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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經歷近一年多的時間,全國反右派運動於一九五八年六月中旬最後處理工作結束。全國、全軍、各族人民、各民主黨派人員中近百分之七比例的優秀人種,被打成“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分別被毛澤東超越中國的憲法、又超越了各民主黨派的自身權限給民主黨派成員戴上了“右派帽子”;中共黨員開除黨籍、又判刑、勞教、勞改,分別送往監獄和沒有鐵絲網的監獄。

 

還有一些在反右派運動中“不夠右派資格的人”比如中學生、部隊中班以下的解放軍戰士,分別被打成“中右”、“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被開除了學籍、團籍、軍籍後送到農村長期改造、監督勞動。

 

反右派運動中仍和過去的政治運動一樣是按照毛澤東規定的全國人數比例1-5%抓右派的。當然各級黨委抓的愈多愈好所以平均已超過了7%。按八億中國人口計算,大約五百六十萬,此數字與以後“揭密文件”“數字相近”。

 

定為右派集團    22.071

 

右傾集團        17.433

 

反黨集團  4.127

 

右派分子3.178.470

 

中右分子1.437.562

 

黨員右派分子2.78.932

 

高校教職員工 36.428

 

學生  20.428

 

非正常死亡  4.117

 

下面抄錄一首右派遭難全過程的記實詩

 

右派詠嘆調

 

一、“陽謀”——引蛇出洞

 

神州天地暗,反右史開篇。

 

“右海”掀狂浪,秦坑冒黑煙。

 

“陽謀”當誘餌,鳴放出真言。

 

言者皆“無罪”,人人信更堅。

 

“蛇神”剛出洞,鐵手盡圍殲。

 

二、戴帽——精神枷鎖

 

頭戴“緊箍帽”,何須坐牢監?

 

懲人先奪志,馴馬必揚鞭。

 

大眾來監督,身心似火煎。

 

精神枷鎖重,唯有淚漣漣。

 

三、勞改

 

改造唯勞動,年年苦熬煎。

 

冬寒晨運糞,夏熱午耕田。

 

永日陪牛馬,通宵伴鼠眠。

 

青春悲逝水,白髮愁中添。

 

四、摘帽

 

摘帽空歡喜,仍和“反壞”連。

 

提薪常最後,運動總當光。

 

“翹尾”招人妒,低眉暗自憐。

 

心存千古恨,鬱郁度餘年。

 

五、世道千般怪

 

世道千般怪,無人敢直言。

 

儒冠如糞土,敝履值千錢。

 

外行充博士,奴才作聖賢。

 

一人能得道,雞犬可升天。

 

舉酒澆憂憤,模糊辨丑妍。

 

六、神壇上的祭牲

 

“文革”風雲起,神州大廈傾。

 

黃鐘遭毀棄,瓦釜似雷鳴。

 

世界文明劫,中華左道興。

 

神州需血祭,“右派”作犧牲。

 

註: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初衷是整前異己(走資派),奪回旁落的大權,但實際上這是史無前例的反人類,反文明的極端殘暴,毫無理性的野蠻運動。右派分子無論摘帽與不摘帽,一律成為這無比神聖的恐怖的神壇的祭牲。

 

七、自殺就是“叛徒”

 

不堪受辱毋寧死,自殺橫加“叛徒名”。

 

狂狷介之操日月,魂螞地府意難平。

 

八、獄中思親

 

絕塞思親血淚斑,千回圓月獄中看。

 

年年野草抽新綠,心似冰河徹骨寒。

 

九、意人的玉照

 

姑娘玉照貼胸藏,淚水沾濡汗水漿。

 

廿載荒原音信絕,天淮何處覓紅妝!

 

十、層層荒冢

 

新疆勞改杳無期,血淚斑斑染布衣。

 

多少先驅身殉難,層層荒冢草萋萋。

 

十一、臨終的囑咐

 

客死他鄉恨不平,青春理想葬秦坑。

 

臨終但願春閨夢,永在花叢攜手行。

 

十二、漏底棺

 

大漠濃雲暗雪山,囚窗恰似鬼門關。

 

新墳舊冢層層疊,惟恐身裝漏底棺。

 

註:漏底棺,即無底空棺材,勞改場死人太多餓病凍累死、打死、自殺已來不及制棺材、特製無底棺材,只要將空棺罩在已放在板車上死者身上運往亂葬坑,抬起空棺,推死人入坑掩埋。

 

十三、狗仔

 

戴帽新婚喜氣盈,誰知從此禍根生。

 

夫因娶我難提干,稚子橫加“狗仔名”。

 

十四、“改正”通知報黃泉

 

雲開日出洗沉冤,“改正”通知往下傳

 

找到當年埋骨處,空留墓草報黃泉。

 

十五、教授“平反”上西天

 

高齡

教授知“平反”,老淚縱橫感萬千。

 

激盪心潮心硬死,隆恩奉送上西天。

 

十六、痴心爭民主

 

痴心只為爭民主,半世囹圄北大荒。

 

苦役私刑終不悔,錚錚鐵骨傲風霜。

 

十七、血淚寫春秋

 

人民民主大湖流,順者昌明逆者休。

 

留得“陽謀”當笑柄,殷紅血淚寫春秋。

 

作者潘仲騫,一九八七.六,“反右三十周年”

 

反右運動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大冤案。毛澤東迫害忠於黨、忠於人民、熱愛祖國的上百萬各階層高、中、小知識分子及各民主黨派,知名人士是前所未有的;冤案長達二十二年,也是史無前例的,牽連國人數量之多也是首屈一指的。

 

運動之後給國家和社會帶來了嚴重災難,逆轉了社會文明發展的進程。關心國家大事,說真話有罪,說假話得道升天受重用。殘害了中華民族仁愛信義、知榮知恥的優良傳統。敗壞了道德風尚,破壞了社會和諧。給共產黨自稱“說話算數”抹上了一筆黑色。從此,共產黨、毛澤東在人民心中沒有了地位,沒有了信任而失去了民心。

 

它不僅摧毀了做人最基本的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而且還使我們的民族喪失了創造力,更不用說今後國內能出才華出眾的科學家諸方面的人才攀登世界科學高峰了。這樣的倒退實在可怕……。

 

反右運動更突出的證明了毛澤東領導下所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是給外國人看的假憲法;毛澤東及各級地方黨的書記首先不遵守憲法各條款,一手遮天以言代法,所以中國人沒有公民人權的基本保障。毛澤東可隨意處置中國境內的任何一個人,不管什麼黨派、什麼民族,他一手遮天,這個天下就是他的天下而恣意妄為,在他已形成的一黨專政、個人獨攬大權獨裁專制的年代人民哪有什麼民主、自由、人權可言?

 

下面再舉一組各單位打右派的具體數字:

 

摘錄一九五七年十月十四日有關部門統計抓右派的比例數據:

 

中央國家機關:

 

共劃右派分子4.837人,占參加運動總人數的2.75%,包括極右分子和普通右派。其中中共黨員754人。

 

司法部:

 

比例高達23%,由於數字太驚人,所以“赦免”了一些工農幹部,但僅200多幹部最後仍有30餘人被打成右派,比例高達16%

 

新華社:

 

全體不過千人,編輯部就劃96名右派占編輯部人數50%以上,占全社總人數10%,在記者、編輯人員中則占1820%

 

全國人大:

 

第一屆人大代表中劃為右派分子62人。

 

全國政協;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被免去委員職務的右派分子21人。

 

團中央:

 

大批解放前投奔到延安的及白區學運骨幹60餘人打成右派分子。

 

文匯報:

 

浦熙修、徐鑄成等6名編委,15名記者被打成右派,駐京辦事處10人中有7人被打成右派,這個比例夠嚇人的吧?

 

光明日報:

 

大右派儲安平、各部主任、編輯、記者16人被打成右派。

 

中國作協:

 

丁玲等著名作家,共占作協總人數50%以上的文人、才子、新中國的作家、詩人被洪水從此淹沒。

 

省部級:

 

四名省長、九名副省長被打成右派。

 

中國人民解放軍:

 

除總政文化部長陳沂是軍隊中大右派以外,少尉以上各級軍官、戰士近萬人,其中軍官7000人以上,戰士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數千人。

 

據人民日報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一日報導:

 

一九五七年五月全國有30萬人“下放”農村,到一九五八年二月就猛增到130萬人。

 

當五十年之後,“反右檔案揭秘”稱:

 

一九五七年不是傳聞的五十五萬右派分子,而是3.178.470人;另外還有1.437.532人被劃為中右到北大荒等地勞改。

 

轟動全國的反右運動中的大右派“章羅聯盟”,即民盟主席章伯鈞、羅隆基,實為毛澤東以莫須有罪名加害於他們。真正的中國共產黨員真為有毛澤東這樣無恥之徒感到是黨的最大恥辱!敗類!無端生有加害於章羅二人造成一大冤案。又牽連了多數民主黨派中的無辜人員。

 

中共黨員在黨內最高處分是開除黨籍,黨外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中共根本無權處置,卻都遭到了“戴右派帽子”、批鬥、人身迫害及在本人未出席“法庭審判”的情況下,缺席定罪判刑、勞教、勞改、行政降五到六級,極右分子則將工資也開除了,只給18元生活費,這些極右不就是“態度不老實“不承認自己所直言是有罪的,敢與共產黨認真的人嗎?

 

在反右運動中非常值得提到的一例是李慎之被打成劃為“極右分子”的案件:

 

在反胡風的案件中最後提出的謝韜情況中也提到他和李慎之是上世紀四十年代共同參加愛國民主運動的老朋友,而且又都是張友漁(解放初期任北京市副市長)介紹他們倆人在重慶新華日報工作期間入黨的地下黨員。

 

初到新華日報李慎之在編輯部資料室工作一九四六年夏季隨周恩來、潘梓年、章漢夫、熊瑾玎、喬冠華、章文晉、宋平、陳家康、林默涵等人去了上海,籌辦《新華日報》上海版。

 

一九四九年進北京以後,李慎之仍在新華通訊社總社,抗美援朝後期被調到朝鮮以紅十字會名義與“聯合國軍”交換戰俘。在談判沒結果時,又被調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考察團,到蘇聯和東歐國家考察。一個多月後又召回朝鮮,調查戰俘情況,並寫了《開城觀察家評談判局勢》發回國內登上《人民日報》頭版頭條。

 

一九五七年以前周總理出訪都要李慎之作為筆桿子跟着去。亞非會議寫了關於《亞非會議介紹》,日內瓦會議,寫了《日內瓦會議日記》、《日內瓦會議最後的報導》。他還直接給周總理起草公告。他自稱是外交部的“客卿”,周總理要出國,就找喬冠華,喬冠華就找李慎之。有時周總理直接點名叫李慎之去。

 

當時李慎之是個走紅的共產黨幹部,他的正式工作是擔任新華社國際部副主任,分工管《參考資料》和《參考消息》。《參考資料》一天要出三大本,而且一定在早上八點、中午一點、晚上七點送到中南海領導人的辦公桌上。中央領導人對國際動向的了解,主要通過這個渠道,“一日三參”忙的李慎之難得休息。後來李慎之說:“那時候如果在世界上找對蘇共二十大了解最多的人,我算一個。”

 

中央書記處(現在政治局常委)幾乎在蘇共二十大以後天天開會,這也是黨中央會議從未有過的事。會議主要討論蘇共二十大以後的國際形勢和我們的對策。所以要求他們國際部搜集全世界對此問題的反應。李慎之和中宣部國際宣傳處處長姚臻一起編寫的《批判斯大林問題集》,在搜集各國的反應方面,可以說是最完備的。國際問題資料一直是新華社的“專利”,而當時新華社的國際新聞就靠李慎之他們了。如果說需要把國外的新聞過濾,為我們所用,作意識形態轉換,他們可以說是這方面的專家。

 

李慎之當時年輕力壯,一天十幾個小時干。毛澤東每天都要看他們編寫的《參考資料》一日三參。

 

蘇共二十大對我國影響非常大而對毛澤東是非常意外,他處於矛盾狀態。斯大林給中共出過一些壞主意而且不信任毛澤東,毛對斯也不滿意,但毛認為斯大林治理國家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模式不能放棄。所以毛澤東反對全盤否定斯大林,因為這要會危及他自己的“無產階級專政”。在中國高層內看了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錯誤和罪行的秘密報告之後,有的相信是真的,有人則不相信。而李慎之是相信的。因為李慎之看過很多蘇聯清黨文件以及烏克蘭大饑荒的報導,在赫魯曉夫報告時其中涉及的時間、地點都有印證,他相信這絕不是什麼帝國主義在造謠。

 

赫魯曉夫的報告在全世界引起強烈震動、衝擊波不斷擴大,以致在波蘭、匈牙利出現亂局。李慎之說:“我自己在鋪天蓋地的外國新聞報導日日夜夜的衝擊下,也是憂心忡忡,到了寢不能安眠、食不甘味的程度。”

 

李慎之認為國際共產主義暴露出來的問題太嚴重了,希望只能寄托在勝利才七年而領導着新中國蒸蒸日上的中國共產黨身上,寄托在為全世界人民眾望所歸,一貫倡導集體領導與群眾路線,而且素有寬容與開明之稱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身上,希望由他在中國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建立一個民主與寬容的範例。

 

一九五六年在人民心目中,是寬鬆的一年,大家相信毛澤東說的疾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已經過去,要轉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建設上來。並提出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知識分子皆大歡喜,一心想着向科學進軍。到五月間毛澤東宣布了社會主義陣營從未提出來過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自從蘇共二十大以後也促進了許多人思想解放,使人們不斷反思許許多多個為什麼?李慎之說:“我在這樣的大潮激盪下,思想也越來越轉向尋求所謂社會主義民主。”

 

但事情不向人們想象的那樣。匈牙利、波蘭事件在這一年的秋天鬧的不可開交以後,毛澤東派秘書林克向新華社國際部當時最了解有關情況的王飛當時是國際部主任和李慎之徵詢對事件的看法和我們應如何應對的意見林克自一九四九年就在李慎之手下工作,曾任《參考消息》撰報組組長,一九五四年調到毛澤東身邊工作,幫助毛澤東一天看幾十萬字的《參考資料》。李慎之、王飛對林克放言:東歐出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於沒有在革命勝利後建立起一套民主制度,他們之所以敢這麼說,是因為能夠“通天”的為毛澤東所信任的吳冷西對他們講過:“毛主席說我們現在還在訓政時期,”“我們現在實行的是愚民政策”“我們的問題不止是官僚主義,而且是專制主義……”。

 

李慎之想到這些話,就坦然地對林克說:“請毛主席除了經濟建設的五年計劃之外,還要制定個還政於民的五年計劃”“我們也要開放新聞自由:中小學都要設立公民課或者憲法課,新中國的每一個公民都要清楚自己的權利與義務;我們的大民主太少,小民主太多,應當實行大民主,應當建立憲法法院。”

 

李慎之說:“毛澤東引用《紅樓夢》風姐的話:“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更使我欽佩他老人家胸襟之寬闊、氣魄之宏大。因此,我放大膽提出:“革命勝利以後就是要搞點改良主義……”。

 

這些話都是從上述毛主席的話引發出來的的。當時,李慎之還以為自己是想毛主席所想,好毛主席之好,沒想到自己對毛主席的本意未真正理解,弄的南轅北轍了。

 

毛澤東又在不同的會議上,不指名地點了李慎之的上述言論,特別是給李慎之定為極右的第一條罪狀是說他“企圖利用內參影響中央”。這不僅使李慎之感到驚訝,在批判會上,從來沒有人這麼說過。況且,他主持《參考資料》本是黨分配給他的工作任務,他還以為自己在這方面是很有功勞的。李慎之所編出的《參考消息及參考資料》毛澤東曾一再表示滿意,並予以嘉獎,稱讚“新華社的工作做的很好嘛。”李慎之也曾被評選為中央機關的先進工作者,也就自認為是黨的寵兒,很有黨性,總是和黨赤誠相見。

 

但正是這種赤誠相見,在新華社使人認為他的“右派言論是最多的”。

 

後來李慎之才悟到,沒經過延安整風,搶救那樣的政治運動,不知道運動的厲害。

 

反右運動是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開始的,處理時間大都在一九五八年三月以後。本來,新華社黨委除一人外,都不同意把成慎之劃為右派,但由不得他們。上邊已經定了,下級誰也無法改變。

 

一九五八年三月八日,通知他為極右。

 

中共是執政黨,但不是黨執政。由於毛澤東以言定罪,那麼,毛澤東非法誘供,欺騙人民“言者無罪……”的陽謀而遭陷害的人才打入十八層地獄長達22年之久,你毛澤東捏造、誣陷、斷章取義嫁禍於他人才是罪大惡極,需嚴懲的罪魁禍首。

 

至今半個世紀過去了,他的所有罪行仍未公開公布於眾。所有對右派的處理乃至“改正”都是不及時、不堅決、不公正、不徹底、不依法的,時至今日人們看不出中央“有錯必究”的誠意,影響極壞!

 

3、斯大林與毛澤東對比之三

 

” 列寧也是搞武裝鬥爭、階級鬥爭為主線的,但他為了擺脫“革命成功”後的困境,還倡導了“新經濟政策並獲得了成功,初見成效,市場繁榮,城鄉進行了物資交流,因而克服了蘇聯第一次大饑荒。

 

列寧死後,斯大林不顧布哈林的反對,在一九二九年急着結束列寧倡導的新經濟政策,強行集體化和消滅富農,對持不同政見者嚴加懲處,引起了農民的反抗和毀田殺畜。在一九三二年蘇聯又進入了第二次大饑荒,有上千萬人因集體化和大饑荒而死亡。

 

毛澤東:

 

當前,很多研究馬克思理論的學者一致認為:馬克思、恩格斯晚年更加強調批判空想社會主義,反對人為的設計未來……

 

而毛澤東為了實現“馬上治天下”,在三大改造,鎮壓了知識分子,特別是反右派鬥爭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之後,毛澤東的狂妄,空想實現社會主義的野心就更上了一層樓。

 

毛澤東只是一權在握,搞經濟他是一竅不通。解放時期,他急於結束新民主主義革命而進入社會主義革命,他反對劉少奇堅持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和剝削有功論。而說劉少奇是跪倒在資本家腳下,並多年壓制黨內經濟權威陳雲抬不起頭來。

 

他一意孤行,要乘勝前進,而在一九五八年七、八月份便提出了“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

 

這三面紅旗就是叫全國人民為儘快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奮鬥;叫人民“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設社會主義。”要一天等於20年,超英國,趕上美國。在農村要向蘇聯一樣搞集體化,把農村的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統統一步跨入以鄉鎮為基礎的“人民公社”。不叫集體農莊,叫有巴黎公社涵義的“人民公社”。

 

一切土地財產收為公有,機械耕地收割,社員都到公社大食堂吃飯,並實行集體化、軍事化。

 

要超英國,趕上美國硬件的東西是“經濟基礎”,一個口口聲聲稱“一窮二白”什麼都沒有的國家,更不用說“資本主義發達的經濟了”。毛澤東不失為狂人,首先把鋼鐵產量定出超過1080萬噸,僅全國的幾個大煉鋼廠是不行的,也要發動群眾大煉鋼鐵。於是土法上馬,全國農村各地土高爐豎立起來,家家獻出凡是帶“鐵”字的物件都行,貢獻給土高爐當原料……。一時間,煙熏火燎,還敲鑼打鼓熱鬧非凡,農村的狐狸和狼半夜嚇的都無處安身了。

 

糧食生產也是個大關,於是“高人”又發明了深挖地三尺,將熱土、生土換個位置,這叫大搞深翻能增產;還有人提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一切科學種田奪高產的實驗被震天動地的“大膽革命口號”所代替,被“人定勝天”的誓言所占領;那些“洋奴哲學”、“崇洋媚外”都被八字農業憲法:水、肥、土、種、窯、保、公、管踢到一邊去了。

 

於是全國一盤棋不因地制宜地盲目修水庫引水上山、灌田;又大搞密植實驗田要達到雞蛋放在小麥穗上掉不到地上,所以畝產量由幾十斤,吹到上千斤、上萬斤,反正吹牛皮不犯罪,全國就大颳起了虛誇風,假報產量欺上。

 

公社社員們像個鐘擺,除吃飯時間外一天勞動十八小時,甚至連軸轉累的精疲力竭。

 

那年國慶年,遊行隊伍中最吸引人的是花樣繁多的彩車,畫着“豐收的一切農作物的果實”以及畝及XX斤的驚人的宣傳。毛澤東高興的不亦樂乎,頻頻向遊行隊伍招手……

 

在這同時,全國各地捷報頻傳,萬歲聲、歡呼聲驚天動地。似乎明天中國就進入共產主義了……

 

科學容不得半點虛偽與假冒,違反科學的大躍進是要付出代價的!蠻幹是要用生命做賭注的。

 

時隔一年多,大煉鋼鐵的土高爐,由於根本就不可能煉出好鋼鐵,而土崩瓦解。興修水利的各地大、中、小水庫,由於沒有科學的設計漏洞百出,而泛濫成災。靠虛誇假報、吹牛皮吹出來的“農業大豐收”人均口糧定量一減再減,減到城市人均六市兩一天,農民一天四市兩,全國嚴重吃緊,各大、中、小市場、商店、供銷社的貨架上幾乎除“樣品”外,幾乎沒有供應人們正常生活的副食品了。

 

最苦的要算農民了,一天四市兩毛糧,也就是早、晚兩碗稀粥、還要剝樹皮、挖野菜,到半年以後連野菜、樹皮、樹葉一切可食物都找不到了。

 

  毛澤東此時提出“有勞有逸,勞逸結合”你不說農民也無力去干農活了。人民公社的上班鍾一響,農民就扛着工具在田間,地頭睡大覺去了。由於嚴重飢餓,大多數農民患了浮腫已無力幹活了,只有等死了!

 

不願死的就流浪外逃到外地,結果人們看到到哪兒都一樣沒吃沒喝也是屍殍遍地。人稱天府之國的四川省,就餓死了700萬人口。

 

這災害在中國持續了三年,全國凡是能吃的都已吃光,甚至去吃死人肉,無奇不有。中央有關資料統計全國在“自然災害”中因飢餓死亡近4000萬人口。

 

在這三年期間的一九五九年秋季,以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為首的正直,求實,對人民負責任的共產黨人,經過實際調查了解民情,並大膽揭露“虛誇 ”,假報,欺上瞞下,吹牛皮…等嚴重失實的真相,批評毛澤東犯了“狂熱病”…而上萬言書。

 

因此惹惱了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人們沒有任何思想準備,會議急轉直下矛頭指向彭德懷,批判彭德懷是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頭子,並從此被免去了國防部長職務。

 

毛澤東洋洋自得地稱到……這只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之比……。而批判右傾機會主義者把問題看的過重了。

 

在反右不到兩年時間,毛澤東就拿曾經以命保衛過他的……唯我彭大將軍……下了毒手。這不是順者昌,逆者亡是什麼?毛澤東跟曹操一樣“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誰反對他,他就殺誰!

 

戎馬一生的彭德懷元帥最終又慘死在毛澤東發動的“文革”中的北京衛戍監禁中。

 

國家主席劉少奇與毛澤東共事多年,“大躍進”造成的後果嚴重,經調查之後他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上說老百姓就是口糧太少,災情並不嚴重,而對大量餓死人承認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並主動承擔責任。

 

為此毛澤東很不高興,劉少奇所說事關他的威信與權柄。這也為一貫抬舉毛澤東,顏全毛澤東面子,叫毛澤東通過民主集中制最後把權都集中在他手中,如今毛澤東能不恨劉少奇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嗎?”為劉少奇的滅頂之災埋下了伏筆!

 

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黨的總書記鄧小平在三年大饑荒中看到餓死四千萬人,感到事關重大,必須採取緊急措施拯救人民,故而採取“三自一包”的農業政策,把少量土地分給農民,並給他們“自留地”自由種植農作物,同時允許開荒種田自救。

 

全國無論農村,還是城市的人民都為了能吃飽,開荒種地,在廣大農村農民有了“自留地”以後精心耕作各種穀物,這是為了活命,國家僅僅給的這麼一點自由。就是這一點自由,僅在當年就立竿見影,把農民,市民從死亡線上挽救了回來,三面紅旗給人民帶來了大災難;三自一包拯救了老百姓。這就有利地證明了劉少奇所說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是正確的。要不是毛澤東發了社會主義狂熱病,農民土地歸公,吃大食堂,人民公社及盲目大躍進的蠻幹,又刮“共產風”又刮“虛垮”風,哄的毛澤東忘乎所以沾沾自喜,否定民間的苦難而反右傾嗎?

 

誰的政策好?誰的政策壞老百姓心中最清楚,人民是欺騙不了的;把三面紅旗說的天花亂墜,最後得到的是死亡,只剩紅旗杆了!

