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和科研院所招聘什么教授/研究员系列人员，很大程度决定了其水平、风格和品味。在中国教育和科技界，有规模的招聘仅有十几年的历史。而同时期中国科教界变化很大，招聘的条件和要求也变化很大。

我从1995年到2007年参与美国大学的教授招聘，从1999年左右开始参与国内教授招聘，使有机会直接比较中美招聘情况。本文为考虑应聘中国工作的人提供一些参考信息。主要局限于生命科学的基础研究方面。因为国内的几个是同领域率先推行一些改革措施的机构，可以体会中国的动态和改革趋势。
    　　在中国科教前沿，可以看到：现在回国工作的年轻人，相当多是迎接挑战、勇于开拓、敢为人先，而不是安于现状、走前人走过的道路，他们需要在很多方面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中国没有足够临界群(critical mass)的领域，他们将成为种子和先驱，建立临界群，而不是墨守陈规、加入国外已有大群体；中国终于可以和国外较好的单位竞争人才；有些回国的年轻科学工作者，在国内的工作超过同期国外同类人的工作，他们的工作将使中国在一些方面赶上和超过西方。
    　　以前，回国顾虑科学研究条件不能保证回国后的学术。现在，中国有些单位完全可以使回国科学家开展较好的研究，能否做好主要取决于科学家。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科学史的一个新时期。
     　招聘概况：变
    　　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总结这几十年最大的国情，也许是：变。
    　　如果不把握变化、只看一时一地，不预计未来，容易判断失误。1999年到2002左右获得中国科学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职位offer，但没接受而留在了海外的应聘者，至今多数工作不如加盟神经所的人。同样，2005到2007年不接受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offer而留在国外者，迄今发展一般不如同期回国者。并不是回国者当时就一定比留在国外的强，而是多个因素加起来，最后回国者比留在国外者做得好。其中有多个因素，但也反映了回国者对于发展的判断和敢于为人先的勇气。
    　　从几个领域，如植物分子生物学、结构生物学、生物化学、神经生物学、发育生物学来看，有些年轻人在国内做出的工作，相当于在国外较好大学的同类研究人员，有些超过了多数海外华裔，可以和海外华人生物学家最好的媲美。
    　　以前，留在国外的研究人员很容易回国获得较好职务。现在情况正在快速变化：留在国外领导实验室者不一定能在国内较好单位找到理想的工作，而国内已经出现少数科学家较容易到国外的好大学去领导实验室，这不仅是预计而且已经发生了。
    　　以此趋势可以预计：如果中国没有不可预料的情况发生，五到十年内，生命科学研究最好的一批华人，可能一半会在国内一半在国外；十到二十年内，可能大多数最好的华人生物学家都在国内，而在国外的可能是少数优秀的和很多中等的。
    　　其中，自然会有一批在国际上突出的国内科学家，而不局限于华人范畴。
    　　国内很多单位今后多年还会积极招聘，从科教集中地区到全国各地，有求职兴趣者，不用看广告，直接递申请给自己感兴趣单位的负责人。
     　招聘的硬件：急剧改善
    　　一般来说，国内招聘的硬件是简单的线性增加，物质条件不断改善。现在，有部分回国的年轻研究人员，得到单位和国家的足够经费，可以自由探索，不用为经费做研究，而是为研究申请经费。国内优秀学生很多没有出国。全国出国比率最高的很可能是北大、清华的生物本科生，百分之五十几。但是，总分低而学术潜力优于高总分的学生还留在国内，老师可以发现和支持他们。还有很多大学出国率并不高，它们的好学生留在国内更多。美国名牌学校有国外优秀生源，而一般学校的最好学生是中国学生。
    　　在生物医学领域，九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基本很少有真正意义的招聘。虽然很多单位需要人，但那时，除了个别特例外，一般单位都不能提供条件，而且多数单位，包括北京、上海的单位，尚不熟悉国际招聘的规则，常是个别安排回国者。绝大多数应聘者不能获得配套条件，即便有，也比较差：国际上常规给几十万美元启动经费的时候，中国尚无启动经费的概念，有也仅几万人民币。
