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清朝的文字獄，次數之頻繁，株連之廣泛，處罰之殘酷，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朝代，
秦始皇的“坑儒”與之相比也黯然失色。絕大多數的文字獄都是在“盛世”的康熙、雍正、乾
隆三世，如康熙2年的莊廷 的《明史》案，株連甚眾，“名士伏法者221人”（陳康祺《郎潛紀
聞》卷11）；雍正6年的曾靜、張熙案不僅誅殺了許多人，充軍了許多人，而且連死者都被開
棺戮屍梟首示眾。乾隆朝文字獄更是家常便飯，案件總數比康、雍兩朝合計增加四倍以上。殘
酷的文字獄產生了惡劣而深遠的影響。在此背景之下，知識分子要保證安全，只有走兩條路，
一條是做無實用價值的八股文，考科舉，做官之後去壓迫民眾，另一條是埋頭於故紙堆里，去
做尋章摘句的考據工作。這兩項工作無論做得多麼好，都不能推動社會的進步，甚至還要阻礙
社會的進步。還有，文字獄使滿清政府跟人民的距離拉得更遠了，人民對政府更痛恨，更不關
心了。

滿清統治者在文化上實行極權統治的另一個具體表現，就是以“御纂”和“欽定”的名義對全國
書籍進行一次大規模的審查，許多有思想啟蒙意義的進步書籍被他們以“悖逆”的罪名加以刪改。
乾隆朝編纂《四庫全書》時，就有許多書籍被進行了這樣的“閹割”而讓人們“不識廬山真面目”了，
更嚴重的是大量的有價值的書籍被他們銷毀。被銷毀的書籍“將近三千餘種，六、七萬卷以上，種
數幾與四庫現收書相埒”（章太炎《哀焚書》第五十八）。當代學者顧關元先生據海寧陳乃乾的記

載，則認為所銷毀的書籍是《四庫全書》總數的十倍。因此，顧關元先生指出，滿清統治者借編書的
名義號召人們“獻書”，而其實是大量地毀書，比行令強制毀書要高明得多，其目的不是在文化而
是在政治。這無疑是中華民族文化史上一次空前大浩劫，其破壞性肯定是大大超過秦始皇“焚書”
的。因為秦朝時中國的文化典籍畢竟有限，而清朝時不知要豐富多少倍了。可以說，象滿清統治者
這樣的對文化典籍的整理，不要也罷，讓那些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精神遺產保存在民間，將會更有
價值。

最重要的問題是滿清王朝統治中國268年間，中國到底有沒有進步，有多大進步？這個問題我們由
以下幾件史實的對比中也許可以找到答案：明代鄭和七次下西洋，廣泛發展海外關係，進行物質和
文化交流，並展示國家武力，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抗衡，其造船術和航海術在當時世界上都是一流的；
明神宗時張居正改革之後，“中國是全世界最先進、最富強的大國。歐洲的人文學士在提到中國時無
不羨慕嚮往”（據金庸《袁崇煥評傳》中所引用的有關史料）；明代末年已有從西洋進口來的火槍和火
炮，崇禎皇帝上吊之前就用當時最先進的三眼槍來抵抗過。而在1792年（乾隆58年），英國派使臣馬
甘尼來到中國希望建立外交關係的時候，馬甘尼看到中國極度落後，武裝部隊如同叫花子，使用的是
西洋早已拋棄的刀槍弓箭之類，高級官員都不識火柴為何物；1852年太平天國攻占岳陽後，從地下
掘出了200年前吳三桂所埋藏的大炮，居然銳不可當，很快就依靠它攻占了湖北重鎮漢陽，清軍的落
後可見一斑。

以上這些簡略但確鑿的史實，徹底劃破了所謂“康乾盛世”的漂亮畫皮，我們可以看到隱藏在畫皮下
的是滿清王朝吃人魔鬼的醜惡面目，認識到他們的所謂“創業史”其實就是吃人的歷史、“敗家”的歷
史。象這樣一個阻礙了中華民族正常發展近三百年，使中華民族淪為任人宰割的、西方人眼中的“劣
等民族”的殘暴、腐朽的滿清王朝，我們還要真誠地歌頌，還要無限懷念而不勝嚮往嗎？我們還要讓
它“真的再想活他五百年”（電視劇《康熙王朝》主題歌歌詞）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