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鸿章的是是非非（1）zt |
| 送交者: monkeytowns 2003年06月05日17:04:39 于 [新 大 陆]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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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是是非非（上） 袁伟时 友：谈洋务运动离不开李鸿章，可他至今仍是众说纷纭的人物。真想听你吹一吹。 袁：的确，李鸿章后半生的历史就是洋务运动兴起和衰败的缩影。他生前已是毁誉参半，而近40多年来，中国大陆的史家几乎众口一词，谥之为卖国残民的反面教员，直到这几年虽然骂声未断，而力求全面分析的文章却似有增加之势。要把诸多歧见理出头绪真不容易。但歧见往往蕴藏着学术发展的契机。所以，这是值得聊聊的话题。 一．摆正个人与环境的关系 友：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袁：我想，仍然离不开时势与人这个古老的历史之谜。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环境去评判历史人物。抽象地说，许多史家都同意这个原则。但在看待李鸿章这样复杂的历史人物时，无意中往往忽视了这个原则。 他同曾国藩一样，都以镇压太平天国为时贤所咎。但这个结论包含着一个前提：太平天国比清王朝更先进，从而更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可是，这仅是个没有成为事实的假设。而近年来不少史家已有力地证明，《天朝天亩制度》本身带有很大的落后性；太平天国政治上实行的是中世纪式的专制统治；经济上或是实行摧残生机的平均主义，或是照旧完粮纳税；先进的《资政新编》悬诸高阁，洪仁导手凑迫Φ氖奔浜芏獭Ｌ教旃彩且桓龇饨ɑ恼渭牛浠疃暮笃谟任飨浴Ｈ绻薹ú档股鲜鼋崧郏敲矗教旃逭恼秸还橇礁龇饨胖涞牟罚⒗詈枵氯绾味ㄎ徊皇且匦驴悸橇寺�?此外，如果如实地把李鸿章看作特定的社会政治势力的代表，就不能不观察他所活动的年代全部社会政治结构，就应该具体分析和对比各派代表的主张，从中引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多年来，人们热衷于谴责洋务派“卖国”，但是，我们却很少看到对这些“卖国”主张赖以出现的社会背景的分析。于是，李鸿章之流仿佛是天生的“卖国”胚子。如果慈禧别开慧眼，选择了另一爱国志士执掌实权，中国近代史似乎就将面目一新。这样的推论，能令人信服吗?友：任何有影响的历史人物都不可能是荒岛中的鲁滨逊。不过，光发牢骚还不成，还得结合具体的历史事件来谈。 袁：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每十年必有一次重大战争。而从70年代起，李鸿章都是这些战争的当事人之一。我们不防透过这些战争来看李鸿章的是是非非。 二．海防塞防之争的实质 友：70年代最大的战争莫过于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这是中华民族在19世纪唯一取得重大胜利的爱国壮举。在这次战争中左宗棠成了民族英雄，而主张放弃新疆的李鸿章被目为卖国，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袁：收复新疆无疑是正确的爱国壮举。李鸿章在新疆问题上同左宗棠意见相左。但两者的分歧是不是爱国与卖国之争? 卖国是指背叛国家或为了个人及小集团的私利出让国家权益的严重罪行。它应该有严格的界说，不能随意混淆。同时，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一定要有实事求是精神，不能离开历史环境和全面情况作出简单、片面的论断。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各自的主张的呢?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日本藉口台湾居民杀死琉球船民，派兵侵略台湾。一向被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因学习西方而崛起，竟敢藐视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清帝国，震动了朝野上下。同年九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一次上奏海防亟宜切筹，朝廷命军政大员详细筹议。李鸿章于十一月初二上《筹议海防摺》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此摺内容丰富，稍后再作全面分析。