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再羅嗦幾句。張之洞所以有此失誤，在於他處理內政、外交的實際經驗不足。正如譚嗣同說過的那樣，對于洋務“歷觀近代名公，其初皆未必了了。更事既多，識力乃卓。”了解比較透徹的“皆由親身閱歷而得。”譚嗣同：《報貝元徵》，《譚嗣同全集》第228頁。張之洞本乃清流派健將，前期扮演的是言官、學官一類角色，1881年起方出任封疆大吏，沒多久便遇上越南問題。按他的文化背景和經歷，說些不那麼切合實際的高言讜論又有什麼奇怪呢?分析晚清歷史人物時不應忘記，他們通常都是經驗型的人物，本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產兒，對世界現狀的了解是在“親身閱歷”中逐步增進的。這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融中值得重視的現象。

友：說了半天，你光說張之洞的不是，張之洞錯了不等於李鴻章正確。

袁：張之洞也不是全錯。最高決策人不是他，他不過是一種傾向的代表。同時，腳踏實地，赤誠為國，任何時候都是應該嘉許的。李鴻章與張之洞也不是處處對着幹，在這個事件中，他們的有些主張是相同的，但在一些基本點上卻大相徑庭，知張之洞之非，就不難了解李鴻章之是。

李鴻章在越南事件中主張的要點是什麼?

第一，從越南脫身，開放通商。

越南形勢如何?中國的目標應該是什麼?他曾在一封信中清楚地表明自己的見解：“法之圖越已數十年，中朝向置不問。至上半年，形象大著，始與力爭，其何能及!”“越王老悖無後，無可久存之理。河內以南斷非我力所能圖存。將來能照實議劃存北圻近邊一帶，已為幸事。滇商不得不通，究之通商非病，通商而辦理不得人，則禍機潛伏也。”李鴻章：《復張蕢齊副憲》(光緒九年五月二十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二十第43頁。這是他的總的指導思想。在當時也是最為清醒的認識。他的話包含三層意思：

首先，越南內外狀況決定了中國要繼續把它作為自己的藩屬已經不可能。這是由越南統治者的腐敗，法國侵略勢力的強大和中國自身貧弱而內外政策缺乏遠見所決定的。

其次，中國力所能及的現實目標僅是控制越北部分地區。這也是法國原駐華公使賓海曾與李鴻章達成的共識。

再次，應該同意法國提出的通商要求。通商的利或病全在人為。

在他看來，“此事總須參酌時勢大局而後定議，未可徒逞氣矜之隆。”李鴻章：《復張蕢齊署副憲》(光緒九年正月初七)，同上第38頁。也就是說，處理此等大事必須冷靜地從實際出發。這是他能保持上述清醒認識的重要原因。而張之洞等主戰派則更多地從固有的理念出發，堅持反對侵略維護正義的立場，卻對客觀的可能性考慮不夠。

第二，慎重處理和戰。

在衝突初起之際，他便向朝廷提出：“臣維中外交涉，每舉一事，動關全局，是以謀畫之始，斷不可輕於言戰；而敗挫之後，又不宜輕於言和。”李鴻章：《妥籌邊計摺》(光緒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八第19頁。這是他不同於主戰派的又一重要指導思想。

根據這個指導思想，起初，他力圖控制衝突的規模。他贊成曾紀澤的建議：“但請邊軍混入越兵暗助……若號召大軍聲罪致討，顯露開釁之象，亦非朝廷本意。”李鴻章：《復左相》(光緒九年五月初四日)，《全集·朋僚函稿》卷二十第41頁。這就使衝突在一定時期內成為邊境事件而非中法兩國的大規模戰爭。

