此只有听天由命。任何
一个中国人总难免官司缠身，哪怕全然无辜，也会毁掉自己。这样的灾难许多不仅
是可见的，而且可以感觉到它们在不断地悄然而至，好似铁制尸衣在慢慢收紧。对
我们来说，最为恐怖的事情就是一场不期而至的灾难骤然降临，带来各种可怕的后
果。中国人面对这些事情时，正因为不可避免，也就只能“眼睁睁地忍着”，这正
是这个民族最值得注意的现象之一。亲眼目睹过饥馑年月里上百万个默默饿死的人，
会理解这里的意思。你要完全理解，就要亲眼去看。但不管怎么看，西方人还是很
难真正理解，就像中国人很难真的理解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的观念，而盎格鲁—撒
克逊人则继承和发展了这一观念。

不管从哪个方面去看，中国人对我们来说总是并且仍将是一个谜，或多或少而
已。我们只有在心中肯定，中国人与我们相比，生来就是“麻木不仁”，我们才会
毫不困难地理解他们。这个意味深长的推断如何影响这个民族与我们将来的关系，
我们不想妄加猜测，但这种影响肯定会与日俱增。我们相信，至少总的来说，适者
生存。在20世纪的各种纷争中，究竟是“神经质”的欧洲人，还是永不疲倦、无所
不往而又不动感情的中国人最适于生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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