这里先看看他关于新疆的主张： “近日财用极绌，人所共知。欲图振作，必统天下全局通盘合筹而后定计。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论开辟之难，即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而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师老财□，尤虑生他变。曾国藩前有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之议，殆老成谋国之见。今虽命将出师，兵力饷力万不能逮。可否密谕西路各统帅，但严守现有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一面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等回酋，准其自为部落，如云贵粤蜀之苗瑶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可矣。……况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颠蹶者哉。”李鸿章：《筹议海防摺》，《李文忠公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18-19页。 朝廷既没有采纳李氏的意见，也没有赞同全力注重西征的主张，而倾向于海防塞防并重。而左宗棠在稍后的覆奏中，看似支持朝廷意见，实际是主张全力西征。因为在他看来，海防没有现实的危险：“窃维泰西诸国之协以谋我也，其志专在通商取利，非必别有奸媒……商贾计日求赢，知败约必碍生计也，非甚不得已，何敢辄发难端。自轮船开办，彼挟以傲我者，我亦能之；而我又博心抑志，方广求善事利器益为之备；谓彼犹狡焉思启，顾而他之，似亦非事理所有。”左宗棠：《覆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摺》(光绪元年三月初七日)，《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六第33-34页。既然西方各国无意侵犯，而自己也已有足够的准备，海防不足为虑，言下之意就是应该全力西征。以上是当时海防、塞防之争中双方的主要观点。 老弟看看，这像不像爱国与卖国之争?左宗棠倒认为“此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己之私见自封者也。”左宗棠：《覆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摺》(光绪元年三月初七日)，《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六第32页。时贤从中挖出一条卖国路线，令人难以苟同。 第一，这是专制王朝就重大问题征询臣子的意见，不管说得对不对，都是为朝廷或国家筹谋。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某种主张出自一己或小集团的私利不惜损害国家利益讨好敌国，就不应该科以“卖国”重罪。遵循正常途径发表意见，即使是错误的，也不是什么罪行，何况是遗臭万年的卖国罪! 第二，双方分歧的焦点是战略部署和有限的财力如何分配。 今日话当年，左宗棠令大片国土免于沦亡，确实是功垂千古的伟业。在这场争论中李鸿章的主张是错误的。但一定要实事求是揭示其错误所在，方能使后人真正以史为鉴。他认为当时的主要危险来自漫长的海边，而这个地区尤其是京津和泸宁是国家的腹心所在，所以一定要以海防为重点。我想，作为战略方针来说，这个主张是正确的。雅片战争以来，侵略者主要来自大海，丧权辱国，衅端屡起，以海防为重点有什么不对?!但是，李鸿章在坚持这个正确主张的同时却陷入片面性的另一极端。他没有考虑到，在一个短时间内，西陲有事，集中人力物力先行解决也未尝不可。左宗棠的成功就是适应了后一需要，虽然他对海防形势的估计未免过于乐观。 李鸿章反复强调他所以提出这么一个主张根本原因在于财力不足，左宗棠也一再为军饷不足叫苦不迭。他们分歧的实质在于这个贫弱的国家如何分配极其有限的财力最为有利。左宗棠曾直言不讳：“饷事奇绌，实缘时论正急洋防，所有各省关常年协款均被占去。”“大抵财源只有此数，洋防不减，塞防增无可增，将来非从此着想，别无生发。”左宗棠：《致谭钟麟》(光绪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左宗棠未刊书牍》第124页，岳麓书社1989年。李鸿章也认为：“西师不撤，断无力量兼谋东南。”李鸿章：《复刘仲良中丞》(光绪元年正月初八)，《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五第3页。只要看看西征和海防费用支出的实际情况，就不能不承认他们说的都是老实话。