 

農村有了糧食作物,農副產品種類繁多, 很快城鄉溝通市場繁榮興旺起來。人民才有了精神,有了奔頭。

 

毛澤東在劉少奇等人帶領人民渡難關的時候,提出退居二線,不當主席了。可是在大多數人都同意的情況下,周恩來卻說:“退居二線,主席還是主席嗎。”又是周恩來的一句話,別人不好反駁,也是不叫他們難堪嗎!從此,又埋下了禍根。

 

   於是毛澤東又“勝似閒庭信步”去了。又琢磨下一步階級鬥爭怎麼搞?搞誰?此時毛澤東認為劉少奇就是睡在他身邊的“赫魯曉夫”。

 

果然,不到半年在北戴河他就召開了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會上不管與會人員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怎麼看法,毛澤東在會上高喊“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防止資本主義復辟。”

 

剛起死回生的繁榮,一下子被“資本主義復辟”壓的喘不過氣來,又陷入了死氣,死水一潭。

 

從此,各地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公安機關加重了他們的監管,因為他們是支持“復辟”的明牌敵人,重磅炸彈。

 

一時間城市的舞台上,電影的銀幕上被“奪印,”“箭杆河邊,”“千萬不要忘記,”“向陽商店”等以復辟,奪權,拉攏腐蝕青年,憶苦為主要內容的所點領,進而擴大到農村劇團和放映隊。人們又進入了過去搞政治運動的狀態,蹦緊了“階級鬥爭”這根弦,再也不敢搞資本主義的自留地了……。

 

一九六二年以後,中蘇關係日益緊張,又發生了,“珍寶島事件。”同時政治分歧已到了嚴重“白熱化”的程度。

 

問題的起因當然是由於蘇共二十大會上赫魯曉夫徹底否定斯大林,並將斯大林的屍體移出莫斯科紅場。這一驚世之舉使社會主義陣營各國大為震驚,並逐步離開社會主義陣營,各奔東西,尋求自由之路。

 

毛澤東認為蘇聯變成修正主義了,為了反修防修,他要高舉世界革命大旗,對蘇共開始了公開的論戰,即一九六二年至六三年陸續由新華社、人民日報率先播報的“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

 

論戰的焦點是:蘇聯赫魯曉夫反斯大林已變成修正主義了;南斯拉夫總統托早已是馬列主義的叛徒,南斯拉夫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嗎?批判意大利共產黨總書記陶里亞蒂提倡社會主義革命要通過議會道路……也是修正主義;似乎只有中國毛澤東是舉着馬克思主義大旗的世界領袖。總之中國要將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是講鬥爭,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哲學。階級鬥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因為窮,就要干,要革命,要不斷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所以, 凡是不跟中國共產黨,毛澤東走的他都可以給扣上“修正主義”,“馬列的叛徒。”“資本主義復辟”……等大帽子。所以外國的共產黨不管你怎麼扣帽子,人家還照樣干人家的。不聽你毛澤東那一套。

 

事實上已證明, 毛澤東不懂得馬克思,恩格斯與時俱進的理論“鬥爭過時”論。是毛澤東最忌恨的,認為其它一切方式都是不可行的叛徒哲學,只有無產階級專政,階級鬥爭才是正確的理論,其實正相反,沒有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堅持階級鬥爭的政黨能取得勝利。

 

其實在建國之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胡繩就以高度的原則性,責任感和無畏的勇氣,嚴肅指出:毛澤東的重大失誤之一就是民粹主義傾向。胡繩因此而受到圍攻。但圍攻者終究未能推翻胡繩的論斷。

 

毛澤東的民粹主義傾向十分明顯,無法否認。列寧曾明確指出“民粹派屬修正主義行列”。既然毛澤東有嚴重的民粹主義傾向,那麼,他的理論自然與修正主義不會有太遠距離。“大躍進”中的“共產風”及違背客觀規律所做的一切、給中國人民造成的巨大災難、都是他“左”的出奇的禍根。毛澤東發誓要搞一萬年的階級鬥爭,所以他知道自己活不了那麼久,就豁出去“只爭朝夕”了,誓死不變的野心。

 

馬克思、恩格斯晚年更加強調批判空想社會主義、反對人為的設計未來......。並強調有條件的國家“工人階級要爭取利用普選權,取得政權”。“加深了對馬克思主義若干社會發展規律的理解,我們要自覺剷除封建主義思想的基礎”。毛澤東愈走愈遠,但他從不悔悟。

 

4、毛澤東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簡稱“文革”,因為前面已經提到斯大林的大清洗,所以不重複,將“文革”作為一個標題寫出來,更能將毛澤東與斯大林的罪行作以比較,前者毛澤東比斯大林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雖然都是披着馬克思主義外衣,但骨子裡都搞一黨專制,個人獨裁一言堂,毛搞階級鬥爭借刀殺人,花樣翻新更高一籌,封建統治已使毛澤東成為斯大林+秦始皇,走上了神壇。

 

毛澤東發動文革目地很清楚,他自認為自己是無產階級司令部;他更認為自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六年約十七年中,文化、教育、科技、藝術各領域都是資產階級、修正主義在統治着所以,必須把這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人給挖出來——也就是中國修正主義的頭子,睡在他身邊的赫魯曉夫、那就只有劉少奇等人了。

 

採取階級鬥爭方式,適合缺乏民主法治制度保障的一黨專政的國情,剷除異己,繼續清除知識分子在上層的“代理人”而達到無後顧之憂。

 

反右鬥爭已清除了不少黨外民主人士的頭頭。這次,要從黨內頭頭下手開始火燒,才能搞深,搞臭修正主義,拽出中國的赫魯曉夫。

 

紅色風暴衝擊着整個中國各個角落。

 

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及清華附中學生組織的“紅衛兵”,“毛澤東思想戰鬥隊”……等等全國到處都是各種各樣的“紅衛兵”組織。

 

這是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開始文革,不到兩個月就紅遍全國的組織。到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以後,八次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檢閱“紅衛兵”都表現出對毛澤東瘋狂的領袖崇拜和野蠻的人性。

 

全國各地的黨、政一把手,除毛澤東之外,都是這次運動整治的對象“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從北京市委開刀,先整“三家村”吳晗,鄧拓,廖沫沙,再整北京市委彭真,劉仁,打砸,掄,批鬥,遊街,輪番審訊,各種酷刑的逼、供、信殘酷之極,暴露了人的野蠻獸性。從而遍及全國……一一效仿。

 

在中國這些大,中學生大都成長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特別是“反右”運動以後,他們接觸的是此起彼伏的政治鬥爭,父一輩的生存,生活環境從未離開過批判,鬥爭以及空想的政治口號“革命不是請客吃飯”而野蠻武鬥。

 

再加上他們從小受到的人性,母愛的教育又嚴厲地受到無產階級革命的批判。在他們的心靈深處,人與人之間來不得半點溫存,友愛,更不允許毫無政治原則的妥協,那絕對是政治上的軟弱和立場上的不堅定。

 

他們做人的豐富情感、逐漸變得簡單而粗俗、階級鬥爭的教育把他們的性格籠罩在你死我活、熱衷於鬥爭的陽影里。他們把野蠻行為、獸性的發作當成革命造反行為、更當成是做“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最好的表現,“造成有理嗎?”

 

    毛澤東利用盲從、無知、幼稚的學生在全國點火,所有封、資、修的小到書刊,大到廟宇文物都將其砸爛、燒毀、祖國的文化遺產遭到十分嚴重的破壞。這是日本、國民黨統治時期所未見!中國人民在紅色恐怖中艱難而心驚膽顫的度日,時刻擔心死神的來臨。

 

    一九六八年是全國批鬥最高潮的一年。被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已從地、富、反、壞、右、又增加了走資派、保皇派、黑幫、反動學術權威、叛徒、反革命集團。甚至在解放前國共合作時期的共產黨員都當成“特務”批判。無論什麼人,只要“文革小組”說一句話,就是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你揪回來,批倒、批臭。

 

    “踢開黨委鬧革命”以後,造反者更加放縱。中共八屆政治局委員及候補委員共33人,文革中受迫害20人。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194人中有96人“靠邊站”,聽候處置。

 

    知識分子出身的高級幹部如果不被打垮,就無法拱倒劉少奇、鄧小平。此時,劉、鄧已成為人所共知的第一號、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以批鬥黨內知識分子時,黨外知識分子也陪斗,說明他們是串通一氣的。

 

    “文革”使中國的知識分子從文化邊緣化走到政治邊緣化。在這場運動中的中國知識分子。許多過去整過人的、現在又被人整,弄的死去活來。到他們臨死時還痛恨自己,而高呼“毛主席萬歲”。還要聽黨的話、叫家人與他劃清階級紀線。自己還要揭發別人、而戴罪立功···中國的知識分子叫毛澤東給逼的已喪盡了預警神經、理性的閘門人文的標尺。

 

    是啊,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有哪一個不把知識分子視為敵對力量哪?

 

    劉少奇與毛澤東在一起多年,秉性個異,大不同。一個是共和國主席,而毛澤東則又是多年來被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為了照顧他的臉面將其捧上了黨的主席位置。

 

    在五十年代毛澤東有一句話廣為流傳:“一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也說明劉少奇馬克思主義水平比毛澤東高的多,事實也是如此,如一九五O年以後堅持走新民主主義道路,反對過早進入社會主義;堅持科學社會主義觀點、反冒進、敢於對人民負責、大膽說三年自然突害嚴重死人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作風樸實熱愛人民,從不搞特殊化。但在對待毛澤東的態度上他顧及毛的面子,關鍵時刻放棄原則,違心自我檢討,叫毛澤東當把柄!

 

    劉少奇的著作“論共產黨員修養”一書中所提出的“馴服工具論”坑害了許多人也大大給毛澤東幫了忙。

 

    終於毛澤東唆使“文革領導小組”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向劉少奇及夫人王光美開刀了。毛澤東的妖婆江青“偶爾露崢嶸”以後,掌握了文革大權,早已把劉少奇、王光美視為眼中釘、肉中刺。整劉少奇早已是毛澤東設計好的。心腹之患不除怎能心安?

 

    叛徒、內奸、工賊的頭銜扣在了劉少奇頭上,紅衛兵無數次的批鬥,叫劉少奇及夫人遭到巨大的侮辱身心迫害,最終被折磨慘死。中央奉命將劉少奇化名密秘火化;夫人王光美被監禁關押十二年。一個國家主席就這樣被迫害致死,憲法還有什麼用?毛澤東一手遮天,為了他的皇位,把一切“逆”者都加罪處死,濫殺無辜。在北京大興縣大殺地富子女,連一個嬰兒也不放過,拿殺人取樂,割五藏六腑烹食入口,大快人心。社會的大倒退,道德淪喪,給中國人民帶上了更嚴歷的精神桎梏!

 

    久未露面的林彪、摸透了毛澤東脾氣、秉性、在“文革”中竭盡大肆吹捧毛澤東,什麼“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領袖、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壽無疆”、“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四個第一”......。一系列的吹捧還真管用,令毛澤東非常滿意,竟而在“憲法”上、黨章中明文規定林彪是毛澤東的接班人,並被稱為“林副統帥”。

 

    一時間全國就是毛澤東、林彪活的最長遠,一個是“萬壽無疆”,一個是“身體永遠健康”。他們罪孽深重營養再好也超不過一般人的壽命。

 

    林彪與毛澤東的妖婆江青互相勾結、利用,一個從軍隊下手,對反對他的所有將帥格殺勿論,在海、陸、空三軍製造了大批冤案;一個從文藝紀下手,把所有過去了解江青的著名演員及原上海演藝紀人士捏造罪名判刑,關押、批鬥以達用權力迫害之目地,江青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是上海的三級“明星”所以像趙丹、魏鶴齡、上官雲珠、秦怡......都非常了解她、更知道她的底細,她趁機投奔延安,與毛澤東想方涉法接觸、獻媚,毛澤東是個假正人君子——色狼、喜新厭舊。儘管大家反對,最後還是與江青結為夫妻。這次江青偶露崢嶸,大開殺戒,奪他人優秀文藝作品為已有稱“文藝旗手”,十個“樣版戲”一唱就占領舞台十年。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乘三叉戟飛機外逃,機毀人亡在蒙古肯特省貝爾赫礦區南十公里處,九名乘員全都燒焦。

 

    這一消息震驚了毛澤東!這個“接班人”的行動,打了他一記重大耳光。直到現在未公開的這個謎,引起了人們許多猜測,林彪為什麼出逃?他不痴呆,依他的“聰明”不難想到,他這個副統帥在毛澤東身邊將來的下場他已看的很清楚......。三十六計走為上策!

 

    江青更得勢了,在以後的幾年裡“紅衛兵們又互相武鬥、殘殺。手拿”“紅寶書”毛主席語錄為自己所用,都說自己正確想奪大權。

 

    全國“革命”代替了生產,在國家被毀滅的邊緣時刻,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澤東死了。毛澤東的死是中國之幸,人民之幸。他死前說他一生做了兩件事一是建立了新中國,二是搞了文化大革命。

 

    建立新中國,包括日本侵略中國八年和解放戰爭三年;沒有國民黨將士的浴血奮戰,沒有美國在日本長崎、廣島投下原子彈以及國際反法西斯的大好形勢,日本投降有如天上掉餡餅,共產黨在敵後搞游擊戰、消滅了多少日軍?

 

    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是集體軍事指揮,全軍將士奮戰,犧牲得到的勝利,更離不開人民的支援,毛澤東是指揮成員當然有他的功勞,但不應貪天功為已有。

 

    再說“文革”上面敘述了多多,我只想說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長達十年,該殺的、不該殺的、冤死的鬼魂遍及中國大地,他代替了日本殺中國人,國民黨“剿共”屠殺真正的為中國民主,自由而獻身的共產黨人。完成了日、蔣的滅共計劃。使中國人民在新中國建立之後不斷被埋在“政治運動”的火坑裡,毛澤東實屬罪惡滔天,功勞被掩沒。

 

    毛澤東的罪惡,至死從無悔悟所以他領導的共產黨失去了民心,也說明了一黨專制,必走向獨裁,而自取滅亡。他更是極左路線和罪魁禍首。僅文化大革命十年,遭迫害者一億兩千萬人,說毛澤東罪惡滔天不為過吧?

 

    “萬歲聲聲喊破天,冤假錯案血連連,

 

    掄抄打砸鬥批改、荒野橫屍黑白顛”。

 

    這是百姓中流傳着的十年文革的悲慘情景。下面介紹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文革中整了一億人,死了兩千萬人,浪費了八千億人民幣。

 

    如果加上李先念在十二月二十日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講的“國民收入損失五千億人民幣、浪費和減收共計一萬三千億人民幣”。

 

    從新中國成立到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死、沒有內戰、沒有自然災害、非正常死亡人數在五千七百五十萬人以上。經濟損失一萬四千二百億人民幣。近三十年來,國家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為六千五百億人民幣。兩次大折騰的損失是我國前三十年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的兩倍多。

 

    就是說本來可以用於建設國家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寶貴資金,有三分之二以上被毛澤東給折騰掉了,這就是以主張階級鬥爭建設中國毛澤東的成績單。以這個成績單人民也就不難評出毛澤東的功與過!

 

    在一九七六年十月,葉劍英等正義的老共產黨人粉碎了四人幫。王洪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分別被逮捕之後,標誌着歷經十年的毛澤東所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宣告結束。人民歡呼又得到了第二次解放,慶祝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

 

    在這十年中,毛澤東的“紅衛兵”們,在“造反精神”、“砸爛舊世界”口號的鼓舞下,在他們的“紅司令”領導下“不破不立”,把中國折騰的翻了個天。對中國政治、文化、社會產生了巨大的衝擊。他們所表現出的瘋狂的領袖崇拜熱情的野蠻的人性,對幹部、老師和知識分子,名人所進行的抄家、批鬥、打砸搶所採用慘不忍賭的手段,是人的獸性大暴露。

 

    他們不會意識到自己所做的一切是違反人性的。因為在他們經過毛澤東的無產階級不斷革命論的教育所形成的觀念中,只有無產階級革命的感情是崇高的,偉大的才是值得肯定的,甚至把最偉大的母愛都看成是渺小的,決不是什麼偉大的。這些幼稚、無知只知道“造反有理”,而具有野蠻習性的孩子們,他們的命運又是如何哪?

 

    毛澤東看他們折騰的差不多了,就把並未真正接受初中教育的“老三屆”,即一九六八、一九六九、一九七O年三屆的應屆畢業生趕到全國各地邊遠農村、山區、老解放區去,叫他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去了,“那裡是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叫他們繼續做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人。可想,這些紅衛兵們的命運又是怎樣的艱難歷程?不一一敘述,由此後他們所寫的各種書籍所證實吧!這又是無辜的一代青年人啊!誰之罪?

 

六、關於接班人問題

 

    二百多年前的一七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華盛頓這位開國之父,在戰爭的硝煙剛剛散去的時候,立即交班,儀式只有幾分鐘。

 

    他說:“我已經完成了賦予我的使命,我將退出這個偉大的舞台,並向莊重的國會告別,在他的命令下,我奮戰已久,我僅在此交出委任狀,並辭去我所有的公職。”

 

    議長致答詞:“你在這塊土地上,悍衛了自由的理念,為被損害、被壓迫的人們樹立了典範。你將帶着同胞們的祝福退出這個偉大的舞台,但是你的道德力量,並沒有隨着你的職務而消失,它將激勵子孫後代。”第二天華盛頓就回到他的農莊過田園生活去了。

 

    華盛頓他自覺交權體現了他的政治品質高尚。他不是把權交給世代王朝的世襲,也不是自己培養的梯隊,更不是千方百計物色的“你辦事、我放心”的人。而是把權交給了一個制度、一個體制,他以身作則,為維護這個制度做出榜樣。也就是把權交給了人民,對人民負責。

 

    蘇聯的斯大林、中國的毛澤東、朝鮮的金日成等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都是終身制。古巴的勞爾,卡斯特羅是活着時把權交給了他弟弟,有的不是叫自己的兒子接班,就是死之前早就指定了接班人。總之,是離不開封建帝王那一套傳宗接代的傳統惡習。而不是資本主義國家那種各黨派競爭,公民投票選舉的先進、公開的方式。所以資本主義社會比社會主義社會的政黨開明、進步的多。所以資本主義人才輩出,社會開放,經濟能飛躍發展。

 

    蘇聯斯大林死後是馬林科夫接他的班、他無能力,更無治國之才,很快被布爾加寧、伏羅希洛夫、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葉利欽等人依次取代。

 

    中國毛澤東早就將接班問題提到了日程。第一個確定的接班人是劉少奇;第二個是林彪;第三個是周恩來,可是周恩來在十年文革中的日子很不好過,自保不暇,那裡還有權欲!他在北京醫院治癌的手術方案都受多方干擾、死後群眾悼念也受限制人所共知!

 

    所以民間稱道毛澤東的這三個接班人“一個害死,一個逼死,一個氣死。”

 

好人都叫毛澤東害死了,實在沒着落就把上海造反派頭頭王洪文調到中央一下子當了副主席。把朱德總司令氣的真拿拐仗戳他......

 

好景不長這個王洪文一下子投入到“四人幫”頭頭江青的懷抱......

 

中國政壇上奇聞共欣賞,不知什麼時候又出來一個毛澤東死前的旨意“你辦事,我放心,有事向江青請示。”以此為令,華國鋒成了毛澤東死後的接班人。

 

 華國鋒有如馬林科夫、缺德少才,又是毛澤東忠實的信徒,大搞“兩個凡是”,是解放思想,最大障礙。只是在粉碎“四人幫”中立了點功而已。大辯論中擊破了華國鋒的“兩個凡是”。我們把鄧小平再次復出稱之為第二代領導核心。第一代當然是毛澤東了。這個“代”的稱呼不同“屆”。“代”蘊藏着封建勢力“傳宗接代”內涵,又有世襲輩分的意思。

 

鄧小平成功的復出是由來已久的,更蘊含了東方政治文明豐富多彩的內容,忽而有宮廷政變、忽而有群眾運動、能上是運籌帷幄,能下是身陷囫圇。其間,有周恩來總理的苦心孤詣,有毛的明察秋毫,有鄧的機智謀略,工於應付,終於鄧小平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葉劍英等人推薦下,經文革中三起三落把中國這巨輪領向新的航程。

 

把鄧小平稱為第二代,叫人聽着當中國的領導人已到了“孫子輩、重孫輩...”。真不如改為“第幾屆”聽着平等、順耳;當然習慣稱呼也要改一改,這是無關重要的,但理念上叫人接受不了。更重要的是每一代領導人的治國大略是否得民心?要有所新的建樹,別換湯不換藥就行,應該是藥換、湯也換。否則即使是合乎世界民主潮流的“新藥”,也被封建專制的舊湯泡走味了......

 

鄧小平的復出也不負眾望,在胡耀邦及學術紀理論家的大力配合下,針對“兩個凡是”展開了意識形態方面針鋒相對的空前大辯論。指出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兩個凡是”不堪一擊、華國鋒也自知無顏而走出政治舞台。

 

從此,中共在艱苦奮戰中,恢復“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提出“搞社會主義建設要適合中國的國情、要走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把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軌道上來。過去的錯誤路線嚴重的偏離了馬克思主義航道、使中國受到巨大損失”。

 

鄧小平的這個“轉軌”是對毛澤東的以階級鬥爭為綱是個大突破。儘管全會上也做出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決議”,但對毛澤東的極左錯誤批判的含蓄,不徹底。儘管肯定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根本錯誤,為什麼不追究發動文化大革命,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的罪責?而把一切罪責都叫“四人幫”承擔?

 

毛澤東的妖婆江青被逮捕以後被審判時曾說“她是毛澤東的一條狗,叫咬誰就咬誰”!,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直到文革劉少奇被迫害致死。江青說“可出了這口惡氣,這口惡氣不就是毛澤東發動文革就是要除掉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嗎?真是不打自招,難道毛澤東的陰魂就沒人敢大膽逐除?

 

鄧小平、胡耀邦等人的另一大貢獻就是在破除了個人崇拜、迷信、兩個凡是以後,平反了建國以來近三十年中毛澤東所發動的各種政治運動造成的冤、假、錯案,使活着的人重見天日,死者暝目。工作量之大、數量之多、面之廣是前所未有的。也是最得民心的,也叫人民看到黑暗過去之後,希望的曙光在前面,從而看到了國家的前途......,而有了奔頭。

 

在平反冤、假、錯案中尤以反右派運動中被“錯劃”為右派分子的人不叫平反,而叫“改正”,稱之為“只是擴大化”?所以“錯多少改多少”。試問:當年被劃為右派分子的99%以上都獲“改正”還叫“擴大化”?這擴大的也太沒邊際了。

 

其根子就在於這是毛澤東親自發動的,以違法的“陽謀”誘騙忠於黨、忠於人民的祖國優秀兒女大嗚、大放而陷入火坑長達22年。文革中的走資派,大多是反右運動的領導者,走資派都徹底平反,補發工資;為什麼對右派不但不安排相應工作,也從不提22年補發工資的事?右派們很通情達理、更體諒國家的暫時困難,而不予計較。但時隔多年,或在當時就有人提出處理右派問題欠一視同仁、宋慶齡副主席也曾呼籲過為右派補發工資的問題。從中央十一號文件到五十五號文件,人們也看到胡耀邦為右派徹底平反工作中所遇到的阻力,所以費了九牛二虎的勁才爭來個“改正”。可見,中央很有一些人思想沒解放,毛澤東從不悔悟,死後這麼多年還有人抱住殭屍不放、可見極左思潮給社會民主、正義、公正和社會進步帶來多麼大的阻力?

 

歷史也證明能悔悟,做到懺悔的是西方人,尤以德國總理的表現叫人尊敬;而東方人、尤以日本侵略者從不悔悟,它侵略中國八年,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以及南京的大屠殺......我們國家不是從未間斷過叫它向中國懺悔嗎?日本從不懺悔,所以很多國家不但不信任它,還時刻戒備着它!反之,我們悔過自新了嗎?

