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美国总统大选明年11月才举行，但现在两党就已摩拳擦掌，候选人跃跃欲试了。共和党的候选人当然是现任总统布什，而民主党迄今已有九人出来竞争。两党争的议题，和以往一样，还是在经济、外交和社会三个领域，其中福利是经济政策中的大项。在美国和欧洲，对福利的不同看法，是左派和右派的重要冲突之一。

刚来美国的时候，我曾十分赞叹美国的福利制度，对穷人能得到补助、孩子上公立学校免费还包两餐饭、穷人家的婴儿可以免费得到各种婴儿食品等等感叹不已，觉得这种平等应该是社会追求的目标。那个时候我对自由经济只有非常粗略的概念，而且几乎完全不懂得自由和资本主义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后来随着对美国社会的亲身体验、了解和阅读，才越来越明白，那种高税收、高福利、均贫富的思路，和共产党的集体主义完全是一种思维，一个轨道。

最早使我觉得这福利可能有点过头了，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当时有的哥大中国留学生领到的免费婴儿食品自己的孩子根本吃不完，居然拿出去卖了。我楼上的中国邻居嫁给了一个美国人，她没有领这种福利，就经常从那些卖食品的学生那儿买一些给自己的婴儿，因为比商店里的要便宜一点。这里且不谈福利获益者出售从政府免费得到的食品的道德问题，只说政府凭什么要免费提供这么丰厚的婴儿食品呢？人要是没有能力养育自己的孩子，就不应该不负责任地生育。

再后来感觉福利制度有问题是对购物者的观察。在商店买食品时，经常看到青年男女使用福利“食品卷”买成打的啤酒等。按规定，食品卷不可用来买酒，但那些小商店为赚钱就不顾规定。后来留心些更发现，这种现象相当普遍，身强力壮的青年男女使用食品卷的大有人在。有位领取福利的中国人告诉我，他一家三口每月可获得800多美元的房屋补助、300多美元的现金和食品卷、冬天还有暖气补助、电话也不必花钱等等。各项加起来，有一千多美元。而我看不出他们夫妻有什么可以不工作的理由。

还有一年我帮朋友到纽约郊外找房子，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被绿荫包围的幽静的、全都是两层楼的小公寓区。可惜我们到达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楼房管理人员下班了，没法进到房间里面看。这时遇到一位年轻女性，听说我们想看房子，就很热情地让我们看她的房子。这是一个三房一厅，全新的冰箱、炉具等，我们问她房租是多少，她说每月一千三百多块，但她不必自己付，政府补贴了，因为她是单亲母亲，有三个孩子。我们问她做什么工作，她说在一个超市做点半工。她如果收入太低，可以住差一些的房子嘛，凭什么政府要补贴她住条件这么好的房子呢？

再有一次在一个朋友聚会上，不知怎么谈起了我已经十多年没有见到父母了，很伤感。旁边一位和我母亲年龄差不多的女性说，“给你父母办移民来美国嘛，你看我，儿子一入籍就给我办了移民，现在我根本不需要儿子养，得到了政府补贴的便宜房，每月有几百块钱的补助和食品卷，还有老年医疗保险，比在中国强多了，我在国内还有退休金领呢。”我只是瞪大了眼睛，无话可说。这位没给美国政府纳过一分钱税的人，这么吃美国的福利，是不是对美国纳税人不公平呢？

如果政府自己能产生钱，那么上述福利无论再高多少，我都没意见。但问题是，政府自己不产生钱，这些福利项目的钱都是从中产阶级和富人那里税收得来的。对因残障、健康、年龄等因素而处于困境的人、以及有特殊困难的新移民等，提供一定的福利救济是必要的。但是这个福利既不应该额度很高，更不应该是长久的。因为长久吃福利一定把人吃成寄生虫。

福利越好，养的懒汉自然就越多。仅以纽约为例，在民主党籍的丁勤时（David Dinkins）当市长期间（1988-1992），700万人的纽约，有100多万人领取福利，平均每7人就有一个人吃福利，不劳动。这种现象说明，只要很容易获得福利，就有很多的人想当寄生虫，吃别人的纳税钱。

这种现象绝不仅是美国。瑞典是北欧实行福利社会主义的典型之一，《纽约时报》去年9月24日报道说，瑞典的43万雇员，一直有10％的人“生病”（政府付给25天的全额薪水），其中62％的人说，他们是装病，不愿去工作。瑞典人到医生那里开“病假条”非常容易，只要说声你不想上班就可以了。一个国家十分之一的劳动力不出工，可想而知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损害。

推崇自由主义价值的人们的一个共识是，必须尽量限制政府的权力，国家的功能应该仅限于于，对外，由军队保证国民不受外敌侵略；对内，由警察保证人身安全不受他人攻击、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害，由法庭解决刑事、民事纠纷等。其余事项应由社会和市场自行调解。对穷人主要应由慈善机构自愿提供救济，而不是由政府强行通过税收以劫富济贫的方式进行“二次分配。”