這個指導思想的核心是：“與敵持久，以待機會。”同李鴻章：《妥籌邊計摺》(光緒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全集·奏稿》卷四十八第19頁。也就是爭取適當時機，考慮實際情況，締結較為有利或損失較小的條約。光緒十年(1884)四月間他主持談判締結的中法簡明條約就是這些思想的體現。這個條約從簽訂之日起直至現在招致不少詬罵。但只要冷靜地想一想，它不過是承認了法國實際已控制了越南的現實，沒有喪失更多的權利。在當時情況下有沒有更好的選擇呢?歷史已經證明，這是難於實現的愛國情懷。迄今仍有人相信，一年後所訂中法新約基本上是簡約的翻版，原因在於李鴻章出賣國家利益。這個結論未免過於輕率。且不說這個新約是清廷通過赫德、金登干在巴黎已同法國談妥，李鴻章在天津同法國公使的談判只是條文的最後敲定；最基本的事實在于越南不是在談判桌上丟掉的，而是法國侵略者已經苦心經營二十多年，根據當時的力量對比，中國既無力幫助越南驅逐侵略者成為現代的獨立國家，也無法維護自己的宗主國地位。要是把越南說成是由於李鴻章缺少愛國反帝的精神而輕易讓給別人，可同歷史的真實距離太遠。

根據慎重和戰的思想，他主張信守條約。這是歷史經驗的總結。在簡約訂立後，他認為不應因枝節問題而重開戰火。不幸，因北圻中國軍隊撤退的時候問題未能妥善處理而導致再度決裂。李鴻章對此是不滿的。他說：“法事變局，實出意外。初訂簡約，因彼慨免軍費，乘機速定……後異議蜂起，當軸搖惑……迨彼兵逼近，復請照約調回，仍不准行……中外交涉四十餘年，仍蹈道咸朝令夕更覆轍。”李鴻章：《復周筱棠京兆》(光緒十年六月初九日)，《全集·朋僚函稿》卷二十第55頁。他作為重要當事人對朝廷的決策的責備是值得重視的。又經過近十個月的戰爭，戰火仍以中國承認簡約而止息。而張之洞等繼續反對停火撤兵，但創鉅痛深的清廷已不再游移，和議終於得以實現。

第三，增軍繕備，加強防禦。

切莫以為李鴻章在越南問題上一味低聲下氣，卑躬屈膝。他沒有忘記實力是和平的後盾。在這一方面，他與張之洞、左宗棠等人並無分歧。具體說來，他所採取的措施有：

從煙臺到旅順北洋直接管轄地區水陸兩軍均作了周密部署。

在給滇桂兩省增派兵力的同時，立即調撥一批槍炮彈藥給桂軍。整個戰爭期間又一再籌劃增購和調撥軍火。台灣被困，日用軍餉無以為繼，他也馬上設法接濟。

建議統一領導，前線作戰由雲貴總督岑毓英負責，軍械則責成兩廣總督張樹聲轉運分撥。而他自己則眼觀各方，聯絡上下左右，為協助朝廷駕御全局處理有關軍事和外交問題盡心盡力。故被稱為“越事樞紐全在鈞處。”《譯署來電》(光緒十年四月初七日)，《李鴻章全集》電稿一第125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對轉折關頭的一些重大危險及時發出了警報。例如簡約簽訂後風波再起，法方準備占地為質，他曾一再提醒朝廷並建議採取補救措施。法艦駛離上海又電告當局：“若北來，津防尚可勉支，南駛則台北、福州尤可危。劉省三於昨午後由滬赴台，倉卒禦敵，更無把握。”李鴻章：《寄譯署》光緒十年閏五月二十三日)，同上第165頁。這是在法艦炮轟基隆前二十多天發出的警報，而離他們襲擊馬江船廠及水師更達四十天之久。馬江之戰爆發於光緒十年(1884)七月初三，而早在六月初十，李氏已分别致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和會辦福建海疆事務、管理福州船廠的張佩綸，指出：“滬議無成，難保不即動兵，探確敵情，以馬尾以上水淺，兵船難進，不遽攻奪省城，若與接戰，即燒船廠，擄兵輪。我自度兵輪不敵，莫如全調他往，騰出一座空廠，彼即暫據，事定仍必原物交還，否則一經轟毀，從此海防根本埽盡，力難興復。”李鴻章：《寄譯署》(光緒十年六月初十日)，同上第195頁。這是非常重要而又切實易行的建議。兩天后，朝廷接受了這個建議，指示張佩綸等人：“事急莫若騰空船廠，撤全軍，以顧省城根本重地為第一義。”《譯署寄張會辦等》(光緒十年六月十二日)，同上第199頁。不幸，張氏等置若罔聞，終至損軍辱國。

