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能吸引外国的科技人才，是因为有优厚的待遇。在美国，高科技人才的收入可以是在发展中国家 的几十倍，他们的收入包括美国公司普遍设有名目繁多的奖励项目，包括：奖金、利润分成、收益分成等。而且，美国拥有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退休金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再加上比较成熟的住房市场，可确保移民美国者生活无忧。这种安定的生活对许多科技移民都有很大的吸引力。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统计，约25%的外国留 学生学成后定居美国，被纳入美国国家人才库;在美国科学院的院士中，外来人士约占1/5;在美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1/3出生在国外。美国人才竞争激烈，但由于市场完善，人才供求的双方能够在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吸引、整合、推进之下，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进行双向选择，实现人才要素与其他要素的最佳组合，使各类人才总体朝着自身贡献最大增值的方向流动。

　　除了待遇，美国安定的生活秩序和公正的社会竞争环境是吸引外国科技人才的主要原因，而提供和保障这种秩序和环境的，则是美国基本的民主法治制度。必须看到，外国科技人才是这一制度的受益者，而未必是它的主要维持者。很多科技人士不过是经济移民，在政治上并不一定认同民主制度。

　　美国的人才培养，包括科技人才培养，是在美国的民主教育制度中实现的，并不仅仅依靠外来的人才输入。教育是社会的职能，学校是特殊环境。教育本质上是社会的职能，并不是学校固有的职能。在培养人才上，美国学校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功能：第一，提供一种“简易的基本的社会环境”;第二，把社会环境加以理想化，排除掉无价值的因素，以使它成为“改良行为的媒介”;第三，创造一个更全面、更好、更平衡(人人都有机会)的环境，以便青少年不受其狭隘环境的限制。

　　现实中的美国教育未必能做得很好，但是，学校培养的，被社会认可的人才，都不能脱离这三点去理解。这从美国中小学的公民教育，美国大学的招生标准(特别强调为社会服务的课外活动和领导能力)和人文教育(特别强调自由个体的独立思想和价值判断)就可以看出来。美国的文科人才(法律、新闻、传媒、文化、人文学科)也因此更具有鲜明的美国民主特色。

　　在美国，勤劳致富是“成功”的标志，美国人以前自以为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优者胜出”择优机制，这就是所谓的“美国梦”。但美国梦对许多美国人并不灵验，所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对“优者胜出”的实效性发生了怀疑。

　　“优者胜出”或者“胜出者必为优者”，这样看待个人才能与成功关系，便是“优者成功论”(meritocracy)。 在美国，“优者成功”不是一种制度，也不是一个现实，而是一种与“公正”有关的社会理念。许多有识之士对它保持一种虽不蔑视但却怀疑的态度，他们看到现实中许多非优秀者成功的事例，但却并不轻易放弃这个社会公正的理想。2004年美国出版了一本题为《优者成功的神话》的书，2009年又接着再版，便是这种态度的一个代表。

　　和在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在美国，最受瞩目的“成功”指标便是“有钱”，有钱的人总是想让别人相信，他们是因个人优秀才成为事业成功人士的。许多有钱人确实很有“才能”：聪明、能干、努力工作、吃苦耐劳。但是，他们的成功，真的全然是因为有才能，所以得到命运的特别奖励吗?有研究发现，聪明、能干(“高智商”)在事业成功中最多只起到10%的作用，而最努力工作、吃苦耐劳的恰恰是那些从事很低酬劳的工作者。如果考虑到“有钱”可以指“收入”和“财富”这两种不同情况，那么拥有财富的“有钱”便更少跟个人的“优秀才能”有直接关系。

　　在美国，关注才能和成功问题，成为一种旨在提升社会正义的价值探索：什么是一个好社会需要的优秀才能?社会应该如何认可优秀才能?如何不堵塞优秀才能的社会上升通道?如何辨认并遏制那些对社会道德有毒化作用的才能?关注人才问题，不是要找到某种成发财致富的“成功配方”，目前中国市面上流行的就是这种“成功配方”故事。关注人才问题，是为了看到，有什么样的群体,就有什么样的人才共识。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人才共识,也就有什么样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