 

鄧小平“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行改革開放,僅二十年經濟建設、國防建設、人民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的巨大貢獻世人皆知,並徹底擺脫了毛澤東時代的貧窮,愚昧,落後的封閉鎖國狀態。中國的知識分子也抬起了頭,也改變了“臭老九”的被壓迫地位,積極為發展新科技做出貢獻。

 

鄧小平搞改革開放、搞特區樣版、引進外資、把中國的經濟搞活了。但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他不搞與經濟發展同步所特需的政治體制改革。主張在強化黨對社會的全面控制的前提下搞市場經濟。結果,出現了腐敗叢生發酵的市場經濟、或者說是權貴肆行的資本主義。依次出現了權錢交易、社會分配不公、貧富差距很大、大批工人下崗等等、加劇了許多矛盾,如今這些矛盾仍在發展、若不採取積極有效的適應經濟發展的政治體制改革及監督機制、不健康的一切因素將成為嚴重的社會危機。

 

在鄧小平領導中國改革開放期間、中共中央總書記的位置上曾出現了胡耀邦、趙紫陽倆位傑出的政治人物。

 

人們稱道:胡耀邦是這個黨的“良心”;趙紫陽是這個黨的“大腦”。

 

他們曾在一九八三年粉碎了鄧力群、胡喬木大搞的“清除精神污染”左派復辟。

 

趙紫陽主張不僅要搞經濟體制改革、還要搞政治體制改革、一定要走市場經濟與民主法制相結合的道路。他要改變這個黨由個人說了算的體制、力主擴大黨的民主、變集中的體制原則為民主制原則。他曾提出在中央核心領導層內不設總書記,採取中央常委流動坐莊方式、以防止個人專權。

 

他還主張改變這個黨在這個國家裡壟斷一切的狀況、擴大社會民主、變一黨專政國家為民主法制國家。要主張黨務、政務、財務公開;直接選舉村、鄉、縣、市級領導幹部;差額選舉省級和省級以上領導幹部。真正做到黨政公開、國務院各部委不設黨組、黨委不設對口部門。保障公民權利、實行工人自治,村民自治、給人們言論自由。

 

所以說明胡耀邦、趙紫陽的出現是我黨歷史上的一個很不容易的幸事。總比那些無所作為、到處題詞、好出風頭的人強一萬倍。

 

一九八七年胡耀邦被迫辭職、左派再次反撲、掀起“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狂瀾。趙紫陽及時發表“5.13”講話、堅決阻止這一狂瀾蔓延、隨即拆掉鄧力群的“左廟 ”即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並更名“紅旗”雜誌為“求是”雜誌。

 

一九八九年胡耀邦去世,學潮驟起,趙紫陽堅持在民主與法制的基礎上處理這一突發事件,主張和平對話,反對軍事戒嚴,不惜為此而丟掉權位並失去自由,遭長期軟禁,直到去世。趙紫陽的主張與鄧小平出兵鎮壓“學潮”是相對立的,所以趙紫陽一要堅持真理,準備犧牲,已無後顧之憂,他的主張也得到家人支持,可以準備丟官,坐牢。二要趙紫陽做檢討,但被拒絕。他是建國之後第一位拒絕檢討而下台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是繼陳獨秀之後唯一一位堅持真理,對這個黨,對這個國家,對這段歷史即“六·四”事件負責的人。

 

中共歷史上六十多年出現了陳獨秀,趙紫陽是非常難得的。我們認真思考這個問題,也不難得出結論:要改變中國共產黨封建傳統,變專制為民主,憲政,叫人民有受法律保護的人權保障的路程是多麼的艱難。但世界民主潮流勢不可擋,前途光明又曲折,誰逆潮流而動只有死路一條——自取滅亡。

 

七、關於朝鮮戰爭

 

斯大林實行擴張主義,干涉它國內政,特別是東歐一些國家出兵干預,鎮壓群眾集會;在中國,蘇俄一直是侵占中國領土最多的國家。在旅順口長期駐軍,在撤走移交給中國軍方時欺詐中國錢財,落後的裝備當先進武器坑害中國。過去將中國的外蒙割據出,作為它的衛星保護國。

 

尤其是抗美援朝,實為剛解放不久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即北朝鮮金日成,妾圖侵占南朝鮮,即韓國而是惹惱了聯合國軍而大舉反攻。金日成潰逃回北朝鮮,而向斯大林, 毛澤東求援,最後是蘇聯斯大林出武器,中國毛澤東出“志願軍”。

 

斯大林,毛澤東都是為了把朝鮮當保護國而欺騙本國人民稱“美李匪幫”侵略北朝鮮,“唇齒相依,唇亡齒寒”,“抗美援朝,保家衛國”……

 

被蒙在鼓裡的千千萬萬優秀中華兒女,在兩年多的戰爭中,死了多少?又被俘了多少?最後金日成的人民共和國遭遍體鱗傷, 板門店談判金日成一無所獲,這次朝鮮戰爭就這樣結束了。

 

特別是我軍被俘的人員,他們在美軍戰俘營內英勇而不屈不撓的鬥爭,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表現出的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令人敬佩。當交換戰俘,遣返回國時, 祖國兒女依戀祖國,不受誘惑,毅然回到祖國懷抱。

 

可憐的“最可愛的人”,“英雄兒女”們,都是在檔案里寫着“戰俘”的罪名回國的。經“審查”後均被開除軍藉,黨藉,團藉遣送到農村“改造”去了。

 

毛澤東時代“戰俘”們成了“老運動員”了。所有的政治運動挨批,斗,逼,供,信他們在所難逃。除了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一樣政治待遇外,他們的頭上又多了幾頂被扣上的政治大帽子。

 

有些中國戰俘到台灣去了,與回國的戰友相比,不僅沒喪失人權,也沒受人歧視,依靠自己的能力發家致富,而且早就過上了“小康水平”的生活。

 

兩種制度,人的差異是那樣天,地之別,多麼令人感到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竟是那麼悲哀。可人們還蒙在鼓裡,認為毛時代是最好的。

 

這些受過重重災難的志願軍將士們,終於在鄧小平時代獲得了新生,也真是幸運吧!

 

以上所敘述斯大林,毛澤東的錯誤指導思想,一黨專政必然造成個人獨裁專制。這是蘇聯,中國的土壤和環境,特別是在黨內不民主所形成的封建“君臣”思想,促使斯大林,毛澤東走上了自滅的道路。

 

民眾在閉鎖國內,盲目接受愚昧,顛倒黑白的教育而當了“馴服工具”,就是奴隸,社會主義的奴隸。生活在紅色恐怖的蘇聯,中國人民竟然把兩個惡魔當成救世主, 大救星將他們捧上神壇。

 

列舉的幾次大清洗及政治運動,足以說明毛澤東是步斯大林後塵,有過之而不及。所以極左路線給蘇聯最終只能解體。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災難,也瀕臨滅亡邊緣。多虧有了鄧小平中國才能有今天。儘管問題多多,只要朝着世界民主潮流向前進,加快中國特色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與時俱進,國家會興旺, 人民會過的更幸福,社會更穩定。

 

就是解體後的前蘇聯人民,他們雖然還生活在這片土地上,也決不會再去選擇走斯大林那樣社會主義的路了。人民都希望建立一個有民主,有自由,有法制保障公民權利不受踐踏的公平社會。有通過真正的民主選舉選出的國領導人和地方官員。他們的的確確是為人民服務的公僕,而不是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人民才會放心,納稅人才更支持政府,否則走老路,已被蘇聯解體和各社會主義國家的沉痛教訓所證實是失敗的,死路一條。

 

八、對毛澤東的評價

 

·陳銘樞:前國民政府廣東省主席,五十年代初的民主人士,曾真誠直率地指出:“毛澤東主席個人品質很差,欠缺政治修養……”

 

他還評論到:凡是創造者,執國政治者是公平正直,絕無偏見,明察秋毫,謹慎將事。精誠坦白,亦不裝假,豁然大度,為國而不為名利,並有成功身退者——如華盛頓。

 

毛澤東不如華盛頓,而是德國的卑斯麥,日本的伊藤博文。政治修養上他熱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不寧,察而不周。自然為黨見與感情所沸動。生出浪潮,喜功好大難以制上。好好的一個優良國家,純樸的民情,去搞俄式的清算鬥爭,三反五反…還未搞清歷史,文化在本國的地位,民性的風格,硬去尊夷。

 

·新加坡總理李光耀:

 

“毛澤東是在瓷磚上作的畫,一陣雨水就會沖光了,只是中國還在,他給中國留下的是貧窮,專制。後面的領導人要邁着沉重的步伐,艱辛地走向新征程。”

 

·張奚若:

 

批評毛澤東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

 

·儲安平:

 

直戳毛澤東心窩,批評毛澤東是黨天下。

 

·梁漱暝:

 

擁護共產黨又對共產党進行坦誠的批評,所以他要求毛澤東在建國初期對他錯誤的批評和指責,當面向他賠禮道歉。他想考驗共產黨的領導毛澤東有沒有“自我批評”的雅量,若有就更加尊敬他。否則“批評與自我批評”稱為法寶之一,還有什麼用?結果,毛澤東說“你要的那種雅量,我大概不會有……”。

 

敢在太歲頭上動土的,梁先生是中共建國以來的第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倍受人尊敬。也正因得罪了毛澤東,而長期受到批判。

 

·一位解放前畢業於北京名牌大學,參加南下的大學生,身遭迫害,剖折毛澤東而寫到:

 

1、在中國施政橫暴,向世界擴張霸權, 是世界歷史上最大,最狠, 最毒,最後的暴君。

 

2、中共是家長, 封建法西斯的黨。

 

3、毛澤東的中國的國家機器,是魚肉人民,互相傾軋的絞肉機。

 

4、毛的共產主義, 是照搬斯大林,摻和封建權術的封建法西斯主義。

 

5、毛的社會主義是神吼,人泣的血腥路。

 

6、毛的理論是顛思狂想,唯意志論。

 

7、毛的思想是厚黑毒辣,斗殺不休,淫人妻女,獨霸世界的權術經。

 

8、毛的思想是雲山霧罩,虛無飄渺,取消家庭,僵化人腦,砸碎反骨,封死嘴唇,世界上只剩下聽話的人。

 

9、毛的真理是恣意妄為,一意孤行,胡作非為,倒行逆施,唯我獨是,唯我獨能,唯我獨霸,唯我獨尊,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國法和天理都是我本人。

 

10、毛的旗幟是公雞,蟋蟀血腥旗。

 

11、毛的革命是高舉馬列羊頭狗肉,運動群眾,利用人民,槍桿奪權,暴力固位的紅色騙局。

 

12、毛的哲學是與人斗其樂無窮,生命不息鬥爭不止的惡棍流氓哲學。

 

13、毛的欲望是駕馭人類,統治全球,貪得無厭,溝壑難填,極端膨脹的野心欲。

 

14、毛的嗜好是鶯歌燕舞,軟玉溫香,肢體搓操,采陰補陽,廣淫少女,長壽安康永無疆。

 

15、毛的手段是愚弄欺騙,利用驅使,無中生有,捕風捉影,掐頭去尾,東抄西摘,無事生非,斷章取義,顛倒是非,混淆黑白,誣衊造謠,刑訊逼供,鬥爭鎮壓,折磨殘殺,無惡不作的血腥污穢手。

 

16、毛的座右銘是不可天下人負我,只可我負天下人。

 

17、毛的軍事是潰逃長征,蠶食割據,借名抗日擴大武裝,養精蓄銳,聯日耗蔣,人海戰術,掃淮渡江,槍砲出權,導彈團圓。

 

18、毛的政治是愚弄利用,運動群眾,機器絞肉,暴力治國斗人取樂腳踏乾坤。

 

19、毛的經濟是多快好省,憑空躍進,高產靠膽,圍湖毀林,計劃壟斷,殺雞取蛋。

 

20、毛的業績是生產凋敝,經濟崩潰,冤魂遍地,餓殍滿地,文化毀滅,道德淪喪。中華山河遍體鱗傷。

 

21、毛的頭銜偉大統帥,舵手,導師, 領抽萬能博士,大拿全家,運動健將,戴帽專家,斗人里手,陽謀行家,壟斷總裁,色狼淫家。

 

22、毛王國的天漆黑天邊;空氣恐怖瀰漫;地腥血灑遍。

 

23、毛非魔似神, 是個無人道,無人性,無人格,無人情的顛狂惡嗜權人。毛挖空心思要流芳百世,但蓋不住滔天罪行,落個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遣臭萬年。

 

--作者北京名校大學畢業

 

斯大林,毛澤東都死了,是兩國人民之幸,也是前“社會主陣營”人民之幸。

 

前蘇聯還出來個赫魯曉夫,中國鄧小平的復出業績偉大,但他一上台就“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敢大膽抓住機遇公正的給毛澤東應有的評價,並聲稱:“二三十年後叫後人評說”。所以說他缺乏赫魯曉夫的勇氣和膽略。其目地不外乎是為了維護老革命及其子女即得利益者的利益。即便如此鄧小平在改革開放,發展經濟,搞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過程中,也沒少遭到他們的反對,特別是極左保守勢力的攻擊。鄧小平和他的主要助手胡耀邦,趙紫陽頂住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壓力,解散人民公社。實行包產到戶,廢除了單一的公有制,當年的公有制的比重以占99.1%,實行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並把資本家請了回來,把先進生產力請了回來。鄧小平甘願當好科技人員的好後勤,就是對人才的重視。以後又廢除了計劃經濟,實行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些都給以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打下了根基。中國人民通過文革後的二十年,由於經濟的發展及相應好的政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目共睹,世人皆知。儘管還存在許多不盡人意的問題,但只要政策對頭就能逐步解決。

 

蘇聯解體以後,也是由於戈爾巴喬夫,勃列日涅夫等人不能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狠下功夫而導致十六個加盟共和國各走個的路。以俄羅斯而例,普京上台以後也搞改革開放,經濟發展,人平均年收入達6000美元,可見其結果令人滿意的。

 

中國新一屆黨中央自胡綿濤,溫家寶主政以來,已連任兩屆。由於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政策取得重大成就,國民經濟持續發展。從一九七九年到二零零三年國民生產總值由3.624億元增加到1169.00億元。一九七八年一年的勞動生產率相當於2003年十一天的勞動生產率。它說明了新政策,新制度戰勝了舊的政策和制度,正確路線戰勝了錯誤路線。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戰勝暴力社會主義是個硬道理。

 

美國總統尼克松曾經說過:“中國只要按照鄧小平指出的路子走,二十一世紀中國必將成為強大的國家……”。

 

看的出尼克松對鄧小平是持歡迎態度的。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為資本主義的歷史階段,這是歷史發展中不可逾越的階段。

 

往事微痕----第十七期
送交者: 剛之柔 2010年07月01日01:41:07 於 [新 大 陸] 發送悄悄話

 

 

拒絕遺忘    正視歷史

 

推動改革    促進民主

 

 

 

 

 

 

 


17 (友誼交流 請勿外傳)

 

民主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

 

王玉林

先生專輯

 

200925

 

 

   

 

編者引薦

 

前言:專制主義是中國的頑症. 2

 

一、難忘的一段不光彩的黨史. 3

 

二、斯大林給中國帶來了災難. 4

 

三、蘇聯建立蘇維埃政權. 5

 

四、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和發展. 7

 

1、中國共產黨創始人---陳獨秀. 7

 

2、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 10

 

3、日本侵略中國. 11

 

4、解放戰爭. 11

 

5、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2

 

五、斯大林、毛澤東給中蘇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 13

 

1、斯大林與毛澤東對比之一. 14

 

2、斯大林與毛澤東對比之二. 18

 

3、斯大林與毛澤東對比之三. 45

 

六、關於接班人問題. 57

 

七、關於朝鮮戰爭. 62

 

八、對毛澤東的評價. 64

 

九、人民看到中共有了點希望的新班子. 68

 

十、大地震考驗了新政府,人民激情迸發. 71

 

 附錄

 

一,謝韜 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二,謝韜   在歷史的天平上

 

三,丁弘     再為仲甫先生一辯—讀石仲泉先生大作有感

 

 

編者引薦:這是王玉林先生個人出資印刷的小冊子,不論其文章怎樣,此種為民主打拼的精神值得讚賞,七十多歲的老人了還如此執着地追求!他現在還擔負着《往事微痕》的寄發任務,成日背着小包走遍他住地郵局,把小冊子一本一本送到大家手中,其難能可貴的精神,讓人感嘆!

 

他的個人專輯又為我們“往事微痕”開僻了一條新的思路:在有生之年把個人的不幸與見解寫出來留在紙上,是與非,美和丑,讓歷史和後人去評判它。

 

語云:大丈夫有三立:立功,立言,立德。我們“57人”雖不是大丈夫,卻是一個大寫的人!難友王玉林就是一個大寫的人。在這之前他還自費出版了近20萬言的回憶錄《品位人生》。希望大家看了他的專集後,有什麼見解與想法,可直接和他聯繫研討。

 

為了不辜負國家民族的期望,今後我們將為更多的難友、戰友、朋友印製專集。如專集文章好質量又高,在經濟上若有困難,我們將給予適當補助。

 

 

 

民主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

 

 

前言:專制主義是中國的頑症

 

中國,這個古老而文明的國家,從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稱帝實行專制體制至今已有二千二百多年的歷史,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悠久的封建專制時期。

 

自從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向現代文明過渡也有160多年的歷史。這一百多年間,所有的執政者在創造物質文明方面都不同程度的有所成就。但政治文明卻變化甚微。

 

中國的專制主義不但為兩千多年間歷代皇帝所實行和發展,而且在帝制推翻之後已進入二十世紀、世界的大民主形勢已興起的時候,中國的封建專制主義又為一代又一代的當權者頑固死守,視為鞏固自己特權的無可替代的法寶。

 

新中國成立之後,為之而奮鬥貢獻青春的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生長起來的為新中國的獨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要建設一個社會主義民主的新國家而歡欣鼓舞的一代人,看到了東方的睡獅終於醒了。

 

可是隔不久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說:『 “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說對了,我們正是這樣。』

 

在“要打到北平去。打掃龍庭坐天下”以後毛澤東又自稱:“我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所以新中國成立後的三、四年間毛澤東就背信棄義,將所有支持共產黨取得天下的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知識分子及知識分了中曾在國民黨統治區為共產黨奮鬥的地下黨員們,以及毛澤東身邊的所有親密戰友、所有持不同政見者實行言論管制,愚民政策這是中國專制主義最可惡、最黑暗的一個特點。毛澤東又以階級鬥爭為綱,人為的製造各種政治運動,以言定罪,凡與他的主流意識形態不同的觀點在報紙、書刊甚至像今天互聯網上所發表的不同意見,都將以各種名目給予定罪。

 

 

作者1954年在空軍

 

1956年的英姿

 

 

                    

 

這就是毛澤東專制主義,以前蘇聯斯大林模式統治新中國,直到他發動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走上神壇,險些把中國葬送,自己也身敗名裂,犯下滔天罪行。絕對的權力使他慘敗。

 

一、難忘的一段不光彩的黨史

 

中國共產黨自一九二○年在陳獨秀領導之下成立以後,在共產國際以及斯大林的領導下歷屆的中共領導人均遭到由“路線鬥爭”所造成不同程度的迫害而離開中共領導地位。

 

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被張聞天、周恩來等人捧上中共中央掌握大權以後,在共產黨集體領導下所開展的抗日戰爭、國共合作、解放戰爭中,由於反專制、反封建、反帝侵略、爭取民主、自由的中共指導思想、符合人民意願。各項政策的兌現以及團結各階層進步的民主愛國人士以誠信博得了中國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才取得共產黨執政的天下。

 

但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以後的二十七年中即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妄自尊大、我行我素、貪天功為己有。從民主到集中、從集中到專制、從專制到“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以言代法。緊步蘇聯斯大林後塵,以階級鬥爭為主線的,背信棄義開展多次政治運動,大量迫害民主愛國人士、知識分子,以至發展到十年文化大革命,極左路線紅色恐怖籠罩中國,人人驚恐萬狀,一億兩千萬遭難者,冤魂永不暝目。其中解放前的所有地下黨員也在劫難逃。

 

毛澤東為了實施他的“空想設計的社會主義”實為家天下的統治,在大量整垮民主人士、知識分子以後,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則向他的愛將及親密的持不同政見的戰友們下了毒手。上至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等人,下至百姓中所有“叛逆者”,最後只剩下被馴服的奴隸而任他宰殺。

 

這一切又源於有些中央領導成員中,在與毛澤東處事多年裡,為顧全毛澤東的臉面而放棄原則、委曲求全,而一步步使毛澤東適應了培養他的這片封建專制、君臣思想的土壤。所以才出現了毛的更膽大妄為。“萬歲”聲中又伴隨來了“馴服工具論”、“毛澤東思想萬歲”……,及至盲目崇拜,使毛澤走上神壇而從不悔悟。他的極左禍根,險些把一個新中國葬送掉,從而使毛澤東有過的功勞蓋世而被罪惡滔天所取代。

 

直到毛澤東死,鄧小平挽救了中國,僅二三十年間的改革開放,一國兩制、香港、澳門回歸,建立特區搞市場經濟,以搞經濟建設為主而結束了毛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使中國經濟持續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繁榮、昌盛世人共知。

 

自從蘇聯解體從地球上消失以後,在前蘇聯活過來的人們,他們已經明白了,他們再要走的路,絕不是斯大林的什麼空想社會主義自殘之路。

 

我們中國人已吸取了斯大林、毛澤東道路的沉痛教訓。事實證明多年來中國已拋棄封建專制,向着民主、法制國家方向前進。在保證經濟體制改革健康發展的前提下,使經濟平穩發展中,不斷地進行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體制方面的改革。

 

民主、自由、保障人民的權利是二十一世紀全世界民主主流。中國的改革開放、能夠使世界各國人民通過各種窗口、更多的了解中國、增進友誼、團結、合作……。

 

二、斯大林給中國帶來了災難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一聲槍響,蘇維埃政權成立了,它給中國送來的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列、斯主義。從此世界上出現了兩個陣營,一個是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另一個是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

 

社會主義陣營代表了全世界無產階級;資本主義陣營則被稱之為腐朽、沒落、垂死掙扎的資產階級。無產階級並聲稱自己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要將它們徹底埋葬……。

 

兩個陣營經過半個多世紀的較量,結果不是資本主義被埋葬,而是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分崩離折、蘇聯這個國家解體從地球上消逝。其它社會主義成員國及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工人黨等“革命黨”都各奔東西,哪裡有民主,自由就向哪裡去。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溶入到本國爭取民主與自由、維護人權的行列中。

 

這是二十世紀中的大事件:社會主義陣營消失了。

 

其實馬克思、恩格斯他們所創立的學說也只是願望,想象達到世界大同、人人都能過上幸福的生活。當他們的理論經過實踐檢驗了之後,他們的各種觀點經過論證,是在不斷否定、修正、再否定、再修正的過程中逐步地切合實際而不斷完善的,也就是說與時俱進的。

 

如果他們能夠活到今天,看到如今整個國際以民主為主潮流的大好形勢,他們將如何進行否定再否定、修正再修正;那就很可能被他們的徒子、徒孫罵個狗血淋頭、什麼叛徒、修正主義、機會主義、投機分子……。

 

過去的歲月已不堪回首,但更多的往事並不如煙。我們這一代生長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人,正當風華正茂趕上了那激情燃燒的歲月。以滿腔熱血真心擁護中國共產黨投筆從戎參加了革命。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的頭腦。年輕的革命者們多麼渴望大海中的航船的桅杆早早露出水面,共產主義早日來到人間。

 

可事與願違,斯大林、毛澤東都是在武裝奪取政權以後,披着馬克思主義外衣,高舉社會主義大旗做偽裝,把無產階級專政變為一黨專政又變為個人獨裁專政。更不顧國情以階級鬥爭為主線想跑步進入空想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斯大林主張消滅資產階級,毛澤東緊步其後塵實行興無天資、破私立公。從意識形態到人為製造階級的肉體都被列入消滅範疇。結果兩個社會主義大國都在本國內以階級鬥爭、路線鬥爭來自殘,更甚者將自己的國家毀滅,這只能說斯大林、毛澤東是一丘之貉、罪孽深重。

 

三、蘇聯建立蘇維埃政權

 

列寧在蘇維埃政權建立七年後就逝世了。斯大林成為執政黨最高統治者。同時也領導着共產國際中的共產黨、工人黨、勞動黨等組織近六十多個,每個組織都成為共產國際中的一個支部。這個支部都必須接受蘇聯派遣的特使的領導、指揮、指示、批准行動。

 

在國內斯大林 三十年代進行了大屠殺、大換血、大清洗。對持不同政見者視為仇敵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到一九三九年原列寧創建黨的黨員近50%被逮捕、高級領導人、軍事將領、原中央委員會成員除斯大林外大部或全部被處決。

 

後來的蘇共黨員80%是列寧死後、斯大林篡改了真正歷史和其所配合吹捧的宣傳教育之後走到蘇共行列中來的一代人。在他們心中,除了列寧、斯大林早期的革命領袖幾乎全是叛徒。從此種下了崇拜斯大林的禍根。

 

由於二次世界大戰。蘇聯紅軍的兵源難以彌補上大換血、大清洗、大屠殺的損失。儘管經濟還很落後,光軍工消耗國家資源達80%。軍費開支約超過了美國。糧食生產一直沒有超過一九三一年的生產水平。可見蘇聯人民是在怎樣的飢餓忍耐中抗擊德國侵略者的。

 

就這樣蘇聯還自吹自擂給人以世界強國的假象。無論在政權的建立、經濟建設以及文化領域後來的社會主義的成員國都曾依靠蘇聯的幫助下建立自己的人民共和國。他們都把蘇聯恭為“老大哥”,更把斯大林當成社會主義陣營的領袖、救世主而崇拜、從命;任其於予本國內政、駐軍稱之為軍事援助、掠奪稱之為友好同盟互助。各社會主義國家沒少為老大哥做無私的奉獻,心中都有一本難忘的賬。

 

特別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各國首腦前往蘇聯給斯大林祝壽,中國毛澤東、周恩來一行也前往並與蘇聯締結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據相關報導中方沒少被蘇方刁難,最後中方只好做出讓步。這難道不是真侵略掠奪嗎?