總之，李鴻章考慮的是在持久的角逐中令“彼氣衰餉耗，自願轉圜。”李鴻章：《妥籌邊計摺》(光緒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八第19頁。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以實力求和平的政策。從總體上看，不失為比較明智的主張。有些史家以李氏在談判過程中提議賠償法方50萬兩作為他妥協投降的證據，也未免牽強。出50萬令戰火早熄，避免閩台挫敗與清廷不惜戰火擴大以維護尊嚴的政策孰是孰非，利害大小，至今仍屬可以討論的政策選擇問題。即使李氏主張毫無可取，亦是局部性的失誤。

友：不能說你的意見沒有一點道理，但我總感到有點彆扭。一大片土地成了別人的殖民地不是罪過，而馮子材、劉永福這樣的抗敵英雄實行的卻是錯誤主張!

袁：不能把馮子材、劉永福和他領導下的抗法英雄業績說成是錯誤。他們不是戰略決策人，和戰進退都不取決於他們，而他們痛殲侵略軍既伸張了正義，也是和平的最好保障。正如李鴻章反覆說過的那樣，法國侵略者“所欲甚奢”，李鴻章：《妥籌北洋防務摺》(光緒九年十二月初七日)，同上卷四十八第33頁。如果沒有馮子材領導的部隊和黑旗軍的勝利，戰爭結局大不一樣，最少要被勒索一大筆賠款。

不過，你感到彆扭卻說明有些問題還應該多嘮叨幾句。

問題在於：如何以理性的態度去看待過去的藩屬?

丟失一大片土地當然不是好事。但前面已經說過，這是當時中國無力自救救人的必然結果。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之一是以史為鑑。為此應該正確地總結歷史經驗。歷史應該教會我們的人民在處理重大的國際國內問題的時候一定要審時度勢，在各種複雜情況下最好地維護本國人民的利益和推動社會前進。在今天，任何國家的領導人面對外國的侵略和威脅如果只懂得硬拼，我們在讚頌其愛國熱忱的同時，必將為其幼稚或僵化搖頭嘆息。分析19世紀中國的史事，我們也沒有什麼理由只能謳歌反抗，而把一切妥協和退讓視作出賣國家利益的大逆不道之舉。不必要的或危及人民根本利益的妥協、退讓當然應該譴責，但一部好的史書不能引導人們走向極端。

以中國的藩屬問題來說，這是中世紀歷史的產物。時至19世紀已經到了非變不可的境地。要是中國能同他們攜手共臻於現代文明之域，自然十分愜意。但當歷史形成“大難臨頭各自飛”的局面之際，能把中國主張退讓以自救的政治家說成是賣國、投降嗎?是不是中國應當為每一個被欺凌和侵略的藩屬都同侵略者火拼一番才叫愛國呢?我看過的歷史著作，都異口同聲讚譽左宗棠為愛國名將。但在收復新疆後不久，他卻在一封信中寫道：“洋務如常，惟日本阻貢，並欲郡縣琉球，又煩唇舌。實則琉球貧弱，其有無本無足重輕，似可置之不論耳。”左宗棠：《致譚鍾麟》(光緒五年四月初九日)，《左宗棠未刊書牘》154-155頁。嶽麓書社1989年。此老竟也主張放棄藩屬。我想，史家們大概也會贊同：這是明智的選擇，而不是可恥的叛賣，越南問題雖然複雜一些，但理無二致，李鴻章恐怕也不應受到不公正的責備。

在朝鮮陷入泥潭的原因

友：想不到你小子倒有些辯才。但且慢高興，甲午之戰可無論怎麼說李鴻章也難辭其咎。

袁：我只是追求歷史真實，沒有受李氏後人委託為其祖先辯護。我也認為甲午戰爭中國失敗，李鴻章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寫歷史總應該是其是，非其非，才能真正有益於人心世道。

友：那麼，究竟他有哪些罪責或錯誤?

