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近一年多的时间，全国反右派运动于一九五八年六月中旬最后处理工作结束。全国、全军、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人员中近百分之七比例的优秀人种，被打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分别被毛泽东超越中国的宪法、又超越了各民主党派的自身权限给民主党派成员戴上了“右派帽子”；中共党员开除党籍、又判刑、劳教、劳改，分别送往监狱和没有铁丝网的监狱。

还有一些在反右派运动中“不够右派资格的人”比如中学生、部队中班以下的解放军战士，分别被打成“中右”、“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被开除了学籍、团籍、军籍后送到农村长期改造、监督劳动。

反右派运动中仍和过去的政治运动一样是按照毛泽东规定的全国人数比例1-5%抓右派的。当然各级党委抓的愈多愈好所以平均已超过了7%。按八亿中国人口计算，大约五百六十万，此数字与以后“揭密文件”“数字相近”。

定为右派集团    22.071个

右倾集团        17.433个

反党集团  4.127个

右派分子3.178.470人

中右分子1.437.562人

党员右派分子2.78.932人

高校教职员工 36.428人

学生  20.428人

非正常死亡  4.117人

下面抄录一首右派遭难全过程的记实诗

右派咏叹调

一、“阳谋”——引蛇出洞

神州天地暗，反右史开篇。

“右海”掀狂浪，秦坑冒黑烟。

“阳谋”当诱饵，鸣放出真言。

言者皆“无罪”，人人信更坚。

“蛇神”刚出洞，铁手尽围歼。

二、戴帽——精神枷锁

头戴“紧箍帽”，何须坐牢监？

惩人先夺志，驯马必扬鞭。

大众来监督，身心似火煎。

精神枷锁重，唯有泪涟涟。

三、劳改

改造唯劳动，年年苦熬煎。

冬寒晨运粪，夏热午耕田。

永日陪牛马，通宵伴鼠眠。

青春悲逝水，白发愁中添。

四、摘帽

摘帽空欢喜，仍和“反坏”连。

提薪常最后，运动总当光。

“翘尾”招人妒，低眉暗自怜。

心存千古恨，郁郁度余年。

五、世道千般怪

世道千般怪，无人敢直言。

儒冠如粪土，敝履值千钱。

外行充博士，奴才作圣贤。

一人能得道，鸡犬可升天。

举酒浇忧愤，模糊辨丑妍。

六、神坛上的祭牲

“文革”风云起，神州大厦倾。

黄钟遭毁弃，瓦釜似雷鸣。

世界文明劫，中华左道兴。

神州需血祭，“右派”作牺牲。

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初衷是整前异己（走资派），夺回旁落的大权，但实际上这是史无前例的反人类，反文明的极端残暴，毫无理性的野蛮运动。右派分子无论摘帽与不摘帽，一律成为这无比神圣的恐怖的神坛的祭牲。

七、自杀就是“叛徒”

不堪受辱毋宁死，自杀横加“叛徒名”。

狂狷介之操日月，魂蚂地府意难平。

八、狱中思亲

绝塞思亲血泪斑，千回圆月狱中看。

年年野草抽新绿，心似冰河彻骨寒。

九、意人的玉照

姑娘玉照贴胸藏，泪水沾濡汗水浆。

廿载荒原音信绝，天淮何处觅红妆！

十、层层荒冢

新疆劳改杳无期，血泪斑斑染布衣。

多少先驱身殉难，层层荒冢草萋萋。

十一、临终的嘱咐

客死他乡恨不平，青春理想葬秦坑。

临终但愿春闺梦，永在花丛携手行。

十二、漏底棺

大漠浓云暗雪山，囚窗恰似鬼门关。

新坟旧冢层层叠，惟恐身装漏底棺。

注：漏底棺，即无底空棺材，劳改场死人太多饿病冻累死、打死、自杀已来不及制棺材、特制无底棺材，只要将空棺罩在已放在板车上死者身上运往乱葬坑，抬起空棺，推死人入坑掩埋。

十三、狗仔

戴帽新婚喜气盈，谁知从此祸根生。

夫因娶我难提干，稚子横加“狗仔名”。

十四、“改正”通知报黄泉

云开日出洗沉冤，“改正”通知往下传

找到当年埋骨处，空留墓草报黄泉。

十五、教授“平反”上西天

高龄

激荡心潮心硬死，隆恩奉送上西天。

十六、痴心争民主

痴心只为争民主，半世囹圄北大荒。

苦役私刑终不悔，铮铮铁骨傲风霜。

十七、血泪写春秋

人民民主大湖流，顺者昌明逆者休。

留得“阳谋”当笑柄，殷红血泪写春秋。

作者潘仲骞，一九八七.六，“反右三十周年”

反右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大冤案。毛泽东迫害忠于党、忠于人民、热爱祖国的上百万各阶层高、中、小知识分子及各民主党派，知名人士是前所未有的；冤案长达二十二年，也是史无前例的，牵连国人数量之多也是首屈一指的。

运动之后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严重灾难，逆转了社会文明发展的进程。关心国家大事，说真话有罪，说假话得道升天受重用。残害了中华民族仁爱信义、知荣知耻的优良传统。败坏了道德风尚，破坏了社会和谐。给共产党自称“说话算数”抹上了一笔黑色。从此，共产党、毛泽东在人民心中没有了地位，没有了信任而失去了民心。

它不仅摧毁了做人最基本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而且还使我们的民族丧失了创造力，更不用说今后国内能出才华出众的科学家诸方面的人才攀登世界科学高峰了。这样的倒退实在可怕……。

反右运动更突出的证明了毛泽东领导下所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是给外国人看的假宪法；毛泽东及各级地方党的书记首先不遵守宪法各条款，一手遮天以言代法，所以中国人没有公民人权的基本保障。毛泽东可随意处置中国境内的任何一个人，不管什么党派、什么民族，他一手遮天，这个天下就是他的天下而恣意妄为，在他已形成的一党专政、个人独揽大权独裁专制的年代人民哪有什么民主、自由、人权可言？

下面再举一组各单位打右派的具体数字：

摘录一九五七年十月十四日有关部门统计抓右派的比例数据：

中央国家机关：

共划右派分子4.837人，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2.75%，包括极右分子和普通右派。其中中共党员754人。

司法部：

比例高达23%，由于数字太惊人，所以“赦免”了一些工农干部，但仅200多干部最后仍有30余人被打成右派，比例高达16%。

新华社：

全体不过千人，编辑部就划96名右派占编辑部人数50%以上，占全社总人数10%，在记者、编辑人员中则占18—20%。

全国人大：

第一届人大代表中划为右派分子62人。

全国政协；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被免去委员职务的右派分子21人。

团中央：

大批解放前投奔到延安的及白区学运骨干60余人打成右派分子。

文汇报：

浦熙修、徐铸成等6名编委，15名记者被打成右派，驻京办事处10人中有7人被打成右派，这个比例够吓人的吧？

光明日报：

大右派储安平、各部主任、编辑、记者16人被打成右派。

中国作协：

丁玲等著名作家，共占作协总人数50%以上的文人、才子、新中国的作家、诗人被洪水从此淹没。

省部级：

四名省长、九名副省长被打成右派。

中国人民解放军：

除总政文化部长陈沂是军队中大右派以外，少尉以上各级军官、战士近万人，其中军官7000人以上，战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数千人。

据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一日报导：

一九五七年五月全国有30万人“下放”农村，到一九五八年二月就猛增到130万人。

当五十年之后，“反右档案揭秘”称：

一九五七年不是传闻的五十五万右派分子，而是3.178.470人；另外还有1.437.532人被划为中右到北大荒等地劳改。

轰动全国的反右运动中的大右派“章罗联盟”，即民盟主席章伯钧、罗隆基，实为毛泽东以莫须有罪名加害于他们。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员真为有毛泽东这样无耻之徒感到是党的最大耻辱！败类！无端生有加害于章罗二人造成一大冤案。又牵连了多数民主党派中的无辜人员。

中共党员在党内最高处分是开除党籍，党外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中共根本无权处置，却都遭到了“戴右派帽子”、批斗、人身迫害及在本人未出席“法庭审判”的情况下，缺席定罪判刑、劳教、劳改、行政降五到六级，极右分子则将工资也开除了，只给18元生活费，这些极右不就是“态度不老实“不承认自己所直言是有罪的，敢与共产党认真的人吗？

在反右运动中非常值得提到的一例是李慎之被打成划为“极右分子”的案件：

在反胡风的案件中最后提出的谢韬情况中也提到他和李慎之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共同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老朋友，而且又都是张友渔（解放初期任北京市副市长）介绍他们俩人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期间入党的地下党员。

初到新华日报李慎之在编辑部资料室工作一九四六年夏季随周恩来、潘梓年、章汉夫、熊瑾玎、乔冠华、章文晋、宋平、陈家康、林默涵等人去了上海，筹办《新华日报》上海版。

一九四九年进北京以后，李慎之仍在新华通讯社总社，抗美援朝后期被调到朝鲜以红十字会名义与“联合国军”交换战俘。在谈判没结果时，又被调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考察团，到苏联和东欧国家考察。一个多月后又召回朝鲜，调查战俘情况，并写了《开城观察家评谈判局势》发回国内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

一九五七年以前周总理出访都要李慎之作为笔杆子跟着去。亚非会议写了关于《亚非会议介绍》，日内瓦会议，写了《日内瓦会议日记》、《日内瓦会议最后的报导》。他还直接给周总理起草公告。他自称是外交部的“客卿”，周总理要出国，就找乔冠华，乔冠华就找李慎之。有时周总理直接点名叫李慎之去。

当时李慎之是个走红的共产党干部，他的正式工作是担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分工管《参考资料》和《参考消息》。《参考资料》一天要出三大本，而且一定在早上八点、中午一点、晚上七点送到中南海领导人的办公桌上。中央领导人对国际动向的了解，主要通过这个渠道，“一日三参”忙的李慎之难得休息。后来李慎之说：“那时候如果在世界上找对苏共二十大了解最多的人，我算一个。”

中央书记处（现在政治局常委）几乎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天天开会，这也是党中央会议从未有过的事。会议主要讨论苏共二十大以后的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对策。所以要求他们国际部搜集全世界对此问题的反应。李慎之和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姚臻一起编写的《批判斯大林问题集》，在搜集各国的反应方面，可以说是最完备的。国际问题资料一直是新华社的“专利”，而当时新华社的国际新闻就靠李慎之他们了。如果说需要把国外的新闻过滤，为我们所用，作意识形态转换，他们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专家。

李慎之当时年轻力壮，一天十几个小时干。毛泽东每天都要看他们编写的《参考资料》一日三参。

苏共二十大对我国影响非常大而对毛泽东是非常意外，他处于矛盾状态。斯大林给中共出过一些坏主意而且不信任毛泽东，毛对斯也不满意，但毛认为斯大林治理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模式不能放弃。所以毛泽东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因为这要会危及他自己的“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高层内看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错误和罪行的秘密报告之后，有的相信是真的，有人则不相信。而李慎之是相信的。因为李慎之看过很多苏联清党文件以及乌克兰大饥荒的报导，在赫鲁晓夫报告时其中涉及的时间、地点都有印证，他相信这绝不是什么帝国主义在造谣。

赫鲁晓夫的报告在全世界引起强烈震动、冲击波不断扩大，以致在波兰、匈牙利出现乱局。李慎之说：“我自己在铺天盖地的外国新闻报导日日夜夜的冲击下，也是忧心忡忡，到了寝不能安眠、食不甘味的程度。”

李慎之认为国际共产主义暴露出来的问题太严重了，希望只能寄托在胜利才七年而领导着新中国蒸蒸日上的中国共产党身上，寄托在为全世界人民众望所归，一贯倡导集体领导与群众路线，而且素有宽容与开明之称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上，希望由他在中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一个民主与宽容的范例。

一九五六年在人民心目中，是宽松的一年，大家相信毛泽东说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要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建设上来。并提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知识分子皆大欢喜，一心想着向科学进军。到五月间毛泽东宣布了社会主义阵营从未提出来过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自从苏共二十大以后也促进了许多人思想解放，使人们不断反思许许多多个为什么？李慎之说：“我在这样的大潮激荡下，思想也越来越转向寻求所谓社会主义民主。”

但事情不向人们想象的那样。匈牙利、波兰事件在这一年的秋天闹的不可开交以后，毛泽东派秘书林克向新华社国际部当时最了解有关情况的王飞当时是国际部主任和李慎之征询对事件的看法和我们应如何应对的意见林克自一九四九年就在李慎之手下工作，曾任《参考消息》撰报组组长，一九五四年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帮助毛泽东一天看几十万字的《参考资料》。李慎之、王飞对林克放言：东欧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一套民主制度，他们之所以敢这么说，是因为能够“通天”的为毛泽东所信任的吴冷西对他们讲过：“毛主席说我们现在还在训政时期，”“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愚民政策”“我们的问题不止是官僚主义，而且是专制主义……”。

李慎之想到这些话，就坦然地对林克说：“请毛主席除了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之外，还要制定个还政于民的五年计划”“我们也要开放新闻自由：中小学都要设立公民课或者宪法课，新中国的每一个公民都要清楚自己的权利与义务；我们的大民主太少，小民主太多，应当实行大民主，应当建立宪法法院。”

李慎之说：“毛泽东引用《红楼梦》风姐的话：“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更使我钦佩他老人家胸襟之宽阔、气魄之宏大。因此，我放大胆提出：“革命胜利以后就是要搞点改良主义……”。