 

斯大林死於一九五三年初,直到一九五六年蘇共召開二十大時,蘇共中央總書記赫魯曉赫夫在大會上以罕見的大無畏而勇敢的舉動,徹底否定斯大林,使社會主義各國無不為之震驚。從此,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出現了嚴重思想意識形態及對馬克思、恩格斯理論認識上的分歧、並出現了大論戰的局面……。

 

蘇共在赫魯曉夫之後的戈爾巴喬夫、勃列日涅夫等人執政期間所採取的治國方略無力從根本上扭轉斯大林一黨專政所造成的無窮後患,更沒有從根本上進行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相適應而有效的改革,終於十六個加盟共和國解體,從此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共和國在地球上消失了。

 

解體以後的各盟國各奔東西尋找自己的路。能顯示綜合國力較強的只有俄羅斯,俄羅斯總統普京也不負眾望,將人民年收入逐步地提高到人均6000美元,更顯示了國強民富。

 

其它社會主義國家,加入歐盟的不少,領導人明白而吸取教訓的向“改革開放”前進。也有個別的仍堅持原來的社會主義窮棒子精神不變,而頑固地爭扎着。

 

緊隨世界民主潮流、解放思想、更新觀念是原來這些“社會主義國家”唯一選擇,否則在民主大潮流中將會自取滅亡。被歷史車輪壓個粉碎,人民要起來反抗的!

 

選擇依法治國,保障人民民主及人權、實行社會民主是具有生命力的,它的前景叫人民看好!

 

四、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和發展

 

談到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史,不能不從它的起源談起,以正視歷史。

 

任何一個黨派其奮鬥目標都是為了拯救人類逃出苦難,不但能過上幸福生活,並爭取到民主和自由以維護人的尊嚴,保障國民的基本權利不受侵犯,達到世界大同。

 

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及制定的第一部憲法至今依然能堅決執行,這所說明的問題不能不令人深思?社會主義前所有國家都是沒做到的!憲法只是擺設而已,言大於法。

 

從中國共產黨的最早創始人陳獨秀、瞿秋白、王明、傅古、再到李立三、毛澤東、周思來、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胡錦濤、溫家寶等人,哪一個當初不是為着反帝、反封建、爭取民主自由為解決全人類而參加革命的?到頭來每個人的表現五顏六色、光怪陸離、把入覺誓言拋到九霄雲外,有的人居然走向他曾經反對過的路而從不悔悟!

 

1、中國共產黨創始人---陳獨秀

 

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陳獨秀,是中國“五四”運動的總司令。他由一個獨立的崇尚傳播科學與民主、使人民能在黑暗中看到曙光,從而揭開了新文化運動序幕。

 

陳獨秀從一個民主主義者轉向馬克思理論後,制定了《中國共產黨宣言》,並於一九二○年在上海漁陽里二號建立了中國共產黨。這個時間整與以後所定的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國共產黨誕生日早了一年。

 

建黨時陳獨秀完成了五件事:

 

1)形成為全國各地、包括德國、日本各地中央組織的總部、明確了綱領和黨章;

 

2)中共是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組建的,維經斯基寫給蘇聯的工作匯報稱“黨已建立”,以陳獨秀為總書記,領導成員五人、四名中國同志和維經斯基,並明確中共是共產國際領導下的一個支部;

 

3)建立了以俞秀松為首的青年團;

 

4)建立了名為外國語學校,實為黨校的機構、培養幹部;

 

5)把《新青年》改為黨刊,已在全國二十多省建立了九十多個點的發行網絡;

 

而中共黨的一大,有十三個代表參加是一年以後的事,所安排的內容是上漁陽里二號的五項內容。會上還突出宣傳了一位湖南代表,不合事實;李達當時作為中共領導核心的宣傳部長,堅持唯物主義觀點,後來稱之為“哲學界泰斗”……毛澤東在文革中將其迫害。

 

陳獨秀曾任中共第一屆至第五屆總書記,他是建黨的元勛,這是不爭的事實。

 

毛澤東曾說:“是他集中了一些人,才成立了黨。”但具體事實多被扭曲。有人稱黨史應重寫。毛澤東貪建黨的天功為己有。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民意測驗中問:當今最偉大的人物是誰?

 

一位是孫中山,他具與時俱進的唯物主義思想、沒有自私的權欲,他有推翻帝制的偉大貢獻。具有國父之稱,但他過早去世了。

 

另一位是陳獨秀,他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者思想更加深邃。在困扼中所表現的政治節操更為突出。且有政治、文化兩方面的業績。他是中國新文化建設者的旗手,以“民主與科學”作為兩面旗幟,具有偉大意義。

 

他所發表的許多文章涵蓋了豐富的內容:

 

“自由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

 

所以,仔細地分析,唯物主義思想、辯證的方法、發展的觀點以及馬克思所追求的“自由人的聯合體”的思想都在其中。這些觀點與兩千多年封建傳統文化對照有天壤之別,更具有前瞻性。

 

由於斯大林領導了共產國際、在中國問題上陳獨秀多次抵制和揭露斯大林的右傾態度和他對蔣介石的支持。在受到國共挾擊的情況下,陳獨秀在“遵守紀律”和“堅持真理”之間,他選擇了堅持真理。在斯大林權勢如日中天之時他起而抗爭、不怕罷官、浩然正氣、不屈不撓。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面對斯大林有誰像陳獨秀這樣的共產黨人高風亮節?沒有!

 

因其發表《告全黨同志書》而免去總書記職務,繼而開除黨籍。

 

幾次被捕,人在獄中還一再出版了《獨秀文存》,與胡適共同翻譯的《資本論》,其思想成果繼續傳揚。

 

一九三二年陳獨秀最後一次被捕到一九三六年在獄中發表了《無產階級與民主主義》,稱民主主義是一種社會動力。民主是人民大眾長期鬥爭取得的權力。如果有人鄙視或反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這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法西斯主義。並反覆講民主不是哪一個階級的概念,而是整個人類在幾百年鬥爭才實現的。

 

陳獨秀的這些觀點是給我們打開“政改”之門的鑰匙,也是思想武器。無數事實證明,只有民主法制才是社會長治久安的辦法,專制恰是動亂之源。

 

陳獨秀敢於用正確的思想方法,突破既定的、先驗的框架揭示蘇聯社會的本質屬性。有人認為:“經過十月革命、又有黨的領導、蘇聯當然是社會主義國家了”。陳獨秀甚至為此和托洛斯基發生了分歧。在斯大林控制下民主集中制轉為專制主義、濫殺無辜、殘暴的程度超過了沙皇時代。而對外和希特勒聯盟合擊波蘭、所俘波蘭數千軍官、一次性活埋於拜庭。波蘭的國防部長几十年間都是斯大林派去的將軍。

 

蘇俄是侵占我國領土最多的國家。十月革命勞動人民奪取,是否意味着社會的進步?社會的進步是靠生產力的發展,還是靠武裝暴動?如何界定一個社會的本質屬性、不能用一個固定的標籤。陳獨秀徹底唯物主義的態度,實事求是,是我們認識當今之世、解放思想的武器。

 

國際共運中搞個人崇拜、給幾千年的封建專制披上了紅色外衣,解決這個問題是千古難題。陳獨秀反對個人崇拜並有他深入的思考。他說:“不是斯大林造成了蘇聯專制主義的暴政,而是蘇聯的政治體制產生了斯大林。政治制度不解決,必將產生新的斯大林,認為不着眼於政治制度的改革,仍然是以個人崇拜的思想反對個人崇拜。”為我們解放思想開了先鋒路。

 

陳獨秀一生無私無畏、終生是個反對派。他反什麼?反幾千年的封建統治,反對斯大林共產國際的右傾,反對黨內的左傾冒險主義,反對托派中有些人對抗日問題的錯誤思想,反對蘇聯大國沙文主義,反對蔣介石對日不抵抗和專制獨裁。

 

陳獨秀體現了中華民族應具有的精神品質:高舉民主與科學大旗、真正與馬克思主義的實質、民族道德傳統,高風亮節的弘揚、熱愛祖國的情操、不論是對日寇明火執仗的侵咯還是“北極熊”披上紅色外衣,始終沒有喪失鬥爭的勇氣,直到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英魂西去。

 

以上所述說明中國共產黨的活動無一不是在蘇聯控制下、無一不是聽從斯大林的操縱!所以繼陳獨秀之後的幾任中共領導人不是左傾,就是右傾機會主義者均被撤掉黨內一切職務。可見在斯大林領導共產國際運動中,由於他的錯誤指導思想,使多少革命先驅者遭受到打擊迫害,中國的陳獨秀就是反斯大林的真正馬克思主義者,所以至今受到人們稱頌!

 

2、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

 

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打倒皇權、建立了民國、力主三民主義及三大政策而奮鬥終生。他逝世以後,蔣介石聯合了各路軍閥,實行獨裁專制,統一了中國。

 

3、日本侵略中國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是日本侵略中國的時期,全面侵占中國始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

 

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南昌會合了幾支革命隊伍成立了自己的武裝力量,稱工農紅軍一、二、四方面軍。在周恩來、賀龍等人領導下,以抗擊頑固封建勢力、發展建立紅色根據地、堅持敵後武裝鬥爭、發展壯大自己的隊伍。在國內形成了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對峙。紅軍經過兩萬五千里長征之後剩下六千餘人,以後又整頓、發展、壯大。

 

一九三五年一月在生死攸關的時刻,共產黨召開了遵義會議。當時周思來、張聞天等人都是黨中央的領導,本來已確定張聞天為代表的黨中央領導核心;但由於周恩來的推薦把毛澤東捧上了中央領導位置。

 

從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為抗日戰爭時期。從全局上看應當說國民黨各路軍隊是抗戰的主要力量。因此也如張自忠、終麟閣一樣戰將層出不窮。共產黨在敵後建立根據地,打土豪、分田地、打游擊戰、招兵買馬擴充實力,到四十年代又在延安建立了擴大的蘇維埃政權,朱德任總司令。

 

在抗日戰爭期間毛澤東發表過的“論持久戰”、“論聯合政府”等文章表達了共產黨集體領導的思想,深受國民黨人及民主愛國人士稱讚。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得到了各界人士擁護。歷經國共合作、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在國際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下日本帝國主義結束了在中國燒光、殺光、搶光殘暴的罪行而繳械投降。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是中國結束外倭入侵的日子。從此中國又轉入了解放戰爭階段。

 

4、解放戰爭

 

蔣介石由於獨裁專制又依靠美國支援,吏治腐敗,壓制民主力量,引起廣大人民“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群眾抗議示威此起彼伏,國民黨蔣介石已失去民心而失道寡助。

 

共產黨的主張符合人民心願而得道多助,所以三年解放戰爭中共產黨一路順風、排山倒海,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將蔣介石國民黨擊潰逃往台灣。把一個無所不包的舊中國給了共產黨。

 

其可稱“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這是歷史的真理、適合於世界各執政黨的作為。

 

劉少奇始終領導着白區地下黨工作;周恩來在重慶梅園建立了中共辦事處與民主黨派與各界進步人士有廣泛的交往,其威望之高共認。

 

共產黨抗日主張、聯合各民主黨派,反封建、反官僚、高舉民族獨立,爭取民主自由和為中國的解放事業而努力奮鬥的決心,深深感動和鼓舞了全國人民,受到人民的擁護。

 

從四十年代開始大批淪陷區的愛國青年、知識分子、知名人士通過地下黨的保護投奔延安,獻身於全中國的解決,和建立新中國的偉大事業。這都是共產黨反帝反封建爭取民主所至。

 

5、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共產黨終於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建立了新中國,稱“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是北京。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中央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

 

全國人民都為從此徹底告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社會、告別貧窮、落後、愚昧而走上民主、自由的新民主主義的全新道路而歡欣鼓舞。前面還有更好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光明大道在等待着我們……

 

人們,我愛你們,可是你們要警惕啊!

 

——尤利烏斯、伏契克

 

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建國前十四年、新中國成立以後在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他死二十七年,前後一共四十一年;前十四年中共、軍隊的發展壯大有毛澤東一份功勞但絕不是天功為他已有,許多革命烈士和劉志丹等人都貢獻很大,即便是抗日、解放戰爭中許多將帥如彭德懷、林彪、鄧小平、葉劍英、羅榮桓、等十大元帥都有非凡的貢獻。當時由於發揚了“三大民主”才能有那些決定性的勝利。所以作為中共的領導人之一的毛澤東功不可沒,同樣,在延安時期一系列政治清查、整風所造成的冤假錯案,他的責任也是推不掉的。

 

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更與各民主黨派、進步人士、全國人民的支持分不開。

 

建國後全國政協會議決定在天安門前建立紀念碑“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以懷念無數革命先烈的功績。

 

而後的二十七年間,毛澤東則是一步一步地將無產階級專政變為一黨專政的黨天下,一黨專政又變成個人獨裁的專政。而他親自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他走上了神壇。十年之久的“文革”人民生活在紅色恐怖、水深火熱之中。八億中國人竟有一億兩千萬人遭不白之冤致傷、殘、打死、被逼自殺、許多名流上至國家主席劉少席、國防部長彭德懷、科學家、作家到無辜百姓的慘死,造成了空前劫難。

 

毛澤東死了是中國的大幸、人民的大幸,否則,“文革”的紅色恐怖繼續下去,人們的思想已從馴服工具發展到無限崇拜、盲目敬仰到僵化、木納,國家已臨於崩潰邊緣,不知何時是個了?

 

毛澤東死後新的黨中央領導人又粉碎了以毛澤東的妖婆為首的“四人幫”,文革得以結束。由於各種思想認識上的不解放便將一切罪名加在了“四人幫”的頭上,“四人幫”擔起了一切“極左”路線的罪責,毛澤東至死不悟!

 

江青曾在被審訊中強辯地說:“我是毛澤東的一條狗,叫我咬誰我就咬誰”。因為她掌握了“文革領導小組”的大權,所以上至劉少奇、各級老革命幹部、文藝紀人士以及仇視她、看不起她曾在二三十年代當過三級電影明星的人無一不遭迫害和受牽連。

 

五、斯大林、毛澤東給中蘇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

 

毛澤東執政的四十一年是緊步斯大林統治蘇聯模式的四十一年。他們兩個人給蘇聯人民和中國人民都帶來了巨大災難。他們都違背了馬克思主義。以長期不變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為主線的指導思想,清除異己、不顧本國實際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消滅資產階級及一切私有制,進而實行個人獨裁統治,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在社會主義陣營內包括資本主義國家內一共是六十四個共產黨性質的組織只能聽到一個聲音,而有另外的聲音就以高壓手段對其批判並扣上機會主義、修正主義、馬列的叛徒大帽子予以制裁,只有斯、毛是絕對正確的。

 

以下用主要時期的事實看斯大林、毛澤東的所作所為給兩國人民造成的災難、就能看清他們的真正面目:

 

1、斯大林與毛澤東對比之一

 

蘇聯十月革命之後列寧建立了蘇維埃政權,七年之後列寧逝世。從此世界上就出現了由被統治者——無產階級掌握了要奔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社會相抗衡的政權。

 

斯大林的宣傳機構把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說的千好萬好,把資本主義社會稱為沒落的、腐朽的、垂死的無產階級是他們的掘墓人。由於這種不實際的宣傳誤導了全世界共產主義者近兩代人,甚至它的陰魂不散第三代人中也有少數頑固分子。對內全封閉信息,人們思想僵化盲目崇拜斯大林及其宣傳機器的欺騙、幻想着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早日來到。

 

斯大林始終沒有弄明白真正的社會主義是什麼性質的社會。更妄想在一個沙皇封建統治、工農業又非常落後的廢墟上,憑自己的制度、政策就是對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不容置疑的正確。

 

早期斯大林不顧布哈林的反對就結束列寧在最困難時斯所倡導的新經濟政策。而一味強調推行集體化、消滅私有制和消滅富農的政策。並對持不同政見者大肆逮捕、判刑、流放、槍決。把人們為適應上層建築和經濟建設而提出的正確改革意見,建議上升視為威脅蘇維埃政權的對抗性敵我矛盾,施以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並開通了全面大清洗之路。

 

特別是在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八年,一年時間內開創了人類歷史上不曾有過的先例:

 

他將一個政黨的一半成員處決;

 

他將政權中多數上層領導人員處決;

 

他將一支軍隊的軍官團在和平時期幾乎全部消滅,造成了二戰前的兵源緊缺。

 

所有公民在紅色恐怖下,膽顫心驚度日如年。斯大林瘋狂地推行着極左路線。

 

毛澤東:

 

共產國際領導下的中共支部,自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日以陳獨秀長期以來堅持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在行動上與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組成反黨小集團為罪名的決議,被開除出黨以後,張國燾、李立三、王明……不是“左”傾就是右傾。多年來中央是在以反右傾為主的路線鬥爭中度過的,因此給毛澤東釀成了“左”比右好,“左”是方法問題,右則是立場問題的土壤,寧“左”勿右。

 

直到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在遵義會議上增選了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指揮權,由張聞天代替博古總負責。由於軍委設置前敵司令部、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政治委員,又組成了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為軍事指揮小組成員。

 

這次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黨內的統治。由於周恩來等人的推薦才把毛澤東抬上了黨中央領導位置。在當時朱德、周恩來、張聞天等人在黨內的威望都比毛澤東高的多。

 

此時中共處於長征之後的整頓,建立陝北及山區的根據地、發展擴充隊伍階段。到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無條件投降。這十年中,經過了國共合作,中共又進行了土地革命和抗日游擊戰。

 

國民黨各路軍積極抗日取得了輝煌戰果,直到抗戰勝利國共兩黨軍隊共殲日寇一百二十餘萬人。主要戰績是國民黨將士做出的努力。

 

在這全過程中,中共大大增強了八路軍、新四軍的戰鬥力;明確了民族戰爭中的地位;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吸取各階層知識分子積極抗日、爭取全面建立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爭取更大勝利。由於共產黨所提出的抗日主張深得民心,所以更多人群投奔了共產黨、八路軍。

 

為此,在蔣介石統治中國以後,實行依靠美國援助,獨裁專制把共產黨稱為“共匪”,並叫喊三到五年內將共匪滅之。妄圖依靠暫時的優勢獨家統治中國而進入了三年解放戰爭時期。

 

中共為了適應全國人民迫切要求和平,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新中國,為消滅國民黨反動派使中國仍成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共產黨提出了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而領導全國人民爭取和平、民主的鬥爭。

 

蔣介石用欺騙的手段,多次違背與共產黨合作協議而主要打倒共產黨、消滅人民解放軍多次進行圍剿反圍剿的內戰,大舉進攻解放區。

 

人民解放軍以消滅敵有生力量為主的戰略方針,從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起一年內殲敵112萬。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以一部主力強渡黃河進行魯西南戰役、挺進大別山而揭開了戰役進攻序幕。

 

十月十日中央公布“土地法大綱”,在解放區實行土改革並號召全國人民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

 

在第二年的作戰中又殲敵152萬並攻克一批國民黨設防的城市。

 

與此同時,國統區的學生、工人及各階層人民的反蔣鬥爭日益高漲,形成了反蔣統治的第二條戰線,起到了瓦解國民黨官兵,配合一線作戰,使蔣介石陷於全民包圍之中。

 

由於蔣介石實行獨裁專制,恣意踐踏民主、特務橫行、吏治腐改、裙帶滿天飛、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民不聊生、怨聲載道國民黨已失去民心而孤立無助、軍心渙散無力抵抗。

 

從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人民解放軍進行了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共殲敵154萬,加上其它地區作戰共殲敵182萬。使國民黨的主力部隊被消滅殆盡,長江以北地區幾乎全部解放。

 

國民黨蔣介石這時候還拒絕與共產黨所達成的《國內和平協定》,故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澤東、朱德發布了向全國進軍的命令。

 

新中國成立之後,全國人民卻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中。到了一九五三年夏天,毛澤東就突然改變了國家的發展方向,新民主主義被拋棄了,《共同綱領》也不算數了。急急忙忙宣布中國進入了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時期,並開始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也就是“社會主義革命”。從此人民民主專政一變而為無產階級專政即共產黨一黨專政。

 

剛有點聯合政府樣子的中央人民政府中的非共產黨的幾位副主席也被罷免了,成了清一色的共產黨的政府了,而且是毛澤東一人說了算。

 

毛澤東在七大《論聯合政府》中說到:“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達到社會主義,這是與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還說“沒有幾萬萬人民個性的解放和個性的發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從此,毛澤東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人民眼中的毛澤東已經不是過去的毛澤東了。二十三日解放南京,國民黨的黨旗從總統府落下來,從而宣布蔣介石二十二年的統治的滅亡。

 

此後西北、西南、中南、華南大陸上的國民黨殘餘部隊全部被人民解放軍消滅。四年中共殲敵807萬,解放戰爭勝利結束。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獨立、自強、團結、統一,成為建設民主自由新中國一致目標。

 

這本來是蕩滌舊社會一切污泥濁水、洗刷兩千年封建專制最好的契機。但是毛澤東在取得前無古人的重大勝利之後,貪天功為己有,違背了人民爭取民主、自由的意願,一步步走向背叛,將共產黨和他過去的一貫正確主張和承諾拋到九霄雲外,把曾大力支持共產黨的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一腳踢開,實行封建獨裁統治,大搞一言堂、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2、斯大林與毛澤東對比之二

 

在上面談到的第1個問題我做了一個鋪墊,共產國際運動,是人類社會在二十世紀進行的一次偉大的“科學實驗”。

 

普列漢諾夫是個理論家,又是革命運動的組織者、傑出的“播火者”。有人稱他是“布爾什維克之父”“俄國馬克思主義運動的啟蒙大師”。他認為“無產階級專政,無論現在還是未來,永遠不能實現。”“隨着高效能的複雜的電動新機器的使用,以及隨之而來的其它科學成就,社會階級結構將變得對無產階級不利”。“知識分子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的提高,必然導致階級矛盾的緩和”,“合乎知識分子心意的哲學範疇是道德、公正、人道、文化、法這些範疇即有普世的一面,又有階級的一面。”普世的一面是全人類的,物質進步的主要後果一是階級範疇作用的下降;一是全人類作用的增長。

 

“工人就其教育程度、文化程度、世界觀會提高到知識分子的水平”,在這種情況下無產階級專政將是荒謬的,這絕不背離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本人也會放棄無產階級專政口號。還有驚人之語,他說:“資本主義不需要掘墓人!”資本主義本來令人羨慕……。並說“列寧不是他的好學生,他論證帝國主義是腐朽的、沒落的、垂死的,把我們的時代定性為無產階級革命時代。”

 

最後這個學生列寧把自己的老師說成是修正主義……。在暴力革命中是談不到“尊師”的,大是大非不含手,要堅持革命的原則嗎?

 

普列漢諾夫還分析了《資本主義是一個靈活的社會結構,他對社會主義鬥爭做出反映,不斷變化、人道化,向着接受社會主義個別思想的方向運動》。並聲稱道《資本主義的未來令人羨慕》。

 

有野蠻的民族資本主義、野蠻的國家資本主義、野蠻的國際資本主義。有民主因素的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有發達的社會保障體系的、人道的資本主義,這是資本主義演進可能出現的幾個階段,《其最後階段中資本主義因素和社會主義因素可能長期共存、互為補充,在此後資本主義可能緩慢地、毫無痛苦地死亡》。

 

普列漢諾夫在政治遺囑中又暢開抒發胸臆,又不客氣地把話說透、讓歷史又來檢驗,《正如血腥的革命是不發達資本主義伴生物那樣,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思想、過去和將來始終是無產階級不成熟、勞動者貧困、文化落後、覺悟低下的伴生物》《布爾什維克主義是以流氓無產階級為取向的意識形態和特殊策略、卻侈談馬克思主義》。

 

普列漢諾夫沒有看到十月革命之後蘇聯國內政治生活情況,但他對以暴易暴,早已預見到“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的規律性。

 

啟蒙大師布爾什維克之父是具有遠見卓識的前瞻性,人家所分析的、批判的內容,可以說是斯大林執政中的“歪理邪念謬論”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經過了五十年終被其預言所中!