清廷原来打算海防、塞防兼顾，但这个看似全面的主张在一个时期内不过是一纸空文。原定每年拨给海防费用四百万两，但自光绪元年(1875)七月至六年底“共出银四百八十二万六千六百十八两有奇”，李鸿章：《海防经费报销摺》(光绪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全集》奏稿卷48第40页。而其中近81万挪作他用，即平均每年不到73万两(按五年半计)。西征军的情况又怎样呢?从光绪元年至三年，已支银2645万两，还欠下内外债务1077万两。两项合计共3722万两，平均每年1240多万两。左宗棠：《光绪元年正月初一至三年十二月底止军需款目报销摺》(光绪五年十一月初八日)，《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5第53页。如果加上赔付俄国的900万卢布(合银510多万两)，则为收回新疆而付出4200余万两，其中包括两次借外债共800万两。(没计四年、七年续借的750万两。而且这些外债的利率都比正常的高一至三倍)这些枯燥的数字说明，那些年清政府的财政非常困难，力不从心，只好把能够动用的财力主要用于西征。西征军统帅是左宗棠，而北洋大臣李鸿章筹办海防也义不容辞。他们关于海防、塞防何者为重的争论说到底就是争军费。这里有谁是谁非的问题，但硬说这是爱国与卖国之争，却未免过于牵强! 第三，不能笼而统之把任何放弃某些边疆的主张都说成是卖国。 友：这可是大怪论。难道主张把国土送给人还叫爱国? 袁：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老弟稍安毋躁。 孙中山是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竞相推崇的历史人物。可是，1912年初，他便对日本人说：“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孙中山：《与森恪的谈话》(1912年2月3日)，《孙中山集外集》16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915至1918年间又多次向包括日本陆军参谋总长在内的日本人表示：“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孙中山：《与上原勇作的谈话》、《与河上清的谈话》、《与松永安左卫门的谈话》，同上书第225、228、236页。历史已经证明，企盼日本政府援助中国革命纯属不切实际的幻想。史家们对孙中山愿意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也有种种议论。但是，全面考察孙中山的言行，上述主张尽管是错的，也是救国活动中的权宜之计。 “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魂当为厉，以助杀贼!裂襟啮血，言尽于斯。”《谭嗣同全集》第546、532页，中华书局1981年北京。这是谭嗣同献出年青生命前夕的遗言，读来令人心潮澎湃。他是无可争议的救国英雄。但甲午之战后，他在写给挚友的长信中有这么一段话：“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谭嗣同：《报贝元征》，同上第211页。白纸黑字，简直要把半个中国价让给英、俄!一个视死如归的烈士却如此主张，这可给史家留下了难题。于是，或闭口不谈，或点到为止，倒也没有什么人訾之为卖国。 不管出自什么动机，对前人的论著千万不可断章取义。以谭嗣同的这封长信来说，不愧为全面改革的纲领，力主既变器，又变道；广兴学校；大开议院；改革官制；改革财政税收制度；开公司、兴保险、建银行；修铁路、电报，办工厂；办报纸……弃夷夏之见，取人之长，去人之短。如此等等的见解，与康、梁等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之所以建议卖地，目的在于求得英、俄的金钱和保护，以为改革的条件。他清醒地看到：“夫保护之说，本不可恃，而此所谓保护……且须有十年之限制，吾暂假以为虎皮吓他国……吾得此十年闲暇，固足以自强矣。”谭嗣同：《报贝元征》，《谭嗣同全集》第211页。因此，他的出卖西北和蒙古等地的错误主张无非是基于救亡的紧迫而出现的局部性的认识错误。《马关条约》签订后，甚至一贯以主战著称的张之洞也建议：“急与俄国商订密约，如肯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划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数城，或北路数城以酬之……如英肯助我则酌量划分西藏之后藏一带地让与若干以酬之。”张之洞：《致总署》(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二日)，《张文襄公全集》卷七十八第2页。其出发点不过是两害相权求其轻。