这些话都是从上述毛主席的话引发出来的的。当时，李慎之还以为自己是想毛主席所想，好毛主席之好，没想到自己对毛主席的本意未真正理解，弄的南辕北辙了。

毛泽东又在不同的会议上，不指名地点了李慎之的上述言论，特别是给李慎之定为极右的第一条罪状是说他“企图利用内参影响中央”。这不仅使李慎之感到惊讶，在批判会上，从来没有人这么说过。况且，他主持《参考资料》本是党分配给他的工作任务，他还以为自己在这方面是很有功劳的。李慎之所编出的《参考消息及参考资料》毛泽东曾一再表示满意，并予以嘉奖，称赞“新华社的工作做的很好嘛。”李慎之也曾被评选为中央机关的先进工作者，也就自认为是党的宠儿，很有党性，总是和党赤诚相见。

但正是这种赤诚相见，在新华社使人认为他的“右派言论是最多的”。

后来李慎之才悟到，没经过延安整风，抢救那样的政治运动，不知道运动的厉害。

反右运动是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开始的，处理时间大都在一九五八年三月以后。本来，新华社党委除一人外，都不同意把成慎之划为右派，但由不得他们。上边已经定了，下级谁也无法改变。

一九五八年三月八日，通知他为极右。

中共是执政党，但不是党执政。由于毛泽东以言定罪，那么，毛泽东非法诱供，欺骗人民“言者无罪……”的阳谋而遭陷害的人才打入十八层地狱长达22年之久，你毛泽东捏造、诬陷、断章取义嫁祸于他人才是罪大恶极，需严惩的罪魁祸首。

至今半个世纪过去了，他的所有罪行仍未公开公布于众。所有对右派的处理乃至“改正”都是不及时、不坚决、不公正、不彻底、不依法的，时至今日人们看不出中央“有错必究”的诚意，影响极坏！

3、斯大林与毛泽东对比之三

 

” 列宁也是搞武装斗争、阶级斗争为主线的，但他为了摆脱“革命成功”后的困境，还倡导了“新经济政策并获得了成功，初见成效，市场繁荣，城乡进行了物资交流，因而克服了苏联第一次大饥荒。

列宁死后，斯大林不顾布哈林的反对，在一九二九年急着结束列宁倡导的新经济政策，强行集体化和消灭富农，对持不同政见者严加惩处，引起了农民的反抗和毁田杀畜。在一九三二年苏联又进入了第二次大饥荒，有上千万人因集体化和大饥荒而死亡。

毛泽东：

当前，很多研究马克思理论的学者一致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更加强调批判空想社会主义，反对人为的设计未来……

而毛泽东为了实现“马上治天下”，在三大改造，镇压了知识分子，特别是反右派斗争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之后，毛泽东的狂妄，空想实现社会主义的野心就更上了一层楼。

毛泽东只是一权在握，搞经济他是一窍不通。解放时期，他急于结束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他反对刘少奇坚持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和剥削有功论。而说刘少奇是跪倒在资本家脚下，并多年压制党内经济权威陈云抬不起头来。

他一意孤行，要乘胜前进，而在一九五八年七、八月份便提出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

这三面红旗就是叫全国人民为尽快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叫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要一天等于20年，超英国，赶上美国。在农村要向苏联一样搞集体化，把农村的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统统一步跨入以乡镇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不叫集体农庄，叫有巴黎公社涵义的“人民公社”。

一切土地财产收为公有，机械耕地收割，社员都到公社大食堂吃饭，并实行集体化、军事化。

要超英国，赶上美国硬件的东西是“经济基础”，一个口口声声称“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的国家，更不用说“资本主义发达的经济了”。毛泽东不失为狂人，首先把钢铁产量定出超过1080万吨，仅全国的几个大炼钢厂是不行的，也要发动群众大炼钢铁。于是土法上马，全国农村各地土高炉竖立起来，家家献出凡是带“铁”字的物件都行，贡献给土高炉当原料……。一时间，烟熏火燎，还敲锣打鼓热闹非凡，农村的狐狸和狼半夜吓的都无处安身了。

粮食生产也是个大关，于是“高人”又发明了深挖地三尺，将热土、生土换个位置，这叫大搞深翻能增产；还有人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切科学种田夺高产的实验被震天动地的“大胆革命口号”所代替，被“人定胜天”的誓言所占领；那些“洋奴哲学”、“崇洋媚外”都被八字农业宪法：水、肥、土、种、窑、保、公、管踢到一边去了。

于是全国一盘棋不因地制宜地盲目修水库引水上山、灌田；又大搞密植实验田要达到鸡蛋放在小麦穗上掉不到地上，所以亩产量由几十斤，吹到上千斤、上万斤，反正吹牛皮不犯罪，全国就大刮起了虚夸风，假报产量欺上。

公社社员们像个钟摆，除吃饭时间外一天劳动十八小时，甚至连轴转累的精疲力竭。

那年国庆年，游行队伍中最吸引人的是花样繁多的彩车，画着“丰收的一切农作物的果实”以及亩及XX斤的惊人的宣传。毛泽东高兴的不亦乐乎，频频向游行队伍招手……

在这同时，全国各地捷报频传，万岁声、欢呼声惊天动地。似乎明天中国就进入共产主义了……

科学容不得半点虚伪与假冒，违反科学的大跃进是要付出代价的！蛮干是要用生命做赌注的。

时隔一年多，大炼钢铁的土高炉，由于根本就不可能炼出好钢铁，而土崩瓦解。兴修水利的各地大、中、小水库，由于没有科学的设计漏洞百出，而泛滥成灾。靠虚夸假报、吹牛皮吹出来的“农业大丰收”人均口粮定量一减再减，减到城市人均六市两一天，农民一天四市两，全国严重吃紧，各大、中、小市场、商店、供销社的货架上几乎除“样品”外，几乎没有供应人们正常生活的副食品了。

最苦的要算农民了，一天四市两毛粮，也就是早、晚两碗稀粥、还要剥树皮、挖野菜，到半年以后连野菜、树皮、树叶一切可食物都找不到了。

  毛泽东此时提出“有劳有逸，劳逸结合”你不说农民也无力去干农活了。人民公社的上班钟一响，农民就扛着工具在田间，地头睡大觉去了。由于严重饥饿，大多数农民患了浮肿病已无力干活了，只有等死了！

不愿死的就流浪外逃到外地，结果人们看到到哪儿都一样没吃没喝也是尸殍遍地。人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省，就饿死了700万人口。

这灾害在中国持续了三年，全国凡是能吃的都已吃光，甚至去吃死人肉，无奇不有。中央有关资料统计全国在“自然灾害”中因饥饿死亡近4000万人口。

在这三年期间的一九五九年秋季，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为首的正直，求实，对人民负责任的共产党人，经过实际调查了解民情，并大胆揭露“虚誇 ”，假报，欺上瞒下，吹牛皮…等严重失实的真相，批评毛泽东犯了“狂热病”…而上万言书。

因此惹恼了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人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会议急转直下矛头指向彭德怀，批判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头子，并从此被免去了国防部长职务。

毛泽东洋洋自得地称到……这只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之比……。而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者把问题看的过重了。

在反右不到两年时间，毛泽东就拿曾经以命保卫过他的“……唯我彭大将军……”下了毒手。这不是顺者昌，逆者亡是什么？毛泽东跟曹操一样“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谁反对他，他就杀谁！

戎马一生的彭德怀元帅最终又惨死在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中的北京卫戍监禁中。

国家主席刘少奇与毛泽东共事多年，“大跃进”造成的后果严重，经调查之后他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说老百姓就是口粮太少，灾情并不严重，而对大量饿死人承认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主动承担责任。

为此毛泽东很不高兴，刘少奇所说事关他的威信与权柄。这也为一贯抬举毛泽东，颜全毛泽东面子，叫毛泽东通过民主集中制最后把权都集中在他手中，如今毛泽东能不恨刘少奇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吗？”为刘少奇的灭顶之灾埋下了伏笔！

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在三年大饥荒中看到饿死四千万人，感到事关重大，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拯救人民，故而采取“三自一包”的农业政策，把少量土地分给农民，并给他们“自留地”自由种植农作物，同时允许开荒种田自救。

全国无论农村，还是城市的人民都为了能吃饱，开荒种地，在广大农村农民有了“自留地”以后精心耕作各种谷物，这是为了活命，国家仅仅给的这么一点自由。就是这一点自由，仅在当年就立竿见影，把农民，市民从死亡线上挽救了回来，“三面红旗”给人民带来了大灾难；“三自一包”拯救了老百姓。这就有利地证明了刘少奇所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正确的。要不是毛泽东发了社会主义狂热病，农民土地归公，吃大食堂，人民公社及盲目大跃进的蛮干，又刮“共产风”又刮“虚垮”风，哄的毛泽东忘乎所以沾沾自喜，否定民间的苦难而反右倾吗？

谁的政策好？谁的政策坏老百姓心中最清楚，人民是欺骗不了的；把三面红旗说的天花乱坠，最后得到的是死亡，只剩红旗杆了！

农村有了粮食作物，农副产品种类繁多， 很快城乡沟通市场繁荣兴旺起来。人民才有了精神，有了奔头。

毛泽东在刘少奇等人带领人民渡难关的时候，提出退居二线，不当主席了。可是在大多数人都同意的情况下，周恩来却说：“退居二线，主席还是主席吗。”又是周恩来的一句话，别人不好反驳，也是不叫他们难堪吗！从此，又埋下了祸根。

   于是毛泽东又“胜似闲庭信步”去了。又琢磨下一步阶级斗争怎么搞？搞谁？此时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就是睡在他身边的“赫鲁晓夫”。

果然，不到半年在北戴河他就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会上不管与会人员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怎么看法，毛泽东在会上高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刚起死回生的繁荣，一下子被“资本主义复辟”压的喘不过气来，又陷入了死气，死水一潭。

从此，各地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公安机关加重了他们的监管，因为他们是支持“复辟”的明牌敌人，重磅炸弹。

一时间城市的舞台上，电影的银幕上被“夺印，”“箭杆河边，”“千万不要忘记，”“向阳商店”等以复辟，夺权，拉拢腐蚀青年，忆苦为主要内容的所点领，进而扩大到农村剧团和放映队。人们又进入了过去搞政治运动的状态，蹦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再也不敢搞资本主义的自留地了……。

一九六二年以后，中苏关系日益紧张，又发生了，“珍宝岛事件。”同时政治分歧已到了严重“白热化”的程度。

问题的起因当然是由于苏共二十大会上赫鲁晓夫彻底否定斯大林，并将斯大林的尸体移出莫斯科红场。这一惊世之举使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大为震惊，并逐步离开社会主义阵营，各奔东西，寻求自由之路。

毛泽东认为苏联变成修正主义了，为了反修防修，他要高举世界革命大旗，对苏共开始了公开的论战，即一九六二年至六三年陆续由新华社、人民日报率先播报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

论战的焦点是：苏联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已变成修正主义了；南斯拉夫总统托早已是马列主义的叛徒，南斯拉夫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批判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提倡社会主义革命要通过议会道路……也是修正主义；似乎只有中国毛泽东是举着马克思主义大旗的世界领袖。总之中国要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讲斗争，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因为穷，就要干，要革命，要不断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所以， 凡是不跟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走的他都可以给扣上“修正主义”，“马列的叛徒。”“资本主义复辟”……等大帽子。所以外国的共产党不管你怎么扣帽子，人家还照样干人家的。不听你毛泽东那一套。

事实上已证明， 毛泽东不懂得马克思，恩格斯与时俱进的理论“斗争过时”论。是毛泽东最忌恨的，认为其它一切方式都是不可行的叛徒哲学，只有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才是正确的理论，其实正相反，没有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阶级斗争的政党能取得胜利。

其实在建国之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胡绳就以高度的原则性，责任感和无畏的勇气，严肃指出：毛泽东的重大失误之一就是民粹主义倾向。胡绳因此而受到围攻。但围攻者终究未能推翻胡绳的论断。

毛泽东的民粹主义倾向十分明显，无法否认。列宁曾明确指出“民粹派属修正主义行列”。既然毛泽东有严重的民粹主义倾向，那么，他的理论自然与修正主义不会有太远距离。“大跃进”中的“共产风”及违背客观规律所做的一切、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都是他“左”的出奇的祸根。毛泽东发誓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所以他知道自己活不了那么久，就豁出去“只争朝夕”了，誓死不变的野心。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更加强调批判空想社会主义、反对人为的设计未来......。并强调有条件的国家“工人阶级要争取利用普选权，取得政权”。“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若干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我们要自觉铲除封建主义思想的基础”。毛泽东愈走愈远，但他从不悔悟。

4、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简称“文革”，因为前面已经提到斯大林的大清洗，所以不重复，将“文革”作为一个标题写出来，更能将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罪行作以比较，前者毛泽东比斯大林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都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但骨子里都搞一党专制，个人独裁一言堂，毛搞阶级斗争借刀杀人，花样翻新更高一筹，封建统治已使毛泽东成为斯大林+秦始皇，走上了神坛。

毛泽东发动文革目地很清楚，他自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他更认为自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六年约十七年中，文化、教育、科技、艺术各领域都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在统治着所以，必须把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给挖出来——也就是中国修正主义的头子，睡在他身边的赫鲁晓夫、那就只有刘少奇等人了。