 

在蘇共二十大會議上即一九五六年蘇共中央工人出身的總書記赫魯曉夫徹底地否定斯大林揭開鐵幕內的冰山一角,使世界為之震驚,更使所有追隨斯大林的社會主義者們得對深入反思而引起意識形態方面的嚴重分歧。

 

赫魯曉夫說“經查明,在蘇共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上選出的139位中央委員中,被逮捕、處決的有98人,占全部中央委員的70%。黨代表的大多數也被控為反革命,多麼荒謬!”1966名代表被害達1108人,不經法庭審判和正式調查就處以死刑,蘇聯的大清洗連年不斷涉及了各個領域。

 

這些不幸的事實也被普列漢諾夫言中了,他在十月革命前就否定了“十月”的路。

 

他說“在列寧的社會主義社會中,工人從資本家的僱工、變成國家——封建主義的僱工。將得到土地的農民、必將承擔振興工業的全部重擔,農民將變成國家——封建主義的農奴。”

 

列寧在大饑荒暴發的1921年,還能夠及時地終止戰時共產主義體制,採取了鼓勵私人資本和個性經營的新經濟政策。向“資本主義妥協”的結果是工廠開始運轉,城市裡有了向農民購買的糧食及農、副產品。

 

當列寧1924121日逝世以後,誰來領導這場共產主義實驗?是基洛夫、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諾夫、布哈林、經過黨內的爭鬥終於1929年斯大林成為蘇共黨的絕對領袖,政治局全部換成了斯大林的心腹。托洛茨基被驅逐出境,反對派已沒有任何翻盤的機會。

 

在蘇聯隨着工業化和集體化的震盪,反對斯大林已成為不僅是少數高層反對派,而是來自全國各地。

 

因此,斯大林把戰前確立的暴力維護黨的團結、消滅異己的制度和紀律用於和平時期黨內所產生的各種矛盾。

 

A、列寧創建的黨被消滅了

 

1)莫斯科大審判193719383月是大清洗高潮。“平行總部集體”和“二十一人”審判共五十四人,除六人判有期徒刑外其餘48人全部處決。

 

2)六位蘇共領導人,除斯大林外另外五人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諾夫、布哈林、皮達科夫均在大審判中被處決。

 

3)領導十月革命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成員中有2/3被槍決;十一大中央委員會的27人有20人被槍決;十五大中央政治局的7人除斯大林外其餘6人被槍決、暗殺;第一屆蘇維埃政府的十五名成員中除五人去世外,除斯大林其餘九名被槍決。

 

419291931年清洗中,有25萬人被開除黨藉。

 

519361938年,120萬人被逮捕。

 

大清洗完成了塑造斯大林絕對正確的歷史地位,大清洗中的一切政治謊言編進了歷史教科書,影響了數十個國家,誤導了幾代不明真相的人。

 

B、東正教在1930年被斯大林摧毀掉,有十六萬五千名神父被逮捕,十萬六千人被槍決。

 

C、富農在集體化運動中被全部消滅,但在1937730發布的00447號文件,針對“原富農、富農邦凶和其它反蘇分子的命令”,要從肉體上還活着的富農及其家屬必須整肅。

 

D、紅軍內部的大清洗幾乎消滅了紅軍軍官階層四萬餘人被清洗。傑出的紅軍元帥,將領、軍師旅各級優秀軍官之死,即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沒有大清洗死亡的多,甚至全軍覆沒也不過如此。由於大傷了軍隊的元氣,在蘇芬戰爭中的1939年,90萬蘇聯紅軍花了四個月的時間,才迫使300萬人口的芬蘭屈服停戰,蘇聯紅軍傷亡50萬人。

 

蘇聯衛國戰爭,蘇聯人幾乎流盡了鮮血。戰前蘇軍兵員和火槍都大多於德國。戰機多於德國五倍,坦克多於德國四倍。但開戰一年半的時間蘇軍就損失了1100萬人,蘇聯人口損失了1/7。其生命代價超過了除中國以外所有參戰大國的總和。

 

E、命運更悲慘的是高加索人、騎馬、愛馬的權利被集體化剝奪,大批反抗者被當作富農遭肉體滅絕。大清洗中高加索最嚴重的“問題民族”車臣人再次受到特殊“照顧”。結果德國人入侵,未被蘇聯徵兵的許多年輕人,幾乎全部加入了侵略者的隊伍。

 

為報復車臣人的“叛變”行為,這個不到四十萬人的山地民族,1.5萬人被槍斃,三萬人做牢,五萬人被勞教,十萬餘人死於西伯利亞的開發建設中。

 

大清洗要與斯大林劃上等號,是權力鬥爭造成人與人不信任的結果。是草菅人命的官僚系統與告密文化合謀的無辜犧牲品。它縱容人性醜惡,它只能隨着這個國家的滅亡而滅亡。這就是無產階級一黨制演變的必然結果。

 

毛澤東:

 

人稱中共創始人陳獨秀是中國的普列漢諾夫,他的歷史地位和洞察力太像普列漢諾夫了。毛澤東稱“他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是他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對我思想影響大的莫過於陳獨秀。還說,將來修改黨史,要講陳獨秀的功勞。”

 

上面已說過,陳獨秀由於一直反對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右傾,最後遭難於陳獨秀一身、時至今日,由於“革命的需要”陳獨秀仍背着各種罪名,中共天字第一號的大冤案仍未被平反、昭雪,以還歷史的真面目。

 

毛澤東如同列寧,把自己的老師拋到九霄雲外。當他掌握中共大權之初,還在帝王思想的掩飾下提出“謙虛謹慎、戒驕戒躁、為人民服務……”等美麗詞句。人民在這種欺騙中,全心全意地為響應共產黨的號召,為恢復國民黨給我們留下的這無所不包的爛攤子,重新繁榮而賣命奮鬥,許多海外赤子也從海外歸來投身科學救國。熱血青年為了建立一個具有民主、自由的社會主義而努力奮鬥、獻身。

 

以後的事實證明了毛澤東將傾缸的大雨不斷地澆向激情燃燒、熱血沸騰的為新中國而努力奮鬥者的身上。使之長期寒心、悲愴……希望破滅!

 

中國人民的命運如此悲慘的主要原因,就是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的全過程是以“階級鬥爭”為主線的建國大綱,這條大綱也正是步斯大林後塵,使國家走向臨滅亡的邊緣。

 

1)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代表了毛澤東扭曲的心態和狂妄的野心。要達到的唯一目的是破私立公,叫全國人民淨化思想,不斷被改造成為他的馴服工具,跪倒在他腳下的奴隸。因此,從延安時就着手對知識分子“洗腦”,凡不符合他的所謂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驅逐之。

 

如對王實味“野百合花”、蕭軍等人思想的批判,就是製造思想意識形態方面只有我一家,不容大家存在。而誤導人們馬克思主義就是搞階級鬥爭,否則就是修正主義,右傾機會主義、叛徒……。所以在一九四二年初延安整風時,許多知識分子挨整、受冤。尤以文化紀突出,許多領導人在不同時期都掉進了“左”和右的漩渦而備案一生,每逢政治運動到來都逃脫不了挨整的命運。

 

2)解放前後所實行的土地革命,土地改革的運動中,人為地劃出地主、富農、富裕中農、中農、下中農、貧農、僱農七個階級成份。貧、僱農一無所有,當然也就不例外地包括那些懶漢、遊手好閒的二遛子,農村中的流氓混混兒,他們的一無所有全歸罪於比他們生活過的好的中農以上階級的剝削所造成。共產黨領導土地改革這場運動,他們都成了“革命主力軍”工作組依靠的力量,他們又依靠工作組的絕對支持而不分清紅皂白的去鬥爭任何一個人、一個家庭,哪怕是他們的浮財都要掄光,叫他們“掃地出門”不亦樂乎。

 

鬥爭手段的殘忍、激烈,地主、富農幾乎全部消滅,還要說“這是最人道”的專政。那些從天而降的土地、房產、浮財、不費吹灰之力就到了貧、僱農手裡,叫他們徹底翻了身,它能不擁護共產黨,把毛澤東稱為“大救星”。

 

這種不勞而獲,混淆了根本性的觀念,並摧垮了人們正常的心態。給以後的精神建設帶來了巨大隱患。人們可以不勞而獲,沒吃、沒穿只要鬥爭有錢的人,伸手便拿來,多省事?這不是精神被扭曲的強盜邏輯、純粹的精神病嗎?再說了經過土改地主什麼都被分光了幾代子孫仍是地主;原來的貧僱農都成了地主依然幾代還是根紅苗正,到什麼時候也說不通啊?

 

土改,人們很容易理解為土地改革,實際上它是把人心改變了,人心一變,人與土地,財產權力的關係才會變。因此,土改真正的大事是“劃階級成分”,這一划定就改變了這個人所在劃定的階級幾輩子人的命運。不同的階級成分就是占有、變更地權的理由,更成為確立新政權在鄉村中合法性的基礎。

 

各地劃成份沒有統一標準,自行其事,憑關係的好壞、生活過的好壞、土地經營收入多少……就可以定出你是地主、富農、當過偽軍或在舊政府中做過事或有打架、欺人行為又可定成惡霸、反革命……。並查祖宗三代,有的乘此挾私報復,所以出現了千奇百怪的現象。但有一條不能忘,那就是《土地改革要打封建、鬥地主、斗惡霸、對他們不能心慈手軟》。因此,錯劃、錯殺層出不窮,殺人的手段原始而殘不忍睹。即使是貧窮鄉村也要“羊群拔駱駝”非找出、製造個地主、富農三六九等不可。所以中國的地主就非常多樣化,但政治待遇卻是一聲令下,都是消滅的對象……

 

劃階級成份徹底改變了農村的社會關係和社會結構。舊的鄉村秩序是以宗教、學識、財產、聲望為根基的,這一切都被“階級”新概念顛覆了。那些過去主導了鄉村社會的地主和富農們在土改中是被批判鬥爭、控拆的對象,其後又成為被管制、鎮壓的對象。使他們權威失落、土地分光、聲望掃地出門。這是在農村重組權力的第一步,以顯示新政權和窮人的力量。土改劃階級本來依據的是土地引起的貧富差距與剝削,但在有這種差別時沒有劃分階級、而在土改之後,土地被沒收,剝削被消滅之後才有了階級成份的劃出。

 

地主失去了土地才成為“地主”;貧農們得到了土地,卻被稱為“貧農”,這種“換位”是嚴森的階級劃分,不如說是一種權力與身份的虛擬。

 

學者黃宗智說它是一種新型的“種姓”制度是很有道理的。因為只有種姓才會聯繫歷史和血統。比如華北饒陽縣的陽各莊、在劃階級成份時,因沒有活着的地主,工作隊便將小孤女宋朵先劃為地主,雖然她只有幾歲,村幹部決定:等她長大了再正式將她定為地主。

 

小宋朵沒從父輩土地上獲得一點好處,卻要為此蒙冤受難,她的餘生將被永遠看成是人民的敵人——地主階級,而永不翻身。無論是當年的貧農還是地主,富農沒有人能對剝削說出個所以然來。把別人的財產當成了自己的財產,在絕大多數老實本份的農民看來肯定是不合法的。

 

土改稱為一場革命,就在於它不但摧生了迥異於往日的鄉間的一種民眾情感,它還改變了人們對非法行為的觀念。這種觀念是通過政策導入民眾的。奪取別人財物,這是過去任何社會階層都不能容忍的事情,現在被合法化了,它成了貧農、僱農享有的權力,擁有財物到成了一種犯罪,擁有財物的人成了這個社會的對立面。

 

土改:被劃地主成份者3.865.740

 

被劃富農成份者15.123.350

 

鎮壓地主107.682

 

地富非正常死亡  78.532

 

3)胡風事件

 

一九五五年發生的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至今已過去五十三年。這個事件的製造者,參與者和許許多多受害者,大多已駕鶴西去,健在者也耋耋之年了。

 

這個事件在今天我們把它放在毛澤東施政方略的高度,來尋覓至今尚存的謎團才能說的清楚。

 

在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發生之前的前三、四年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甚至“紅樓夢研究批判”,“胡適思想批判”以及黨內的“高崗、饒漱石反黨的批判”,唯有胡風事件一直被毛澤東當做歷史政治較量的“驚堂木”,貫徹於中國政治風暴的全過程,直到198019861988年曆經三次才得以最後平反。

 

拿胡風作為開展意識形態領域裡階級鬥爭、對敵鬥爭的靶子,是毛澤東早已預謀的、其他人的作用也是無法與胡風所顯赫的作用相比擬的。

 

毛澤東在建政之後,中國已成為擴大了的蘇維埃,不斷開展階級鬥爭,繼續革命鞏固政權,他要專制而不施仁政。所以消滅了蔣介石殘餘以後,就把鬥爭的鋒芒轉向了內部的所謂“敵對勢力”,這“敵對勢力中尤以高層中知識分子具有影響力,顯赫的人物是重點鬥爭對象”。胡風就是這樣的人物。

 

胡風生於1902年比毛澤東小九歲。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就負責文藝理論的主編工作。一九三八年三月胡風首次發表了“毛澤東論魯專迅”。這是魯迅一九三七年逝世一周年後毛澤東在陝北公學魯迅逝世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演記錄稿。當天胡風被推為紀念大會主席。這是毛澤東與胡風二人在兩地之間的唯一一次文字交流。

 

在毛澤東提出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方面,許許多多知識分子都沒有任何條件地服從了,順從了。在堆積如山的知識分子“檢討書”中,是由於毛澤東號召:“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於是,驚雷天下一響,各領域的頭面人物在中共和地方的報刊上,紛紛做出思想改造的示範,各基層單位的大中小知識分子一一效仿。

 

這個在各個層面上展開的、大規模的以知識分子自貶、自損、自殘、自謗為主要內容的思想改造運動,為了把知識分子搞臭,搞垮甚至叫知識分子掃地出門,而絕對服從黨中央的最高領袖毛澤東的目的,幾乎人人檢討、過關,最後必須舉手投降,以達到對毛澤東的頂禮拜模……。

 

我們都從那幾年過過,不檢討自己的非無產階級思想是過不了關的。有沒有也得找點以證實自己有“資產階級思想意識,”因為資產階級思想是萬惡之源,要使自己“工農兵”化就必須深挖。有的人被逼無奈,為了“大公無私”把自己的至親,好友的言論一一揭發,以表示自己聽黨的話啦,與資產階級劃清界線了。

 

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指導思想所制定出的整、改造、斗的政策是極其錯誤的,他從根本上否定馬克思學說中“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思想。試想,一個國家沒有知識分子能有科學技術的先進嗎?相反就可以看出毛澤東整垮知識分子,剩下的工人、農民、工人是“領導階級”、農民是“同盟軍”,他們沒有知識分子看問題那麼尖銳的能量,這一點毛澤東心裡是又清楚、又害怕。所以他以權壓制知識分子,知識分子被壓下去了,剩下的就都是馴服工具或者說是他的奴隸了。就可以一手遮天,一言堂了,誰還敢說個“不”字?

 

堆積如山的檢討書中唯獨不見胡風的檢討書。胡風認為“自己從三十年代起就是以共產主義者的為人道德來約束自己的,自以為是黨外的布爾什維克”感覺沒什麼好檢討,好改造的,他拒絕檢討。儘管中央有意地安排了四次“胡風文藝思想討論會”,其目地就是徹底打掉胡風的“氣焰”。

 

文藝界的林默涵、何其芳等人又給胡風施加壓力,不斷發表批評文章,來叫胡風低頭認罪,迫其就範。按照口徑、全面檢討。那時毛澤東搞運動都是他先規定條條、框框生搬硬套。但是胡風軟硬就是不買你毛澤東的賬,執意堅守、拒絕寫檢討。

 

這樣抵制“思想改造”的事情實屬罕見。當年對蔣介石都絕不買賬的馬寅初都在北京大學率先開始“思想改造”了,更不用說許多從蔣政權之下走過來的硬漢子了。

 

寫到此我想到一個問題,廣大無知者和盲目崇拜毛澤東的人,包括那些能見風使舵類似周揚等文化界的頭面人物,因崇拜吹捧把毛澤東抬的很高,視為偉大、正確。但是像胡風,以及一些知名的理論家、史學家並不一定買你毛澤東的賬,人家對毛澤東的那一套歪理、邪詩早就有過評論,不一定是從思想上佩服你毛澤東,只是你大權在握,你說煤球是白的,人家也不理睬你就是了。否則大帽子一扣,說你反毛澤東思想,時至今日毛澤東思想究竟是個什麼東西,恐怕中國的老百姓心裡都明白。

 

胡風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就以投身左翼文學運動,並以此為安身立命之本。只認馬克思主義,更不適應什麼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並認為在政治上與中共是同路人;而在文學藝術方面自己可以有獨立見解,這也是胡風所服膺的魯迅的觀點。而在毛澤東看來一切問題都從屬於政治問題,並不存在什麼理論、學術、文學等可以游離於政治之外的問題,可以自由討論的。毛澤東認為胡風只是自作聰明、錯誤百出,尚不甘心服膺於自己的理論。時不時的還要中共(通過周思來)提供辦刊物經費或道義支持的一介文人而已,不屑還來不及,熱情更談不上了。這是毛澤東對胡風的蔑視!

 

那麼胡風解放前後的個性及文學觀點與毛澤東的不一致,而引起毛澤東的重視、忌恨,甚至遲早要把胡風打入十八層地獄。不在於胡風的地位高低,而在於胡風在文學紀有很大影響力,所以毛澤東決意要認定胡風是一個披着馬克思主義外衣,反馬克思的敵人。

 

有了這個認定,就不愁找不到機會置他於死地,包括胡風的追隨者。直到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七日胡風被逮捕入獄,光整胡風的材料就公布了三批,內容及解放前後的具體事件就不一一陳述了。

 

其實,毛澤東是反馬克思的急先鋒、極左!只用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有人問:“如果現在魯迅活着怎麼辦?”毛答:“打倒,進監獄……”就可看出毛的真正目。

 

魯迅死的早、所以魯迅的傳人對毛澤東來說是最危險的敵人。更何況胡風在重慶時文壇上上聲譽很高。已被稱為“中國的別林斯基”、東方的“盧卡契”、“魯迅絕頂的忠實的傳人”。這些榮耀也正是胡風在中國文壇上從事文藝批評工作多年辛勞與奮鬥的結果。

 

魯迅曾被人稱為中國的高爾基,他倆可稱是中、蘇兩國的文學巨匠、黨外的布爾什維克。高爾基和魯迅在當時甚至被蘇共、中共的領導人恭捧成“聖人”。其實在蘇共、中共頭頭的以“階級鬥爭”、“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為主線的骨子裡,並沒有接受他們,更多的想法是先用之、後殺之。

 

魯迅早就說過:“政治家既永遠怪文藝家破壞他們的統一。偏見如此,所以我從來不肯和政治家去說。”以前文藝家的話、革命的政治家贊同過;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過去的手段又重新採用起來,文藝家很不滿意。

 

毛澤東徹底剝奪了胡風對魯迅的詮釋權,肖軍在一九四八年就被批判打倒、馮雪峰一九五四年挨批判,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曾經在延安整風時文藝紀主要對象就是肖軍和丁玲,丁玲又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何況以文藝理論見長的胡風呢?

 

胡風和肖軍都是著名的魯迅葬禮上棺柩抬棺人。以後很多事實證明,他們關於魯迅的言論、無一不遭到毛澤東指導下的批判,批判是批判,但有很多人對如此的批判是抱不平、心中很不滿意很不服氣的。

 

胡風被打成“反革命集團”以後,在國外留學的七千多名留學生,尤以美國為重點的留學生,積極報效祖國的回國熱潮嘎然而止,為什麼?難道人們不深思嗎?有誰還願意回可愛的祖國遭毛澤東的如此迫害?相反毛澤東不僅繼續迫害着中國的五百萬知識分子,而且陽謀的手段更上一層樓!

 

以各種罪名和判處的“胡風反革命集團”。

 

下面有必要向大家介紹一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骨幹分子謝韜的人生經歷:

 

謝韜,太平軍石達開部的後代,舅舅周尚志19251927大革命時期的共產黨員,任四川地下省委常委、共青團地下省委書記,1928年被反動政府殺害。

 

他從小生活在貧困中,四十年代參加愛國民主運動,經一次次受審查、查階級、查三代,他被認為是“根正苗紅”,對共產黨有深厚的感情。自一九三八年就參加共產黨的外國組織自貢市學生救亡工作團,後又做了《大聲》周刊的推銷員(車耀先、韓天石創辦)。一九三九年考進成都朝陽法學院,後又讀南京金陵大學社會系。

 

他們這一代人經歷了日本侵略者的統治和國民黨蔣介石強化一黨專政的獨裁政策,國家腐敗無能而又無法無天,人民沒有人權和自由。所以把反帝反專制,爭民主與自由,爭人權建設一個繁榮幸福的新中國作為理想和畢生的奮鬥目標。在當時,這是與共產黨奮鬥目標是一致的。

 

一九四四年在全金陵大學畢業後任哲學系助教,謝韜和李中(即李慎之)雖然不是共產黨員,但兩個好友在五四精神鼓舞下,多次參加愛國學生反當局獨裁腐敗的爭民主自由的遊行示威,李慎之又是組織者之一,所以在黑名單上有他們兩人的名字。他們得到了省委負責人吳玉章、張友漁的保護而離開了成都。回到自貢蜀光中學任教。校長張伯苓按南開大學辦學模式,反對國民党進駐學校、主張民主辦學,專家治校。後來燕京大學、金陵大學、武漢大學畢業的民主運動積極分子相繼而來,李慎之來到此。經常閱讀中共領導人的文章,在謝韜家聚會。他們在任教中,經常藉機大講“新三民主義”、“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傳閱中共、民盟民協等進步報刊,並不斷揭露統治者鎮壓民主運動的真相。昆明“一二一”慘案之後蜀光中學的聲討反動派的罪行及反專制、要民主的活動聲勢愈加強大。

 

在張友漁與南方局聯繫,得知重慶《新華日報》急需他們這樣的大學生,也是為躲避反動當局追捕,謝韜和李慎之分路到達重慶,謝韜分配到《新華日報》採訪部,李慎之分配到編輯部資料室,倆人經張友漁介紹先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此期間謝韜作為記者,按報社的安排經常訪問民主黨派人士及各階層進步人士。在訪問胡風的時候,胡風強烈譴責國民黨反動派的專制獨裁,堅決擁護共產黨關於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主張。他在反動統治下如此公開表示和共產黨站在一起給謝韜留下了深刻印象。

 

謝韜與胡風很少來往,更無私交。只是通過好友方然的關繫到胡風家約他為《新華日報》寫稿。後來四川省委在重慶公開活動,吳玉章任省委書記並直接領導《新華日報》。

 

一九四六年重慶達成的政治協商會議決議,被國民黨內極端反動勢力推翻了,共產黨的公開機關遭到驅逐而撤到延安。

 

謝韜與好友李慎之都分配到新華通訊社總社工作,謝韜在國統區部主任是廖蓋隆,李慎之在國際部主任是吳冷西。

 

胡宗南奉蔣介石命令攻打延安,毛澤東等繼續留在陝北;劉少奇等東渡黃河到山西;老弱病殘和孩子一百多人組成一個大隊,新華通訊社領導任命李慎之擔任大隊長,謝韜任支部書記,經過艱難歷程終於來到武安縣(現河北省晉冀魯豫中央局所在地)。經半年整黨之後,國內形勢迅速扭轉,國民黨快速土崩瓦解,上級通知他們準備接管偽政權。

 

一九四八年華北人民政府成立,董必武任主席,為培養人才設立了華北大學,吳玉章任校長,新華社在全國解放後需要人,華北大學也需要人,所以吳玉章找到劉少奇,劉少奇又找當時的新華社長廖承志(任中宣部長兼任新華社長),才把謝韜調到華北大學任哲學課教學任務教馬列課。一九五二年擔任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基礎”教研室負責人。一九五四年評為教授。全國高等學校的馬列主義教師大都是人民大學培養的,謝韜是“馬列主義”研究班的唯一教授。

 

僅這三年,剛建立的新中國就風雲突變。毛澤東拋棄《共同綱領》和新民主主義的發展方向而要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時期。

 

一九五五年毛澤東又宣布有個“胡風反革命集團”。

 

謝韜根據在重慶時對胡風政治傾向的了解,不同意說胡風是國民黨特務,認為共產黨不能過河拆橋,他為胡風打抱不平。

 

毛澤東知道了十分生氣,經毛澤東批准,由公安部逮捕,他被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對他實行了無產階級專政。

 

吳玉章知道後與公安部長羅瑞卿聯繫說:謝韜是人民教師,這個人的情況我了解,人民大學有責任查清他的問題,是不是查清之後,再考慮要不要捕人?

