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我聽來產生一個新的疑問：為什麼力主退出越南的李鴻章，在同一時間卻不願在朝鮮鬆手?

袁：這是個饒有興趣的問題，值得人們深思。我想，令李鴻章不能通達時變，作出更高明決策的因素有這麼幾個：

一是地理因素。用時下的話是地緣政治。在他看來，朝鮮不但“為我東三省屏蔽，奚啻唇齒相依”，且與中國畿輔“疆宇相望”，李鴻章：《三答朝鮮相國李裕元書》、《答朝鮮相國李裕元書》，《李文忠遺集》卷五第20、14頁。如它能“自固藩籬，則奉吉東直皆得屏蔽之益”。李鴻章：《論維持朝鮮》(光緒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李文忠公全集·譯署函稿》卷十一第43頁。這同越南主要與邊遠的滇、桂接壤情況迥異。畿輔拱衛統治中心，東三省則是所謂龍興之地，都是北洋所轄的直接防衛地區。這恐怕是李鴻章不敢考慮從朝鮮脫身的最重要原因。

二是外來侵略者在兩地所居地位不同。法國實際上已占領越南大部分地區，那不過是一塊雞肋。而日本則尚未直接占領朝鮮領土，且時以維護朝鮮領土完整和國家獨立相標榜。保存朝鮮似乎仍未到無望的地步。

三是以夷制夷思想的羈絆。不能說李鴻章對朝鮮面臨的危險毫無警覺。他曾一再感嘆：“韓政暗弱，與越緬等，尤東方根本之患。”“朝鮮政昏民弱，俄日眈視其旁，危如累卵，尤為根本切近之憂。”李鴻章：《復丁稚璜宮保》(光緒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同上。但他幻想俄國能夠牽制日本：“韓雖可慮，有俄在旁，日斷不遽生心。”李鴻章：《論俄日窺韓》(光緒十二年八月十八日)，《李文忠公全集·海軍奏稿》卷二第14頁。甲午戰爭爆發，幻想破滅，他忍不住面斥俄國公使：“從前拉署使德仁暨貴大臣巴參贊屢次來稱：俄國斷不許他國占踞朝鮮土地，現日已盡據韓地，俄人袖手旁觀，是從前所說盡屬誑我之虛談。”李鴻章：《與俄國喀使問答節略》(光緒二十年九月十四日)，《李文忠公全集·譯署函稿》卷二十第55頁。這為時已晚的醒悟，也證明了以夷制夷的思想在他考慮朝鮮問題時占有非同一般的份量。

四是維護固有的名分綱紀。觀察李鴻章及其他清代大員，不能忘記他們都是中世紀意識形態薰陶下成長的。在越南，他們願意捨棄一切，費盡力氣要求保留的僅是一個“屬邦”的名義，以此求得不傷“體面”的心理滿足。李鴻章曾對朝鮮官員大動肝火，原因是對方“乃在中朝交涉亦儼然以自主，大放厥詞，是置中東數百年名分綱紀於度外矣，可乎哉!”李鴻章：《與朝鮮駐津陪臣金明圭問答節略》(光緒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李文忠公全集·譯署函稿》卷十九第53頁。同時，維護固有的名分綱紀，已經成為當時中國社會群體的文化心理，如果李鴻章冀圖從朝鮮脫身，必然飽受輿論譴責，何況他自己就難於衝破傳統心理的禁錮。為什麼1882、1884年要兩次派兵入朝，不惜卷進旋渦?李鴻章的答覆是：“天朝恪守舊章已二百餘載，壬午、甲申之變全力相赴、未始言勞，名分所在，義不得不爾也!”李鴻章：《致朝鮮國王》(光緒十二年九月初三日)，同上卷十八第47頁。這就是他在朝鮮問題上的文化心理。

總之，李鴻章在朝鮮問題上的抉擇，既有現實政治軍事利益的考慮。又有以夷制夷、維護名分等傳統文化背景。要擺脫這些因素的制約，必須有深悉世界大勢，全局在胸的雄才大略，才能以退為進，引導朝野上下集中精力於系統改造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的偉大事業。李鴻章不是這樣的英才，其他人更等而下之。說得更徹底一些，甲午戰爭以前，中國仍缺乏產生這樣能扭轉乾坤的歷史人物的沃土。沒有適宜的社會條件，英雄是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的。於是，中國陷入朝鮮這個泥潭無法自拔。李鴻章也從自己事業的巔峰掉入山谷。��

