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十年代作家”的异类----漫谈《何处是归程》这部小说 |
| 送交者: mmause 2003年05月31日22:09:19 于 [新 大 陆]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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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作家”的异类 读这部小说纯属偶然。因为由自己主持的“槟榔园文学书院”网站需要通过与别的兄弟网站的友情链接来推广给读者，我与“新语文室”网站的主持人黎阳女士发生了联系。她很热情地将我的网站放在她网站的首页友情链接上，还主动提出在她的网站上为我设一个专栏，还选几篇我的作品放在她网站的“佳作共赏”上。这使我感激。我当时能做的便是将她的长篇小说《何处是归程》放在我网站的“灵儿热线”栏目上向读者推荐。当她寄来她的这部小说的电子版，我下载了有关软件后，轻易地打开了它。在晚上休息时间随意打开它，结果被强烈地吸引了，欲罢不能，看完了通宵直到第二天上午，一口气将这部小说读完了，长吁了一口气。 实际上，由于我有一年多的触网史，我很早就注意到这部由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7月出版的长篇小说，因为一些文学网站都为这部小说安排了“广而告之”，但广告上的作者的照片那样年轻，一看便知道是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我虽然吃的正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饭，关注当代作家作品是我的工作，但我对七十年代以后出生作家有着很深的偏见，为了教学只用宝贵的时间读几个被媒体炒得很热的，学生们主动要求我讲的。所以，我一直未读过有关黎阳和这部小说的一点文字。因偶然的机缘读了《何处是归程》以后，我欣喜地发现了文坛的可喜的新现象。 本来文坛正符合生物规律，“一代新人在成长”，但七十年代以后出生作家的作品确实让我大倒胃口，棉棉的小说不忍卒读，魏慧的小说可读性要强一些，但内容很糟糕。周洁茹的长篇小说《小妖的网》翻完了，不知所云，只几篇涉及下工女工内容的作品稍有好感。但不能说七十年代作家就没有好苗子，非“美女”的男性作家陈家桥的《饲养在城市中的我们》给我留下了好印象，但想到作者的年龄，对他的老陈伤感心中不是滋味。当我读九丹的《乌鸦》之后，我就发誓尽可能不再读受罪的七十年代作家作品了。看了黎阳的《何处是归程》以后，我要说，黎阳是已经被广泛言说的“七十年代作家”的异类，但这“异类”却是可喜的现象，是七十年代人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创作，也是根扎于文学史，可与文学史对话的文学的新生代。 黎阳的长篇小说《何处是归程》最打动我的是所体现的社会人文批判精神，这与我以弘扬鲁迅精神，发扬左翼文学传统为己任的思想是一致的。我这个六十年代人与她七十年代的“异类”，在这一点上的惊人的相通，使我兴奋不已。当然，我要说，在六十年代出生文学研究者与作家中，我也是个“异类”。“屠杀”我的精神导师鲁迅的，什么年龄的人都有，但参与其中的所谓“断裂派”作家，正是我的同龄人。而新潮批评家们，在“屠鲁”的表演，视我为“异类” 外，正为六十年代作家们的“下体写作”惺惺作态地辩护。因此，在我视自己为继承由风骚传统到鲁迅传统这一点上，我超越了六十年代的同龄人，同样，黎阳也超越了她的七十年代人，因而我们的文学精神的相通，就一点不奇怪了。 在当下社会极其败坏，权贵们张狂，穷苦们无告的罪恶时代，我们的六十年代作家却沉迷于“下体写作”，玩味自己“小我”的手淫的快感，而七十年代人，将这手淫解放为荡妇的放浪。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沉迷在小布尔乔亚的佯贵族的感伤和作秀中，置苦难的广大下层劳动人民于不顾，甚至在向权贵阶级抛眉眼的时候，无耻地丑化和亵渎苦难的却是真正承载这个社会的广大民众。我对当代文学的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很多有好感，他们保持了人文关怀和社会批判的激情。 《何处是归程》对湖南长沙的下层劳工阶级家庭的苦难的同情的描写，正是与广大劳动人民的苦难共着命运。小说对飞扬跋扈的长沙公安副厅长们和他的八旗子弟郑生华们，对劳动人民的苦难麻木不仁的贾星态们，对无耻地贪占公有财产而肥靡的上海滩的大型国企老总和子女林飞强、林菲们的揭示和批判；对下层知识分子江正原、秦梦、江正浩、杨松棋们的社会不公正待遇，和为此而人生道路选择的分化的表现，正是深刻地把握了这个罪恶时代的精神涌流。巴尔扎克说，小说是历史的书记，泰纳说时代种族和环境构成了文学的精神内核。超越时代的作品，从来都是在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精神基础上才谈得起超越，从《诗经》、《荷马史诗》，到《西厢记》、《红楼梦》、《战争与和平》、《尤利西斯》莫不如此。 我们的时代精神是什么？在后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时代呈现的正是统治阶级的腐败和广大下层人民的苦难无告，哈维尔所说的后集权社会的一切罪恶都在真实地上演。