这些都同为了私利向敌人投降和出让国家利权的卖国勾当绝对不能混淆。 李鸿章暂弃新疆的主张也属同类性质的错误。李氏不是什么民族英雄。但他主张暂弃新疆无非是基于集中力量确保核心地带的战略思想，与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无关，更不是媚敌求荣求利。这个主张始作俑者是曾国藩。如果史家们没有忘记曾国藩面对的是从东南到西北烽火连绵，内外呼应的困境，也许用词就会谨慎一些了。再往前追溯，鸦片战争后弃边守本的主张发明权应属名声甚佳的魏源。他怎么说呢?“浙海岛屿林立，而舟山居其一。以险则非门户，以富则非沃壤，以大则仅弹丸。明汤和经理沿海，并未收入内地。……顺治八年，议政王大臣奏言；舟山乃本朝弃地，守亦无益，其命副都统率驻防满兵回京。此皆开国老成，瞻言百里。故康熙以前，皆弃化外……外重兵以守孤悬之岛，使外夷得以挟制，此不得地利者一。然而如之何?曰：弃定海，移其兵民于南田，严守宁波。”魏源：《筹海篇》一，议守，《海国图志》50卷本卷之一第5页，道光甲辰古微堂板。这是书生议政。用时髦话来说，这些人不论地位高低，都有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使命感，不论其主张正确与否，均出自为国筹谋的赤诚。 友：没有想到有这么多重要历史人物会提出这样的建议。 袁：这确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我想，这同文化背景不无关系。 他们通常是当时对中西文化和国内外局势有较深了解的政治家或思想家，敏锐地感受到了国家正岌岌可危，往往也因而提出一些偏颇的建议。 与此同时，他们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从特定意义上说，都是处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型人物。因此，有几个引人注目的特征：一是还没有确立完整的现代主权观念。在魏源的脑子里恐怕还没有领海的概念，所以他才从文化的角度视舟山为“化外”。新疆在曾、李心目中也有化外之感。二是华夏观念仍程度不等和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着他们的言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现代观念仍若明若暗甚至全未确立。他们最关心的是“本部十八省”，也就是华夏文化的核心地带，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出让或出租边远地带的意念便出现了。三是知识不足。他们往往只看到边疆的荒凉，不了解那是中华各民族后代子孙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宝地。顺便要说明一下，这些是就除孙中山以外的19世纪历史人物而言。孙中山的情况比较复杂，又是政治上很敏感的人物，不宜涉及太多。 再扯得远一点，把海防与塞防的分歧判定为爱国同卖国之争，也与文化背景有关。在我们这个古老国家的历史上，以言贾祸的记录不绝如缕。这是思想文化上以圣人的言论或经典为是非标准，政治上缺少民主和法治的必然产物。李鸿章堂堂正正给朝廷上奏章筹划如何富国强兵，怎么也不会想到百年后还会因此背上“卖国”、“投降”的黑锅。这些朋友对现实生活中乱扣帽子的歪风谅必深恶痛绝，有的还可能身受其害，在评述历史时却情不自禁也来这么一手，真令人不能不掩卷沉思!历史的真实总比戏台上的红白脸谱复杂和丰富，神化和鬼化历史人物终将戕害民族生机! 三．中法之战的是与非 友：你小子别激动!判定李鸿章“卖国”、“投降”可不是只根据他几句话，还有许多实际行动。中法之战打了胜仗，却丢了越南。丧权辱国，莫此为甚!这正是李鸿章投降卖国外交的恶果。如果按照张之洞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去办，情况就会大不一样。 袁：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值得认真议论一番。 中法战争先后历时三年(1883-1885)，要正确评价这次战争中的李鸿章，必须弄清几个前提。 第一，越南与中国的关系。 越南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它基本上是独立的国家，有自己的军队和外交；但又是中国的藩属。它在法律上要受中国册封，定期向中国朝贡；中国则负有保护其安全的责任。 第二，法国是社会制度先进的强国，其经济和军事力量均是中越无法比拟的；但它在这次战争中又是侵略越南和中国的非正义一方。 第三，当时的越南是在腐败的专制王朝统治下，越南军民虽曾英勇反抗侵略者，但大片国土已逐渐沦亡。全境三十省中，法国通过1862年的法越《西贡条约》，割去南圻三省及康道尔群岛；1867年又强占了南圻的另外三省，南圻大部归其所有，并设总督于西贡治之。