四．“避戰求和”的是非與實質

友：朝鮮這個泥潭實際是日本處心積慮設置的陷阱。最積極鼓勵清政府派兵鎮壓東學黨的就是日本。當事後諸葛亮，清政府當時如能實行從朝鮮脫身的政策。自然是上着。可是，仗打起來了，無論海上、陸上清兵一觸即潰，執掌北洋防務幾十年的李鴻章難道沒有責任?何況北洋水師是他一手組建和管理的。

袁：這是近百年來爭論不休的老問題。戰爭尚未結束，已經彈章爭上，李鴻章成了眾矢之的。但也有一批人挺身而出用各種形式為李氏辯護。我想，清軍在甲午戰爭中一敗塗地，李鴻章當然要負很大的責任。可是，滿足於譴責某一個人，後人就無法獲得應有的教益。從總體上看，甲午戰爭的研究也早已超過這個停留於表面的水平。海內外的史家已把這次戰爭的勝負同兩國的社會狀況、文化背景以及各自選擇的現代化道路聯結起來討論。

友：不過，有些具體問題也應弄清，才能分清是非。

袁：一些老掉牙的問題談得不那麼膩味可不容易。勉為其難試一試，不妨把大題目分解為一些小問題，交換交換意見。

友：有的史家認為這一仗所以打敗，首先敗在李鴻章的避戰求和。如果按照帝黨積極備戰的方針辦，情況就會大不相同。

袁：這是戰略決策問題。在這次戰爭中，李鴻章是清政府的主要軍事統帥，也是決策層中唯一有實戰經驗的人物。當時，光緒帝二十三四歲，長在深宮，不知戰爭為何物。他的主要助手，從帝師翁同騄到軍機處、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各大臣，絕大多數是文官，唯一的武將是步軍統領榮祿，也沒有打過仗。可是，李鴻章在這次戰爭中卻“著著落後”，盡失當年指揮淮軍同太平天國和捻軍作戰時那股英姿勃發的生氣。這不能只歸咎於年過七旬，生理老化；更主要的原因應在三十年的高官厚祿和宦海風雲中去尋找。

對李鴻章軍事決策的指責集中於兩點：一是海上“避戰保船”；陸上則是日軍大舉入侵朝鮮之際沒有集中重兵支援朝鮮。而潛台詞是李鴻章的政治思想棗妥協投降路線貽誤了這次戰爭。

老弟知道，我沒當過兵，打過仗，不懂軍事，連紙上談兵的資格也不夠。所以，對於專門的軍事問題，實在不敢置一詞。但這些指責都帶政治性，不妨斗膽評點幾句。

人們都承認，在這次戰爭中，無論是艦艇的數量、質量、裝備水平和人員素質，日本海軍均比北洋水師強。在豐島海戰中，後者又受到重創。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硬拼無疑是錯誤的。明智的選擇是保存實力，伺機戰鬥。當時，李鴻章和丁汝昌的各項具體決定是否妥當，應該讓對軍事素有研究的專家去評說，我只想說明一點：“保船制敵”之計，是李氏根據敵我力量對比制定、並得到“一意主戰”的皇帝及軍機大臣們同意的。

請聽李鴻章是怎樣說的：“詳考各國判行海軍冊籍，內載日本新舊快船推為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緒十五年後分年購造，最快者每點鐘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船訂購在先……僅每點鐘行十五至十八海里，已為極速……近年部議停購船械，自光緒十四年後我軍未添一船……惟不必定與拼擊，但令游弋渤海內外，作猛虎在山之勢，倭尚畏我鐵艦，不敢輕於爭鋒。不特北洋門戶恃以無虞，且威海、仁川一水相望，令彼時有防我海軍渡襲其陸兵後路之虞……用兵之道，貴於知己知彼，舍短用長，此臣所為兢焉以保船制敵為要，不敢輕於一擲以求諒於局外者也。”《李鴻章復奏海軍提督確難更易緣由摺》(光緒二十年七月二十九日)，《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中日戰爭》(三)第72-73頁。兩天后，軍機處轉達“上諭”，肯定李鴻章“為保船制敵之計，不敢輕於一擲”的意見，“密籌海軍彼此情形戰守得失，詳晰覆奏，自系實在情形。”《軍機處寄北洋大臣李鴻章上諭》(光緒二十年八月初一日)，同上第78-79頁。我想，不管“保船制敵”的方針是否正確，都同所謂戰與降兩條路線之爭，或李鴻章冀圖保存實力以自固的惡劣品德無關。反之，當“謗書盈篋”之際，李鴻章這個奏摺為國籌謀的若衷仍溢於言表。這樣說恐怕並不過分。