 

這樣,在吳玉章的保護下,公安部的一位處長開臥車離開人民大學把他送到東四六條39號吳玉章家中,半年之後又遷到人民大學宿舍繼續接受審查。當時已經擔任了北京市第一副市長,謝韜的入黨介紹人張友漁專程看望了謝韜,並了解了他與胡風認識的經過,也沒責備他,叫他相信黨的政策,實事求是不可亂說。

 

對謝韜的審查一直沒完沒了,也沒審出任何問題,就是因為是毛澤東親自批捕的,誰也不敢說毛批錯了。他心中明白,在毛澤東生前他是不會承認自己是錯誤的。若能苟且偷生過上正常人生活,也是不幸中的大幸了,真可惜這樣的民主勇士國民黨幾次都未抓捕到,卻叫毛澤東於一九六○年把他抓進了秦城監獄,與國民黨戰犯范漢傑、廖耀湘、黃維等關在了一起。想當年出生入死與國民黨作鬥爭,如今卻在共產黨的鐵窗中成了國民黨戰犯們的獄中的“難友”。直到一九六五年戰犯都出獄了,他才被宣布“免於刑事起訴”戶口仍留在北京,人回老家自貢市。

 

文化大革命中一開始他就成了自貢市“最大的反革命”遊街、陪斗屢遭不幸。

 

直到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錯案,胡風集團冤案昭雪,謝韜被任命為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黨委書記、常務副社長,一九八二年底回人民大學任副校長兼人民大學出版社社長、總編輯。

 

謝韜回到人民大學後,驚奇地發現他的黨籍在學校里竟然完好地保存着,校黨委決定:謝韜由於某種眾所周知的原因組織關係中斷,現在恢復組織生活。

 

在北師大工作的謝韜的妻子盧玉由於與丈夫劃不清紀線早被無辜除名,全國所有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一律被開除黨籍,而謝韜是毛澤東開展各展政治清洗運動中唯一一個沒有被開除黨籍的,這要感謝吳玉章,他曾表示“既然尚未審查清楚,做什麼組織結論呢?”

 

我想,謝韜這樣的老人,年輕時投身共產黨,因為共產黨的奮鬥目標與社會潮流一致,他們沒有其它道路選擇。新中國的成立更使他們堅信共產黨、毛澤東的正確。誰料,毛澤東也走上了獨裁專制的道路,將他們這些地下黨員以及爭取民主、自由、獨立的各階層進步人士打入另冊,遭長期迫害,青春的奉獻付諸東流。他們將會對共產黨的前途看的更深遠。

 

胡風成員:有214.407人被捕入獄

 

21.715人被判死刑

 

53.230人非正常死亡

 

共計:28.9352人被迫害

 

4)一九五七年整風,反右派運動

 

又是毛澤東親自領導的整風,反右運動,與胡風一案相隔不到兩年。這個搞階級鬥爭的毛澤東,時時刻刻都擔心着他的政權被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知識分子和共產黨分享,那怎麼了得!

 

借整風之機會進行大規模的反右派是毛澤東繼續迫害知識分子的一重大陽謀,並非突如其來。在解放建國以後的幾年裡,對知識分子不斷的思想改造、批判的基礎上,一方面馴服他們,另一方面還要利用他們。所以在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通過“審幹”、“忠誠老實交心”的學習,認定所有人員的階級出身、本人成份、學歷職業、黨派歸屬、社會關係等做多次篩選,以便追查、批判,組織處理後控制使用。這一切暗箱操作即便是曾為共產黨在解放前在積極搞學生運動,反對蔣介石統治的中央地下黨員也不例外。

 

毛澤東不是為國所用招呼人材,而是招攬為他所用的奴隸,甚至到全民都成為他的馴服工具。不肯馴服為奴的即使是賢才也不能用,更不能重用。抓住機會就往死里整治他們。

 

很多人才能夠在夾縫中生存下來,並有所作為,都是靠一些良知未泯滅的,人性未泯滅的幹部的保護才得以生存下來。但這些幹部在歷次的運動中也難逃蒙上“右傾”罪名,有的人在反右運動中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以後又有些人在“文革”中遭打擊迫害。當然,繼續深挖同情,支持“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人,將持不同政見者一網打盡,是毛澤東的根本目的。因為自從蘇聯斯大林死後,毛澤東就拋掉四年前新政協所通過的共同綱領,拋掉他曾許下的關於要有一個相當長的新民主主義歷史階段的承諾,而公布“向過渡的社會主義時期的總路線”,到一九五六年初即宣布對工業、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已勝利完成。並把農民在土改時分到的土地收為“公”有,把個體手工業者的作坊收為“公”有;通過敲鑼打鼓的“公私合營”,把資本家的企業、工廠收歸“公私合營”名為贖買政策,還本付息,實為土改時期的“拿來主義”一樣,不花一分錢都收為“公”有。這樣大規模的經濟剝奪,不用一兵一卒,不戰而勝。這些人如同被打倒的地主、富農一樣,規規矩矩,不敢亂說亂動,而且還大聲疾呼對共產黨毛澤東感恩戴德。

 

於是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在目前階段只剩下一個資本主義陣地沒有攻克了,那就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盤踞的政治、法律、文化以及思想領域了。所以毛澤東把少數高級知識分子和他視為他們能夠影響的一般知識分子及青年幹部、學生看作是威脅其政權的敵對勢力。一旦帝國主義入侵我國,他們便是“裡通外國”的的內應,更是當前可能呼應“波匈事件”利用整風中黨的幹部的官僚主義錯誤、缺點“鬧事”,是危及政權的主導力量。

 

“我們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不怕民族資產階級造反”。

 

為變被動為主動,一方面叫黨內各級幹部“整風”,整掉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另一方面利用他提出的“百花齊花、百家爭鳴”叫民主黨派人士及知識分子誤入他假民主“陽謀”的圈套突出號召“大鳴大放”。毛澤東還假惺惺的提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方針,以此告訴所有的中國人“共產黨說話是算數的”。

 

如同過去在延安整風一樣,誘捕的戰術毛澤東是駕輕就熟悉的。

 

中國人歷來善良、友愛、直爽、熱情,即便是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無情的改造;還是對共產黨仍抱善良的願望,希望祖國有輝煌的明天。從解放前後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各種表現,也給人們留下了“比國民強多了”,“共產黨能夠採納民主黨派的意見,真是民主……”。

 

全國人民對這次整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即稱“四大”,依然毫無疑意地認為這是民主的方式、方法,就一心一意地,真誠無私地幫助黨整風,對各項工作中存在問題坦率地提出改進意見,對黨的領導存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也都提出了尖銳的比評。

 

這些方式,以及人們坦率、真誠的態度叫任何一個外國看到(這是比喻,一個全封閉的國家,怎能敢叫外國人知道自己的醜事呢?)都會稱讚毛澤東真民主……。這樣的民主以達到空前規模,上至全國人大、政協,下至窮鄉僻壤的鄉村民辦小學……,各級黨的領導還有意叫大家互相觀摩大字報的內容,互相學習勇敢提意見的精神,這時還稱:“對黨負責……”,所以熱火朝天。

 

人民日報及各地方報紙,又按毛的意圖將各界知名民主黨派人士提出的重大問題登上了頭版頭條顯著位置。從此以後,尖銳的批評使毛澤東如坐針氈,心中怒氣上升,又製造恐怖氣氛,又利用群眾的恐懼心理,運動群眾,圍剿獵物了,“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黨猖狂進攻了!”

 

這一套做法在兩年前的反胡風反革命集團中已做過成功的試驗,特別是運動中所實施的每一步都是不受法律約束的。毛澤東就是法律,他說的話不是辯證法,而是變戲法。

 

毛澤東可以翻手為雲、復手為雨,與人民背信棄義,“言者無罪……”變成以言定罪。一句話,誰給毛澤東共產黨提意見,給各級共產黨的領導提意見,哪怕是他們中的道德敗壞有根有據的給提出來,都會被誣為“右派言論”,攻擊黨的領導……。就更不用說諸安平的“黨天下”,章羅聯盟反黨集團,一黨專政、民主黨派是擺設……等涉及到共產黨的政治體制等問題的罪有多大了?社會上已揪出了很多大右派,章伯鈞、羅隆基、諸安平、浦熙修、丁玲……太多太多了,幾乎四十年代從國統區投奔去延安的知識分子、文藝骨幹、作家、詩人大部被打成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黨內有良心的同情者也無一倖免。

 

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全黨、全國已經形成了一套對知識分子進行集體迫害的理論體系和實施機制。

 

過去所做出的對高級知識分子要改善政治待遇及提高生活、工作條件的各種許諾都推翻了。毛澤東還批評周恩來,陳毅這些重知識、重人才的幹部“對知識分子不講改造了,右了”。周思來也是不願違背毛澤東的意願,顧及毛澤東的面子,所以毛澤東對全國僅有的五百萬知識分子下毒手。

 

運動後期對右派分子的處理更狠毒,美其名曰“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實際上是先把所有言者,以言定罪,無論黨內、黨外,或其它民主黨派人士,不經法律公開審判、法庭按各級黨的指示、判刑、定罪、入獄、勞改、勞教,以戴上“右派分子”大帽子、無期改造、全國除監獄、勞改、勞教場所以外,自反右結束以後全國農村、農場、牧場、林場、北大荒、大西北等都成了右派勞改的沒有鐵絲網的監獄。所有被改造的右派分子卻是無期徒刊,極右、普右,以及以後摘帽,沒摘帽的政治待遇都是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永世不能翻身!一輩子身處反革命分子的定位,包括下一代永遠不能翻身……

 

全國可憐的五百萬各階層知識分子、有識之士、擁護共產黨、熱愛毛澤東的、熱愛祖國、人民的赤誠無私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受國的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海外歸來的精英兒女們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貢獻出一切。都在毛澤東自稱為“陽謀”的反右運動中,又一次陷入了毛澤東陽險、毒辣、毫無人性的圈套,遭終身大難、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他們為人民、為祖國鞠盡全心的善良願望,何曾想到毛澤東是共產黨內最大的野心家、陽謀家、口是心非、翻手雲覆手雨、敗壞共產黨的罪魁禍首。全國人民的嘴被封住了,就剩下順從他的奴隸了,在專橫跋扈的霸權道路上毛澤東又欠下了人民一筆血債。而且大傷了中國人民的元氣,絕大程度地降低了人民對共產黨的信任而失去了民心。從此,中國在錯誤的極左路線指導下,開始走向全面的倒退……。

 

 

 

六二年在農場幹活

 

 

     

 

列寧在貧窮落後的蘇聯要實現社會主義,已被殘酷解體的現實證明是失敗了。他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生產關係要適應生產力發展水平這一基本原理,他自己也在搞修正主義。斯大林如此,毛澤東也如此。別人都是修正主義,結果那些被稱作修正主義的國家都繁榮、富強又高速發展。而我們這個不是修正主義,而自吹是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則永遠貧窮、落後,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人們根本看不到。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個像毛澤東時代餓死四千萬人的。說他是人禍,他還怨這怨那。人家撤專權跟你餓死人有什麼關係?還總打腫臉充胖子,唱國際主義高調。恨不能斯大林死後他當第三世界的革命領導人才好,痴心妄想,誰聽你那一套謬理!

 

九、人民看到中共有了點希望的新班子

 

胡綿濤、溫家寶在連任兩屆以後領導班子人員中換上來幾位年輕化、專業化、有競爭能力者。原共青團體系人員占有一定比例。

 

 從十六屆到十七屆中央委員會,許多社會知名人士、學者、專家教授以及黨內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出於對胡、溫領導班子的關愛,提出了不少治國方案及解決現存問題的辦法,真是語重情長,關愛倍至。這說明他們執政的過程中得民心,所以人民才維護他們,熱愛他們。

 

胡綿濤、溫家寶執政中提出了“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社會”......就是一個飛躍的進步,使人民看到了希望。

 

“以民為本”,就是國家以人民為本位,而不是以官為本位。官只是為民辦事、服務於人民而不是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叫人民當奴隸。組成國家主體的是人民、公民有公民的權利、義務、憲法中都有明確規定。

 

美國總統布什曾在一次群眾集會上說:“不是我領導美國人民,而是美國人民領導我”。這話的內涵多麼寬,又多麼廣,更多麼值得我們深思啊?這可是我們稱之為“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國家的總統說的話呀?因此,我們認真的反思之後,就會覺得我們的思想,解放、解放、再解放。我們的觀念、更新、更新、再更新。否則,就要被世界的民主潮流甩到岸上去了。

 

“構建和諧社會”、“和”是禾與口的組合、簡言之就是要叫人人有飯吃。“諧”的組合,簡言之是通過語言,上下溝通、諧調一致、減少矛盾。只要給人民說活的機會,叫人民暢聽欲言社會只能穩定、不會暴亂。只有不叫人民說話、人民不敢說真話才是亡黨、亡國的信號。

 

所以說“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社會”的指導思想是符合民意的。政府在行動上也表現出如解決三農問題及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問題等等,所以,給人民的總體印象是胡錦濤、溫家寶政府是親民的。

 

由於經濟發展、政治體制改革跟不上形勢所以,多年來的各種矛盾愈顯突出,比如:

 

一、城鄉、東西部差距拉大、人口增長、資源消耗和生態惡化給發展造成很大壓力。

 

二、社會保障、分配收入、就業、教育、醫療、住房、安全生產、社會治安等方面,關繫到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較突出。

 

三、政府決策不透明、信息不對稱。

 

四、貪污、腐敗現象使社會正義、公平受到損害。降低了黨的威信、也大失民信。

 

五、社會誠信缺失、道德失范、假冒偽劣、坑蒙拐騙等現象、毒化了社會風氣。

 

六、股市、房地產近幾年來一大跌,一大漲民怨很大。股民已被“套”住兩年了。

 

多年來貪污腐敗愈來愈猖厥,人民恨之入骨。老百姓不可能貪污、只有掌握共產黨權力的大小官員、有權不用過期作廢而恣意貪污、揮霍國家公款大吃大唱、嫖娼包養二奶......。作為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員應該秉公辦事,相反以權謀私,不送禮辦不成事。而且送“禮”的花樣繁多,這些官員們即要做婊子,還要叫人立牌坊。

 

海軍副司令若不是包養二奶、情婦因分贓不勻,天天去東大門鬧,也不會引起中紀委的注意和為此進行追查,因為影響太大了才不得不處理。最終將這個副司令揪出來之後,他供認還給了江澤民500萬嗎?也未聽說江澤民表態,是默認了?這不是官官相護是什麼?這些共產黨員滿口仁義道德、滿肚子男盜女娼。還有人假借“離婚”躲避嫌疑,在人民眼睛底下你躲了初一,就是十五過去了,三十你也難熬。

 

民間曾傳說着“共產黨員排上隊,挨個槍斃有冤枉的;隔一個槍斃一個有漏網的”。如今新的說法則是“科以上幹部天安門廣場裝不下,部以上幹部人民大會堂裝不下”。

 

這些事如果發生在資本主義國家的任何一國早就被爆光於天下,叫其無法藏身。我國中央電視台及報刊都曾很感興趣地報導“水門事件”,“某總統受賄案”、“某總統情婦隱私...”。為什麼曾被我們稱作“資本主義國家”都能有天大的權力管的住總統、總理、首相而敢大膽報導揭露一切醜聞。我們就不敢報導,怕什麼?

 

原因只有一個,說明我國不是依法治國的民主國家、黨就是法、抓個小貪污犯、給大貪污犯墊背,大貪污犯能出逃則出逃,不能逃者以調換“崗位”離開當地,到人不知、鬼不覺的地方、還當他的“領導”。

 

我認為人民是理解胡錦濤、溫家寶在執政中的難處,難處即阻力來自毛澤東陰魂籠罩下的極左勢力。他們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大為不滿、依然留戀毛澤東統治時代、因為他們是毛時代的最大受益者。他們中有的人掌握了重要部門與依法治國對着幹,做出了許多違反憲法,侵害公民權利的事,而引起了國內外強烈反響。所以本來“六·四”事件及“法輪功”事件直到現在國外評論界總拿人權問題說事兒,可我們目前又做不到正視歷史現實,而從根本上扭轉別人的看法。

 

遠的不說,近在台灣的蔣經國,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就大膽地開放黨禁,報禁,給作家以寫作自由,不但沒“鬧翻天”,而且得來穩定經濟騰飛;對“二,二八”事件平反,真誠道歉,賠償損失…,其它國家也有很多類似事例。得到的都是人民的歡迎,支持,信任,穩定。

 

我們中國大陸共產黨的領導人,可以各種“特色”,效仿先進依法治國已取得輝煌成就國家的經驗,在極左勢力的重重包圍中,帶領中國人民殺出一條走向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新路,使中國在二十一世紀振興,崛起,更輝煌。

 

二十一世紀的主要潮流是全世界人民對民主與自由的渴望。經過二十世紀以各種不同災難境地掙脫出來的人們,更清楚地意識到普世人權對促進自由, 維繫和平和實現公正的重要。一個基本人權得不到尊重和保護的國家,只能分裂,破碎,更不可能有尊嚴,平等, 和睦。中國能否跟上潮流?是對現在執政的胡綿濤,溫家寶領導班子的考驗。

 

“在反抗極端主義鬥爭中,最強大的武器不是子彈,炸彈——而是對自由的普遍訴求。自由是我們建國者的妙念設計,是每個心靈的渴望追求,自由是一個國家釋放創造力和經濟潛力的最佳途徑,自由是一個社會追求正義的唯一秩序,人類自由是實現人權的唯一途徑。”

 

摘自美國總統布什在布拉格講話。

 

十、大地震考驗了新政府,人民激情迸發

 

20085121428分汶川8級大地震,使我們上萬的骨肉同胞的生命瞬間消失,上百萬的家園毀於一旦,我們萬分悲痛。在以後的全民族救援和世界各國人民伸出友愛的雙手和我們一起救援中國四川各地受災同胞中,又叫我們在悲痛之餘,看到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和國家的希望,而使我們欣慰。

 

大地震發生在5121428分的一瞬間, 全國人民不約而同地感到地震的威力非同一般。

 

剛過18分鐘,新華網發表消息:四川省汶川縣發生7.8級強烈地震,全國為之震驚。

 

1小時22分之後,總參謀部立即啟動應急予集,成都軍區派出人員前往震中了解情況。

 

1小時27分之後,胡錦濤總書記做出“儘快搶救傷員,保障災區人民生命安全。”

 

4小時54分政府總理溫家寶已到成都,趕往地震災區,指揮抗震救災工作。

 

7小時14分總理溫家寶已到都江堰指揮救災工作。

 

第二天早上756分數以萬計的解放軍、武警   官兵,救援專家克服山崩,地裂交通中斷的困難,以最快速度趕到重災區。部分先遣隊徒步開進震中——汶川。在一遍廢墟上搶救生命成為無聲命令。

 

第二天下午4時,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名召開新聞發布會。民政局,地震局的負責人向中外記者介紹四川省汶川大地震災害情況。記者們尖銳的提問,負責人不迴避,十分坦誠,如實回答。民政部救災救濟局局長王振耀還公布了最新統計數字——目前地震災害死亡人數已達到一萬一千九百二十一人。

 

同時, 新華網,中央電視台24小時及時報,轉發地震權威信息,使全國人民對此次地震情況有了總體了解,並積極投入到抗震救災的各項工作中。

 

不僅四川有難國內支援,國際友人也伸出友愛之手救助受災同胞。救災感人事跡可歌可泣摧人淚下。各種救災物品及時送往災區。這是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世界性的人愛關懷。

 

“我們要把損失降到最低,救人第一,不拋棄,不放棄,能多救一個人,就多救一個人”成為所有救援人員的誓言,總理溫家寶手拿大話筒,哽咽的聲音使百姓難忘……。他們重災區的依然時刻會發生餘震地帶看望,安撫,鼓勵災民,增強戰勝天災,重建家園的信心。

 

胡錦濤也前往震中各地給予救援部隊全面周到的指示,看望群眾,使災區人民看到了黨中央,政府的關懷和外國友人的國際主義精神。政府領導人不斷奔波抗災前線,所表現出的堅定與人文溫情的關懷成為災區人民戰勝暫時大困難的信心和力量的源泉。

 

胡錦濤,溫家寶反覆強調並教育全黨所提出的“以人為本,創建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還要全黨黨員大力宣傳“民主法制`,公平主義。”

 

溫家寶也在中外200多名記者會上莊重地說“民主,法制,自由,人權, 平等,博愛這些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這是整個世界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要保證人民的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的權利;就是要創造一種條件,讓人民監督和批評政府。”他的話說的何等的好啊!

 

政府聽從了人民的呼聲,確定了為在災難中死去同胞的國家哀悼日。

 

大地震發生後的第七日;一切仍在緊張搶救,轉移,搶修恢復的第七日,519日下午1428分從天安門廣場到全國各地,駐外使館降半旗,輪船,火車汽笛鳴響,一致為四川大地震受災同胞默哀三分鐘,三天內停止一切娛樂活動。

 

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次為了最普遍的百性,如同你,我一般的國民而哀。十三億中國人民激情迸發,高呼“四川挺住,中國加油!”更為失去的骨肉同胞而淚流不止。

 

中國政府在大災大難面前展現的驚人工作能力,各媒體真實報導了透明度,對外國記者的開放, 實地調查災情,如實報導以很多方面的做法都是前所未有過的。所以中共獲得了民心。

 

人民的眼淚不僅為以人為本,救人第一的政府新理念而感動;也表現了在災難面前中國人民愛國的凝聚力。我們也接受了國際救援,從而體現了“讓世界充滿愛”的偉大力量。此時,我們才有資格說:我們的敵人是各種自然災害,我們的朋友遍天下”。

 

三十二年前的中國唐山大地震與今天四川省汶川8級大地震不相上下。可相比之下,一個是城市夷為本地;一個是山崩地裂。一個是封閉消息,拒絕外援,以自己是社會主義“強國”而打腫臉充胖子。在文革後期,國家臨危滅亡,救援遲緩和不惜生命,財產損失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一個是信息通暢,對外公開,接受國外人力,技術,物資援助,緊急部署“時間就是生命,”“救人第一”。儘管今天比三十二年前科技發展了,但應付山崩地裂所造成的一切阻力,不得不用近似“原始”的方法使援救人員早到達震中去先救人,困難之大前未見過。

 

相比之下使我們看到了治國方針,思想理念的更新。

 

毛澤東時代是“破私立公,”個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國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從根本上否定了國家的主體是每個國民,每個家庭。

 

今天胡,溫時代“以人為本,”是把一個大寫的人字,放在了第一位,體現了政府對每一個國民人權的尊重。所以才會產生全中華民族的凝聚力、高喊出“救人第一,再叫我去多救一個人,不拋棄不拋棄...” 等豪言壯語及所自覺地付出的行動。這種民族精神和愛國,愛人民的行動不是靠政府空喊口號,而是靠政府真正為人民的利益所付出的行動而自然迸發出來的,所以才能使自然災害的損失降低,再降低...

 

政府的行為受到了國際讚揚,並使汶川及四川省各重大災區成為中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共同援救的大事。國外各界人民捐款,捐物,世界各國人民捐款,捐物,在短時間內達到幾千億元,這也是前所未有過的。

 

四川大地震,使我們也看到由此而暴露出來的許多問題。尤其是權錢交易,腐敗私慾在工程建築質量給學校和學生造成的巨大損害不能輕視。其它重建中的許多問題,有待當地政府和人民合力解決。

 

災難使全中華民族悲痛,悲痛過後能使中華民族清醒,只有中華民族清醒才能齊心奮發向上,也許這是中華民族再次崛起,天賜之契機吧?

 

蒼天不斷給我們更好的機會,奧運會在二00八年八月八日在北京舉辦。

 

從三月三十一日上午在天安門火種點燃火炬開始了世界範圍的傳遞。它點燃了世界人民激情傳迎奧運夢想,傳播了奧林匹克精神和理念。這是整整一百年中國人的夢想,它伴隨中國在艱難成長中逐漸走向強大,繁榮,昌盛才有了今天能在中國舉辦奧運會,叫中國人民自豪。也叫世界人民為我們驕傲。儘管這是一次“豪華”的奧運。

 

奧運會是全世界人民的體育盛會,十三億中國人以最大的激情為全世界人民貢獻出一台靚麗而最出色的奧運會。

 

通過奧運盛會在中國舉辦,讓世界人民更多的了解中國,也讓中國人民了解了世界人民對中國的熱情和希望,互相溝通來實現“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

 

奧運會是屬於全世界人民的盛會,歷年來也不乏搗亂,失敗者,對此我們不感到驚奇。因為舉辦奧運會是正義的事業,一切正義的事業都會得到全世界各國人民擁護和支持的;破壞者或企圖把奧運會政治化的敵對勢力決不會有好下場的。

 

奧運會的準備工作,得到了許多國家領導人。奧組委領導人,體育健兒的高度得讚揚。

 

運動健兒競爭奪取金牌是向着世界運動的新目標衝刺,以帶動世界人民通過體育運動,提高健康水平,共同走向繁榮,昌盛!

 

明天二零零八年八月八日全世界人民盼望的第二十九屆奧運會就要在改革,開放了的中國北京開幕了。九十多國家領導人,幾十萬外國朋友都來北京參加、觀光、旅遊,將是中外朋友增進友誼、相互了解,只有了解了才能促進社會的進步!

 

祝願中國舉辦的第二十九屆奧運會取得圓滿成功!