此后，法国侵略者处心积虑攫取整个越南。阮氏王朝在刘永福的黑旗军支援下同法国交锋，互有胜败。至光绪九年(1883)终于被迫同法国签订《顺化条约》，确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 在整个事件中，法国的目标非常明确：把整个越南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并使之成为侵略中国的基地。就中国而言，前期是援助越南反对侵略，当法军侵入中国时又加入了中国保卫自己的国土的成分。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应该采取什么对策?追求哪些目标? 友：在我看来，张之洞的主张是比较可取的：义正辞严，能伸张民族正气，而又有严密的部署，支持刘永福、冯子材接连打了多次胜仗。如果让他取代李鸿章掌握全局，就不会出现后来的可耻结局。 袁：从情绪上说，许多中国人都会赞成你的意见。我自己也曾经这样想过。可是，冷静地考察全局，又不能不承认张之洞的主张从总体上说，是不可取的。 简单地说，当时李鸿章主和，张之洞主战，清廷则游移于两者之间。就让我们从主战派的意见谈起。 当时，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张树声，云贵总督刘长佑等人均主张出兵援越抗法。那些言官更大言炎炎：“历观古今战争，利害无定形，成败亦无常势，大要皆成于果毅，败于依违”张佩纶：《边情已亟宜早定宸谋摺》，中国史学会编：《中法战争》(五)第16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真是灭此朝食的气概。最具代表性的是张之洞的意见，事件初起，他便上书提出十六条建议，直截了当提出：“情势已彰，徒遣密使侦探无益，徒在法京辩论亦无益，惟有遣使带兵，赴越保护，助越之势，沮法之气，上可令退出越京，次可以代定条约，相机操纵，进退绰然……此古人所谓守四境不如守四夷之说也。”张之洞：《越南日蹙宜筹兵遣使先发豫防摺》(光绪八年四月二十日)，《张文襄公全集》卷四奏议四第14页。他还认为“遣使带兵援护越南，事体重大，若有威望素高之大臣驻粤督办，尤可得力。”并建议派李鸿章到广东坐镇。两年后，中法战争爆发不久，清廷便晋升他为两广总督，直接参与战争的筹划和部署，可见朝廷对他和他的建议何其重视。战争中，他筹饷购械，支援闽台；建议起用冯子材，保护将领免受陷害，辛勤策划，对赢得镇南关和谅山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光绪十一年(1885)2月，中法和议告成，朝廷下令停战，他又一再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衡门反对撤兵：“顷北洋电，和议已画押，奉旨撤兵。窃谓停战则可，撤兵则不可，撤至边界尤不可。关外兵机方利，法人大震，中法用兵年余，未有如今日之得势者。我撤敌进，徒中狡谋，悔不可追。”张之洞：《致总署》(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同上卷七十四第6页。张之洞赤诚为国，坚决抗法，精明干练，在当时的地方大吏中确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他的主战显然同张佩纶之流的书生空论不可同日而语。 尽管如此，要是用战略的眼光考察国家的全局，张之洞的主战路线却是不足取的。 友：又是个前所未闻的大怪论，照你说来，岂不是爱国有罪? 袁：老弟再忍耐一下!听完我的意见你再想想有没有道理。 第一，这些行动能不能帮助越南维护自己的独立和推动其社会进步? 历史已作出了否定的回答。这不是偶然的。19世纪的东方国家，在资本主义建立自己的世界市场和征服世界的大潮中如果不改革早已腐朽的社会制度，就无法逃脱灭亡的命运。当时的越南阮氏王朝除了严禁鸦片比清政府好一点外，其愚味、腐败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清政府本身又是如此昏愦，又怎么可能帮助越南走上改革自强的道路?再加上越南政府对外非常软弱，光绪九年(1883)七月，在法军胁迫下“定新约十三条，尽攘其兵权、利权及用人之权，并愿将全国归法保护，越王名号土地虽存，固已阴降于法，仅刘永福所部力与相持，我滇桂各军进扎越之北宁、山西，与刘掎角援应，殊非常局。”李鸿章：《复吴筱轩军门》(光绪九年九月初三)，《全集·朋僚函稿》卷二十第44页。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能支援越南维护其独立吗? 可是，在出现了这样的非常局面后，张之洞仍一味主战。在同年十一月初一，他一天内上奏三道摺片，倡言：“今日法越之局，惟有一战……夫鄙远徼利而不止者兵必败；始祸怒邻而不悔者国必亡。彼曲我直，彼先发我后应，天道人心可以一战。”得道多助，后发制人，南皮张公真是信心十足!具体的方略安在?