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芦笛 在 芦笛自治区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解决中国问题的可行良方（一）
芦笛
一、必要性与可行性
老金的妙文凸显了这两个问题：给猫挂铃铛是必要的，但是不可行。恰好昨天跟朋友聊天提到了这俩问题。他认为，促进国共合作，在大陆实行两党制，我党有意扶植国民党成为反对党，乃是实现中国民主转型的良方。如此即可引入一个现成的外来西式政党模式，避免草根民主的种种摸索，又能引入一个没有60年积怨的清新反对党，能避开我党对“穷棒子翻身”阶级报复的入骨恐惧，脱出冤冤相报的“翻烧饼”循环。因此，这的确不失为解决中国社会转型难题的良方。
我说，这前景听上去确实诱人，然而恐怕没有多少可行性。共产主义天堂的美丽前景也很诱人，可惜没有可行性。他反驳道，共产主义光从理论上论证便知道它逆天行事，必然要失败，国共合作可不是这么回事，它是可行的，并不需要逆天行事。你那么多文章，谈来谈去最后的结论就是无解，中国只能一天天烂下去，总不能就这么算了吧？难道咱们分析来分析去，最后就是这么一个悲观结论？
我语塞，想起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他老人家又教导我们：“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的确如此，如果凡事都往倒霉处想，那一定不会办成任何事。80年代初有的经济学家研究怎么从斯大林指令经济的死套里钻出来，最后的结论是不可能，因为那意味着把煮熟的鸭子变成活鸭子，最后老邓也没什么理论，靠摸着石头过河，不也摸出了令全世界经济学大腕们跌破眼镜的经济奇迹？所以，我这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的论点，都是错误的。
此后我又想到这可行性的问题，特别琢磨了“国共第三次合作”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异同。最后觉得社会学里的“可行性”与自然科学里的“可行性”是两回事。
这其实已经在《社会设计的基本原理》中讲过了。在自然科学里，可行与否，能根据已知定律轻易判定，例如永动机违反能量守恒定律，那就是不可行的。但社会学工程的可行性绝不会这么简单明快，其实没有什么绝对不可行的事，例如共产主义理想逆天行事，压制人类私欲，因此缺乏活力与生机，但共党社会并不是不能建立起来，也不是不能维持下去。传统社会也逆天行事，压制人类私欲，缺乏活力与生机，不也曾隆隆运转了几千年？它们之所以垮掉，乃是有了美帝作参照物，使得统治者不可能长期压制人民的私欲。若没有西方社会作对照，则今日中国一定还生活在男耕女织的田园诗中，而老芦此刻正在“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所以，预估社会改造工程可行性的难度，要比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大得多。
恰好老金今日提醒了大家这必要性与可行性的问题。在我看来那难题在于，挂铃铛在老鼠看来很有必要，在猫看来毫无必要。挂铃铛在物理学上来说完全可行，并非炼金术，然而在实际生活中除了猫的主人，谁也没那本事。中国的问题似乎也类此，大家觉得那社会实在烂污，危机四伏，很有必要效法西方改革，但这只是一小撮“先知鸭”的杞忧，漫说我党未必会有这种危机感，即使是小屁民，很多人也十分海皮，并不愿意为了某些抽象的概念放弃手中的实际利益，而且还非常害怕改革可能招来动乱。爱国愤青们就更不用说了，人家正豪情满怀地准备去征服腐朽垂死没落的资本主义西方，把世界从灾难中拯救出来呢，哪会相信您的危言耸听？至于可行性就更不用说了，那跟挂铃铛是一回事，那么做的唯一可能是获得猫王同意。
所以，对中国问题而言，所谓“必要性”，就是我党觉得有必要，而所谓“可行性”，就是我党同意那么办。如果我党不同意，那就无论百姓觉得怎么必要，也无可能实行。在那种极权体制下，我党是个纲，纲举目张，乃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我不同意老看“在党内打转转好像不是办法”的观点，坚持认为共党，只有共党，才是决定中国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我党若不同意，再合理的改革方案也没戏。因此，我觉得最需要的，还是说动我党看到自己与人民长远利益的交集点，为此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
二、猫鼠的共同利益
老金引用的寓言是文学比喻，当然就有与类比对象不相符合的问题。这我在批阿随的狼羊律时已经说过了，自然界的狼不会被羊吃掉，用不着担心羊们武装起义。猫与鼠也有这个问题。此外，社会上的“猫”和“鼠”并不光是个吃与被吃的问题，也不光是生态平衡问题，两者之间还有共同利益存在。要是“猫”看不到这点，把国家弄砸了，天塌下来砸死的不光是“老鼠”。实际上“猫”的个头大，相对死亡比例恐怕要“老鼠”的多得多。因此，贤明的“猫王”，就是能看到“猫鼠”共同的长远利益，着眼于此而大胆改革的同志。
那么，什么是猫与鼠的最大的共同利益？避免共党因内讧而失去了对大局的控制，以致天下大乱。
这一点，除了倒共人士之外，各派人士恐怕都能达成共识吧？我党动辄用动乱吓唬百姓，并非毫无道理，盖他们辛辛苦苦六十年，就干了三件事：