 

祝世界各國運動健兒創出新成績,不斷打破世界記錄,給奧運會添光彩!

 

祝世界人民共同繁榮、富強、幸福!

 

永恆的奧運萬歲!

 

定稿於200887日晨

 

王玉林

 

 

王玉林簡歷193512月出生於北京;19504月到中山公園、園林局工作;19517月入抗美援朝石家莊軍政幹校四大隊四中隊;1952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選飛到空軍;1958年整風時任飛行大隊黨支部委員領導小組長,被劃極右,後送到農場監督“勞動改造”。22年後獲得“改正”,198151回北京儀表二廠工作,直到退休

 

聯繫地址:北京市豐臺區右安門外西三條玉林東里三區1714602號 電話:010-63053979

 

 

附錄

 

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謝 韜

 

  二十世紀是人類理論的高峰。各種思潮、各種主義都有一批信徒和追隨者,打着他們所信奉的旗號登上歷史舞台。這是一場評選最優社會制度的“模特大賽”,供人類在較長時段內,聽其言,觀其行,通過理性的比較作出判斷和選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法西斯主義滅亡了,帝國主義衰落了,世界上剩下三種社會制度展開了和平競賽。第一種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制度,第二種是以蘇聯為代表的共產主義制度(辛子陵在本書中稱之為暴力社會主義),第三種是以瑞典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制度。競賽的結果是民主社會主義勝利,既演變了資本主義,又演變了共產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正在改變世界。辛子陵在本書《結束語》中生動而深刻地講述了這個歷史發展過程: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係,是繼承和發展的關係,而不是推翻和消滅的關係。這個真理已經為西歐民主社會主義的閃亮崛起和前蘇聯暴力社會主義的黯然消失所充分證明。二十世紀末,社會民主黨以在大多數歐洲國家競選執政、使歐洲和平進入民主社會主義的歷史性成就,告慰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天之靈。歐盟十五國中英國、法國、德國、瑞典、芬蘭、奧地利、葡萄牙、荷蘭、意大利、丹麥、希臘、比利時、盧森堡等十三個國家是社會民主黨或工黨執政。社會黨國際以紅玫瑰為徽記,世人驚呼歐洲紅潮湧動。二○○三年四月十六日,歐洲各國首腦雲集希臘雅典。在衛城遺址見證下,歐盟成員國以及十個新成員國的國家首腦共同簽署了一項入盟條約。從此,捷克、愛沙尼亞、塞浦路斯、拉脫維亞、立陶宛、匈牙利、馬耳他、波蘭、斯洛文尼亞和斯洛伐克等東歐國家加入了歐盟大家庭,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西歐分裂局面的終結。一個經濟繁榮、政治穩定和社會和諧的新歐洲的出現,給紛擾的世界平添了幾分亮色。全世界那些企圖保留他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前途的改革者們,都把目光轉移到民主社會主義運動上來。

 

  社會民主黨人對人類文明的歷史性貢獻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會主義運動成為和平的、理性的進化過程。社會民主黨人成功地創造了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框架內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道路。過去我們局限於暴力革命的狹隘經驗,指責人家是“修正主義”,現在看來應給修正主義恢復名譽。因為社會民主黨人不是對資產階級沒有鬥爭,不是單方面讓步,不僅“修正”了社會主義,而且“修正”了資本主義。

 

  一九六五年,資本主義國家為了學習社會主義國家的長處,克服自身發展的困難,曾聚集美國費城召開過一次震撼全球的“世界資本主義大會”,並發表《資本家宣言》提出:“借鑑社會主義人民當家作主的經驗,實現股份制的人民資本主義;借鑑社會主義福利制度的經驗,實行從生到死包下來的福利資本主義;借鑑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經驗,實行國家干預的計劃資本主義。” (卞洪登:《資本運營方略》,改革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第二二七頁)

 

  我們習慣稱之為發達資本主義的西方國家,都已成為新資本主義,不同程度地民主社會主義化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後,英、德、法、瑞典、挪威和美國紛紛出現全國性的勞資協調,以階級妥協取代原先誓不兩立的勞資對立,若干人士開始提倡用公共建設來解決失業問題,也就是說以國家的積極介入來解決市場經濟失靈的危機。領導美國走出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危機的羅斯福總統就大膽引進了民主社會主義政策。

 

  以英國工黨首相布萊爾和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為代表提出的“第三條道路”是修訂版的民主社會主義。二○○○年六月三日,克林頓參加了在柏林召開的第三條道路(第三次)首腦會議,他在會上說:“我們要經濟增長又要社會公正。我們不相信自由放任主義,但我們也不相信單靠政府能解決這些問題。”會議公報強調:“我們相信市場經濟必須同社會責任相結合,從而創造長期的經濟增長、穩定和全面就業,而國家必須在宏觀經濟政策方面維持穩定,支持健全的公共財務措施,堅決制止通貨膨脹;國家也應促進金融市場穩定,提高透明度和提倡公平競爭。” (阮宗澤着:《第三條道路與新英國》,東方出版社二○○一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二九○~二九一頁)

 

  最近點算結果,美國參眾兩院有六十一名議員(全是民主黨)是“美國民主社會主義”的會員。美國民主黨的經濟理念,植根於馬克思和凱恩斯的經濟思想,主張政府引導市場經濟,適度的國有化,實行全民醫療保險,政府辦學校,減免窮人稅收,提高福利,提高最低工資,更多地關懷弱勢群體。共和黨上台也不改變民主黨的社會政策。民主社會主義把美國“赤化”了。

 

  民主社會主義最偉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資本主義國家通過生產力的大發展和調節分配,基本上消滅了城鄉差別、工農差別和體腦勞動的差別,鑄就了民主社會主義的輝煌。這一成就使蘇聯模式的暴力社會主義黯然失色。這是促成蘇聯和東歐國家“和平演變”的根本原因。社會民主黨人用團結資產階級發展先進生產力的辦法,實現了差別日益縮小的共同富裕。在民主社會主義國家已經沒有農村和農民了。據二○○三年九月一位旅行者隨機採訪的資料,在法國小城波爾多市,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普通市民月收入約一千五百歐元(歐元與人民幣的比價為一比九),在郊區和鄉間工作的人(原來的農民)月收入為一千至一千二百歐元,白領階層月薪為一千八百至二千歐元,醫生、律師、教授更高些,有的月薪達八千歐元,大企業的股東、上層管理人員、葡萄莊園主的收入則遠遠高於這個水平。隨着知識經濟和科學技術的發展,產業結構不斷升級,產業隊伍的構成也在改變,主要表現在以體力勞動為主的藍領階層急劇縮小,以腦力勞動為主的白領階層迅速擴大。二十一世紀初,德國藍領工人只占工薪階層的百分之六。被《共產黨宣言》當作革命主力軍與資產階級對峙的工人階級變成少數了,這少數人的生活水平也超過了羅馬尼亞總統。工人階級用不着起來革命,隨着先進生產力的發展就這樣“解放”了。三大差別的縮小,不是寄托在資本主義的徹底滅亡上,而是寄托在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上。

 

  中國沒有在蘇東巨變中垮台,這要歸功於鄧小平在這之前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當改革開放路線得到大多數人支持取得主流地位以後,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鄧小平和他的主要助手胡耀邦和趙紫陽頂住“復辟資本主義”的壓力,解散人民公社,實行包產到戶,廢止近乎單一的公有制(一九七八年公有制比重占百分之九十九點一),實行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把資本家請回來了,把先進生產力清回來了。讀者可以看到,這一系列新政策屬於民主社會主義,但為了避免“修正主義”之嫌,我們稱之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在江澤民主持下,又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廢止計劃經濟,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二○○二年加入WTO,與世界經濟接軌。胡錦濤主政伊始,二○○四年三月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保護私有制的重要條文載入憲法,這標誌着中國走上了民主社會主義道路。

 

  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領導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這是足以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思想的“硬道理”。溫家寶總理在世界扶貧大會上宣布:“改革開放以來,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從一九七九年到二○○三年,國民生產總值由三千六百二十四億元,增加到十一萬六千九百億元,扣除價格因素,增長了八點四倍;同期,全國居民消費水平年均增長百分之七;按現行匯率計算,二○○三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一千○九十美元,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

 

  二○○三年,創造了高於一九七八年三十三倍的勞動生產率(據國家統計局計算,一九七八年一年的勞動生產率,相當於二○○三年十一天的勞動生產率)。勞動生產率歸根結底是新制度戰勝舊制度、正確路線戰勝錯誤路線、民主社會主義戰勝暴力社會主義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

 

  無庸諱言,改革開放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主要是貪污腐敗、國資流失和分配不公。特別是分配不公導致的兩極分化,鬧得沸沸揚揚,人心浮動。由此引發了對改革開放的回顧和檢討。大多數人是懷着珍惜改革開放成果的善意獻計獻策,以期糾正偏差,發展大好形勢。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黨內“左派”空前活躍起來,他們利用部分群眾對改革開放不滿的形勢,從根本上否定改革開放,鼓吹回到毛時代去。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樣,先把知識分子推上祭壇,點名批判一些對改革開放建言獻策、作出過貢獻的“主流學者”,說他們推動市場經濟的主張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又把領導主持改革開放的各級領導幹部分成“資改派(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派)”和“社改派” ,鼓吹在黨內外開展一場大鬥爭,向“資改派”奪權,打倒“資改派”。他們對國內政治形勢是這樣表述的:“即將到來的這場決戰,實質上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資改派掌權還是社改派掌權、作美帝國主義附庸還是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兩種前途、兩種命運的生死搏殺。”

 

  “左派”的外交主張掖很駭人聽聞:“必須以社會主義國家為小核心,以中國、巴西、委內瑞拉、伊朗等第三世界國家為中核心,以中、俄、印為大核心,結成在某種程度上包括歐盟、加拿大等在內的最廣泛的反霸統一戰線,同霸權主義進行不可避免得鬥爭,是我們黨和國家外交路線的基軸。” (二○○五年十月張德勤網文:《庸俗發展觀是“百病之根”》。以下未註明出處的引文均見此文)

 

  當胡錦濤向世界宣示對內建設和諧社會,對外實行和平崛起的戰略構想時,“左派”要通過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改變中央的內政外交路線。他們認為現在的改革開放是改變社會主義方向,是和平演變。“是受到了老修正主義的'資本主義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的'新思維'之類謬論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理論上的失誤,是沒有分清楚什麼是馬克思主義?什麼是修正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正統究竟在哪裡?“反修防修”的極左理論時時回潮,干擾改革開放,逼得執政者只能採取“打左燈,向右拐”的策略,改革開放是在政治上受保護、意識形態上受非議的狀態下推行的。中央主要領導人,從鄧小平、江澤民到胡錦濤,只有執政權沒有話語權。“不爭論”的政策只是取消了自己的答辯權,“左派”對改革開放的攻擊和非難一天沒有停止過。

 

  今日極左理論大回潮,“左派”要發動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奪權,是二十七年來在意識形態上妥協退讓的必然結果。

 

  正當我“杞人憂天”之際,老友陳叔平教授(他是研究歐洲社會民主黨的專家)向我推薦辛子陵的書稿《千秋功罪毛澤東》 ,我讀了一些重要篇章,特別是畫龍點睛的理論部分《導言》和《結束語》,興奮不已。我們兩個共同認為,無論在歷史事實上,還是在意識形態上,這是一部在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徹底完成撥亂反正的書。作者以精湛的馬克思主義學識和豐富的歷史知識,為改革開放爭得了歷史正統地位,建立了改革派在馬克思主義領域的話語權。

 

  首先,作者以令人信服的歷史考證說明,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會主義者,是“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首倡者,民主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辛子陵書稿的《結束語》指出:

 

  一八六六年爆發世界經濟危機。危機過後,資本集中有了驚人的發展。大規模投資銀行和股份公司的出現改變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結構。隨着一個新的銀行制度的出現,資本積累不再依靠企業家個人的節儉、儲蓄來自我籌集資金了,而是依靠全社會的儲蓄。吸收社會的資金辦企業,股份公司就應運而生了。在歐洲大陸,首先是鋼鐵工業,接着是化學工業、機器製造業和紡織工業,一個部門接着一個部門變成了股份企業。馬克思非常看重這一變化,認為股份公司“在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基礎上把資本主義的私有產業實行揚棄”。“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以內的揚棄,因而是一個會自行揚棄的矛盾,那顯然只是作為一個過渡點,以便進入到一個新的生產形式中去。” (《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第二版,第五○四頁)

 

  資本家不再擁有私人企業,而只是擁有私人財產,這份私人財產是用貨幣量化的企業資產的一部分;他們不再是企業主,而只是企業的股東、公司利潤中一定部分的合法債權人。股份公司造就了組織和指揮生產的經理、廠長階層,使企業的所有權和管理權相分離。管理者階層掌握着企業的經營權,使資產階級的統治虛幻化。這一項分離是一場和平“革命”,使和平過渡到一種新制度成為可能。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指出:“在股份公司內,職能已經和資本所有權分離,勞動也已經完全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餘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展的這個結果,是一個必經的過渡點,以便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所有,不過這時它已經不是當作一個一個分立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當作共同生產者共有的財產,直接的社會財產。” (《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中文版,第五○二頁)

 

  資本主義就這樣完成了向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 .《資本論》第三卷推翻了《資本論》第一卷的結論,不再需要“炸毀”資本主義的“外殼”了。馬克思心目中的曼徹斯特資本主義(原始的資本主義)滅亡了。其後資本主義在《資本論》的衝擊下逐漸社會主義化。《資本論》第三卷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皓首窮經研究資本主義幾十年的最終結論,經恩格斯十年的編輯和修訂,於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一八九四年六月出版。

 

  馬克思一八八三年逝世後,恩格斯繼續領導國際工人運動達十二年之久,並於一八八九年成立第二國際。恩格斯具體指導德國社會民主党進行合法鬥爭,強調德國社會民主黨在選舉中獲得成功對整個國際工人運動有很大的意義:“可以設想,在人民代議機關把一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裡、只要取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就能夠按憲法隨意辦事的國家裡,舊社會可能和平地長入新社會,比如在法國和美國那樣的民主共和國,在英國那樣的君主國。”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七三頁)

 

  一八九五年三月六日,恩格斯在《〈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中 對馬克思主義的整個理論體系進行了最後的反思和修正:“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歷史做的還要更多:它不僅消除了我們當時的迷誤,並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條件。一八四八年的鬥爭方法(引者註:指《共產黨宣言》中說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這一點是值得在這裡較仔細地加以研究的。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剷除資本主義的程度……在一八四八年要以一次簡單的突襲來達到社會改造,是多麼不可能的事情。舊式的起義,在一八四八年以前到處都起決定作用的築壘的巷戰,現在大都陳舊了。如果說在國家之間進行戰爭的條件已經起了變化,那麼階級鬥爭的條件也同樣起了變化。實行突然襲擊的時代,由自覺的少數人帶領着不自覺的群眾實現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無產階級的一種嶄新的鬥爭方式就開始被採用,並且迅速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原來,在資產階級藉以組織其統治的國家機構中,也有許多東西是工人階級可能利用來對這些機構本身作鬥爭的。工人開始參加各邦議會、市鎮委員會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選舉;他們開始同資產階級爭奪每一個由選舉產生的職位,只要在該職位換人時有足夠的工人票數參加表決。結果,資產階級和政府害怕工人政黨的合法活動更甚於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動,害怕選舉成就更甚於害怕起義成就。在羅曼語國家裡,人們也開始愈益了解到對舊策略必須加以修改了。德國所作出的利用選舉權奪取我們所能奪得的一切陣地的榜樣,到處都有人模仿;無準備的攻擊,到處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五九五、五九七、六○三、六○七頁)

 

  說完這些話不到五個月,一八九五年八月五日他就去世了。如果蓋棺論定,這是恩格斯對歐洲各國革命策略問題的最後意見。他期待得是通過工人階級的合法鬥爭取得政權,保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應該說,這是恩格斯對歐洲各國社會主義運動的最後遺言,是對《共產黨宣言》“舊策略”的重要修改。

 

  由此可見,不是伯恩施坦(18501932)“修正”了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理論,提出了和平過渡理論,伯恩施坦只是重複恩格斯的話,繼承和發揮了恩格斯對馬克思和他共同創立的革命理論的反思和修正。倒是列寧違背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共同勝利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後的東方國家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列寧主義是布朗基主義的繼承和發展。布朗基(18051881)是十九世紀法國秘密社團領導人,第一國際內的暴力革命派,巴黎公社的軍事領袖。布朗基主義的要義是堅信:不管生產力的發展處於什麼水平,只憑革命暴力就可以創造出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新世界。

 

  毛澤東沒有讀過《資本論》 ,沒有讀過恩格斯晚年的着作(恩格斯晚年最重要的着作《〈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一九三○年才在蘇聯出版,一九五六年才在中國出版),他讀得比較多的是列寧和斯大林的着作。“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的是列寧主義,而不是馬克思主義。他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武裝奪取政權,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完全正確的;但建國以後,不顧中國生產力非常落後的國情,放棄新民主主義即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堅持要搞共產主義,所憑藉的是手裡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不怕民族資產階級造反。我們從中可以看到布朗基主義——列寧主義對他的影響。毛澤東走上暴力社會主義道路不是偶然的。

 

  在馬克思恩格斯總結革命的經驗教訓,承認一八四八年的錯誤以後,保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平地長入社會主義,才是《資本論》的最高成果,才是馬克思主義的主題,才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這個正統叫做民主社會主義。

 

  在馬克思恩格斯時代,社會民主黨就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從事社會主義運動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是列寧標新立異,一九一八年將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改名為共產黨,成立第三國際(共產國際),分裂了國際工人運動。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才是最大的修正主義者,他們把恩格斯擯棄的“一八四八年的鬥爭方法”當作旗幟揮舞,從“左”面修正了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理是生產力的發展是整個社會進步的基礎。差別、貧富和社會分化是生產力發展、社會財富增加的結果,因而總體說來是社會的進步;但同時又包含着退步,出現了剝削、壓迫和階級鬥爭。社會就是這樣一個矛盾統一體,這是人類告別野蠻時代進入文明門檻社會存在河發展的形式。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着眼點是前者,這是唯物史觀的基石;過分強調後者的是空想社會主義流派。

 

  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均等,是調動社會成員積極性、推動社會進步的槓桿。操縱這個槓桿,有一個合理的“度”(現代經濟科學稱之為“基尼係數” ),超過了這個“度”,社會就要爆炸;消滅了這個“度”,社會就失去了活力和前進的動力。其結果都是矛盾統一體的破裂,讓位給新的王朝或新的制度。領導者或統治者的全部藝術就是掌握好、調控好這個“度”。共產黨人為理想社會奮鬥幾十年,政策上最大的誤導就是企圖消滅這個“度”,用“大鍋飯”的辦法“均貧富”,只要公平,不要效率,甚至以“均貧”而自豪,造成幾十年來生產的停滯和衰退,所謂“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老也發揮部出來,砸了“社會主義”的牌子。

 

  在小生產占優勢、工業不發達的前資本主義國家,用變動生產關係將生產資料收歸國有的辦法建設社會主義,這是列寧以來共產黨人背離馬克思主義的根本錯誤。列寧在晚年認識了這個錯誤,並提出了新經濟政策,他說:“既然我們還不能實現從小生產到社會主義的直接過渡,所以作為小生產和交換的自發產物的資本主義,在一定範圍內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們應該利用資本主義(特別是要把它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上去)作為小生產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環節,作為提高生產力的手段、道路、方法和方式。” (《論糧食稅》,《列寧全集》第三十二卷第三四二頁)

 

  毛澤東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完成了他引為驕傲的“三大改造”之後,迅速認識到了這是個錯誤,提出過他的新經濟政策。他說:“上海地下工廠同國營企業也是對立的。因為社會需要,就發展起來。要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可以僱工。現在做衣服三個月,合作工廠做的衣服袖子一長一短,扣子沒有眼,質量差。最好開私營工廠,同地上的作對,還可以開夫妻店,請工也可以。這叫做新經濟政策。我懷疑俄國新經濟政策結束得早了。只搞兩年,退卻轉為進攻,到現在社會物資還不足。我們保留了私營工商業職工二百五十萬人(工業一百六十萬,商業九十萬),俄國只保留了八、九萬人。還可以考慮,只要社會需要,地下工廠還可以增加,可以開私營大廠,定條約,十年、二十年不沒收。華僑投資的二十年、一百年不沒收。可以開投資公司,還本付息。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稿資本主義。” (《共和國走過的路——建國以來重要文獻匯編》[19531956]第三○八頁)

 

  這是毛澤東認識到了但沒有勇氣實行的一項政策。這些對自己錯誤的反思僅停留在嘴上,正確思想的火花一閃很快就熄滅了。現在我們要把毛澤東認識到但沒有勇氣改正的錯誤改正過來,實行他的新經濟政策。不要因噎廢食。看到資本主義經濟的蓬勃發展,就驚呼:“大事不好,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了!”沒有古代的奴隸制,就沒有近代的歐洲。沒有資本主義所創造的物質財富,社會主義在這個永遠是空想,永遠是“大鍋飯”的水平。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以前的奴隸制、農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於各種生產力的發展,更有利於社會關係的發展,更有利於一個高級新社會形態所需的各種要素的創造。“ (《資本論》第一卷,一九六六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九六二頁)

 

  如果把第二國際(社會黨國際)和第三國際(共產國際)所建立的社會制度比作兩種類型的社會主義實驗的話,後者的失敗是必然的,因為它沒有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這樣一個條件,而且連資本主義的萌芽都消滅了。正如辛子陵所說:“一場以消滅私有制為結局的革命,一種以排斥先進生產力為特徵的社會制度,無論以什麼堂皇的名義,都是沒有前途的。”由此可見,蘇聯解體,東歐巨變,中國走上改革開放道路,都是“左”傾修正主義的失敗,是馬克思主義的勝利。而社會民主黨人所作的那個實驗,以瑞典模式為代表,影響了整個西方工業國家,改變人類歷史的方向。我們要更加重視、更加尊重馬克思主義的最高成果——民主社會主義。

 

  其次,辛子陵以令人信服的歷史考證說明,恩格斯晚年放棄了所謂“共產主義”的最高理想。他在《導言》裡指出:沒有什麼“共產主義”大目標,這是一個被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早年提出來晚年拋棄了的命題。一八四七年十月恩格斯寫了《共產主義原理》一文,勾畫了這位二十七歲的青年對未來理想社會的憧憬。一八九三年五月十一日恩格斯七十三歲時對法國《費加羅報》記者發表談話,否定了年輕時設計的未來社會模式。

 

  恩格斯說 :“我們沒有最終目標。我們是不斷發展論者,我們不打算把什麼最終規律強加給人類。關於未來社會組織方面的詳細情況的預定看法嗎?您在我們這裡連它們的影子也找不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六二八~六二九頁)

 

  前蘇共總書記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發表回憶錄,其中談到,勃列日涅夫當年曾對自己的弟弟說:“什麼共產主義,這都是哄哄老百姓聽的空話。” 前蘇聯領導人的錯誤不在於放棄共產主義目標——一旦發現這是不能實現的空想自然應該放棄——而在於拿自己不再相信的理論繼續作為官方意識形態欺騙人民。一個帶領人民前進的政黨必須像恩格斯那樣與時俱進地對自己的奮鬥目標作出調整,並鄭重地告訴人民。

 

  設置終極奮鬥目標是基督教的文化傳統。相信耶穌基督降生後一千年,基督要復活,要在世界上建立天國。共產主義的最終目標是從這裡衍化而來,是基督教天國理念的現代版。黑格爾和馬克思、恩格斯都相信,人類社會的進化不是無限連續,永無止境,而是要達成一個終極目標,完成一個社會形態。在這一點上,黑格爾和他的弟子馬克思、恩格斯都違背了辯證法。對黑格爾而言,這是自由國家;對馬克思、恩格斯而言,則是共產主義社會。共產主義成了烏托邦的旗幟。當伯恩施坦主張扎紮實實地改良社會,切切實實地為工人謀福利,提出“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運動就是一切”的時候,他理所當然地成了高舉共產主義旗幟的列寧的敵人。

 

  建立天國的想法,表現了科學尚不昌明時代人類對具體地改善處境、提高生活質量的無奈,把現實中實現不了的事情推向遙遠的未來。所謂“共產主義”大目標在各個歷史時代是不同的,是具體的,變化的。馬克思說“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時候,不會想到人人需要一部電腦;恩格斯曾說人人都住上有暖氣的房子就是共產主義了。我們在延安時代理想中的共產主義就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 .事實上,我們今天所擁有、所享受的物質文明,早已超過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想象,超過了他們所制定的共產主義標準。

 

  用所謂“長遠利益”否定“當前利益” ,用未來共產主義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撫人民,叫人民忍受現實的飢餓、貧窮和苦難,是空想社會主義者欺騙人民的把戲。這一切都應該收場了。

 

  反“右派”以後仍然沒有停止思考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顧准說: “我對這個問題琢磨了很久,我的結論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國,天國是徹底的幻想;矛盾永遠存在。所以,沒有什麼終極目的,有的,只是進步。” (《顧准文集》,貴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三七○頁)

 

  我常常想,德國人是不是應該比我們更懂得馬克思,俄國人是不是應該比我們更懂得列寧,就像我們比外國人更懂得孔夫子一樣。為什麼德國人揚棄了的馬克思主義不適合現實生活的部分,為什麼俄國人拋棄了的列寧主義,我們要當作神物供奉着?當作旗幟高舉着?