他提出十六条大计，其中之一是：“明谕永福，若能击退法人，绥定越土，即封以越南，世守其他。……此事宜先授以武职崇衔，使为越南监国，并资以精械巨饷，如此则民心有系，土气大振，必有奇功。从此受我卵翼，为我屏藩，利莫大焉。……此策若行，法人立将夺气，贤于十万师矣。”张之洞：《法衅已成敬陈战守事宜摺》(光绪九年十一月初一)，《张文襄公全集》卷七，第9-10、12页。此策气贯斗牛。可是，刘永福最盛时麾下也只有几千人，他有没有力量外抗法寇，内抚全越呢?要刘永福承担这个力不从心的重任，实际上等于清廷宣告自己同法国进行争夺整个越南的决斗。这样就产生了两个新问题：一是清政府果真有这样的能耐吗?二是值得为越南孤注一掷吗?这些问题似乎都不值得专门讨论。 第二，中国为这一仗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清廷没有全盘接受张之洞的主张，但也结结实实地打了几仗。但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先看经济上的损失。“中法之役用三千余万两。”《清史稿》卷125，食货六，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710页。这是每年经常性军费开支3400万两以外的额外支出。当时清政府的年收入约七千万两左右，都已派上用场，根本无余钱剩米可以对付这笔开销，只好以外债挹注这个缺口。“法事平后，各省须还洋债近二千万。”李鸿章：《复曾劼刚袭侯》(光绪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全集》朋僚函稿卷二十第63页。现有确实资料的外债总数为2193万5千多两，比李鸿章说的还要多一些。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1015页，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北京。同时，这还不是唯一的经济损失。最突出的是福建马江之战，苦心经营了18年的中国主要造船基地棗福州船政局受到严重破坏，“我国被击沉之军舰计七艘，舰中军官士卒及办事人员等计一千五百余人，又艇船中士卒亦有五百余人，统计约二千余人，生还者只有十一人。”采樵山人：《中法马江战役之回忆》，中国史学会：《中法战争》(三)第1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被击沉者包括福建水师旗舰，此外还有两舰逃出后自行凿沉，龙槽船十余和一大批小船被毁。福建水师主力丧失殆尽。仅舰船和工厂设备的损失在二百万以上；已耗官帑六七十万的基隆煤矿也于战火中被迫炸毁。总之，损失比北洋海军购买军舰的全部费用大几倍，也比慈禧修颐和园的花费多。有的史家甚至说：“所蒙经济损失，估计在一万万两以上。”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下第1089页，中华书局。 要是说左宗棠西征因保住了新疆而留名青史的话，这次中法之战既无益于越南，也无裨中国，且因沉重的经济损失而加速了中国的沉沦。光绪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中法双方在天津会订越南新约即以一年前所订中法简明条约为底本，基本内容是一样的。虽然简明条约草签后没有迅速批准法国也有责任，但中方的游移亦是重要原因。这个期间法军还侵占了台湾和澎湖的部分地区。也就是说，拖延一年，中国并无所得，越南依旧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第三，正确的国策必须既有远见又符合实际情况。 张之洞等人提出和坚持自己的主战路线自有其合理的根据。越南本是中国的藩属，在这古老的体系内中越关系良好，自非残暴的法越殖民地统治可比，为之一战不是十分有理吗?冯子材在镇南关、谅山捷报频传，又为什么要议和、停战、撤军呢?而其失误在于对全局的实际情况缺乏透彻的了解。他们不了解，冯子材等在越北的局部性胜利没有改变敌强我弱的全局，中国能否依靠自己的军力夺回台、澎失地固然有待证实，而要从越南全境驱逐法国侵略军则显然无望。面对如斯局面，主和不是更加合理吗?更进一步说，在当时的世界大格局中，中国和越南都正在经历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蜕变的熬煎，自顾不暇的中国与其背着越南这个沉重的历史包袱，毋宁集中精力治理内部。因此，主和虽然招致当时乃至后世的訾骂，却是壮士断臂棗不得已的明智选择。战争结束后两年，著名的思想家何启、胡礼垣便指出：中国在这次事件中“力难自顾，而又兼欲顾人。”何启、胡礼垣：《曾论书后》，《胡翼南全集》卷三第20页。真是一语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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