采取阶级斗争方式，适合缺乏民主法治制度保障的一党专政的国情，铲除异己，继续清除知识分子在上层的“代理人”而达到无后顾之忧。

反右斗争已清除了不少党外民主人士的头头。这次，要从党内头头下手开始火烧，才能搞深，搞臭修正主义，拽出中国的赫鲁晓夫。

红色风暴冲击着整个中国各个角落。

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清华附中学生组织的“红卫兵”，“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等等全国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红卫兵”组织。

这是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开始文革，不到两个月就红遍全国的组织。到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以后，八次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检阅“红卫兵”都表现出对毛泽东疯狂的领袖崇拜和野蛮的人性。

全国各地的党、政一把手，除毛泽东之外，都是这次运动整治的对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北京市委开刀，先整“三家村”吴晗，邓拓，廖沫沙，再整北京市委彭真，刘仁，打砸，抡，批斗，游街，轮番审讯，各种酷刑的逼、供、信残酷之极，暴露了人的野蛮兽性。从而遍及全国……一一效仿。

在中国这些大，中学生大都成长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特别是“反右”运动以后，他们接触的是此起彼伏的政治斗争，父一辈的生存，生活环境从未离开过批判，斗争以及空想的政治口号“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野蛮武斗。

再加上他们从小受到的人性，母爱的教育又严厉地受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批判。在他们的心灵深处，人与人之间来不得半点温存，友爱，更不允许毫无政治原则的妥协，那绝对是政治上的软弱和立场上的不坚定。

他们做人的丰富情感、逐渐变得简单而粗俗、阶级斗争的教育把他们的性格笼罩在你死我活、热衷于斗争的阳影里。他们把野蛮行为、兽性的发作当成革命造反行为、更当成是做“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最好的表现，“造成有理吗？”

    毛泽东利用盲从、无知、幼稚的学生在全国点火，所有封、资、修的小到书刊，大到庙宇文物都将其砸烂、烧毁、祖国的文化遗产遭到十分严重的破坏。这是日本、国民党统治时期所未见！中国人民在红色恐怖中艰难而心惊胆颤的度日，时刻担心死神的来临。

    一九六八年是全国批斗最高潮的一年。被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已从地、富、反、坏、右、又增加了走资派、保皇派、黑帮、反动学术权威、叛徒、反革命集团。甚至在解放前国共合作时期的共产党员都当成“特务”批判。无论什么人，只要“文革小组”说一句话，就是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你揪回来，批倒、批臭。

    “踢开党委闹革命”以后，造反者更加放纵。中共八届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共33人，文革中受迫害20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94人中有96人“靠边站”，听候处置。

    知识分子出身的高级干部如果不被打垮，就无法拱倒刘少奇、邓小平。此时，刘、邓已成为人所共知的第一号、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批斗党内知识分子时，党外知识分子也陪斗，说明他们是串通一气的。

    “文革”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文化边缘化走到政治边缘化。在这场运动中的中国知识分子。许多过去整过人的、现在又被人整，弄的死去活来。到他们临死时还痛恨自己，而高呼“毛主席万岁”。还要听党的话、叫家人与他划清阶级纪线。自己还要揭发别人、而戴罪立功···中国的知识分子叫毛泽东给逼的已丧尽了预警神经、理性的闸门人文的标尺。

    是啊，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有哪一个不把知识分子视为敌对力量哪？

    刘少奇与毛泽东在一起多年，秉性个异，大不同。一个是共和国主席，而毛泽东则又是多年来被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为了照顾他的脸面将其捧上了党的主席位置。

    在五十年代毛泽东有一句话广为流传：“一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也说明刘少奇马克思主义水平比毛泽东高的多，事实也是如此，如一九五O年以后坚持走新民主主义道路，反对过早进入社会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观点、反冒进、敢于对人民负责、大胆说三年自然突害严重死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作风朴实热爱人民，从不搞特殊化。但在对待毛泽东的态度上他顾及毛的面子，关键时刻放弃原则，违心自我检讨，叫毛泽东当把柄！

    刘少奇的著作“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中所提出的“驯服工具论”坑害了许多人也大大给毛泽东帮了忙。

    终于毛泽东唆使“文革领导小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向刘少奇及夫人王光美开刀了。毛泽东的妖婆江青“偶尔露峥嵘”以后，掌握了文革大权，早已把刘少奇、王光美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整刘少奇早已是毛泽东设计好的。心腹之患不除怎能心安？

    叛徒、内奸、工贼的头衔扣在了刘少奇头上，红卫兵无数次的批斗，叫刘少奇及夫人遭到巨大的侮辱身心迫害，最终被折磨惨死。中央奉命将刘少奇化名密秘火化；夫人王光美被监禁关押十二年。一个国家主席就这样被迫害致死，宪法还有什么用？毛泽东一手遮天，为了他的皇位，把一切“逆”者都加罪处死，滥杀无辜。在北京大兴县大杀地富子女，连一个婴儿也不放过，拿杀人取乐，割五藏六腑烹食入口，大快人心。社会的大倒退，道德沦丧，给中国人民带上了更严历的精神桎梏！

    久未露面的林彪、摸透了毛泽东脾气、秉性、在“文革”中竭尽大肆吹捧毛泽东，什么“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四个第一”......。一系列的吹捧还真管用，令毛泽东非常满意，竟而在“宪法”上、党章中明文规定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并被称为“林副统帅”。

    一时间全国就是毛泽东、林彪活的最长远，一个是“万寿无疆”，一个是“身体永远健康”。他们罪孽深重营养再好也超不过一般人的寿命。

    林彪与毛泽东的妖婆江青互相勾结、利用，一个从军队下手，对反对他的所有将帅格杀勿论，在海、陆、空三军制造了大批冤案；一个从文艺纪下手，把所有过去了解江青的著名演员及原上海演艺纪人士捏造罪名判刑，关押、批斗以达用权力迫害之目地，江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上海的三级“明星”所以像赵丹、魏鹤龄、上官云珠、秦怡......都非常了解她、更知道她的底细，她趁机投奔延安，与毛泽东想方涉法接触、献媚，毛泽东是个假正人君子——色狼、喜新厌旧。尽管大家反对，最后还是与江青结为夫妻。这次江青偶露峥嵘，大开杀戒，夺他人优秀文艺作品为已有称“文艺旗手”，十个“样版戏”一唱就占领舞台十年。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乘三叉戟飞机外逃，机毁人亡在蒙古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十公里处，九名乘员全都烧焦。

    这一消息震惊了毛泽东！这个“接班人”的行动，打了他一记重大耳光。直到现在未公开的这个谜，引起了人们许多猜测，林彪为什么出逃？他不痴呆，依他的“聪明”不难想到，他这个副统帅在毛泽东身边将来的下场他已看的很清楚......。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江青更得势了，在以后的几年里“红卫兵们又互相武斗、残杀。手拿”“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为自己所用，都说自己正确想夺大权。

    全国“革命”代替了生产，在国家被毁灭的边缘时刻，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死了。毛泽东的死是中国之幸，人民之幸。他死前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建立了新中国，二是搞了文化大革命。

    建立新中国，包括日本侵略中国八年和解放战争三年；没有国民党将士的浴血奋战，没有美国在日本长崎、广岛投下原子弹以及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形势，日本投降有如天上掉馅饼，共产党在敌后搞游击战、消灭了多少日军？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是集体军事指挥，全军将士奋战，牺牲得到的胜利，更离不开人民的支援，毛泽东是指挥成员当然有他的功劳，但不应贪天功为已有。

    再说“文革”上面叙述了多多，我只想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该杀的、不该杀的、冤死的鬼魂遍及中国大地，他代替了日本杀中国人，国民党“剿共”屠杀真正的为中国民主，自由而献身的共产党人。完成了日、蒋的灭共计划。使中国人民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不断被埋在“政治运动”的火坑里，毛泽东实属罪恶滔天，功劳被掩没。

    毛泽东的罪恶，至死从无悔悟所以他领导的共产党失去了民心，也说明了一党专制，必走向独裁，而自取灭亡。他更是极左路线和罪魁祸首。仅文化大革命十年，遭迫害者一亿两千万人，说毛泽东罪恶滔天不为过吧？

    “万岁声声喊破天，冤假错案血连连，

    抡抄打砸斗批改、荒野横尸黑白颠”。

    这是百姓中流传着的十年文革的悲惨情景。下面介绍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文革中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

    如果加上李先念在十二月二十日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讲的“国民收入损失五千亿人民币、浪费和减收共计一万三千亿人民币”。

    从新中国成立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没有内战、没有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人数在五千七百五十万人以上。经济损失一万四千二百亿人民币。近三十年来，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六千五百亿人民币。两次大折腾的损失是我国前三十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两倍多。

    就是说本来可以用于建设国家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宝贵资金，有三分之二以上被毛泽东给折腾掉了，这就是以主张阶级斗争建设中国毛泽东的成绩单。以这个成绩单人民也就不难评出毛泽东的功与过！

    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叶剑英等正义的老共产党人粉碎了四人帮。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分别被逮捕之后，标志着历经十年的毛泽东所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宣告结束。人民欢呼又得到了第二次解放，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在这十年中，毛泽东的“红卫兵”们，在“造反精神”、“砸烂旧世界”口号的鼓舞下，在他们的“红司令”领导下“不破不立”，把中国折腾的翻了个天。对中国政治、文化、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他们所表现出的疯狂的领袖崇拜热情的野蛮的人性，对干部、老师和知识分子，名人所进行的抄家、批斗、打砸抢所采用惨不忍赌的手段，是人的兽性大暴露。

    他们不会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一切是违反人性的。因为在他们经过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不断革命论的教育所形成的观念中，只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感情是崇高的，伟大的才是值得肯定的，甚至把最伟大的母爱都看成是渺小的，决不是什么伟大的。这些幼稚、无知只知道“造反有理”，而具有野蛮习性的孩子们，他们的命运又是如何哪？

    毛泽东看他们折腾的差不多了，就把并未真正接受初中教育的“老三届”，即一九六八、一九六九、一九七O年三届的应届毕业生赶到全国各地边远农村、山区、老解放区去，叫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那里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叫他们继续做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可想，这些红卫兵们的命运又是怎样的艰难历程？不一一叙述，由此后他们所写的各种书籍所证实吧！这又是无辜的一代青年人啊！谁之罪？

六、关于接班人问题

 

    二百多年前的一七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华盛顿这位开国之父，在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的时候，立即交班，仪式只有几分钟。

    他说：“我已经完成了赋予我的使命，我将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并向庄重的国会告别，在他的命令下，我奋战已久，我仅在此交出委任状，并辞去我所有的公职。”

    议长致答词：“你在这块土地上，悍卫了自由的理念，为被损害、被压迫的人们树立了典范。你将带着同胞们的祝福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但是你的道德力量，并没有随着你的职务而消失，它将激励子孙后代。”第二天华盛顿就回到他的农庄过田园生活去了。

    华盛顿他自觉交权体现了他的政治品质高尚。他不是把权交给世代王朝的世袭，也不是自己培养的梯队，更不是千方百计物色的“你办事、我放心”的人。而是把权交给了一个制度、一个体制，他以身作则，为维护这个制度做出榜样。也就是把权交给了人民，对人民负责。

    苏联的斯大林、中国的毛泽东、朝鲜的金日成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都是终身制。古巴的劳尔，卡斯特罗是活着时把权交给了他弟弟，有的不是叫自己的儿子接班，就是死之前早就指定了接班人。总之，是离不开封建帝王那一套传宗接代的传统恶习。而不是资本主义国家那种各党派竞争，公民投票选举的先进、公开的方式。所以资本主义社会比社会主义社会的政党开明、进步的多。所以资本主义人才辈出，社会开放，经济能飞跃发展。

    苏联斯大林死后是马林科夫接他的班、他无能力，更无治国之才，很快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叶利钦等人依次取代。

    中国毛泽东早就将接班问题提到了日程。第一个确定的接班人是刘少奇；第二个是林彪；第三个是周恩来，可是周恩来在十年文革中的日子很不好过，自保不暇，那里还有权欲！他在北京医院治癌的手术方案都受多方干扰、死后群众悼念也受限制人所共知！

    所以民间称道毛泽东的这三个接班人“一个害死，一个逼死，一个气死。”

好人都叫毛泽东害死了，实在没着落就把上海造反派头头王洪文调到中央一下子当了副主席。把朱德总司令气的真拿拐仗戳他......。

好景不长这个王洪文一下子投入到“四人帮”头头江青的怀抱......。

中国政坛上奇闻共欣赏，不知什么时候又出来一个毛泽东死前的旨意“你办事，我放心，有事向江青请示。”以此为令，华国锋成了毛泽东死后的接班人。

 华国锋有如马林科夫、缺德少才，又是毛泽东忠实的信徒，大搞“两个凡是”，是解放思想，最大障碍。只是在粉碎“四人帮”中立了点功而已。大辩论中击破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我们把邓小平再次复出称之为第二代领导核心。第一代当然是毛泽东了。这个“代”的称呼不同“届”。“代”蕴藏着封建势力“传宗接代”内涵，又有世袭辈分的意思。

邓小平成功的复出是由来已久的，更蕴含了东方政治文明丰富多彩的内容，忽而有宫廷政变、忽而有群众运动、能上是运筹帷幄，能下是身陷囫囵。其间，有周恩来总理的苦心孤诣，有毛的明察秋毫，有邓的机智谋略，工于应付，终于邓小平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叶剑英等人推荐下，经文革中三起三落把中国这巨轮领向新的航程。