    　　到九十年代中期，少数单位开始招聘，有启动经费。到那时为止，虽然北大、清华出现条件好的个案，但作为一个单位，很可能中国生命科学招聘条件最好的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中心。这是九十年代中期为了吸引好的研究人员，科学院专门设立的机构，希望首先集中资源支持一些人，过渡以后让他们分布到其他研究所。那时它能提供每个实验室二十万人民币的年度运行经费，另有一些共用的仪器设施。现在，很多省级院校可以提供这样的条件。较好的单位远远超出这样的数字。
    　　中国的研究经费分配体系还有很大问题。但因为经费增加快，一般来说结果是，研究好的和拉关系厉害的，两种人都能拿到。学术不好但能拉关系的人，也会拉上几个研究好的人，这样课题好看、也能交差。所以，做得还好的人，一般都有经费。更为诟病的问题是学术不称职的人得到太多。
    　　很多人认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NIBS）是支持最好的单位。以该所来说明和比较，也许较方便。在一些方面，确实NIBS最好。在另外一些方面，并非如此。最常见的误解是认为NIBS的研究经费最多。这在六年前可能是事实，但现在这点已经过时。NIBS每年全部经费是一亿，包括所有人员开支、仪器和运行经费，以及后勤食堂保安等服务开支。现在有二十几个实验室、九个辅助中心、六百多人。每个实验室一般是两百万年度经费（包括实验室负责人以外全体人员的工资和运行）。国内同类性质的很多个研究所年度总经费均超出NIBS，有几个多达到三、四亿。其他所需要照顾退休人员，一年至多几千万，还剩多于一、两亿的经费用于现有科研工作。NIBS需要购置所有的仪器，而其他所已有相当多仪器。国内基础研究平均年度经费超过两百万的实验室，如果没有上百个，也有几十个。与应用沾边的农业和药物研究的主要院所，近年经费更是大大增加。
    　 　NIBS和其他多数（但非全部）单位的差别在：
    　　1）经费来源单一，无需实验室主任费过多时间，可以集中精力做研究。其他单位的实验室虽然经费相当或者更多，但来源多个，常需要7到10个来源，费时费力而且可能被迫跑关系；
    　　2）NIBS评审很严。NIBS课题组长，即使有了在国内其他单位值得自豪的论文，却有可能过不了NIBS的五年国际评审而须离所，而加盟在其他单位被淘汰的可能性则低很多；
    　　3）NIBS在国内受一定排挤。在其他单位稳稳当当可以获得杰出青年基金，从NIBS报名则很难，即使已经说过主要是名誉而不给同样经费，也难以通过国内同行评审；4）NIBS要求高。在国内其他单位可以提名院士的，如果在NIBS不仅国内其他单位不太支持提名，研究所本身也可能还没有给升正教授。
    　　所以，NIBS和科学院的研究所，对于应聘者来说，各有千秋。与NIBS课题组组长同龄的年轻人，在国内其他单位工作的，有些年度经费高于NIBS，而压力小于NIBS。我曾参与某研究所几位年轻人的三年评估，他们说，刚回国怕经费不够、没有人，现在知道都不是问题，已经争取到了五年上千万的研究经费。全国生命科学也有多个年轻人主持973项目。
    　　科学院神经所在1999年成立时，科学院拨每个实验室年度经费是60万，住房补贴30万。我不清楚目前的情况，猜想可能介于NIBS和其他研究所之间。科学院下达的实验室年度经费在一百多万，加上其他来源，可能有几个实验室年度经费超过两百万，有些不到。
    　　浙江大学新近成立的生物医学研究院，其启动工作条件与NIBS相同，而浙江大学可能为引进准备了一些住房，条件优于北京上海。
    　　鲜为人知的是，地方大学条件也不断改善。比如，南昌大学现在的硬件优于中国科学院十年前。它可以提供很好的实验室空间，经费上有能力按国内较好标准，支持十几、二十个实验室。海南大学有一套很好的生命科学研究的硬件。
    　　如果招聘的单位需要应聘者加入国家十六个重大专项，经费可能非常多。与生命科学相关的有三项：新药、传染病、转基因动植物。这些专项，全国是几十亿到上百亿。而因为其范围被人为地限定到很小，掌控它们的单位和部门，获得的量可以很惊人。出现单个科学家五分钟“评审”获得五百万、十分钟获两千万等现象，而一些单位获得年度总量更多。这才是大经费，而973、863是小巫见大巫。是否要加入这种单位和这种课题，既是个人的选择，也和具体能力和工作性质有关，这里仅附带提到。
    　 招聘的软件：改善和恶化并行
    　　软件的变化不是单一和线性的。
    　　招聘的软件是指软环境，单位领导的支持、同事的情况、局部的习俗、国内科教界的文化。所以，应聘者应该有所选择。希望改善中国环境的人，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和勇气，帮助改善中国科教界的软环境。