 

  民主社會主義剔除了馬克思主義中的空想成分,使馬克思主義由空想變成了現實。作為活着的馬克思主義,在工人運動中生根的馬克思主義,是給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帶來高工資、高福利的民主社會主義,而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烏托邦。當代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上寫的是民主社會主義。堅持馬克思主義就是堅持民主社會主義。社會民主黨人既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又代表全社會的共同利益,有廣泛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不是挑起階級衝突,激化社會矛盾,而是把社會各階級團結起來,促進經濟的發展,在社會財富總量的不斷增加中,調節分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共同富裕不是讓有產者變成無產者,而是讓無產者變成有產者;不是讓富人變成窮人,而是讓窮人變成富人。這是社會民主黨人治理國家的總的思路。這個嶄新的思路比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劫富濟貧的思路高超百倍,前者是共同富裕,後者是共同貧窮。

 

  就在暴力社會主義走到山窮水盡的時候,民主社會主義在西北歐取得了極大的成功。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富裕+專制腐敗也不是社會主義。普通民眾的富裕和政府官員的廉潔是民主社會主義的兩大亮點。民主社會主義寄託着人類的希望。

 

  辛子陵從歷史大視角回顧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為批了多年的所謂“修正主義”翻案,為民主社會主義正名,為中國共產黨向民主社會主義轉變掃清了障礙。他指出,瑞典社會民主黨的執政經驗對我們度過難關、解決面臨的棘手問題有重要參考價值: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唐劉禹錫:《陋室銘》)瑞典雖是小國,瑞典社會民主黨雖是小黨,但它是民主社會主義的典範,它的經驗具有普世價值,是對人類文明的偉大貢獻。在民主憲政框架內,瑞典社民黨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確,代表了廣大人民的利益,得以連選連任、長期執政的經驗;在經濟建設中把效率和公平統一起來,實現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經驗;正確處理勞資關係,調動工人和企業家兩個積極性,實現勞資雙贏的經驗;有效地防止特權階層出現,杜絕官員以權謀私、貪污受賄,長期保持廉政的經驗,為我們在改革開放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提供了成功的範例。(辛子陵新書《結束語》)

 

  構成民主社會主義模式的是民主憲政、混合私有制、社會市場經濟、福利保障制度。民主社會主義核心是民主。沒有民主的保障,其它三項都會異化和變質。“四大法寶”我們學了後面三樣,就是不學民主憲政。

 

  晚清以來,中國學習西方文明有一條祖訓:“西學為用,中學為體。” 學工業,學科學,學教育,這是所謂“用”的部分;至於“體” ,即政治體制,那是祖宗家法,不能變的。祖宗傳下來的專制獨裁,是最好的政治體制,改進一下都不行,君主立憲都不行,結果清朝亡了。

 

  孫中山創立民國,有了憲法,有了國會,但蔣介石強調一個黨,一個領袖,黨在憲法國會之上,領袖在黨之上,還是專制獨裁。

 

  毛澤東取代了蔣介石,各黨各派,全國人民,希望毛澤東兌現延安時的民主諾言,成為中國的華盛頓,開民主國家新紀元。住進中南海,毛澤東變了臉,宣稱他是 “馬克思+秦始皇”,而且比秦始皇還要厲害一百倍,成為不穿龍袍的皇帝。他設計的權力結構和政治制度是保證和不妨礙毛澤東乾綱獨斷的一種制度。由於不受任何制約,不聽任何反對意見,三年大躍進,餓死了三千七百五十萬人,成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有人說我們的制度好得很,決不學西方民主、三權分立那一套。一個制度好不好,不是個理論問題,而是個實踐問題。實踐是檢驗真民主和假民主的唯一標準。我們的制度不能阻止把五十多萬知識分子打成右派,不能阻止公社化和大躍進的瘋狂發動,當法西斯式的文化大革命廢止憲法、停止議會活動的時候,我們的制度沒有任何反抗。說這個制度在保障民主、保障人權、保衛憲法尊嚴方面,形同擺設,絲毫不起作用,難道不符合事實嗎?

 

  二○○四年胡錦濤在法國國民議會的演講,鄭重昭告世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始終不渝的奮鬥目標。我們明確提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我們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完善社會主義民主的具體制度,保證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監督的權利。” 給中國的民主政治帶來了新的希望。

 

  政治體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企圖保留毛澤東模式的政治體制,只在經濟上改革開放,會重蹈蔣介石國民黨在大陸走向滅亡的官僚資本主義道路。只有民主憲政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執政黨貪污腐敗問題。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現在正在醞釀通過黨內三權分立(將決策權、監督權和執行權分離:黨的代表大會及其常設委員會行使決策權,黨委會行使執行權,紀律檢查委員會行使監督權)、實現領導體制民主化,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並在一些地區試點。由絕對排斥到結合實際地探索三權分立的實現形式,這是政治體制改革指導思想的突破。

 

  要造成這樣一種政治局面:作為黨的領導人錯了,在黨內能夠得到有效抵制和糾正;作為執政黨的官員錯了,能夠得到國家權力機關——人民代表大會的有效抵制和糾正。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運作方式要作根本的改變,要在憲法之下活動,而不是高居憲法之上。要讓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切實行使民主國家議會的職權,在政權體系中建立防止獨裁、防止腐敗、防止失誤的糾錯機制。有意識地設置和強化這樣一個對立面,將保證我黨成為民主決策、清正廉潔、領導正確的執政黨。

 

  從執政黨領導體制的改革到國家政治體制的改革,這種兩步走的戰略,可能是中國特色的憲政道路。

 

我的入黨介紹人張友漁在一九九四年彌留之際曾對我說:“抗戰勝利後,我們目睹國民黨專制獨裁貪污腐敗,最終失盡人心丟掉政權。我們這些老同志無論如何不能眼睜睜地看着我們黨也走上這樣一條路。” 當時相對唏噓,並無良策。讀了辛子陵的書,興奮之餘,寫下了上面一席話,算是執行張老的臨終囑託。耿耿救黨之心,同志朋友亮察。

 

 

在歷史的天平上

 

  

 

  陳獨秀、毛澤東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具有巨大影響的人物。他們的生活、言論、事跡、功過是非、得失,都已成為歷史的過去。他們在歷史上的軌跡鑄造了他們的一生,已成為客觀的不可增刪的歷史存在。現在我們來評論他們,提出一些個人的看法,有分歧是必然的,七嘴八舌議論紛紛是正常的,他們兩人不是平常人,是代表一個時代、影響一個時代的歷史巨人。他們影響了我們幾代人,也會影響今後國家未來的發展。他們雖已去世,但仍然距離我們很近。他們

 

的思想遺產,政治遺產,社會遺產還時時在我們生活中起作用。這兩個人無形的精神巨手,仍影響我們當代的生活。他們的分歧也影響着今天對歷史道路的思考。幾十年風風雨雨的生活,無數的歷史劫難,不能不使人作歷史的反思。每個人的經歷不同,思想是千差萬別,對陳和毛的看法,亦不可避免地各不相同。以下僅是我個人的看法:

 

  陳獨秀是中國共產黨的創立人,毛澤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奠基人。

 

    陳是斯大林和第三國際的對抗者,毛是列寧斯大林和第三國際的擁護者。

 

  陳是主張把黨叫社會黨,由於尊重第三國際,作為第三國際的中國支部,才叫共產黨;毛主張要建立列寧斯大林式的共產黨。

 

  陳是從中國實際出發,主張實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獨立思考者;毛也從中國實際出發,主張在列寧斯大林主義兩把刀子的思想框架下的獨立思考者。

 

  陳認為中國是以農民為主體,生產力十分落後,不能超越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階段;毛也以中國的農民為主體,主張兩步走:先實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可以立即轉入社會主義革命,剷除資本主義,消滅資產階級,就可建立社會主義社會。

 

  陳是“五四運動”科學與民主兩面大旗的倡導者和推動者,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創造了一個爭取民主與科學歷史任務的新時代。這兩大任務迄今沒有完成,有待於全國人民今後的努力;毛是在奪取政權以前,主張為民主與科學的歷史任務而鬥爭。但一旦奪取了政權,就打着社會主義的旗幟,就想要跨越資本主義階段,消滅資產階級。憑着無產階級專政,不斷提高生產關係,憑藉唯意志論,實行所謂大躍進、三面紅旗、人民公社等政治運動,而成為民主與科學的踐踏者、摧殘者,口是心非的偽善者。

 

  陳主張民主就是民主,民主是人類取得自由和解放、從而獲得的共同文明的成果。民主就意味着人民當家作主,各級政府官員的普遍選舉制,結束委任制,有反對黨的存在監督,反對一黨專政和獨裁;毛主張民主是有階級性的,一切都應以階級鬥爭為綱,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或人民民主專政,建立一黨專政、領袖專政和個人崇拜。

 

  陳領導了“五四運動”,要求發揚民主與科學精神,讓人民大聲說話,保衛人民自己的權利和獨立的人格尊嚴;毛是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下,造成全民說假話,只有說假話才能取得生存才能取得生存權,使社會道德敗壞,使人人成為雙重人格、言行分裂者。

 

  陳是歷盡政治上的打擊和折磨、第三國際的誣陷、國民黨的審判和陷害、生活的貧窮、疾病的困擾,危難中挺拔堅強,英明遠見,更顯出人格的光輝,思想的深刻,留下了很多供後人思考,經得住歷史實踐檢驗的論述;毛在建國後享盡榮華富貴,帝王之尊,霸王之權,獨斷專行,一言九鼎,無法無天,肆意胡行,是一切權力的集中者,是黨和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是君師合一的標榜者,是一切真理和最高真理的代表者,是具有無限智慧和力量的救世主,是當代的紅太陽,是社會主義的始皇帝,是個人崇拜的一尊活神,是頂替斯大林的世界領袖。

 

  陳是言行一致,光明磊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連他在敵人的法庭上也坦言自己的政治主張,說章士釗為他辯論的話“不代表我,我組建共產黨,就是要推翻國民黨,這不是叛國,國民黨不代表國家”。他對斯大林可以拍案而起發表“告全黨同志書”,聲明自己的主張,真正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毛卻一生中表現出他精於權術,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好話說盡,壞事干盡,陰謀陽謀交替使用。

 

  陳一生所代表的是時代進步的啟蒙思想,即他所提出的“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際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毛則相反,是獨裁的而非民主的,是大家長的而非平等的,是封閉鎖國的而非開放的,是高度集權的而非分權平權的,是唯意志的而非實事求是的,是殘暴肆虐的而非人道的,是陰謀陽謀交互並用而非光明磊落的,是言行分裂而不是言行一致的。

 

  陳獨秀一生坎坷,死後,人們為他洗清污泥濁水,還他一個“乾乾淨淨的陳獨秀”,他代表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英勇戰鬥,追求進步的社會理想,追求中國現代化的歷史人物;毛澤東則在那些輝煌的歌頌之後,恢復歷史本來面目,他成了一個大有爭議的歷史人物。他的前期是功大於過,他的後期是罪大於功,他是個很複雜的人物,是不可效法的權力薰心的歷史人物,是農民革命,封建專制皇權思想與西方極權主義思想的奇妙混合的人物。陳在歷史的天平上是人民尊敬的英雄,是提出當代人民的理想,民主與科學,推動歷史前進的人物;毛在歷史上的定位,卻扮演了人民懼怕的梟雄,是暴力社會主義時代的代表人物,是使幾千萬人民受苦受難,餓死、橫死、慘死的暴君。

 

  陳的一生是悲壯的,苦難中顯現出人格的高大,使人如吃橄欖似的回甜、清香。毛的一生是可憎的,正是他顯赫人生造成了中華民族的大悲劇。

 

    這兩個歷史人物,代表了兩種理論,兩種政治,兩種對中國歷史發展的走向和前途,兩種人格,兩種品德和作風。

 

  我們接受歷史的教訓,第一要重新研究中共的黨史,恢復黨史真正的本來面目,從黨史吸取教訓和力量;第二要重新接合中國實際學習馬克思主義,徹底弄清什麼是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以及他們在新時期的特點和發展的可能性,真正展開理論上的探討和爭鳴;第三,我們要總結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成就和教訓、我們改革中的強處與弱處,以使更好地推動改革和開放,獲得更大成績。學術上的開放和自由討論、理論思維的活躍,是祖國復興的可喜現象。

 

  當前歷史已發展到一個關鍵時期,政治體制改革的推進,徹底清理毛澤東思想已是迫切要解決的問題。大體說來,當我國進行徹底清理毛澤東思想之時,也可能是政治體制改革、憲政民主有根本性的推進之時。

 

  根據以上兩個歷史人物的評論,可以展開實事求是的討論,廣開言路,也會引導人們的認真學習歷史,恢復真相,分辨是非得失,總結經驗教訓,提高覺悟,這是推動歷史前進的最好學習方法。

 

  由此我們還可以展開很多歷史人物的研究和評議,從中吸取更多的經驗和教訓。歷史人物的研究是最好的政治課,是最好的公民課,最好的理論課,是改革開放繼續前進的最好教科書。

 

(本文是謝韜老人為丁弘

先生大作《陳獨秀和毛澤東》一書所寫的序言,徵得作者同意在此刊出)

 

 

 

 

再為仲甫先生一辯

 

——讀石仲泉先生大作有感

 

 

 

  多年來,石仲泉先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是我心目中尊敬的學者,他為陳獨秀正名做了許多工作。從他這篇文章也可看到,他們一步步向前推進,主持正義。這是應該表示敬意的。

 

  評說仲甫先生的功過,是文章的重要內容。其最後一個小題目是:“陳獨秀功大於過,應予平反,恢復黨籍,鄭重紀念”。對幾十年間,被一些歷史強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似永世不得翻身的陳獨秀,作為官方單位的仲泉

先生能這樣說,很不容易了。當然,這也證明了時代的演進,氣候有了不同。

 

  “陳獨秀案”是20世紀中國第一大案。因為他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總司令,是中共建黨的元勛,是黨的一屆到五屆的總書記。迫害他、誣陷他的對立面是20世紀政治舞台上重量級的人物。所以給他平反不易。是因此而仲泉先生在評說時還不得不留個尾巴嗎?說我們把“右傾投降主義”改為“右傾機會主義”了;說“瞿秋白在黨的五大會上,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機會主義造成嚴重後果,不能全怪陳獨秀個人”;也“不應讓共產國際負完全責任”。那麼怪誰呢?這話模稜兩可,實是“各打五十大板”!!

 

  仲泉先生作為個人,他已經最大限度地盡力了,有足夠的正直和勇氣了;他甚至提出應給仲甫

先生恢復黨籍這樣的概念,也就是說,認為當年開除他的黨籍搞錯了!

 

  但,他還是給“陳案”留一點尾巴——“功過就算三七開”吧!對一個人功過這樣作量化,是“宜粗不宜細”的精神,目的為了否定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當然是“差不多先生”的語言。

 

  顯然,仲泉先生有難處,未能擺脫革命運動中的一個潛規則。建國之後歷次運動,最後落實政策,撥亂反正,常是儘量留點尾巴,是“以革命的名義”為了所謂“安定”,實則還是是非不能澄清,保護另一方。

 

  群體性的例子有“反右”,只說是“擴大化”了,留個尾巴。前提是對的嗎?這保護了“以言定罪”的違憲行為,照顧到迫害者一方。

 

  個案多了!如劉少奇案,脫掉了“叛徒、內奸、工賊”三頂帽子,重新授予“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桂冠,落實了政策了,但留下尾巴。他不僅是三頂帽子,而是一個“生命”,對國家主席生命的消失,不能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說明問題,也是為了維護迫害者……這說明我們這個民族的法律觀念,這是建設法治國家的最大障礙。

 

  這些年,“陳獨秀案”只是社會道德法庭即史學界議論的重大話題。他是應以人類普世的倫理觀評說的。可能有不得已的原因。仲泉先生給陳獨秀功過的評說留點尾巴,把問題模糊着,這是政治對史學的干擾。

 

  “右傾路線”給革命事業造成大的損失,問題出在哪裡?和陳獨秀究竟是什麼關係呢?

 

  有三個材料為證,可最好地說明問題:

 

  一、蘇聯的解密檔案

 

  仲泉先生所在的單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翻譯印製了大量蘇聯的解密檔案。這是一個巨大的工程,從

1927年前後的材料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當時“中國問題”是莫斯科政壇上的中心問題,顯然他們把向東方這個大國輸出革命視為第一要務了。有材料告訴我們,蘇共中央不斷開會討論中國問題,發言都是長篇大論,且觀點各異,爭論不休,熱鬧非凡!斯大林認為國民黨是革命的中心力量,要求中共黨員參加國民黨。陳獨秀一再提出意見。斯大林說:“青天白日旗不能丟……離開國民黨就是離開革命。”托洛茨基說:“蔣介石是資產階級的右派,現在中共的路線來自共產國際。後果嚴重。這個問題要早解決,否則是犯罪!”他點名批評中共。陳獨秀心裡認可托氏的觀點。但斯大林控制下的共產國際有鐵的紀律,陳獨秀夾在中間日子不好過。

 

  陳獨秀一再申請,要求擺脫國民黨。斯大林惱怒,甚至在《真理報》上發表文章批評。“4·12”事件之前,蘇共以大量槍支和金錢供給國民黨。陳獨秀和斯大林的右傾路線的矛盾日趨嚴重;他終於拍案而起,最終決裂。

 

  從這些檔案,你會看到蘇聯上下“強烈的國際主義精神”,他們把中國好似當作自己的地方。後在瑞金建立蘇維埃政權,是這一精神的延伸。那一時期,共產國際派人在中國領導中共,從未間斷。

 

  從這些檔案中,可以看到陳獨秀和托洛茨基之間早年思想的聯繫。“人以群分”,勢所必然。托氏被斯大林派人追捕,殺害於墨西哥。中國的托派被毛澤東一網打盡。蘇聯最高法院後給托氏正式平反。中國把托派從獄中放出,尚未作處理。仲泉先生字裡行間對托派仍保持着傳統的觀念;如何評說托氏,涉及陳獨秀,這中間不是也有一個是非和道義的問題嗎?

 

  二、陳獨秀拍案而起,寫的《告全黨同志書》,還有三封和黨的告別信,是批判右傾路線的宣言書。可以看出,根據組織原則,他不能不執行上級的指示,也說明了和斯大林、共產國際右傾路線的反覆鬥爭。

 

  他陳述了以下事實:

 

  1.黨的“二大”之後,國際的代表馬林來了,他召開中央全會,提議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當時我們一致反對。最後不得不服從上級。

 

  2.參加國民黨,共產黨員喪失了獨立性。馬林垂頭喪氣。鮑羅廷又來了。帶給國民黨大量經費和軍援。

 

  3.我們派彭述之去申請分給5000支槍武裝工農,國際的代表不同意,甚至說:“現在是共產黨給國民黨做苦力的時候。”陳獨秀當時說:“我們是陷入了深淵。這不是無產階級的政黨了。”

 

  4.陳上書共產國際提出意見,主張只能和國民黨黨外合作,莫斯科對這個意見,在報上嚴肅批評。並派吳廷康(維經斯基)來華,批評陳的觀點。

 

  5.陳提出武裝鬥爭的計劃和鮑羅廷商量。鮑說:“我同意,莫斯科不會同意的。”果然,國際電令中共,把槍支收起來,以免引起衝突。蘇聯同志,凡是對上級有意見的,後來多被處決。

 

  對陳不停地有獨立思考,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早反感透了。陳獨秀忍無可忍,寫出公開信《告全黨同志書》,在服從組織和追求真理之間,選擇了後者。

 

  陳獨秀深知公開信的後果,他說:“我不講這些話,他們還會用我的。”

 

  陳獨秀以無比的義憤,發出這樣的吼聲:

 

  “叫我到蘇聯去學習,我在中國幹革命,到蘇聯學什麼!”

 

  “中國的革命事業為什麼要他們領導,他們的革命叫我領導行嗎?”

 

  在其《告全黨同志書》中,陳獨秀對黨早期政治路線的錯誤,坦誠作深刻的反思。他在信里開始即說:“我在1920年(!)追隨諸位同志建立本黨以來,忠實地執行了國際領導者斯大林等的機會主義政策,使中國革命遭到可恥的悲慘的失敗,雖夙夜勤勞而功不補過……”

 

  陳說:“我堅決認為,中國革命過去的失敗,客觀上的原因是次要的,主要是黨的機會主義的錯誤,即對資產階級國民黨之錯誤。當時中央的負責同志,尤其是我,都應公開地勇敢地承認過去的政策,是徹頭徹尾的錯誤了。”雖然他早已一再向上級提出意見,並受到批評,他面對全黨,還是首先批評自己。自然,這種“自我批評”大大觸怒了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稱他的公開信是“反黨文件”。

 

  當時,斯大林的權勢如日中天,誰人敢說一個“不”字。陳獨秀的《告全黨同志書》氣壯山河!體現出中華民族優良傳統中的浩然正氣。這是他的人格魅力所在,是國際共運中中國共產黨的光榮篇章!

 

  今日共產國際早已解散,蘇共早已敗亡。陳獨秀的這種疾惡如仇而又嚴於律己的精神,不正是我們應發揚光大的嗎?

 

  陳獨秀一生的戲劇性因此而產生。共產國際解除他的職務,中共開除他的黨籍,而蔣介石卻從其《告全黨同志書》,認為他是真正的共產黨,懸賞三萬大洋,重點追捕!接着他被長期關押於南京獄中。而後的多年間,法庭和煉獄的考驗,證明了蔣氏對他是“真共產黨”人格的鑑定是正確的。後來由於黨內鬥爭的複雜性,他先後又被戴上五頂帽子。近二三十年,史學界披荊斬棘,又逐步給他脫去。其中情節,說來話長了。

 

  三、為了最終澄清這個問題,瞿秋白的《多餘的話》是應重新提到的。仲泉先生在文章中說:“瞿秋白在五大會議上批判了陳獨秀的右傾路線。”孤立地這樣說,遠離實質了。瞿在會上顯然講了一些話,但他當時是怎樣的心情?臨刑之前,他寫了並非多餘的《多餘的話》。我們從中可以看到,這時他所最為繫念的還是陳獨秀。他對敵人殺害自己,認為是正常的。但想到黨內鬥爭的悲苦、難耐,他為自己的軟弱無力、言不由衷而懺悔。他說自己思想上早背叛了黨(共產國際)。他說得坦白:“我成了十足的市儈……中央怎麼說,我就依着怎麼說……”他說自己是“雙重人格”,“我沒有了自己,我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現在我到了對自己清算的時候了”,“現在這場滑稽劇就此閉幕了”。國際的代表鮑羅廷,明確交代瞿秋白,右傾錯誤造成的危害,責任只能由陳獨秀負責,否則影響國際和中共的威信。瞿是一位良善的謙謙君子,當然他視為這是叫人痛苦的“滑稽劇”。他說自己實在不想接陳的班,他懷念陳獨秀,反覆自責……

 

  這是發自靈魂深處的吶喊!他以此向世人訴說,向黨袒露心跡,以此最終展現了他高潔的靈魂。

 

  事實擺在面前,如何評價陳,是每個共產黨員道德素質和政治品格的展現,時至今日,已經不是認識問題了。我們應為黨的創始人的高大形象而自豪!

 

  行文至此,想到胡耀邦同志對陳獨秀問題的評說。1984年,中央指示中央黨史研究室寫一篇文章,澄清陳的歷史。胡繩同志(研究室主任)主持形成了兩萬多字的送審稿。稿件否定了一些荒謬的誣陷,但仍有大是大非因襲舊說。沒有根據事實更正。這引起耀邦同志的注意。19841123日,又專門召開會議討論。這時耀邦同志說:“長期對陳否定是不公正的。他為中國革命建立了很大的功勞。不能將大革命的失敗歸咎於陳。當時黨處在幼年時期,有共產國際脫離實際的指導。對陳這樣有大貢獻的歷史人物,要有深遠的歷史眼光,公正、實事求是的精神,正確評價,以便後人得到教益。”

 

  當時,作為總書記的耀邦同志還曾提出了“兩個不管”:“不管在什麼問題,在什麼情況下搞的;不管哪一級組織,什麼人定的、批的,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

 

對陳獨秀這樣一位20世紀中華民族的偉大人物,作出正確評價,其重要意義是不言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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