把邓小平称为第二代，叫人听着当中国的领导人已到了“孙子辈、重孙辈...”。真不如改为“第几届”听着平等、顺耳；当然习惯称呼也要改一改，这是无关重要的，但理念上叫人接受不了。更重要的是每一代领导人的治国大略是否得民心？要有所新的建树，别换汤不换药就行，应该是药换、汤也换。否则即使是合乎世界民主潮流的“新药”，也被封建专制的旧汤泡走味了......。

邓小平的复出也不负众望，在胡耀邦及学术纪理论家的大力配合下，针对“两个凡是”展开了意识形态方面针锋相对的空前大辩论。指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两个凡是”不堪一击、华国锋也自知无颜而走出政治舞台。

从此，中共在艰苦奋战中，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搞社会主义建设要适合中国的国情、要走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轨道上来。过去的错误路线严重的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航道、使中国受到巨大损失”。

邓小平的这个“转轨”是对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个大突破。尽管全会上也做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但对毛泽东的极左错误批判的含蓄，不彻底。尽管肯定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根本错误，为什么不追究发动文化大革命，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的罪责？而把一切罪责都叫“四人帮”承担？

毛泽东的妖婆江青被逮捕以后被审判时曾说“她是毛泽东的一条狗，叫咬谁就咬谁”！，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直到文革刘少奇被迫害致死。江青说“可出了这口恶气，这口恶气不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要除掉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吗？真是不打自招，难道毛泽东的阴魂就没人敢大胆逐除？

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的另一大贡献就是在破除了个人崇拜、迷信、两个凡是以后，平反了建国以来近三十年中毛泽东所发动的各种政治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使活着的人重见天日，死者暝目。工作量之大、数量之多、面之广是前所未有的。也是最得民心的，也叫人民看到黑暗过去之后，希望的曙光在前面，从而看到了国家的前途......，而有了奔头。

在平反冤、假、错案中尤以反右派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不叫平反，而叫“改正”，称之为“只是扩大化”？所以“错多少改多少”。试问：当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99%以上都获“改正”还叫“扩大化”？这扩大的也太没边际了。

其根子就在于这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以违法的“阳谋”诱骗忠于党、忠于人民的祖国优秀儿女大呜、大放而陷入火坑长达22年。文革中的走资派，大多是反右运动的领导者，走资派都彻底平反，补发工资；为什么对右派不但不安排相应工作，也从不提22年补发工资的事？右派们很通情达理、更体谅国家的暂时困难，而不予计较。但时隔多年，或在当时就有人提出处理右派问题欠一视同仁、宋庆龄副主席也曾呼吁过为右派补发工资的问题。从中央十一号文件到五十五号文件，人们也看到胡耀邦为右派彻底平反工作中所遇到的阻力，所以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争来个“改正”。可见，中央很有一些人思想没解放，毛泽东从不悔悟，死后这么多年还有人抱住僵尸不放、可见极左思潮给社会民主、正义、公正和社会进步带来多么大的阻力？

历史也证明能悔悟，做到忏悔的是西方人，尤以德国总理的表现叫人尊敬；而东方人、尤以日本侵略者从不悔悟，它侵略中国八年，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以及南京的大屠杀......我们国家不是从未间断过叫它向中国忏悔吗？日本从不忏悔，所以很多国家不但不信任它，还时刻戒备着它！反之，我们悔过自新了吗？

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行改革开放，仅二十年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巨大贡献世人皆知，并彻底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贫穷，愚昧，落后的封闭锁国状态。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抬起了头，也改变了“臭老九”的被压迫地位，积极为发展新科技做出贡献。

邓小平搞改革开放、搞特区样版、引进外资、把中国的经济搞活了。但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他不搞与经济发展同步所特需的政治体制改革。主张在强化党对社会的全面控制的前提下搞市场经济。结果，出现了腐败丛生发酵的市场经济、或者说是权贵肆行的资本主义。依次出现了权钱交易、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很大、大批工人下岗等等、加剧了许多矛盾，如今这些矛盾仍在发展、若不采取积极有效的适应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改革及监督机制、不健康的一切因素将成为严重的社会危机。

在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开放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上曾出现了胡耀邦、赵紫阳俩位杰出的政治人物。

人们称道：胡耀邦是这个党的“良心”；赵紫阳是这个党的“大脑”。

他们曾在一九八三年粉碎了邓力群、胡乔木大搞的“清除精神污染”左派复辟。

赵紫阳主张不仅要搞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走市场经济与民主法制相结合的道路。他要改变这个党由个人说了算的体制、力主扩大党的民主、变集中的体制原则为民主制原则。他曾提出在中央核心领导层内不设总书记，采取中央常委流动坐庄方式、以防止个人专权。

他还主张改变这个党在这个国家里垄断一切的状况、扩大社会民主、变一党专政国家为民主法制国家。要主张党务、政务、财务公开；直接选举村、乡、县、市级领导干部；差额选举省级和省级以上领导干部。真正做到党政公开、国务院各部委不设党组、党委不设对口部门。保障公民权利、实行工人自治，村民自治、给人们言论自由。

所以说明胡耀邦、赵紫阳的出现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很不容易的幸事。总比那些无所作为、到处题词、好出风头的人强一万倍。

一九八七年胡耀邦被迫辞职、左派再次反扑、掀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狂澜。赵紫阳及时发表“5.13”讲话、坚决阻止这一狂澜蔓延、随即拆掉邓力群的“左庙 ”即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并更名“红旗”杂志为“求是”杂志。

一九八九年胡耀邦去世，学潮骤起，赵紫阳坚持在民主与法制的基础上处理这一突发事件，主张和平对话，反对军事戒严，不惜为此而丢掉权位并失去自由，遭长期软禁，直到去世。赵紫阳的主张与邓小平出兵镇压“学潮”是相对立的，所以赵紫阳一要坚持真理，准备牺牲，已无后顾之忧，他的主张也得到家人支持，可以准备丢官，坐牢。二要赵紫阳做检讨，但被拒绝。他是建国之后第一位拒绝检讨而下台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是继陈独秀之后唯一一位坚持真理，对这个党，对这个国家，对这段历史即“六·四”事件负责的人。

中共历史上六十多年出现了陈独秀，赵紫阳是非常难得的。我们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也不难得出结论：要改变中国共产党封建传统，变专制为民主，宪政，叫人民有受法律保护的人权保障的路程是多么的艰难。但世界民主潮流势不可挡，前途光明又曲折，谁逆潮流而动只有死路一条——自取灭亡。

七、关于朝鲜战争

 

斯大林实行扩张主义，干涉它国内政，特别是东欧一些国家出兵干预，镇压群众集会；在中国，苏俄一直是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在旅顺口长期驻军，在撤走移交给中国军方时欺诈中国钱财，落后的装备当先进武器坑害中国。过去将中国的外蒙割据出，作为它的卫星保护国。

尤其是抗美援朝，实为刚解放不久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即北朝鲜金日成，妾图侵占南朝鲜，即韩国而是惹恼了联合国军而大举反攻。金日成溃逃回北朝鲜，而向斯大林， 毛泽东求援，最后是苏联斯大林出武器，中国毛泽东出“志愿军”。

斯大林，毛泽东都是为了把朝鲜当保护国而欺骗本国人民称“美李匪帮”侵略北朝鲜，“唇齿相依，唇亡齿寒”，“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被蒙在鼓里的千千万万优秀中华儿女，在两年多的战争中，死了多少？又被俘了多少？最后金日成的人民共和国遭遍体鳞伤， 板门店谈判金日成一无所获，这次朝鲜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特别是我军被俘的人员，他们在美军战俘营内英勇而不屈不挠的斗争，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表现出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令人敬佩。当交换战俘，遣返回国时， 祖国儿女依恋祖国，不受诱惑，毅然回到祖国怀抱。

可怜的“最可爱的人”，“英雄儿女”们，都是在档案里写着“战俘”的罪名回国的。经“审查”后均被开除军藉，党藉，团藉遣送到农村“改造”去了。

毛泽东时代“战俘”们成了“老运动员”了。所有的政治运动挨批，斗，逼，供，信他们在所难逃。除了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一样政治待遇外，他们的头上又多了几顶被扣上的政治大帽子。

有些中国战俘到台湾去了，与回国的战友相比，不仅没丧失人权，也没受人歧视，依靠自己的能力发家致富，而且早就过上了“小康水平”的生活。

两种制度，人的差异是那样天，地之别，多么令人感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竟是那么悲哀。可人们还蒙在鼓里，认为毛时代是最好的。

这些受过重重灾难的志愿军将士们，终于在邓小平时代获得了新生，也真是幸运吧！

以上所叙述斯大林，毛泽东的错误指导思想，一党专政必然造成个人独裁专制。这是苏联，中国的土壤和环境，特别是在党内不民主所形成的封建“君臣”思想，促使斯大林，毛泽东走上了自灭的道路。

民众在闭锁国内，盲目接受愚昧，颠倒黑白的教育而当了“驯服工具”，就是奴隶，社会主义的奴隶。生活在红色恐怖的苏联，中国人民竟然把两个恶魔当成救世主， 大救星将他们捧上神坛。

列举的几次大清洗及政治运动，足以说明毛泽东是步斯大林后尘，有过之而不及。所以極左路线给苏联最终只能解体。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灾难，也濒临灭亡边缘。多亏有了邓小平中国才能有今天。尽管问题多多，只要朝着世界民主潮流向前进，加快中国特色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与时俱进，国家会兴旺， 人民会过的更幸福，社会更稳定。

就是解体后的前苏联人民，他们虽然还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也决不会再去选择走斯大林那样社会主义的路了。人民都希望建立一个有民主，有自由，有法制保障公民权利不受践踏的公平社会。有通过真正的民主选举选出的国领导人和地方官员。他们的的确确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人民才会放心，纳税人才更支持政府，否则走老路，已被苏联解体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沉痛教训所证实是失败的，死路一条。

八、对毛泽东的评价

 

·陈铭枢：前国民政府广东省主席，五十年代初的民主人士，曾真诚直率地指出：“毛泽东主席个人品质很差，欠缺政治修养……”

他还评论到：凡是创造者，执国政治者是公平正直，绝无偏见，明察秋毫，谨慎将事。精诚坦白，亦不装假，豁然大度，为国而不为名利，并有成功身退者——如华盛顿。

毛泽东不如华盛顿，而是德国的卑斯麦，日本的伊藤博文。政治修养上他热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不宁，察而不周。自然为党见与感情所沸动。生出浪潮，喜功好大难以制上。好好的一个优良国家，纯朴的民情，去搞俄式的清算斗争，三反五反…还未搞清历史，文化在本国的地位，民性的风格，硬去尊夷。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

“毛泽东是在瓷砖上作的画，一阵雨水就会冲光了，只是中国还在，他给中国留下的是贫穷，专制。后面的领导人要迈着沉重的步伐，艰辛地走向新征程。”

·张奚若：

批评毛泽东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

·储安平：

直戳毛泽东心窝，批评毛泽东是党天下。

·梁漱暝：

拥护共产党又对共产党进行坦诚的批评，所以他要求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对他错误的批评和指责，当面向他赔礼道歉。他想考验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有没有“自我批评”的雅量，若有就更加尊敬他。否则“批评与自我批评”称为法宝之一，还有什么用？结果，毛泽东说“你要的那种雅量，我大概不会有……”。

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梁先生是中共建国以来的第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倍受人尊敬。也正因得罪了毛泽东，而长期受到批判。

·一位解放前毕业于北京名牌大学，参加南下的大学生，身遭迫害，剖折毛泽东而写到：

1、在中国施政横暴，向世界扩张霸权， 是世界历史上最大，最狠， 最毒，最后的暴君。

2、中共是家长， 封建法西斯的党。

3、毛泽东的中国的国家机器，是鱼肉人民，互相倾轧的绞肉机。

4、毛的共产主义， 是照搬斯大林，掺和封建权术的封建法西斯主义。

5、毛的社会主义是神吼，人泣的血腥路。

6、毛的理论是颠思狂想，唯意志论。

7、毛的思想是厚黑毒辣，斗杀不休，淫人妻女，独霸世界的权术经。

8、毛的思想是云山雾罩，虚无飘渺，取消家庭，僵化人脑，砸碎反骨，封死嘴唇，世界上只剩下听话的人。

9、毛的真理是恣意妄为，一意孤行，胡作非为，倒行逆施，唯我独是，唯我独能，唯我独霸，唯我独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国法和天理都是我本人。

10、毛的旗帜是公鸡，蟋蟀血腥旗。

11、毛的革命是高举马列羊头狗肉，运动群众，利用人民，枪杆夺权，暴力固位的红色骗局。

12、毛的哲学是与人斗其乐无穷，生命不息斗争不止的恶棍流氓哲学。

13、毛的欲望是驾驭人类，统治全球，贪得无厌，沟壑难填，极端膨胀的野心欲。

14、毛的嗜好是莺歌燕舞，软玉温香，肢体搓操，采阴补阳，广淫少女，长寿安康永无疆。

15、毛的手段是愚弄欺骗，利用驱使，无中生有，捕风捉影，掐头去尾，东抄西摘，无事生非，断章取义，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诬蔑造谣，刑讯逼供，斗争镇压，折磨残杀，无恶不作的血腥污秽手。