再看看集中重兵支援駐朝清兵的問題。

清兵是甲午五月初一出發援朝的，初五第一批援軍抵朝鮮牙山；初七，第一批日軍進駐漢城。從初九開始，中日雙方便商量共同撤兵問題。但蓄謀已久的日本，邊談判邊增兵，很快就超過10000人，遠遠多於僅2500人的清兵。

中國方面主張增兵的人不少。最早是駐日公使汪鳳藻五月十四日的電報：“察倭頗以我急欲撤兵，橫謀愈逞，其布置若備大敵，似宜厚集兵力，隱伐其謀，俟餘孽盡平，再與商撤，可復就範。”《北洋大臣來電一》(光緒二十年五月十五日到)，同上(二)第558頁。翌日，袁世凱也建議：“似應先調南北水師迅來嚴備，續備陸兵，一面電汪使商辦，並由總署酌請駐華各國使調處，或不至遽裂。”《北洋大臣來電一》(光緒二十年五月十六日到)，同上第559頁。李鴻章不同意他們的意見，明確地答覆：“倭性浮動，若我再整兵厚集，適啟其狡逞之謀，因擬必戰，殊非伐謀上計。”《北洋大臣來電一》(光緒二十年五月十五日到)，同上(二)第558頁。只答應：“添調數船往仁，聊助聲勢。”《北洋大臣來電一》(光緒二十年五月十六日到)，同上第559頁。並將雙方意見上報朝廷。清廷在看到這些報告後，指示李鴻章：“韓驚擾已甚，似宜電袁，喻以鎮靜。”《北洋大臣來電一》(光緒二十年五月十七日到)，同上第560頁。

清廷態度轉變，力主增兵，是五月二十二日的事，這一天一連兩次降旨給李鴻章：“派出兵練千五百名，是否足敷剿辦?如須厚集兵力，即著酌量添調，剋期續發。”《軍機處電寄李鴻章諭旨》(光緒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同上第568頁。據現在情形看去，口舌爭辯，已屬無濟於事。前李鴻章不欲多派兵隊，原慮釁自我開，難於收束。現倭已多兵赴漢，勢甚急迫。設脅議已成，權歸於彼，再圖挽救，更落後著。……著即妥籌辦法，迅速具奏。”《軍機處寄北洋大臣李鴻章上諭》(光緒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同上第568-569頁。在此以前，沒有足夠的材料可以證明雙方有重大的意見分歧。翁同騄在第二天的日記中有這麼一段記載：“朝旨屢飭李相添兵。僅以三千勇屯仁川、牙山一帶，遲徊不進。嘻，敗矣!”《翁文恭公日記》甲午五月二十三日，三十三冊第50頁。如“屢飭”指的是二十二日兩次“上諭”，情況屬實；如以此證明早就有非同小可的歧見，則過於牽強。在此以前，五月十九日，清廷曾電商李氏：“倭如添兵未已，我應否多撥以助聲勢，望審籌酌辦。”但同時又認為：“此時倭之不敢遽謀吞韓，亦人所共喻；而藉口駐兵，則恐不免。”《發北洋大臣電》(光緒二十年五月十九日)，《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中日戰爭》(二)第562-563頁。既然威脅不是那麼嚴重，增兵的緊迫性也就減弱了。

友：老兄可不要走到另一極端，抹煞雙方的分歧。

袁：我並不認為他們是和諧一致的。問題是要弄清真正的分歧在哪裡。

五月二十二日後，李鴻章沒有認真落實清政府的增兵意圖。他既沒有迅速調集北洋轄區內的部隊入朝，更沒有建議舉國動員，損失了二十天左右的時間，在戰爭中這可不是一件小事。他真正調兵入朝，已經是六月中旬的事了。六月十二日，“奉旨：……現在和商之議，迄無成說，恐大舉致討，即在指顧。”《軍機處電寄李鴻章諭旨》(光緒二十年六月十二日)，同上第611-612頁。十四日，李鴻章將進軍部署上報。當天，翁同騄等奉旨會同軍機處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各大臣詳細審議後的結論是：“所籌尚屬周密。”《翁同騄等復陳會議朝鮮之事摺》(光緒二十年六月十六日)，同上第626頁。隨後即按這個方案執行。要是李鴻章早點下決心，五月二十二日以後就可以這樣部署，這不是延誤了二十天嗎?