公安副厅长们贾星态们郑生华们与江天和们谢有初们的矛盾，正是这个社会的最基本矛盾。共产时代积累起来的公共财富，在后集权社会里，被统治阶级无耻地贪占，据此过着纸醉金迷的靡烂腐朽生活，而广大劳动人民被推到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当下劳动人民的苦难是双重的，在经济上贫困，属于他们应得的被“硕鼠”们霸占去了，他们还凭借集权制度让劳动人民不敢怒不敢言。压迫在当下劳动人民头上的正是权贵阶级的社会财富和社会权力的无法无天的贪占。 在这样的罪恶社会里，我们的下层青年知识分子的出路在哪里？时代社会给他们只有灾难。在灾难中堕落；或者在灾难中坚守那一份清白，而那份清白以更加倍的苦难为代价。于是，杨松棋们，江正原们选择了堕落的道路，就一点不奇怪了。他们的命运使我们想到了后拿破仑的法兰西王朝时代，两者何其相似，于是，江正原们的命运相近于斯坦达的《红与黑》中的于连们，就在预料之中了。他们是相近时代的相近悲剧人物。但我不满意中国作者黎阳的，是她让小说的结局是江正原在忏悔中继续堕落，而斯坦达却让他的于连投入到反对罪恶社会的斗争之中，并以死见证了这个社会的罪不可恕。这与作者是个年轻的女性有关，也与中国左翼文学传统在当下的被自由主义思潮弱化有关。但我在黎阳的《何处是归程》中分明也看到了中国左翼文学传统在当下中国文坛复兴的希望的见证。 黎阳说她是“一个自幼在中国古典文学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女孩。慕先秦诸子，羡盛唐诸公，思高山流水，想《梅花三弄》。酷似太白，一生好入名山游。最愿背上行囊走遍千山万水，万水千山。于繁华的现代都市中也能发思古之幽情，于喧嚣的工业文明中也能回归到宁静的田园牧歌里。”这当然是她的一个方面。她的另一个方面，正如她自己在这部小说的《后记》里的表白：“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心是尧舜的心，我的血是荆轲聂政的血，我是神农黄帝的遗孽！”这样，古典的蕴藉柔美与金刚怒目和谐地统一在这部小说中。在这部作品的人文批判精神的光彩之外，有机联系着的是浪漫柔美的美仑美奂的抒情世界。这部小说无疑有着重要的人文批判内容，但绝不仅限于社会的批判上，对人性的美好与丑陋，坚强与脆弱，浪漫与现实，情感与理智的细腻剖析，也是这部小说的重要内容。这使这部小说带有很浓重的浪漫抒情色彩。 中国的文学传统正是国风、离骚的两个传统的结合，这体现为一种既入世又出世，既理智现实又浪漫恣肆的中国传统美学风格。后世的文学创作在这两点上或有所侧偏，但两者和谐结合一体的作品也很多，如《西厢记》、《儒林外史》、《红楼梦》，鲁迅的小说，张承志的作品。黎阳的小说《何处是归程》也是将这两者结合得相当成功的。从离骚传统来看，这部作品也是浪漫抒情小说。作品的主要线索正是一对下层青年知识分子的爱情经历，从浪漫美妙的大学校园之恋，到工作以后的患难中的互相扶持，作者给我们描绘了贫贱知识男女也有发自人性的美好感情故事。但毕竟，现实的罪恶和丑陋，破坏了这对小儿女的纯洁情缘。 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要说，幸福的爱情是一样的，不幸的爱情也有共同的不幸，这便是社会的罪恶，难宽容纯洁美好事物的存在以见证自己的越发丑陋，于是便来破环它。小说中，杨松棋便先堕落了，接着又促使江正原堕落为罪恶势力中的一分子。这是大社会的悲剧，便也是江正原与秦梦一对曾经无限美好的爱情成了悲剧收场。但我们的小说作者仍以她美好的心灵，为我们留下了美好动人的秦梦形象。秦梦是作品中最有光彩的形象，也是最能打动读者的形象。我读这部小说秦梦的故事时，便不自禁地联想起与贫贱的小知识分子我患难与共的妻子。她仍在祖国，我打电话告诉她，秦梦像她，而我绝不会成为堕落后的江正原。秦梦善良而又坚强，对爱情坚贞，以她的热情使她身边苦难中的下层民众快乐。产业工人阶级的江家喜欢这个未来的儿媳，江正浩也情不自禁地爱上了这个哥哥的美好的女友。当江正原堕落，给秦梦以无情打击，江家父母和江正浩却给了秦梦巨大的支持。秦梦是个几乎将所有的美德集于一身的女子，她受到情人的堕落的打击后，仍然坚持追求自己的充实人生。作者让她最后考上了研究生，走上了更加美好的新机。 爱情故事和秦梦的形象强化着这部作品的浪漫抒情色彩，同时，作者对语言的使用也表现了抒情特征。作者娴熟地引用了古今中外富有诗意的诗词、名言，也妙笔生花地铺叙抒情，使这部长篇小说呈现浓重的诗化特征。而对社会人生和复杂人性的深刻揭示，也在抒情中加入了哲理性议论。社会批判和抒情两者的结合使这部作品带有哲理小说的色彩。作者黎阳无疑对古今中外的文学遗产的修养都是很相当深厚的，我便从这部作品中闻到了我个人极喜欢的，西方被称为“最后一个浪漫派”的著名作家黑塞的气息。 想到这部成功的小说的作者才二十多岁，虽然文学史上不乏早熟的作家，但现实中亲身交往的作家如此年轻，而又如此才华，取得这样大的创作成绩，真令人惊异和可喜。但我评论她这部小说，当然说我自己想说的话。我要说，黎阳是已经被广泛言说的“七十年代作家”的异类，但这“异类”却是可喜的现象，是七十年代人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创作，也是根扎与文学史，可与文学史对话的文学的新生代。我在黎阳的《何处是归程》中分明也看到了中国左翼文学传统在当下中国文坛复兴的希望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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