16、毛的座右铭是不可天下人负我，只可我负天下人。

17、毛的军事是溃逃长征，蚕食割据，借名抗日扩大武装，养精蓄锐，联日耗蒋，人海战术，扫淮渡江，枪砲出权，导弹团圆。

18、毛的政治是愚弄利用，运动群众，机器绞肉，暴力治国斗人取乐脚踏乾坤。

19、毛的经济是多快好省，凭空跃进，高产靠胆，围湖毁林，计划垄断，杀鸡取蛋。

20、毛的业绩是生产凋敝，经济崩溃，冤魂遍地，饿殍满地，文化毁灭，道德沦丧。中华山河遍体鳞伤。

21、毛的头衔伟大统帅，舵手，导师， 领抽万能博士，大拿全家，运动健将，戴帽专家，斗人里手，阳谋行家，垄断总裁，色狼淫家。

22、毛王国的天漆黑天边；空气恐怖弥漫；地腥血洒遍。

23、毛非魔似神， 是个无人道，无人性，无人格，无人情的颠狂恶嗜权人。毛挖空心思要流芳百世，但盖不住滔天罪行，落个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遣臭万年。

--作者北京名校大学毕业

斯大林，毛泽东都死了，是两国人民之幸，也是前“社会主阵营”人民之幸。

前苏联还出来个赫鲁晓夫，中国邓小平的复出业绩伟大，但他一上台就“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敢大胆抓住机遇公正的给毛泽东应有的评价，并声称：“二三十年后叫后人评说”。所以说他缺乏赫鲁晓夫的勇气和胆略。其目地不外乎是为了维护老革命及其子女即得利益者的利益。即便如此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也没少遭到他们的反对，特别是極左保守势力的攻击。邓小平和他的主要助手胡耀邦，赵紫阳顶住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压力，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废除了单一的公有制，当年的公有制的比重以占99.1%，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把资本家请了回来，把先进生产力请了回来。邓小平甘愿当好科技人员的好后勤，就是对人才的重视。以后又废除了计划经济，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都给以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打下了根基。中国人民通过文革后的二十年，由于经济的发展及相应好的政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目共睹，世人皆知。尽管还存在许多不尽人意的问题，但只要政策对头就能逐步解决。

苏联解体以后，也是由于戈尔巴乔夫，勃列日涅夫等人不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狠下功夫而导致十六个加盟共和国各走个的路。以俄罗斯而例，普京上台以后也搞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人平均年收入达6000美元，可见其结果令人满意的。

中国新一届党中央自胡绵涛，温家宝主政以来，已连任两届。由于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政策取得重大成就，国民经济持续发展。从一九七九年到二零零三年国民生产总值由3.624亿元增加到1169.00亿元。一九七八年一年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2003年十一天的劳动生产率。它说明了新政策，新制度战胜了旧的政策和制度，正确路线战胜了错误路线。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战胜暴力社会主义是个硬道理。

美国总统尼克松曾经说过：“中国只要按照邓小平指出的路子走，二十一世纪中国必将成为强大的国家……”。

看的出尼克松对邓小平是持欢迎态度的。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为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这是历史发展中不可逾越的阶段。

列宁在贫穷落后的苏联要实现社会主义，已被残酷解体的现实证明是失败了。他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一基本原理，他自己也在搞修正主义。斯大林如此，毛泽东也如此。别人都是修正主义，结果那些被称作修正主义的国家都繁荣、富强又高速发展。而我们这个不是修正主义，而自吹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则永远贫穷、落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人们根本看不到。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个像毛泽东时代饿死四千万人的。说他是人祸，他还怨这怨那。人家撤专权跟你饿死人有什么关系？还总打肿脸充胖子，唱国际主义高调。恨不能斯大林死后他当第三世界的革命领导人才好，痴心妄想，谁听你那一套谬理！

九、人民看到中共有了点希望的新班子

 

胡绵涛、温家宝在连任两届以后领导班子人员中换上来几位年轻化、专业化、有竞争能力者。原共青团体系人员占有一定比例。

 从十六届到十七届中央委员会，许多社会知名人士、学者、专家教授以及党内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出于对胡、温领导班子的关爱，提出了不少治国方案及解决现存问题的办法，真是语重情长，关爱倍至。这说明他们执政的过程中得民心，所以人民才维护他们，热爱他们。

胡绵涛、温家宝执政中提出了“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就是一个飞跃的进步，使人民看到了希望。

“以民为本”，就是国家以人民为本位，而不是以官为本位。官只是为民办事、服务于人民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叫人民当奴隶。组成国家主体的是人民、公民有公民的权利、义务、宪法中都有明确规定。

美国总统布什曾在一次群众集会上说：“不是我领导美国人民，而是美国人民领导我”。这话的内涵多么宽，又多么广，更多么值得我们深思啊？这可是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国家的总统说的话呀？因此，我们认真的反思之后，就会觉得我们的思想，解放、解放、再解放。我们的观念、更新、更新、再更新。否则，就要被世界的民主潮流甩到岸上去了。

“构建和谐社会”、“和”是禾与口的组合、简言之就是要叫人人有饭吃。“谐”的组合，简言之是通过语言，上下沟通、谐调一致、减少矛盾。只要给人民说活的机会，叫人民畅听欲言社会只能稳定、不会暴乱。只有不叫人民说话、人民不敢说真话才是亡党、亡国的信号。

所以说“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是符合民意的。政府在行动上也表现出如解决三农问题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等等，所以，给人民的总体印象是胡锦涛、温家宝政府是亲民的。

由于经济发展、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形势所以，多年来的各种矛盾愈显突出，比如：

一、城乡、东西部差距拉大、人口增长、资源消耗和生态恶化给发展造成很大压力。

二、社会保障、分配收入、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突出。

三、政府决策不透明、信息不对称。

四、贪污、腐败现象使社会正义、公平受到损害。降低了党的威信、也大失民信。

五、社会诚信缺失、道德失范、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等现象、毒化了社会风气。

六、股市、房地产近几年来一大跌，一大涨民怨很大。股民已被“套”住两年了。

多年来贪污腐败愈来愈猖厥，人民恨之入骨。老百姓不可能贪污、只有掌握共产党权力的大小官员、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而恣意贪污、挥霍国家公款大吃大唱、嫖娼包养二奶......。作为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应该秉公办事，相反以权谋私，不送礼办不成事。而且送“礼”的花样繁多，这些官员们即要做婊子，还要叫人立牌坊。

海军副司令若不是包养二奶、情妇因分赃不匀，天天去东大门闹，也不会引起中纪委的注意和为此进行追查，因为影响太大了才不得不处理。最终将这个副司令揪出来之后，他供认还给了江泽民500万吗？也未听说江泽民表态，是默认了？这不是官官相护是什么？这些共产党员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还有人假借“离婚”躲避嫌疑，在人民眼睛底下你躲了初一，就是十五过去了，三十你也难熬。

民间曾传说着“共产党员排上队，挨个枪毙有冤枉的；隔一个枪毙一个有漏网的”。如今新的说法则是“科以上干部天安门广场装不下，部以上干部人民大会堂装不下”。

这些事如果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任何一国早就被爆光于天下，叫其无法藏身。我国中央电视台及报刊都曾很感兴趣地报导“水门事件”，“某总统受贿案”、“某总统情妇隐私...”。为什么曾被我们称作“资本主义国家”都能有天大的权力管的住总统、总理、首相而敢大胆报导揭露一切丑闻。我们就不敢报导，怕什么？

原因只有一个，说明我国不是依法治国的民主国家、党就是法、抓个小贪污犯、给大贪污犯垫背，大贪污犯能出逃则出逃，不能逃者以调换“岗位”离开当地，到人不知、鬼不觉的地方、还当他的“领导”。

我认为人民是理解胡锦涛、温家宝在执政中的难处，难处即阻力来自毛泽东阴魂笼罩下的极左势力。他们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为不满、依然留恋毛泽东统治时代、因为他们是毛时代的最大受益者。他们中有的人掌握了重要部门与依法治国对着干，做出了许多违反宪法，侵害公民权利的事，而引起了国内外强烈反响。所以本来“六·四”事件及“法轮功”事件直到现在国外评论界总拿人权问题说事儿，可我们目前又做不到正视历史现实，而从根本上扭转别人的看法。

远的不说，近在台湾的蒋经国，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大胆地开放党禁，报禁，给作家以写作自由，不但没“闹翻天”，而且得来稳定经济腾飞；对“二，二八”事件平反，真诚道歉，赔偿损失…，其它国家也有很多类似事例。得到的都是人民的欢迎，支持，信任，稳定。

我们中国大陆共产党的领导人，可以各种“特色”，效仿先进依法治国已取得辉煌成就国家的经验，在极左势力的重重包围中，带领中国人民杀出一条走向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新路，使中国在二十一世纪振兴，崛起，更辉煌。

二十一世纪的主要潮流是全世界人民对民主与自由的渴望。经过二十世纪以各种不同灾难境地挣脱出来的人们，更清楚地意识到普世人权对促进自由， 维系和平和实现公正的重要。一个基本人权得不到尊重和保护的国家，只能分裂，破碎，更不可能有尊严，平等， 和睦。中国能否跟上潮流？是对现在执政的胡绵涛，温家宝领导班子的考验。

“在反抗极端主义斗争中，最强大的武器不是子弹，炸弹——而是对自由的普遍诉求。自由是我们建国者的妙念设计，是每个心灵的渴望追求，自由是一个国家释放创造力和经济潜力的最佳途径，自由是一个社会追求正义的唯一秩序，人类自由是实现人权的唯一途径。”

摘自美国总统布什在布拉格讲话。

十、大地震考验了新政府，人民激情迸发

 

2008．5．12日14时28分汶川8级大地震，使我们上万的骨肉同胞的生命瞬间消失，上百万的家园毁于一旦，我们万分悲痛。在以后的全民族救援和世界各国人民伸出友爱的双手和我们一起救援中国四川各地受灾同胞中，又叫我们在悲痛之余，看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国家的希望，而使我们欣慰。

大地震发生在5月12日14时28分的一瞬间， 全国人民不约而同地感到地震的威力非同一般。

刚过18分钟，新华网发表消息：四川省汶川县发生7.8级强烈地震，全国为之震惊。

1小时22分之后，总参谋部立即启动应急予集，成都军区派出人员前往震中了解情况。

1小时27分之后，胡锦涛总书记做出“尽快抢救伤员，保障灾区人民生命安全。”

4小时54分政府总理温家宝已到成都，赶往地震灾区，指挥抗震救灾工作。

7小时14分总理温家宝已到都江堰指挥救灾工作。

第二天早上7时56分数以万计的解放军、武警   官兵，救援专家克服山崩，地裂交通中断的困难，以最快速度赶到重灾区。部分先遣队徒步开进震中——汶川。在一遍废墟上抢救生命成为无声命令。

第二天下午4时，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名召开新闻发布会。民政局，地震局的负责人向中外记者介绍四川省汶川大地震灾害情况。记者们尖锐的提问，负责人不回避，十分坦诚，如实回答。民政部救灾救济局局长王振耀还公布了最新统计数字——目前地震灾害死亡人数已达到一万一千九百二十一人。

同时， 新华网，中央电视台24小时及时播报，转发地震权威信息，使全国人民对此次地震情况有了总体了解，并积极投入到抗震救灾的各项工作中。

不仅四川有难国内支援，国际友人也伸出友爱之手救助受灾同胞。救灾感人事迹可歌可泣摧人泪下。各种救灾物品及时送往灾区。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世界性的人爱关怀。

“我们要把损失降到最低，救人第一，不抛弃，不放弃，能多救一个人，就多救一个人”成为所有救援人员的誓言，总理温家宝手拿大话筒，哽咽的声音使百姓难忘……。他们重灾区的依然时刻会发生余震地带看望，安抚，鼓励灾民，增强战胜天灾，重建家园的信心。

胡锦涛也前往震中各地给予救援部队全面周到的指示，看望群众，使灾区人民看到了党中央，政府的关怀和外国友人的国际主义精神。政府领导人不断奔波抗灾前线，所表现出的坚定与人文温情的关怀成为灾区人民战胜暂时大困难的信心和力量的源泉。

胡锦涛，温家宝反复强调并教育全党所提出的“以人为本，创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还要全党党员大力宣传“民主法制`，公平主义。”

温家宝也在中外200多名记者会上庄重地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 平等，博爱这些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要保证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就是要创造一种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他的话说的何等的好啊！

政府听从了人民的呼声，确定了为在灾难中死去同胞的国家哀悼日。

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七日；一切仍在紧张抢救，转移，抢修恢复的第七日，5月19日下午14时28分从天安门广场到全国各地，驻外使馆降半旗，轮船，火车汽笛鸣响，一致为四川大地震受灾同胞默哀三分钟，三天内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为了最普遍的百性，如同你，我一般的国民而哀。十三亿中国人民激情迸发，高呼“四川挺住，中国加油！”更为失去的骨肉同胞而泪流不止。

中国政府在大灾大难面前展现的惊人工作能力，各媒体真实报导了透明度，对外国记者的开放， 实地调查灾情，如实报导以很多方面的做法都是前所未有过的。所以中共获得了民心。