袁：頭一個錯誤是沒能防止中國陷入朝鮮這個泥潭。中外論述甲午中日戰爭的論著汗牛充棟，但這個問題似乎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

19世紀下半葉的朝鮮內外矛盾錯綜複雜。它原是中國的屬國，但日、俄、英都虎視眈眈，處心積慮從衰老的中國手中攫取這塊肥肉。而朝鮮內部也四分五裂，國王、閔妃及其爪牙是當權的；還有國王之父曾任攝政王的大院君李□應一派，以金玉均為首領的開化黨，他們是冀圖仿效日本明治維新的；此外，東學黨則以“廣濟眾生”、“盡滅權貴”、“逐滅洋倭”相號召，是在下層民眾中有廣泛追隨者的政治性的宗教團體。這些內外力量互相縱橫捭闔。

日本的目標很明確，第一步以支持朝鮮獨立和改革為名，使它擺脫中國的控制，落入自己的勢力範圍。第二步則消滅這個國家。英、俄是能吞則吞，不然也要分一杯羹。

在這樣的形勢下，中國有多種對策可供選擇：

其一，督促和推動他們的當權者改革、開放，逐步發展成為現代化的獨立國家。這是對朝鮮、中國和東亞地區的和平發展都極為有利的方案。

當時，朝鮮國王有獨立的願望，“時以三千里山河臣服於華為恥，群小因而附和。”《袁道來電》(光緒十二年七月初七日)，《李文忠公全集·海軍函稿》卷二第6頁。可是，志大才疏德弱。用李鴻章的話來說是：“王素荏弱。首鼠游移。”在朝鮮人看來，他統治下“國政日非，賄賂恣行，差除官職均是閔門親戚與有財之人，使百姓置於塗炭之中……稅入盡翰於私用，內以國財罄竭，外以眾心大浮，……是小國之不危，未之聞也。”《李鳴善密信》(光緒十一年六月十七日)，《李文忠公全集·譯署函稿》卷十七第45頁。主弱政穢，守成尚且難言，革新更不知從何談起!而中國又比他們高明多少，有無引導屬邦走上富強、獨立和現代化的胸懷和能耐，也不待蓍龜!

其二，支持朝鮮內部的革新或比較清廉的勢力，取代現有的執政者，推動這個國家逐步成為現代化的獨立國家。

清廷確實考慮過更換朝鮮統治者。李鴻章、袁世凱都有過這樣的建議：“連接袁世凱密電，言朝鮮奸黨私送信於俄使韋貝，請俄保護……恐非誅亂黨、廢國君無以挽回局勢……如果李□應有誅亂黨之力，即屬其一面正名誅除群小，一面電報北洋，由鴻章相機酌辦。”李鴻章：《籌朝鮮私叛》(光緒十二年七月十二日)，《李文忠公全集·海軍函稿》卷二第3-4頁。但這個主意沒有實行。一方面是李□應不願扮演這樣的角色；另一方面清廷對由此可能引起的社會運盪不無顧忌。最後僅由國王作出無法自圓其說的解釋不了了之。

其三，嚴格遵守不干涉內政的原則，靜觀其內部自行變化，逐步擺脫這個歷史包袱。在自顧不暇的情況下，這未嘗不是不得已求其次的選擇。

李鴻章似乎也曾動過這樣的腦筋：“目下時局艱難，須先自治而後治人。”李鴻章：《論俄日窺韓》(光緒十二年八月十八日)，同上卷第14頁。“第中國於屬邦用人行政向不與聞。”李鴻章：《論朝鮮國政》(光緒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李文忠公全集·譯署函稿》卷十七第27頁。這些話都透露了不干涉內政的意思。

可是，在實際行動中卻與此背道而馳。具體情況留待下面再說。

其四，改變體制，便之成為中國直接治理的一個地區。

朝鮮就有一些重要人物提過這樣的方案。李鴻章曾報告清廷：“昨朝王內戚閔泳翊來津面謁，謂朝京事勢不成體段(統)，請由中朝擇本邦藎臣有民望者，付之以政府之事。”李鴻章：《論朝鮮國政》(光緒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同上卷十七第27頁。大院君李□應更直截了當建議改為一個省，李鴻章不敢同意。李□應提出：“必請如元朝故事，欽派大臣前往監國，辦理行省，使王與妃不敢任意自行等語。查此議關係重大。元時屢派監國，事權不一，亂益滋紛。若廢朝王而改為行省，舉動太覺奇崛。況今日各國已與立約通商，俄日眈視其側，必乘間從旁攪擾，欲治反亂。”李鴻章：《籌議赦還李□應》(光緒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同上第42頁。道理說得非常清楚，這顯然是行不通的主意。