但事实是，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由于受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影响，美国以及西欧国家的政府角色都越来越扩大。以美国为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他的经典着作《资本主义和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最新版前言中指出，1956年时，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支出占国民总收入的26%，其中大部份用于国防，只有少部份（12%）用于非国防项目。但到了1982年，政府花销高达国民总收入的39%，而非国防支出则达到了31%。里根当选总统以后，把政府花销降下了一点；但到了2000年时仍达到36%，其中非国防花销，也就是主要用于社会福利的部份仍占30%。

由于高福利而导致的效率低下，是八十年代促使极力推崇小政府、充分市场经济的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分别在英美当选的重要原因。目前整个欧洲向右转（欧盟15国已有11国是右派执政）就是对这种高福利制度的某种修正。但只是“修正”而已，福利社会主义的理念并没有被真正扬弃，因为它是西方左派政党的立党之本，更是左派知识份子想通过“均贫富”实现“社会平等”的乌托邦理想的手段。加州准备10月份重选州长，就是由于左派州长戴维斯的高福利政策，已使这个“黄金之州”经济破产，预算赤字高达三百多亿美元，“高税收”导致民怨沸腾、“怒”声载道。

为什么高税收、高福利制度会带来灾难？

首先，左派政党的眼睛总盯在已经创造出来的财富上，永远强调分配要平等，富人拥有多少多少财富是不合理的，所以要狠狠地打他们的税，然后分给穷人。但是他们从来不强调创造财富的重要性，不创造财富，拿什么来分配？高额的税收、苛刻的雇用条件不仅使大企业步履艰难，尤其打击中小企业，给那些勤勤恳恳、艰辛创业的中产阶级套上一道越勒越紧的“税”索。企业没钱扩大再生产，失业率提高、消费降低，经济自然衰退。中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心脏，是这个社会产生活力的源泉，而高税收最严重摧残的就是这个心脏，最遏阻的就是这个中流砥柱。

其次，左派民主党“劫富济贫”的高调听起来很关心穷人、很占道德高地，但实际上这种做法对穷人是很不道德的，为什么？共和党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是，不要送鱼给人吃，要教人怎样打鱼，只有你自己会打鱼，才能一直有鱼吃。简单的例子，却包含了清楚的道理。穷人得到了高福利制度而送来的鱼，当然很高兴，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做法不仅使他们得依靠别人赖活着（因为福利金毕竟有限，不可能活得舒服、潇洒），更阻止了他们尽最大可能去挖掘、发挥自己的潜能。我上面提到的那位领救济金的中国人，在中国是个工程师，很聪明，来美国后迅速学会了装修电脑、装修房屋等技术。但他发现并获得了美国的福利之后，就再也不工作了，全家一直寒酸地、捉襟见肘地、萎糜不振地靠福利金对付着，太太也经常扔出几句要去找别人的话。我一直在想，如果没有这个福利制度，他早就朝气蓬勃地出去工作，发挥他头脑的聪明劲，有不错的收入，也该买了房子过像样的小日子了。这福利真是害了他。

7月20日《纽约时报》报道，自911事件之后，美国已接受了1000多名索马里难民。这些难民不仅不会英文，很多连他们自己国家的语言也不会写，不能看，是文盲。他们刚来美时，连怎么使用马桶、炉具等都不会。但在六个月内，就有一半以上的人找到了工作。刚来七个星期的四个难民，就在当地的小旅馆找到清扫工作，每小时6.75美元。一对带五个孩子的夫妇，刚到美国的第一天，就通过翻译说，他们最大的愿望是尽快找工作，虽然美国政府给他们四个月的生活费。同样是黑人，他们的精神状态和美国那些被福利制度惯坏了的所谓“非洲美国人”完全不同。

另外，我曾采访过来自中国的“金色冒险号”难民，别说英语，他们连中国话都说不明白，但这些既不懂语言、又没有身份的移民，来美国几个月后就开始往家里寄钱，几年后很多人都能自己买个餐馆，做起自己的生意。

相比之下，那些美国生、美国长，没有语言障碍，更有合法工作身份的美国人，却要靠福利赖活着的人，真是被惯坏了，被福利害苦了。人生在世一场，只有最大可能地挖掘出自己的潜能，才是真正像人一样地没白活一场。还有什么比遏阻人的潜能、纵容人的自我放弃、耸恿人不做人、而做寄生虫更不道德的呢？

第三，高税收、高福利的另一个不道德之处，是惩罚勤奋、惩罚智慧、惩罚那些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创造性的头脑。上周五在电视上看到一条消息，美国科学家发明了一种可以使盲人（包括先天性盲人）见到世界的机器：把一个小型摄像机装入人的眼球，然后用电线连到脑子里的视觉神经上，再通过计算机原理使摄像机看到的东西反映到人的大脑，于是盲人就可以见到天日了，这是多么神奇的发明！今天我们享受的这一切科学、医学、文化成就，都来自那些智慧的、勤奋创造的头脑，而绝不来自那些寄生的人。高税收就是勒索那些智慧的头脑，就是扼杀人类的发展，还有什么比这更不道德的吗？

所以，无论比尔．盖次个人的财富比全纽约穷人的财产加起来多多少，我都认为“智”有应得。