人民的眼泪不仅为“以人为本，救人第一”的政府新理念而感动；也表现了在灾难面前中国人民爱国的凝聚力。我们也接受了国际救援，从而体现了“让世界充满爱”的伟大力量。此时，我们才有资格说：我们的敌人是各种自然灾害，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三十二年前的中国唐山大地震与今天四川省汶川8级大地震不相上下。可相比之下，一个是城市夷为本地；一个是山崩地裂。一个是封闭消息，拒绝外援，以自己是社会主义“强国”而打肿脸充胖子。在文革后期，国家临危灭亡，救援迟缓和不惜生命，财产损失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一个是信息通畅，对外公开，接受国外人力，技术，物资援助，紧急部署“时间就是生命，”“救人第一”。尽管今天比三十二年前科技发展了，但应付山崩地裂所造成的一切阻力，不得不用近似“原始”的方法使援救人员早到达震中去先救人，困难之大前未见过。

相比之下使我们看到了治国方针，思想理念的更新。

毛泽东时代是“破私立公，”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从根本上否定了国家的主体是每个国民，每个家庭。

今天胡，温时代“以人为本，”是把一个大写的人字，放在了第一位，体现了政府对每一个国民人权的尊重。所以才会产生全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高喊出“救人第一，再叫我去多救一个人，不抛弃不抛弃...” 等豪言壮语及所自觉地付出的行动。这种民族精神和爱国，爱人民的行动不是靠政府空喊口号，而是靠政府真正为人民的利益所付出的行动而自然迸发出来的，所以才能使自然灾害的损失降低，再降低...。

政府的行为受到了国际赞扬，并使汶川及四川省各重大灾区成为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援救的大事。国外各界人民捐款,捐物，世界各国人民捐款，捐物，在短时间内达到几千亿元，这也是前所未有过的。

四川大地震，使我们也看到由此而暴露出来的许多问题。尤其是权钱交易，腐败私欲在工程建筑质量给学校和学生造成的巨大损害不能轻视。其它重建中的许多问题，有待当地政府和人民合力解决。

灾难使全中华民族悲痛，悲痛过后能使中华民族清醒，只有中华民族清醒才能齐心奋发向上，也许这是中华民族再次崛起，天赐之契机吧？

苍天不断给我们更好的机会，奥运会在二00八年八月八日在北京举办。

从三月三十一日上午在天安门火种点燃火炬开始了世界范围的传递。它点燃了世界人民激情传迎奥运梦想，传播了奥林匹克精神和理念。这是整整一百年中国人的梦想，它伴随中国在艰难成长中逐渐走向强大，繁荣，昌盛才有了今天能在中国举办奥运会，叫中国人民自豪。也叫世界人民为我们骄傲。尽管这是一次“豪华”的奥运。

奥运会是全世界人民的体育盛会，十三亿中国人以最大的激情为全世界人民贡献出一台靓丽而最出色的奥运会。

通过奥运盛会在中国举办，让世界人民更多的了解中国，也让中国人民了解了世界人民对中国的热情和希望，互相沟通来实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奥运会是属于全世界人民的盛会，历年来也不乏捣乱，失败者，对此我们不感到惊奇。因为举办奥运会是正义的事业，一切正义的事业都会得到全世界各国人民拥护和支持的；破坏者或企图把奥运会政治化的敌对势力决不会有好下场的。

奥运会的准备工作，得到了许多国家领导人。奥组委领导人，体育健儿的高度得赞扬。

运动健儿竞争夺取金牌是向着世界运动的新目标冲刺，以带动世界人民通过体育运动，提高健康水平，共同走向繁荣，昌盛！

明天二零零八年八月八日全世界人民盼望的第二十九届奥运会就要在改革，开放了的中国北京开幕了。九十多国家领导人，几十万外国朋友都来北京参加、观光、旅游，将是中外朋友增进友谊、相互了解，只有了解了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

祝愿中国举办的第二十九届奥运会取得圆满成功！

祝世界各国运动健儿创出新成绩，不断打破世界记录，给奥运会添光彩！

祝世界人民共同繁荣、富强、幸福！

永恒的奥运万岁！

定稿于2008年8月7日晨

王玉林

附录

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谢 韬

  二十世纪是人类理论的高峰。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有一批信徒和追随者，打着他们所信奉的旗号登上历史舞台。这是一场评选最优社会制度的“模特大赛”，供人类在较长时段内，听其言，观其行，通过理性的比较作出判断和选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西斯主义灭亡了，帝国主义衰落了，世界上剩下三种社会制度展开了和平竞赛。第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第二种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制度（辛子陵在本书中称之为暴力社会主义），第三种是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竞赛的结果是民主社会主义胜利，既演变了资本主义，又演变了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正在改变世界。辛子陵在本书《结束语》中生动而深刻地讲述了这个历史发展过程：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推翻和消灭的关系。这个真理已经为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闪亮崛起和前苏联暴力社会主义的黯然消失所充分证明。二十世纪末，社会民主党以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竞选执政、使欧洲和平进入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成就，告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天之灵。欧盟十五国中英国、法国、德国、瑞典、芬兰、奥地利、葡萄牙、荷兰、意大利、丹麦、希腊、比利时、卢森堡等十三个国家是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执政。社会党国际以红玫瑰为徽记，世人惊呼欧洲红潮涌动。二○○三年四月十六日，欧洲各国首脑云集希腊雅典。在卫城遗址见证下，欧盟成员国以及十个新成员国的国家首脑共同签署了一项入盟条约。从此，捷克、爱沙尼亚、塞浦路斯、拉脱维亚、立陶宛、匈牙利、马耳他、波兰、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加入了欧盟大家庭，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欧分裂局面的终结。一个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新欧洲的出现，给纷扰的世界平添了几分亮色。全世界那些企图保留他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的改革者们，都把目光转移到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上来。

　　社会民主党人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贡献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和平的、理性的进化过程。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过去我们局限于暴力革命的狭隘经验，指责人家是“修正主义”，现在看来应给修正主义恢复名誉。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不是对资产阶级没有斗争，不是单方面让步，不仅“修正”了社会主义，而且“修正”了资本主义。

　　一九六五年，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长处，克服自身发展的困难，曾聚集美国费城召开过一次震撼全球的“世界资本主义大会”，并发表《资本家宣言》提出：“借鉴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经验，实现股份制的人民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经验，实行从生到死包下来的福利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验，实行国家干预的计划资本主义。” （卞洪登：《资本运营方略》，改革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第二二七页）

　　我们习惯称之为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都已成为新资本主义，不同程度地民主社会主义化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英、德、法、瑞典、挪威和美国纷纷出现全国性的劳资协调，以阶级妥协取代原先誓不两立的劳资对立，若干人士开始提倡用公共建设来解决失业问题，也就是说以国家的积极介入来解决市场经济失灵的危机。领导美国走出一九二九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罗斯福总统就大胆引进了民主社会主义政策。

　　以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为代表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是修订版的民主社会主义。二○○○年六月三日，克林顿参加了在柏林召开的第三条道路（第三次）首脑会议，他在会上说：“我们要经济增长又要社会公正。我们不相信自由放任主义，但我们也不相信单靠政府能解决这些问题。”会议公报强调：“我们相信市场经济必须同社会责任相结合，从而创造长期的经济增长、稳定和全面就业，而国家必须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维持稳定，支持健全的公共财务措施，坚决制止通货膨胀；国家也应促进金融市场稳定，提高透明度和提倡公平竞争。” （阮宗泽着：《第三条道路与新英国》，东方出版社二○○一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二九○～二九一页）

　　最近点算结果，美国参众两院有六十一名议员（全是民主党）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会员。美国民主党的经济理念，植根于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主张政府引导市场经济，适度的国有化，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政府办学校，减免穷人税收，提高福利，提高最低工资，更多地关怀弱势群体。共和党上台也不改变民主党的社会政策。民主社会主义把美国“赤化”了。

　　民主社会主义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暴力社会主义黯然失色。这是促成苏联和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社会民主党人用团结资产阶级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办法，实现了差别日益缩小的共同富裕。在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没有农村和农民了。据二○○三年九月一位旅行者随机采访的资料，在法国小城波尔多市，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普通市民月收入约一千五百欧元（欧元与人民币的比价为一比九），在郊区和乡间工作的人（原来的农民）月收入为一千至一千二百欧元，白领阶层月薪为一千八百至二千欧元，医生、律师、教授更高些，有的月薪达八千欧元，大企业的股东、上层管理人员、葡萄庄园主的收入则远远高于这个水平。随着知识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产业队伍的构成也在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阶层急剧缩小，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阶层迅速扩大。二十一世纪初，德国蓝领工人只占工薪阶层的百分之六。被《共产党宣言》当作革命主力军与资产阶级对峙的工人阶级变成少数了，这少数人的生活水平也超过了罗马尼亚总统。工人阶级用不着起来革命，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这样“解放”了。三大差别的缩小，不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彻底灭亡上，而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上。

　　中国没有在苏东巨变中垮台，这要归功于邓小平在这之前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当改革开放路线得到大多数人支持取得主流地位以后，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和他的主要助手胡耀邦和赵紫阳顶住“复辟资本主义”的压力，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废止近乎单一的公有制（一九七八年公有制比重占百分之九十九点一），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资本家请回来了，把先进生产力清回来了。读者可以看到，这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在江泽民主持下，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废止计划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二年加入WTO，与世界经济接轨。胡锦涛主政伊始，二○○四年三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这标志着中国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领导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这是足以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的“硬道理”。温家宝总理在世界扶贫大会上宣布：“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从一九七九年到二○○三年，国民生产总值由三千六百二十四亿元，增加到十一万六千九百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增长了八点四倍；同期，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百分之七；按现行汇率计算，二○○三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千○九十美元，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二○○三年，创造了高于一九七八年三十三倍的劳动生产率（据国家统计局计算，一九七八年一年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二○○三年十一天的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新制度战胜旧制度、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民主社会主义战胜暴力社会主义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无庸讳言，改革开放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贪污腐败、国资流失和分配不公。特别是分配不公导致的两极分化，闹得沸沸扬扬，人心浮动。由此引发了对改革开放的回顾和检讨。大多数人是怀着珍惜改革开放成果的善意献计献策，以期纠正偏差，发展大好形势。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党内“左派”空前活跃起来，他们利用部分群众对改革开放不满的形势，从根本上否定改革开放，鼓吹回到毛时代去。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先把知识分子推上祭坛，点名批判一些对改革开放建言献策、作出过贡献的“主流学者”，说他们推动市场经济的主张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又把领导主持改革开放的各级领导干部分成“资改派（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派）”和“社改派” ，鼓吹在党内外开展一场大斗争，向“资改派”夺权，打倒“资改派”。他们对国内政治形势是这样表述的：“即将到来的这场决战，实质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改派掌权还是社改派掌权、作美帝国主义附庸还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生死搏杀。”

　　“左派”的外交主张掖很骇人听闻：“必须以社会主义国家为小核心，以中国、巴西、委内瑞拉、伊朗等第三世界国家为中核心，以中、俄、印为大核心，结成在某种程度上包括欧盟、加拿大等在内的最广泛的反霸统一战线，同霸权主义进行不可避免得斗争，是我们党和国家外交路线的基轴。” （二○○五年十月张德勤网文：《庸俗发展观是“百病之根”》。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见此文）

　　当胡锦涛向世界宣示对内建设和谐社会，对外实行和平崛起的战略构想时，“左派”要通过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改变中央的内政外交路线。他们认为现在的改革开放是改变社会主义方向，是和平演变。“是受到了老修正主义的'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新思维'之类谬论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理论上的失误，是没有分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究竟在哪里？“反修防修”的极左理论时时回潮，干扰改革开放，逼得执政者只能采取“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改革开放是在政治上受保护、意识形态上受非议的状态下推行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只有执政权没有话语权。“不争论”的政策只是取消了自己的答辩权，“左派”对改革开放的攻击和非难一天没有停止过。

　　今日极左理论大回潮，“左派”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夺权，是二十七年来在意识形态上妥协退让的必然结果。

　　正当我“杞人忧天”之际，老友陈叔平教授（他是研究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专家）向我推荐辛子陵的书稿《千秋功罪毛泽东》 ，我读了一些重要篇章，特别是画龙点睛的理论部分《导言》和《结束语》，兴奋不已。我们两个共同认为，无论在历史事实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这是一部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彻底完成拨乱反正的书。作者以精湛的马克思主义学识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为改革开放争得了历史正统地位，建立了改革派在马克思主义领域的话语权。

　　首先，作者以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辛子陵书稿的《结束语》指出：

　　一八六六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危机过后，资本集中有了惊人的发展。大规模投资银行和股份公司的出现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随着一个新的银行制度的出现，资本积累不再依靠企业家个人的节俭、储蓄来自我筹集资金了，而是依靠全社会的储蓄。吸收社会的资金办企业，股份公司就应运而生了。在欧洲大陆，首先是钢铁工业，接着是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和纺织工业，一个部门接着一个部门变成了股份企业。马克思非常看重这一变化，认为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实行扬弃”。“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以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会自行扬弃的矛盾，那显然只是作为一个过渡点，以便进入到一个新的生产形式中去。”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第二版，第五○四页）

　　资本家不再拥有私人企业，而只是拥有私人财产，这份私人财产是用货币量化的企业资产的一部分；他们不再是企业主，而只是企业的股东、公司利润中一定部分的合法债权人。股份公司造就了组织和指挥生产的经理、厂长阶层，使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管理者阶层掌握着企业的经营权，使资产阶级的统治虚幻化。这一项分离是一场和平“革命”，使和平过渡到一种新制度成为可能。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和资本所有权分离，劳动也已经完全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一个必经的过渡点，以便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不过这时它已经不是当作一个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中文版，第五○二页）