與此同時，日本也提出了類擬的建議，鼓勵中國直接控制朝鮮的內政、外交，但中國事先要同日本外務大臣井上馨“密議”、“斟酌”。日本駐華公使轉達的辦法包括：“李中堂與井上伯爵密議朝鮮外務，主意辦法既定之後，由李中堂飭令朝鮮照辦，務使其辦到。”“國王如有擢用重臣，無論如何必先與李中堂相商，再與井上伯爵斟酌。”中國駐朝大員與日本公使“遇有要事，互相商酌辦理”，《日本公使□本武揚鈔呈外務井上函》(光緒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同上第29、30頁。其用心非常明顯，目的在於把朝鮮變為兩國的共同保護國。

李鴻章受託直接處理朝鮮事務，他是怎麼幹的呢?

首先，他勸導朝鮮打開大門和整飭內部。

直至1874年，他仍以封閉的心態看待朝鮮。他說：“高麗國小而完，熏嚇不動，中國似未便勸令與法美通商。”李鴻章：《復沈幼丹節帥》(同治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四第11頁。但很快他的態度便起了變化。這一年日軍進攻台灣，翌年日軍艦侵入朝鮮及隨後訂立的《江華條約》，都促使李鴻章不能不重新考慮自己的態度。他諷諭朝鮮政府：“西洋英俄者國專務通商，地球從內幾無不到。茲日本既導先路，諸國或思步其後塵……此中操縱機括，諒老成謀國者必能措置咸宜也。”李鴻章：《答朝鮮相國李裕元書》丙子(1876年)，李國傑編《李文忠公遺集》卷五第14頁。此後又曾多次提出類似的建議。

他還給朝鮮國王提出忠告：“自來物腐蟲生，人必自侮而後人侮，國必自伐而後人伐，左右嬖□之徒不可與共政，豪疆兼併之國不可與圖存。”李鴻章：《復朝鮮國王》(光緒十一年六月初五日)，《李文忠公全集·譯署函稿》卷十七第34頁。督促他認真整頓內政。不過，這些忠告不外整軍經武、任賢用能等古方正藥，亦未觸及根本。

其次，勸導他們用以敵制敵之策，處理同各國的關係。

朝鮮是俄日英中的角逐場。如何處理這些複雜的關係，特別是怎樣善待日、俄兩大近鄰?或聯日抗俄，或聯俄制日，李鴻章的主意時有變化，但根本的指導思想仍是傳統智慧：“以夷制夷”。70年代，他便對朝鮮政府說：“為今之計，似宜用以敵制敵之策，次第與泰西各國立約，藉以牽制日本。”“蓋各國互峙爭雄，而公法行乎其間……歐洲之比利時、丹馬皆極小之國，自與各國立約，遂無敢妄肆侵陵者……若貴國先與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牽制日本，並可杜俄人之窺同。”李鴻章：《三答朝鮮相國李裕元書》己卯(1879年)，《李文忠公遺集》卷五第18、19頁。以後，這個指導思想一直未變。

再次，他選擇了直接控制朝鮮外交和內政的方針。

這是從1885年開始的。他在給韓王的信中說：“袁守忠亮明敏……殿下欲留為將伯之助，鴻章已據情奏聞，奉旨令駐紮漢城，襄助一切。以後貴國內治外交緊要事宜，望隨時開誠布公與之商榷，必於大局有裨。”李鴻章：《復朝鮮國王》(光緒十一年十月初二日)，《李文忠公全集·譯署函稿》卷十八第5頁。從此袁世凱實際上成了中國派駐朝鮮的監國。正是在這一年五月間，日本一再慫恿中國這樣干，但事事要先同他們商量。李鴻章沒有答應日本的條件，而在實際運作中改變中國對外藩的管理體制，直接介入了朝鮮國務的管理。這樣一來就觸發和加深了一些重大矛盾。