    　　一般应聘中国工作的人，很担心有些单位和领导说话不算数。我体会有些单位非常守信用。北大招聘我时给予的承诺，没有不兑现的，而且并没有因为校长更替而减少支持。我知道还有几个单位也是这样，而且不仅是对于年资高的教授，对于年资低的，也说到做到。现在好的单位都积极竞争发展，知道信用的重要性。
    　　确实还有单位和领导没有信用、不能落实其承诺、甚至出尔反尔。应聘者在接受职位前，应该要求国内单位和国际上一样，明文签订有法律意义的合同。无论你去的单位有什么“系”和“面子”，不要依赖口头或者其他非正式的承诺，而要明确合同。
    　　有些单位领导以工作为重，前赴后继，支持做学问的人。有些单位可能不是这样。
    　　有些单位和领导注重相互激励，有些单位和领导注重抱团扎堆。
    　　有些单位对学术的兴趣较大者多，有些单位对利益追求较大者多。
    　　有些单位拉关系增加，而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多数单位现在都没有几个文革前大学生。换代后，科学的知识和训练多了，但科学的精神不一定多了，风气不一定好了。以前的人争取个人和局部利益至少不好意思，现在可能冠冕堂皇，不参与争的领导反而被群众猛批。老师不顾学生利益的言论也可以登堂入室，甚至热烈讨论、响应者众。
    　　选择应聘单位要考虑一些文化习俗：选择淡如水的单位，对于个人生活和工作，会不同于甘若醴的单位。
    　　应聘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如何选择单位的文化、如何把握自己，可能是要考虑的问题。
     　招聘的要求：提高了什么
    　　对于应聘者的要求，表面上看，各个单位都提高了。
    　　不过，提高的是什么却不同。有些提高也许是实质上的降低。
    　　有些单位要实质贡献、重要发现或发明；有些单位要SCI数字， 要Nature、Science做门面。
    　　有些单位看长远影响；有些单位要立竿见影，要应聘者成为政绩工程的一部分。
    　　诸如此类的不同，应聘者个人需要根据自己的品位、能力、状况，有所选择，而不仅看给予的条件。
    　　中国过去十多年在国家层面的引进计划主要是针对博士后回国的人，包括教育系统的“长江特聘教授”、科学院的“百人计划”、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杰出青年基金”。而现在，因为国家的发展，一批条件好的单位，担负起了招聘和支持同类年轻人的工作。很多专业，以前凭国外博士后期间记录，回国后可以很快获得“杰青”和“长江”，现在需要在国内做出成就才可以。这两年“杰青”和“长江”可能有时难于以前选院士。
    　　国内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可以通过国际评审者，通不过国内评审；可以通过国内评审的，可能通不过国际评审。应聘者须辨别这种差别是否单位水平和体制有问题。
    　　作为单位来说，比较需要费力的是如何应付压力，如何注意一些貌似冷门的方向，支持一些冒险和一时不能显现成果的人和方向。通过单位内部的布局，远近目标相间，才能尽量避免埋没可能有长远意义的工作，到几十年后，中国通行的标准改变时，才不会追悔莫及，成为那时人们回顾2010年代的浮躁典型。

　　招聘的谈判：合情合理
    　　应聘者来国内，需要自己了解和把握情况。可以选择性地参考国内亲戚朋友的意见。但是，因为多数亲戚朋友并不知道变化中的中国科教界的具体情况，如果不仔细分析，容易受误导。因为中国变化很快，年纪大的人掌握的信息很容易过时。我有个例子从侧面说明这个问题。科学院负责某个部门的主管，退休5年后，我问他估计自己原来待过的研究所，现在年度经费量，他说，你这样的口气，那我猜个大数，结果说出的数字是实际的十分之一，他得知事实后倒吸了一口凉气。所以，如果出国多年的人，回国问退休的人，易出差错。
    　　回国者应该合情合理地和单位谈判工作和生活条件。单位以外的事情，不在谈判范围内。可以谈判的，是单位可以提供的，而且，如果单位能够做到，应聘者就会接受聘请。如果单位答应应聘者提出的所有条件，那么就应该接受。如果不准备接受自己提出的条件，从一开始就不用谈。
    　　回国不可能全部条件都比西方好。以前可能是中国科教界各方面条件都不如西方。但近年有些人看到中国条件改善，突然变得要求所有条件都要比西方好，这不合情、也不合理。
    　　中国各个地方和单位的条件肯定也不相同，不可能鱼与熊掌皆得。