　　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 .《资本论》第三卷推翻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论，不再需要“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了。马克思心目中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原始的资本主义）灭亡了。其后资本主义在《资本论》的冲击下逐渐社会主义化。《资本论》第三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皓首穷经研究资本主义几十年的最终结论，经恩格斯十年的编辑和修订，于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一八九四年六月出版。

　　马克思一八八三年逝世后，恩格斯继续领导国际工人运动达十二年之久，并于一八八九年成立第二国际。恩格斯具体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合法斗争，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成功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有很大的意义：“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七三页）

　　一八九五年三月六日，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 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引者注：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在一八四八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旧式的起义，在一八四八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五九五、五九七、六○三、六○七页）

　　说完这些话不到五个月，一八九五年八月五日他就去世了。如果盖棺论定，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革命策略问题的最后意见。他期待得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应该说，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遗言，是对《共产党宣言》“旧策略”的重要修改。

　　由此可见，不是伯恩施坦（1850～1932）“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了和平过渡理论，伯恩施坦只是重复恩格斯的话，继承和发挥了恩格斯对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革命理论的反思和修正。倒是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列宁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布朗基（1805～1881）是十九世纪法国秘密社团领导人，第一国际内的暴力革命派，巴黎公社的军事领袖。布朗基主义的要义是坚信：不管生产力的发展处于什么水平，只凭革命暴力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世界。

　　毛泽东没有读过《资本论》 ，没有读过恩格斯晚年的着作（恩格斯晚年最重要的着作《〈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一九三○年才在苏联出版，一九五六年才在中国出版），他读得比较多的是列宁和斯大林的着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是列宁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他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武装夺取政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完全正确的；但建国以后，不顾中国生产力非常落后的国情，放弃新民主主义即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坚持要搞共产主义，所凭借的是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布朗基主义——列宁主义对他的影响。毛泽东走上暴力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承认一八四八年的错误以后，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才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个正统叫做民主社会主义。

　　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社会民主党就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列宁标新立异，一九一八年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共产党，成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分裂了国际工人运动。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们把恩格斯摈弃的“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当作旗帜挥舞，从“左”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是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社会进步的基础。差别、贫富和社会分化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财富增加的结果，因而总体说来是社会的进步；但同时又包含着退步，出现了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统一体，这是人类告别野蛮时代进入文明门槛社会存在河发展的形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着眼点是前者，这是唯物史观的基石；过分强调后者的是空想社会主义流派。

　　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等，是调动社会成员积极性、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操纵这个杠杆，有一个合理的“度”（现代经济科学称之为“基尼系数” ），超过了这个“度”，社会就要爆炸；消灭了这个“度”，社会就失去了活力和前进的动力。其结果都是矛盾统一体的破裂，让位给新的王朝或新的制度。领导者或统治者的全部艺术就是掌握好、调控好这个“度”。共产党人为理想社会奋斗几十年，政策上最大的误导就是企图消灭这个“度”，用“大锅饭”的办法“均贫富”，只要公平，不要效率，甚至以“均贫”而自豪，造成几十年来生产的停滞和衰退，所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老也发挥部出来，砸了“社会主义”的牌子。

　　在小生产占优势、工业不发达的前资本主义国家，用变动生产关系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以来共产党人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错误。列宁在晚年认识了这个错误，并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他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道路、方法和方式。” （《论粮食税》，《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三四二页）

　　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完成了他引为骄傲的“三大改造”之后，迅速认识到了这是个错误，提出过他的新经济政策。他说：“上海地下工厂同国营企业也是对立的。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袖子一长一短，扣子没有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做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二百五十万人（工业一百六十万，商业九十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定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稿资本主义。” （《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汇编》[1953～1956年]第三○八页）

　　这是毛泽东认识到了但没有勇气实行的一项政策。这些对自己错误的反思仅停留在嘴上，正确思想的火花一闪很快就熄灭了。现在我们要把毛泽东认识到但没有勇气改正的错误改正过来，实行他的新经济政策。不要因噎废食。看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就惊呼：“大事不好，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了！”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近代的欧洲。没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社会主义在这个永远是空想，永远是“大锅饭”的水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各种生产力的发展，更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更有利于一个高级新社会形态所需的各种要素的创造。“ （《资本论》第一卷，一九六六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九六二页）

　　如果把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和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所建立的社会制度比作两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实验的话，后者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它没有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这样一个条件，而且连资本主义的萌芽都消灭了。正如辛子陵所说：“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由此可见，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都是“左”倾修正主义的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社会民主党人所作的那个实验，以瑞典模式为代表，影响了整个西方工业国家，改变人类历史的方向。我们要更加重视、更加尊重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果——民主社会主义。

　　其次，辛子陵以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所谓“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他在《导言》里指出：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大目标，这是一个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年提出来晚年抛弃了的命题。一八四七年十月恩格斯写了《共产主义原理》一文，勾画了这位二十七岁的青年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一八九三年五月十一日恩格斯七十三岁时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谈话，否定了年轻时设计的未来社会模式。

　　恩格斯说 ：“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六二八～六二九页）

　　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谈到，勃列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 前苏联领导人的错误不在于放弃共产主义目标——一旦发现这是不能实现的空想自然应该放弃——而在于拿自己不再相信的理论继续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欺骗人民。一个带领人民前进的政党必须像恩格斯那样与时俱进地对自己的奋斗目标作出调整，并郑重地告诉人民。

　　设置终极奋斗目标是基督教的文化传统。相信耶稣基督降生后一千年，基督要复活，要在世界上建立天国。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从这里衍化而来，是基督教天国理念的现代版。黑格尔和马克思、恩格斯都相信，人类社会的进化不是无限连续，永无止境，而是要达成一个终极目标，完成一个社会形态。在这一点上，黑格尔和他的弟子马克思、恩格斯都违背了辩证法。对黑格尔而言，这是自由国家；对马克思、恩格斯而言，则是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成了乌托邦的旗帜。当伯恩施坦主张扎扎实实地改良社会，切切实实地为工人谋福利，提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时候，他理所当然地成了高举共产主义旗帜的列宁的敌人。

　　建立天国的想法，表现了科学尚不昌明时代人类对具体地改善处境、提高生活质量的无奈，把现实中实现不了的事情推向遥远的未来。所谓“共产主义”大目标在各个历史时代是不同的，是具体的，变化的。马克思说“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时候，不会想到人人需要一部电脑；恩格斯曾说人人都住上有暖气的房子就是共产主义了。我们在延安时代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事实上，我们今天所拥有、所享受的物质文明，早已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想象，超过了他们所制定的共产主义标准。

　　用所谓“长远利益”否定“当前利益” ，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这一切都应该收场了。

　　反“右派”以后仍然没有停止思考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顾准说： “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三七○页）

　　我常常想，德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马克思，俄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列宁，就像我们比外国人更懂得孔夫子一样。为什么德国人扬弃了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现实生活的部分，为什么俄国人抛弃了的列宁主义，我们要当作神物供奉着？当作旗帜高举着？

　　民主社会主义剔除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空想成分，使马克思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现实。作为活着的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生根的马克思主义，是给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带来高工资、高福利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乌托邦。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人既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又代表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有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不是挑起阶级冲突，激化社会矛盾，而是把社会各阶级团结起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社会财富总量的不断增加中，调节分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共同富裕不是让有产者变成无产者，而是让无产者变成有产者；不是让富人变成穷人，而是让穷人变成富人。这是社会民主党人治理国家的总的思路。这个崭新的思路比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劫富济贫的思路高超百倍，前者是共同富裕，后者是共同贫穷。

　　就在暴力社会主义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民主社会主义在西北欧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富裕＋专制腐败也不是社会主义。普通民众的富裕和政府官员的廉洁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两大亮点。民主社会主义寄托着人类的希望。

　　辛子陵从历史大视角回顾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为批了多年的所谓“修正主义”翻案，为民主社会主义正名，为中国共产党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扫清了障碍。他指出，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经验对我们度过难关、解决面临的棘手问题有重要参考价值：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唐刘禹锡：《陋室铭》）瑞典虽是小国，瑞典社会民主党虽是小党，但它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它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在民主宪政框架内，瑞典社民党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得以连选连任、长期执政的经验；在经济建设中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实现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经验；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工人和企业家两个积极性，实现劳资双赢的经验；有效地防止特权阶层出现，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长期保持廉政的经验，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辛子陵新书《结束语》）

　　构成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是民主宪政、混合私有制、社会市场经济、福利保障制度。民主社会主义核心是民主。没有民主的保障，其它三项都会异化和变质。“四大法宝”我们学了后面三样，就是不学民主宪政。

　　晚清以来，中国学习西方文明有一条祖训：“西学为用，中学为体。” 学工业，学科学，学教育，这是所谓“用”的部分；至于“体” ，即政治体制，那是祖宗家法，不能变的。祖宗传下来的专制独裁，是最好的政治体制，改进一下都不行，君主立宪都不行，结果清朝亡了。

　　孙中山创立民国，有了宪法，有了国会，但蒋介石强调一个党，一个领袖，党在宪法国会之上，领袖在党之上，还是专制独裁。

　　毛泽东取代了蒋介石，各党各派，全国人民，希望毛泽东兑现延安时的民主诺言，成为中国的华盛顿，开民主国家新纪元。住进中南海，毛泽东变了脸，宣称他是 “马克思＋秦始皇”，而且比秦始皇还要厉害一百倍，成为不穿龙袍的皇帝。他设计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是保证和不妨碍毛泽东乾纲独断的一种制度。由于不受任何制约，不听任何反对意见，三年大跃进，饿死了三千七百五十万人，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有人说我们的制度好得很，决不学西方民主、三权分立那一套。一个制度好不好，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实践是检验真民主和假民主的唯一标准。我们的制度不能阻止把五十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不能阻止公社化和大跃进的疯狂发动，当法西斯式的文化大革命废止宪法、停止议会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制度没有任何反抗。说这个制度在保障民主、保障人权、保卫宪法尊严方面，形同摆设，丝毫不起作用，难道不符合事实吗？

　　二○○四年胡锦涛在法国国民议会的演讲，郑重昭告世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权利。” 给中国的民主政治带来了新的希望。

　　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企图保留毛泽东模式的政治体制，只在经济上改革开放，会重蹈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走向灭亡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现在正在酝酿通过党内三权分立（将决策权、监督权和执行权分离：党的代表大会及其常设委员会行使决策权，党委会行使执行权，纪律检查委员会行使监督权）、实现领导体制民主化，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并在一些地区试点。由绝对排斥到结合实际地探索三权分立的实现形式，这是政治体制改革指导思想的突破。

　　要造成这样一种政治局面：作为党的领导人错了，在党内能够得到有效抵制和纠正；作为执政党的官员错了，能够得到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有效抵制和纠正。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运作方式要作根本的改变，要在宪法之下活动，而不是高居宪法之上。要让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切实行使民主国家议会的职权，在政权体系中建立防止独裁、防止腐败、防止失误的纠错机制。有意识地设置和强化这样一个对立面，将保证我党成为民主决策、清正廉洁、领导正确的执政党。

　　从执政党领导体制的改革到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这种两步走的战略，可能是中国特色的宪政道路。

我的入党介绍人张友渔在一九九四年弥留之际曾对我说：“抗战胜利后，我们目睹国民党专制独裁贪污腐败，最终失尽人心丢掉政权。我们这些老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党也走上这样一条路。” 当时相对唏嘘，并无良策。读了辛子陵的书，兴奋之余，写下了上面一席话，算是执行张老的临终嘱托。耿耿救党之心，同志朋友亮察。

在历史的天平上

谢   韬

　　陈独秀、毛泽东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巨大影响的人物。他们的生活、言论、事迹、功过是非、得失，都已成为历史的过去。他们在历史上的轨迹铸造了他们的一生，已成为客观的不可增删的历史存在。现在我们来评论他们，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有分歧是必然的，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是正常的，他们两人不是平常人，是代表一个时代、影响一个时代的历史巨人。他们影响了我们几代人，也会影响今后国家未来的发展。他们虽已去世，但仍然距离我们很近。他们

的思想遗产，政治遗产，社会遗产还时时在我们生活中起作用。这两个人无形的精神巨手，仍影响我们当代的生活。他们的分歧也影响着今天对历史道路的思考。几十年风风雨雨的生活，无数的历史劫难，不能不使人作历史的反思。每个人的经历不同，思想是千差万别，对陈和毛的看法，亦不可避免地各不相同。以下仅是我个人的看法：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人，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人。

    陈是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对抗者，毛是列宁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拥护者。

　　陈是主张把党叫社会党，由于尊重第三国际，作为第三国际的中国支部，才叫共产党；毛主张要建立列宁斯大林式的共产党。

　　陈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主张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独立思考者；毛也从中国实际出发，主张在列宁斯大林主义两把刀子的思想框架下的独立思考者。

　　陈认为中国是以农民为主体，生产力十分落后，不能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毛也以中国的农民为主体，主张两步走：先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可以立即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铲除资本主义，消灭资产阶级，就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陈是“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创造了一个争取民主与科学历史任务的新时代。这两大任务迄今没有完成，有待于全国人民今后的努力；毛是在夺取政权以前，主张为民主与科学的历史任务而斗争。但一旦夺取了政权，就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就想要跨越资本主义阶段，消灭资产阶级。凭着无产阶级专政，不断提高生产关系，凭借唯意志论，实行所谓大跃进、三面红旗、人民公社等政治运动，而成为民主与科学的践踏者、摧残者，口是心非的伪善者。