第一，彻底摧毁了一切形式的民间社会，包括独立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乡间宗法组织等等，实行社会“原子化”，将每个人都编织入唯一的组织网络——中共的操控权力网，使得我党成了维持社会秩序的唯一力量，隔开乘客与大海的唯一的船壳，一旦破裂立即就是灭顶之灾。传统社会乱世中尚能维持微观太平的“土围子”（亦即实行宗法自治的乡村）已经成了永不再现的历史。这就是说，没有世外桃源，更无诺亚方舟，一旦动乱发生，很可能会迅速蔓延全国，无人能置身事外，躲过灾难。
第二，彻底扫荡了一切传统道德，无论是新道德还是旧道德，统统扫地以尽，人民从一切形式的道德自律中彻底解放出来，毫无底线可言，全靠我党的强大专政机器震慑。一旦这威慑力失去，则毫无自我约束的13亿凶猛动物会做出什么事来，谁都不敢想象。
当然，老金和老看都引汶川地震中人民群众显示出的人道情怀，作为人民素质并不差的有力证明。不过在我这cynical的人看来，那瞬间内的善良恐怕认不得真。这种场合有群体催眠的巨大效应在内：人们为某种庄严的情绪左右，在短期内会显得非常圣洁，惜乎不能持久。八九学运期间，伟大的北京人民也神圣了一把，甚至连小偷都一度绝迹，至今为民主革命家们津津乐道。他们不知道这是群体催眠效应，几乎所有的革命初期都有这种“群体圣贤阶段”发生，可惜非但不能持久，还会“走向反面”。
如历史反复证明的那样，革命乃是全民道德崩坏的最强大的催化剂。和后来的大戏好戏比起来，辛亥革命算是最温和最文明的了，然而它也引出了前所未见的道德崩溃。连参与革命的李宗仁都不能不承认，革命暴发户在短期内便迅速地从志士变为贪得无厌的匪徒。其与老官僚如陆荣廷辈的最大区别，乃是老官僚还非常尊重学者和读书人，鄙视黑道流氓，绝不会引为同道，而辛亥革命的一个丰硕成果，是将杜月笙、黄金荣之类流氓堂而皇之地引入政界。中国人在骤然失去皇帝的同时，也骤然失去了对一切抽象权威（亦即不以赤裸裸的暴力出现的权威）的尊重，随之而来的就是道德崩坏，以致梁漱溟的父亲和王国维先生竟因纲纪废弛、伦理崩溃而自杀。这种殉道者的悲愤情怀，绝不是如今的中国人可以想见、可以理解的。如今国内的右愤常将共产中国称为“后清”，个人认为那是对大清的严重侮辱，也严重低估了或抹煞了朝野自晚清以来的巨大倒退。
第三，彻底逆转了晚清以来的文明化进程，使得中国成了世界上最不讲究规则的烂污野蛮国家。
我反复强调过，什么是文明？尊重规则、严格按规则办事就是文明。不幸的是，中国在近现代以来一直发生的不是文明化而是野蛮化，也就是反复践踏规则，反复向全民演示“枪杆子里面出合法性，出真理，出道义”，最后终于使得暴力成了裁决一切问题的终极权威。
传统中国本来就不是西式契约社会，国人本无尊重契约权威、严格按共同商定的规矩办事的习惯。因此，唯一可行的文明化道路是实行君主立宪制，借君王权威来作为契约权威的过渡物。如辜鸿铭准确观察到的那样，如果说是“法律”，百姓根本不会当回事。但如果说是“王法”，则百姓只会两股战战，凛遵无违。可惜孙大炮那民主蟊贼反其道而行之，首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光辉道路，一再踢翻赌桌，掏出枪来大抢赌资，致使民国游戏终于流产。
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是孙大炮的错，他不过是个最坏最有影响力的坏榜样而已，效法者大有人在，而这就决定了民国的悲剧结局。平心而论，如张鸣教授观察到的那样，无论是袁世凯，是段祺瑞，是曹锟，开头都还是想竭力遵守规则，把那民国游戏玩下去的。然而政敌们就是要跟他们对着干。最后便成了“守规则寸步难行，靠暴力横行霸道畅通无阻”的逆向筛选机制，民国历袁世凯、皖系、直系、奉系，每四年下一个大台阶，最后就连国会都没有了，由张老胡子做大元帅，实行赤裸裸的武力统治。中国民主化的尝试，便因政客们和军人们不知道尊重游戏规则而流产。
国民党在名义上统一中国后，虽然天下是靠暴力抢来的，好歹先总统蒋公听了胡适的劝告，不顾胡汉民反对，制定了《训政时期约法》。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本质区别，就是那不是旨在欺骗人民，糊弄自己的“逆规则”，而是名副其实、可以操作的真规则。国民党说白了，他们搞的是党治，不是民治；成立的是党国，不是民国；实行的是主权在党，不是主权在民。这虽然是个坏规则，但总比无规则要强上一万倍。
可惜训政结束，宪政开始没几天，民国便被我党彻底倾覆，中国从此进入了实行史无前例的“逆规则”（＝无规则）的空前野蛮时代。这不但构成了中国民主化的最大障碍，而且成了我党的死穴。只要党员同志们信奉“力强者胜”的丛林哲学，大规模内讧就始终有可能发生，我党就永远是个潜在的最大乱源，中国就永远是个潜在的乱邦危邦，这就是悬挂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头上的达摩老祖剑。
由此不难看出，“逆规则即无规则”（倒有点像文革时期批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就是党国最大的弊端，对人民而言，它构成了中国实现文明转型的最大障碍；对我党而言，它始终是能把党中央炸上西天的定时炸弹。一旦敬爱的党中央上了西天，则将有大批人民陪同殉葬。因此，如何拆除那定时炸弹引信，从制定坏规则开始，逐步建立规则权威，就是猫鼠的共同利益所在。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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