這次延誤確實反映了五月下旬以來李鴻章同光緒皇帝等人的意見分歧。為什麼李鴻章遲遲不贊成增兵?他在五月二十日說：“汪、袁皆請添撥重兵。鴻思倭兵分駐漢仁已占先著，我多兵逼處，易生事；遠扎，則兵多少等耳……我再多調，倭亦必添調，將作何收場耶?今但備而未發，續看事勢再定。”《北洋大臣來電一》(光緒二十年五月二十日到)，同上第563頁。也就是說，他希望和平了結這一爭端，避免矛盾激化。六月初十，葉志超來電提出：“此時速派大軍由北來……此上策也。否則，請派商輪三四隻來牙，將我軍撤回。……是為中策。若守此不動……久役露處，暑雨受病，殊為可慮。”李鴻章在給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電報中轉達了上述意見後立即表示：“鈞署現正與日商，未便遽添大軍，致生疑阻。上策似須緩辦。其中策……可否照辦，請速核示。”《北洋大臣來電三》(光緒二十年六月初十日到)，同上第602頁。已經決定增兵的清廷，自然不會採納這個建議。五月二十二日以後清廷雖不拒絕談判，但一再督促李氏備戰；而李氏雖然也曾提示部屬作好打仗準備，而強調的是鎮靜和談判。這就是雙方的分歧。現在看來，清政府五月末有個主張比較全面：“此事如能善了，自較用兵易於收束……此與籌備兩無關礙。”《發北洋大臣電》(光緒二十年五月二十九日)，同上第577頁。侵略者只考慮利害而不顧是非。實力和周密的準備是爭取和平解決爭端的必要條件。李鴻章雖然對包括籌集戰費在內的許多戰備工作作了部署，但對顯示實力為談判後盾的策略卻缺乏應有的理解。但這並不等於說清廷在這段時間的決策就完全正確。例如，他們一反初衷，不批准從朝鮮撤軍的建議，失去了防止中國滾入泥潭的最後一個機會，現在看來就很難說是明智之舉。而在這一點上李鴻章的建議卻更符合實際，如被採納，也許能大大減輕中國所受的損失。

我們不但要看到他們的分歧，而且要實事求是地分析這些分歧的實質。中國大陸有好些史家喜歡以愛國的帝黨同賣國或投降妥協的後黨的爭鬥作為詮釋這段歷史的基石。但像慈禧這樣一再誤國的歷史罪人，在這次戰爭中卻同光緒皇帝唱的是同一曲調。翁同騄留下同皇帝談話的記錄：“上意一力主戰，並傳懿旨亦主戰。”“又曰：“太后諭有不准示弱語。”《翁文恭公日記》甲午年六月十四日、十五日、三十三冊第58頁。至於有人進而鼓吹主戰等於愛國，主和就是賣國投降，便於分析複雜的歷史事件無補。有的史家早就提出質疑。章鳴九：《試論洋務思想家對和戰之爭的態度》，《天津社會科學》1987年第4期。李鴻章與光緒皇帝這一次的歧見，也不是什麼愛國與投資之爭，而只是策略或方法這爭。形成這些分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有兩點：

一是長期存在的理勢之爭的繼續。

鴉片戰爭以來，如何處理同列強的關係，一直有從理出發還是從勢即實際情況出發的不同主張。曾國藩就曾披露自己在兩種主張間掙扎的心靈痛苦。在甲午之戰中，光緒帝及其追隨者着重固有的理，一再強調原有的屬國地位不能改變，朝鮮內政不容干涉。這自然說得有理，如果前者還帶有中世紀印記的話，後者則是理直氣壯的現代國際關係原則。然而蠻橫無理的日本侵略者卻利用清廷靈活性不足的弱點，在有的問題上獲得人們的同情。比如，日本侵略軍賴在朝鮮的主要藉口是必須督促朝鮮改革其腐敗的內政，並為此提出了一個按照資本主義原則全面“自主”改革朝鮮政治、經濟、財政、司法、軍事和教育等等的方案。從清政府到朝鮮國王都義正辭嚴，堅持內政不容干涉，改革等問題要待日本撤軍後再說。光緒帝說：“不撤不講”，《翁文恭公日記》甲午六月十五日，三十三冊第58頁。朝鮮國王則對日本人曰：“俟議撤兵後再議。”李鴻章：《寄譯署》(光緒二十年五月二十三日)，《李鴻章全集》電稿(二)第728頁。可是，據駐在朝鮮的袁世凱報告：“日大隊陸續來漢，日間以自主革政告說，韓人頗炫惑，盼革政者尤多。……我以空口動韓，恐無濟，勢已未易挽回。日稱扶韓自主，不但韓王及群小樂聞，即各國亦多默許。”李鴻章：《寄譯署》(光緒二十年五月二十一日)，同上第721頁。這就使有理的中國顯得有些被動。其實，既堅持內政不容干涉的原則，又吸收對方意見的合理部分，主動改革內部的弊政以打破籍口，不是更加妥善嗎?至於一些大講“馭夷”之理，提出討伐日本本土等奏摺，多半是書生之見，限於時間，就不必多費口舌了。