　　陈主张民主就是民主，民主是人类取得自由和解放、从而获得的共同文明的成果。民主就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各级政府官员的普遍选举制，结束委任制，有反对党的存在监督，反对一党专政和独裁；毛主张民主是有阶级性的，一切都应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建立一党专政、领袖专政和个人崇拜。

　　陈领导了“五四运动”，要求发扬民主与科学精神，让人民大声说话，保卫人民自己的权利和独立的人格尊严；毛是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下，造成全民说假话，只有说假话才能取得生存才能取得生存权，使社会道德败坏，使人人成为双重人格、言行分裂者。

　　陈是历尽政治上的打击和折磨、第三国际的诬陷、国民党的审判和陷害、生活的贫穷、疾病的困扰，危难中挺拔坚强，英明远见，更显出人格的光辉，思想的深刻，留下了很多供后人思考，经得住历史实践检验的论述；毛在建国后享尽荣华富贵，帝王之尊，霸王之权，独断专行，一言九鼎，无法无天，肆意胡行，是一切权力的集中者，是党和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君师合一的标榜者，是一切真理和最高真理的代表者，是具有无限智慧和力量的救世主，是当代的红太阳，是社会主义的始皇帝，是个人崇拜的一尊活神，是顶替斯大林的世界领袖。

　　陈是言行一致，光明磊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连他在敌人的法庭上也坦言自己的政治主张，说章士钊为他辩论的话“不代表我，我组建共产党，就是要推翻国民党，这不是叛国，国民党不代表国家”。他对斯大林可以拍案而起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声明自己的主张，真正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毛却一生中表现出他精于权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好话说尽，坏事干尽，阴谋阳谋交替使用。

　　陈一生所代表的是时代进步的启蒙思想，即他所提出的“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际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毛则相反，是独裁的而非民主的，是大家长的而非平等的，是封闭锁国的而非开放的，是高度集权的而非分权平权的，是唯意志的而非实事求是的，是残暴肆虐的而非人道的，是阴谋阳谋交互并用而非光明磊落的，是言行分裂而不是言行一致的。

　　陈独秀一生坎坷，死后，人们为他洗清污泥浊水，还他一个“干干净净的陈独秀”，他代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英勇战斗，追求进步的社会理想，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人物；毛泽东则在那些辉煌的歌颂之后，恢复历史本来面目，他成了一个大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他的前期是功大于过，他的后期是罪大于功，他是个很复杂的人物，是不可效法的权力熏心的历史人物，是农民革命，封建专制皇权思想与西方极权主义思想的奇妙混合的人物。陈在历史的天平上是人民尊敬的英雄，是提出当代人民的理想，民主与科学，推动历史前进的人物；毛在历史上的定位，却扮演了人民惧怕的枭雄，是暴力社会主义时代的代表人物，是使几千万人民受苦受难,饿死、横死、惨死的暴君。

　　陈的一生是悲壮的，苦难中显现出人格的高大，使人如吃橄榄似的回甜、清香。毛的一生是可憎的，正是他显赫人生造成了中华民族的大悲剧。

    这两个历史人物，代表了两种理论，两种政治，两种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走向和前途，两种人格，两种品德和作风。

　　我们接受历史的教训，第一要重新研究中共的党史，恢复党史真正的本来面目，从党史吸取教训和力量；第二要重新接合中国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彻底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他们在新时期的特点和发展的可能性，真正展开理论上的探讨和争鸣；第三，我们要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成就和教训、我们改革中的强处与弱处，以使更好地推动改革和开放，获得更大成绩。学术上的开放和自由讨论、理论思维的活跃，是祖国复兴的可喜现象。

　　当前历史已发展到一个关键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彻底清理毛泽东思想已是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大体说来，当我国进行彻底清理毛泽东思想之时，也可能是政治体制改革、宪政民主有根本性的推进之时。

　　根据以上两个历史人物的评论，可以展开实事求是的讨论，广开言路，也会引导人们的认真学习历史，恢复真相，分辨是非得失，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觉悟，这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最好学习方法。

　　由此我们还可以展开很多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议，从中吸取更多的经验和教训。历史人物的研究是最好的政治课，是最好的公民课，最好的理论课，是改革开放继续前进的最好教科书。

（本文是谢韬老人为丁弘

再为仲甫先生一辩

——读石仲泉先生大作有感

丁  弘

　　多年来，石仲泉先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是我心目中尊敬的学者，他为陈独秀正名做了许多工作。从他这篇文章也可看到，他们一步步向前推进，主持正义。这是应该表示敬意的。

　　评说仲甫先生的功过，是文章的重要内容。其最后一个小题目是：“陈独秀功大于过，应予平反，恢复党籍，郑重纪念”。对几十年间，被一些历史强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似永世不得翻身的陈独秀，作为官方单位的仲泉

　　“陈独秀案”是20世纪中国第一大案。因为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是中共建党的元勋，是党的一届到五届的总书记。迫害他、诬陷他的对立面是20世纪政治舞台上重量级的人物。所以给他平反不易。是因此而仲泉先生在评说时还不得不留个尾巴吗？说我们把“右倾投降主义”改为“右倾机会主义”了；说“瞿秋白在党的五大会上，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造成严重后果，不能全怪陈独秀个人”；也“不应让共产国际负完全责任”。那么怪谁呢？这话模棱两可，实是“各打五十大板”！！

　　仲泉先生作为个人，他已经最大限度地尽力了，有足够的正直和勇气了；他甚至提出应给仲甫

　　但，他还是给“陈案”留一点尾巴——“功过就算三七开”吧！对一个人功过这样作量化，是“宜粗不宜细”的精神，目的为了否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然是“差不多先生”的语言。

　　显然，仲泉先生有难处，未能摆脱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潜规则。建国之后历次运动，最后落实政策，拨乱反正，常是尽量留点尾巴，是“以革命的名义”为了所谓“安定”，实则还是是非不能澄清，保护另一方。

　　群体性的例子有“反右”，只说是“扩大化”了，留个尾巴。前提是对的吗？这保护了“以言定罪”的违宪行为，照顾到迫害者一方。

　　个案多了！如刘少奇案，脱掉了“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重新授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桂冠，落实了政策了，但留下尾巴。他不仅是三顶帽子，而是一个“生命”，对国家主席生命的消失，不能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说明问题，也是为了维护迫害者……这说明我们这个民族的法律观念，这是建设法治国家的最大障碍。

　　这些年，“陈独秀案”只是社会道德法庭即史学界议论的重大话题。他是应以人类普世的伦理观评说的。可能有不得已的原因。仲泉先生给陈独秀功过的评说留点尾巴，把问题模糊着，这是政治对史学的干扰。

　　“右倾路线”给革命事业造成大的损失，问题出在哪里？和陈独秀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有三个材料为证，可最好地说明问题：

　　一、苏联的解密档案

　　仲泉先生所在的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翻译印制了大量苏联的解密档案。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从

　　陈独秀一再申请，要求摆脱国民党。斯大林恼怒，甚至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批评。“4·12”事件之前，苏共以大量枪支和金钱供给国民党。陈独秀和斯大林的右倾路线的矛盾日趋严重；他终于拍案而起，最终决裂。

　　从这些档案，你会看到苏联上下“强烈的国际主义精神”，他们把中国好似当作自己的地方。后在瑞金建立苏维埃政权，是这一精神的延伸。那一时期，共产国际派人在中国领导中共，从未间断。

　　从这些档案中，可以看到陈独秀和托洛茨基之间早年思想的联系。“人以群分”，势所必然。托氏被斯大林派人追捕，杀害于墨西哥。中国的托派被毛泽东一网打尽。苏联最高法院后给托氏正式平反。中国把托派从狱中放出，尚未作处理。仲泉先生字里行间对托派仍保持着传统的观念；如何评说托氏，涉及陈独秀，这中间不是也有一个是非和道义的问题吗？

　　二、陈独秀拍案而起，写的《告全党同志书》，还有三封和党的告别信，是批判右倾路线的宣言书。可以看出，根据组织原则，他不能不执行上级的指示，也说明了和斯大林、共产国际右倾路线的反复斗争。

　　他陈述了以下事实：

　　1．党的“二大”之后，国际的代表马林来了，他召开中央全会，提议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当时我们一致反对。最后不得不服从上级。

　　2．参加国民党，共产党员丧失了独立性。马林垂头丧气。鲍罗廷又来了。带给国民党大量经费和军援。

　　3．我们派彭述之去申请分给5000支枪武装工农，国际的代表不同意，甚至说：“现在是共产党给国民党做苦力的时候。”陈独秀当时说：“我们是陷入了深渊。这不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了。”

　　4．陈上书共产国际提出意见，主张只能和国民党党外合作，莫斯科对这个意见，在报上严肃批评。并派吴廷康（维经斯基）来华，批评陈的观点。

　　5．陈提出武装斗争的计划和鲍罗廷商量。鲍说：“我同意，莫斯科不会同意的。”果然，国际电令中共，把枪支收起来，以免引起冲突。苏联同志，凡是对上级有意见的，后来多被处决。

　　对陈不停地有独立思考，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早反感透了。陈独秀忍无可忍，写出公开信《告全党同志书》，在服从组织和追求真理之间，选择了后者。

　　陈独秀深知公开信的后果，他说：“我不讲这些话，他们还会用我的。”

　　陈独秀以无比的义愤，发出这样的吼声：

　　“叫我到苏联去学习，我在中国干革命，到苏联学什么！”

　　“中国的革命事业为什么要他们领导，他们的革命叫我领导行吗？”

　　在其《告全党同志书》中，陈独秀对党早期政治路线的错误，坦诚作深刻的反思。他在信里开始即说：“我在1920年（！）追随诸位同志建立本党以来，忠实地执行了国际领导者斯大林等的机会主义政策，使中国革命遭到可耻的悲惨的失败，虽夙夜勤劳而功不补过……”

　　陈说：“我坚决认为，中国革命过去的失败，客观上的原因是次要的，主要是党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即对资产阶级国民党之错误。当时中央的负责同志，尤其是我，都应公开地勇敢地承认过去的政策，是彻头彻尾的错误了。”虽然他早已一再向上级提出意见，并受到批评，他面对全党，还是首先批评自己。自然，这种“自我批评”大大触怒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称他的公开信是“反党文件”。

　　当时，斯大林的权势如日中天，谁人敢说一个“不”字。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气壮山河！体现出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中的浩然正气。这是他的人格魅力所在，是国际共运中中国共产党的光荣篇章！

　　今日共产国际早已解散，苏共早已败亡。陈独秀的这种疾恶如仇而又严于律己的精神，不正是我们应发扬光大的吗？

　　陈独秀一生的戏剧性因此而产生。共产国际解除他的职务，中共开除他的党籍，而蒋介石却从其《告全党同志书》，认为他是真正的共产党，悬赏三万大洋，重点追捕！接着他被长期关押于南京狱中。而后的多年间，法庭和炼狱的考验，证明了蒋氏对他是“真共产党”人格的鉴定是正确的。后来由于党内斗争的复杂性，他先后又被戴上五顶帽子。近二三十年，史学界披荆斩棘，又逐步给他脱去。其中情节，说来话长了。

　　三、为了最终澄清这个问题，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是应重新提到的。仲泉先生在文章中说：“瞿秋白在五大会议上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路线。”孤立地这样说，远离实质了。瞿在会上显然讲了一些话，但他当时是怎样的心情？临刑之前，他写了并非多余的《多余的话》。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这时他所最为系念的还是陈独秀。他对敌人杀害自己，认为是正常的。但想到党内斗争的悲苦、难耐，他为自己的软弱无力、言不由衷而忏悔。他说自己思想上早背叛了党（共产国际）。他说得坦白：“我成了十足的市侩……中央怎么说，我就依着怎么说……”他说自己是“双重人格”，“我没有了自己，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现在我到了对自己清算的时候了”，“现在这场滑稽剧就此闭幕了”。国际的代表鲍罗廷，明确交代瞿秋白，右倾错误造成的危害，责任只能由陈独秀负责，否则影响国际和中共的威信。瞿是一位良善的谦谦君子，当然他视为这是叫人痛苦的“滑稽剧”。他说自己实在不想接陈的班，他怀念陈独秀，反复自责……

　　这是发自灵魂深处的呐喊！他以此向世人诉说，向党袒露心迹，以此最终展现了他高洁的灵魂。

　　事实摆在面前，如何评价陈，是每个共产党员道德素质和政治品格的展现，时至今日，已经不是认识问题了。我们应为党的创始人的高大形象而自豪！

　　行文至此，想到胡耀邦同志对陈独秀问题的评说。1984年，中央指示中央党史研究室写一篇文章，澄清陈的历史。胡绳同志（研究室主任）主持形成了两万多字的送审稿。稿件否定了一些荒谬的诬陷，但仍有大是大非因袭旧说。没有根据事实更正。这引起耀邦同志的注意。1984年11月23日，又专门召开会议讨论。这时耀邦同志说：“长期对陈否定是不公正的。他为中国革命建立了很大的功劳。不能将大革命的失败归咎于陈。当时党处在幼年时期，有共产国际脱离实际的指导。对陈这样有大贡献的历史人物，要有深远的历史眼光，公正、实事求是的精神，正确评价，以便后人得到教益。”

　　当时，作为总书记的耀邦同志还曾提出了“两个不管”：“不管在什么问题，在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对陈独秀这样一位20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人物，作出正确评价，其重要意义是不言自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