    　 招聘的未来：职称和实质
    　　是否在海外职称高的，回国容易?这也将出现很大变化。
    　　首先回顾一个事实：以前大家以为国外博士比国内博士优秀。这是老皇历。过去五年，已经多次看到国外名牌大学的博士在竞争教职时不如国内培养的博士。这些国内培养的博士经国外博士后训练以后，优于一些同阶段的国外博士出身的博士后。十年内，会出现国外博士后竞争不过国内博士后的情况。
    　　至于国外教授，确实以前在国外做过助理教授以上的科学家回国很少，生命科学方面可能迄今总共不到二十人。一般来说，国内预期在海外做过正教授的不仅带来好的科学研究，而且带来好的学风，并且敢于在国内改革。好的单位希望应聘的正教授在回国后十年、二十年能做较好的研究，一般的单位希望回国的正教授回国后的论文能到原来学校从来没有进过的杂志。所以，对国外正教授回国的压力并不小。如果国内单位觉得海外正教授没有前景，也不一定会招。
    　　已经有一批优秀年轻人回国，在好的单位，他们的基点和条件都可以和国外同辈者中优秀的媲美，比国外一般的要好。因此，今后在国外晋升到正教授后回国的优势急剧下降：如果国内和国外做的一样好，就没有很强的动力吸引国外高职称者。一般单位也许重视海外高职称时间长些，但好的单位不会单纯看重国外高职称。所以，不宜将过去正教授回国待遇较好来推论未来也是如此。
    　　回国从什么职称做起？目前，生命科学领域招聘的年轻人，国内很多单位是直接将国外博士后变成国内正教授。这不同于国内好学校的物理、化学和数学，那些学科一般从副教授聘起。
    　　博士后直接做正教授的情况，今后五到十年，很可能会变化。少数单位已经实行教授定期聘任制度（美国所谓tenure track）：博士后开始聘的职位和国外一样是助理教授，以后升副教授、正教授。通过此评审系统者，将获得明文的永久教职。不实行此体制的单位，开始的职位听上去很高，但不会有明确的永久教职。所以，加入率先实行定期聘任的单位，这样可能将在国内率先获得永久教职。
    　　不实行定期聘任的单位，其入选人员的职称高，在国内好听。但和国际比较时有问题，使国外视中国教职太容易。而一步到位的高职称，使国内单位失去进一步评审教授系列人员的重要杠杆。
    　　有些单位已经考虑不久的将来，新聘人员全部或者多数适用定期聘任制度。
    　　今后，越来越多的单位会重视实质：科学的发现和技术的发明。这个过程虽然需要时间，但方向明确。因为变化可以快到不可预料，所以考虑到中国工作的人，不能以过去的情况作为标准，随时要调整心态。以前可能看论文表象的单位多，今后看实质的单位、能看潜力的单位，会不断增多。
    　　最可喜的变化，很可能反映在一件事情上：有一批人在中国从年轻教授做起，成长为在国际上有影响的资深教授。
    　　九十年代后期出国的人中，有些对中国一直很有信心，他们回国没有自信的问题，而是选择不考虑国外发展，以回国为挑战。他们在国外做得很好，而回国后积极、乐观地努力，将自己的事业和国家的发展相结合。他们中间一部分人，将刷新以前的记录，无需在国外晋升高职称，而是在中国做出举世瞩目的成就。他们的成功，会使中国重视国外高职称的这一现象变成历史遗迹，而激励更多的人在中国发挥自己的才华。
    　　如果今后二十年内，中国出现一些智识领袖，不是以职位和权力影响中国，而是以学术影响世界，也不用惊讶。
    　　 结束语
    　　如果您耐心看本文一直到此处，也许您考虑回国的问题。
    　　对于个人，回国与否有多种因素。本文是从介绍中国招聘教授情况的角度讨论此问题。
    　　如果您回国：不会成为中国的客人，不会旁观世界上发生的最大变化之一，不会落后于历史的发展。
    　　二十年后，您可以为自己的决定而感到欣慰：在中国有条件支持您事业的时候没有转身而去，在中国尚有急切需求的时刻没有放弃贡献自己的力量，在中国极为欢迎的时代认真考虑了为中国做什么。
    　　以前很多人不回国最常见的说法是：国内工作条件不好，回国学术受损。现在，这个最重要的因素已经有所改观。国内很多好的单位，不仅已经证明回国的人做出了好的工作，而且对于今后回国者，能提供好的工作条件。对于助理教授水平的人，有相当多回国的人获得的工作条件比国外好。国内的生活条件可能还比不上国外，但也不差。国内有些方面还不如国外，但也许这是您和志同道合者可以贡献之处。
    　　如果您没有得到合适的工作条件，不回国容易理解。
    　　在您能得到国内合适的工作条件的时候，应该认真考虑，是否时间合适，地点合适。也许，经过招聘过程，了解单位的情况后，您能感到“此时不回，更待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