李鴻章則考慮“勢”或實際情況較多。“北洋鐵快各艦堪備海戰者只有八艘。”，“歷考西洋海軍規制，但以船之新舊，炮之大小遲速分強弱。”北洋海軍無論數量質量，都比日本遜一籌。沿海陸軍“分布直東奉三省海口把守炮台合計二萬人”；此外“備畿輔游擊策應之師”二十營；以每營五百人計，兩項合共約三萬人。而“現在倭兵備調者實有五萬”。《李鴻章復陳海陸兵數摺》(光緒二十年六月初二日)，《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中日戰爭》(二)第583、584頁。作為一方統帥，在考慮戰和之機的時候，李鴻章自然不能不躊躇再三。

二是各受不同的傳統觀念羈絆較多。

慈禧和光緒皇帝主要的着眼點是維持上國“體制”。同在越南一樣，他們爭的是不要有損“體面”，其他都不必深究。他們堅持的原則是：“韓為中屬，本准自主；若但認自主，未認非屬，尚不相妨。”《發北洋大臣電》(光緒二十年六月初二日)，同上第581頁。不惜出動大兵，主要目的是保住“屬國”二字。為此，先是拒絕各國插手：“袁欲各國調處，似於中屬體制有損……未便照辦。”《發北洋大臣電一》(光緒二十年五月十七日)，同上第560頁。後來，他們雖也希望藉助他國力量，迫使日軍撤離朝鮮，但總是心存戒備。五月下旬，他們就提醒李鴻章：“俄使喀希呢留津商辦，究竟彼國有無助我收場之策，抑另有覬覦別謀?李鴻章當沈幾審察，勿致墮其術中，是為至要。”《軍機處寄北洋大臣李鴻章上諭》(光緒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同上第569頁。稍後，英國參與調解，他們又警告李鴻章：“倭人肇釁，挾制朝鮮，儻致勢難收束，中朝自應大張撻伐，不宜藉助他邦，致異日別生枝節。”《軍機處寄李鴻章諭旨》(光緒二十年六月初二日)，同上第581頁。至於“大張撻伐”的力量來自哪裡，他們考慮不多。能否順應歷史潮流，乾脆讓“屬邦”獨立自主?對他們說來更是聞所未聞的奇聞。

李鴻章對內外形勢了解較多。他考慮的是什麼呢?早在1880年，李鴻章就曾沉痛地指出：“中國誠能練兵防海，日圖自強，不獨朝鮮弱小未敢藐視，即歐西大國亦未嘗不敬而畏之。若不圖自強之策，終恐不能自立，亦何在乎屬邦之從違!”李鴻章：《論維持朝》(光緒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李文忠公全集·譯署函稿)卷十一第43頁。14年後，自強仍是遙遠的幻境，如何處理屬邦成了嚴峻的抉擇。他也冀圖維護固有體制，因而冒失地派兵入朝。但當察覺已陷入進退維谷的困境以後，他就比較清醒地考慮從那裡脫身之計了。因為考慮到自身力量的不足，在對待蠻橫的日本侵略者上，他把立足點放在以夷制夷的策略上。先是對俄國充滿幻想，一再表示：“現俄國出為調處，或漸就範。”李鴻章：《復劉公島丁軍門》(光緒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李鴻章全集》電稿(二)第727頁。“俄廷疊諭該使調處，必有收場。”李鴻章：《寄漢城袁道》(光緒二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同上第739頁。後來，他又建議英國政府“速令水師提督帶十餘鐵快艦徑赴橫濱……勒令撤兵。”在他看來“如英肯出力，以後添一會議，更可牽制俄，似為勝算。”李鴻章：《寄譯署》(光緒二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同上第740頁。在為衰老的清帝國顯赫一時的大員的幻想破滅苦笑之餘，我們也可以看到李鴻章同慈禧、光緒皇帝的差別所在。

2002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