一是中國同朝鮮統治者的矛盾。

日本的武力侵擾和中國的鼓勵，促使朝鮮逐步打開大門，但在對外交往中，朝鮮的獨立傾向日益加強，這同李鴻章執行的加強控制的方針正相反對，從而導致引起雙方不快的許多摩擦。李鴻章向朝廷的報告中，韓王“儼欲自主”、“陰謀自主”的字樣不絕於書。朝鮮則一再要求更換駐朝的袁世凱，實際是反對他推行的干預政策。其駐中國的官員甚至當面對李鴻章說：“敞邦者介在東隅羅麗之間，夷俗倔強，風雨晦暝，唐宗、元祖猶未能得志。”而要求“許存主權，靡有故尋苛刻”，拒不執行“有欠於自主之義”的指示。李鴻章：《與朝鮮駐津陪臣金明圭問答節略》(光緒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同上卷十九第53、54頁。對於衰敗中的上國傅相李鴻章說來，這些話是十分刺耳的。

同時，這個矛盾也在經濟上給清政府帶來難於承受的負擔。朝鮮是個貧窮的小國，打開國門後要求練新軍、架電線、鋪鐵路，而國王屯同大部分專制統治者一樣有享受世間一切的欲望，經常入不敷出。於是，他們一再“自主”向外借款。至1889年除欠招商局20萬兩外，共欠洋債50餘萬兩，《赫總稅司面遞節略》，同上第37頁。且還“欲中朝籌貸百數十萬”。李鴻章：《論朝鮮借款》(光緒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同上第32頁。在清代統治者看來，朝鮮向外特別是向外國官方借貸，損害了中國的宗主權，而要由自己滿足他們的要求又力不從心。李鴻章說：“朝鮮歷年欠貸日本英德美各商款不少，今照會各國，以後不准私貸，即令各國遵允，而從前所借各債勢必紛紛向中國索償，而韓王用度不節，他無可貸，將來必仍向中朝籲求通挪，屆時恐無以應。”李鴻章：《論朝鮮借款》(光緒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同上第31頁。這就是清廷進退維谷的窘態。出於政治上維護宗主權的考慮，清廷還是向各國發出了不准朝鮮私貸的照會，而寧可自己挖肉補瘡，包括挪用出使經費，多次給予朝鮮貸款。

二是把中國推向同朝鮮反國王勢力對立的狀態。

朝鮮反國王的勢力情況非常複雜，有的只是不滿朝政腐敗；有的則是急於要求維新，有的則對官吏的貪瀆和外敵的欺凌極為憤懣。他們中有的已伸手與中國聯絡。如果中國操縱得宜，而又對其內政持比較超脫的態度，退則不給中國惹禍，進則有可能引導他們緩解國內矛盾，同各種可以合作的力量攜手推動改革，促使朝鮮向現代社會蛻變。

不幸，中國雖然對韓王不滿，卻熱衷於介入朝鮮內爭，維護現有的統治秩序，不但於朝鮮無裨，且使自己一步步陷入泥潭。1882、1884、1894三次出兵，鎮壓大院君、開化黨和東學黨。頭兩次救了國王，與反對國王的政治勢力為敵。最後一次是全國性的民眾暴亂，清政府出兵，卻連中國也搭上去了!

三是加速了中日矛盾的激化。

日本侵略朝鮮和中國，乃是明治維新後其政治、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是任何人都改變不了的。從中國利益出發去總結歷史經驗，可以作另外一些設想。

比如，最直接的矛盾發生於日本和朝鮮之間，中國如不急於直接介入，朝鮮有沒有可能成為中日之間的緩衝物，令中日之戰推遲若干年月呢?

又如，俄國也對朝鮮虎視眈眈，1884年韓王曾乞救俄國保護，如果中國不嚴加制止，真正讓日俄互相牽制，是不是對中國更為有利呢?

1885年德國駐朝鮮代理公使曾向清廷建議：“朝鮮為清國後庭，亦即與俄日之邊界毗連，勢不相容，必至爭攘，雖千萬人駐防於朝鮮何所益。愚以為照泰西成法，而清俄日互相立約永保朝鮮，設或異日他國攻伐，不得借道於朝鮮國。”《駐朝鮮德國署使條議》(光緒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到)，同上卷十六第43頁。日本已表示同意，俄國更不成問題。對中國說來，這是一個重大的退讓，但根據當時的力量對比，中國後來的損失卻可能小得多。可惜，清政府一口拒絕了這個建議。

說了半天，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清政府在朝鮮選擇了下策，李鴻章於此有不可推卸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